中国历代大儒 编者:舒大刚-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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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废退穷居
仕宦而至将相,衣锦而归故里,这是中国士大夫引以为荣的事情,也是中国士大夫为之焦思,为之落拓的揪心之事。可是,这对于王充来说,一件也没有。仕宦不显,进言不纳,不仅致君尧舜、出仕行义的理想无以实现,而且还常常因自己的清节自守,而惹得俗才奸人的“董条构陷”。上无以求通,下无以合俗,进无以兼济天下,退无以独善其身,是进亦不得,退亦不得,茫茫岁月,何以发遣?何以心安呢?中国士大夫自有其安身立命之所,即孔子所谓“君子求诸己”,反求于方寸之间,做到当下心安。当年孔子才博道大,天下莫容,于是斐然而生“归欤”之叹。王充亦志大才高,不用于世,徘徊之下,也不能不有“归休”之念了。章和二年,王充正式告老退休了:“章和二年,罢州家居。年届七十,时可悬舆。”(《自纪》)孔子说:“吾不仕故艺(多才多艺)。”《史记》亦载“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出仕不利,反而成就了孔子多才多艺的本领;不仕,故孔子有暇修诗书礼乐,教授生徒。王充亦然,《后汉书》说他“后返乡里,屏居教授”;充《自纪》曰“充仕数不耦,徒著书自娱”。致君尧舜,力行王道,固然是儒者的理想,但是“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著书“立言”以传后人,也是圣贤相提倡的事业。王充正是一步一趋地重践着当年孔老夫子的人生之路。
罢州家居,当然也常有“仕路隔绝,志穷无如”的失落感,也曾希望朝廷能征召他,“使处台阁之下,蹈班贾之迹”,对朝廷的事看得清,听得切,以便准确无误地、尽情尽意地歌功颂德,免得因身“在古荒流之地”,了解不透,说得不痛不痒(《须颂》)。机会终于来了,友人谢夷吾向朝廷举荐王充了!夷吾,会稽山阴人,与王充同郡,善风角占候,史称他能预测死期,《后汉书》入《方术传》。夷吾与王充操术不同,但却是很好的朋友。夷吾官至荆州刺史、钜鹿太守,官运也比王充亨通。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所在爱育人物,有善绩”。在王充罢州家居之年,谢夷吾向皇帝推举他说:“充之天才,非学所加,虽前世孟轲、孙卿,近汉扬雄、刘歆、司马迁,不能过也。”(李贤《后汉书注》引谢承《后汉书》)汉章帝特下诏书,令用公车(公家车骑)将王充征往京师。这是王充一生中由皇帝正式下令征召的唯一机会,可是王充并未成行,范晔《后汉书》说是“(因)病不行”。’也恰恰就在这一年,汉章帝驾崩。新君继位,万象更新,谁也顾不上老皇帝曾下过的征贤诏书了。真是千载一时,失不再来了,子夏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王充对此深有体会,赞赏不已,一再说:“人遇偶及遭累害,皆有命也。”“俞贵之人,俱学独达,并仕独迁;命富之人,俱求独得,并为独成。贫贱反此,难达、难迁、难得、难成,获过受罪,疾病亡遗,失其富贵。”(《命禄篇》)真是字字寄慨,句句寓情呀!既然他错过了这样好的机会,那就是命中无禄了,于是他只好困居乡闾,去实践颜子的陋巷之乐了。
更让王充难堪的是那些“贪进忽退,收成弃败”的世俗之情。王充“升擢在位之时,众人蚁附;废退穷居,旧故叛去”(《自纪》)。这些世情俗态,无时无刻不在撞击着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之心。日月逾迈,头白齿落,志力衰耗。又加“贫无供养”,难免“志不愉快”。老迈穷居,实在凄惨!物质条件既不可满足,于是他进一步又反躬内求,“养气自守”。王充自叙晚年生活说:
养气自守,适食则(节)酒。闭明塞聪,爱精自保,适辅服药引导,庶冀性命可延,斯须不老。
闭上眼睛,塞紧耳朵,不问世事,可以求得当下心安;少吃少喝,养气守神,清心寡欲,可以克服物质上的不足,此即“导引之术”。这与王充在《道虚篇》中批评“世或以老了之道为可以度世,恬淡无欲,养精爱气”,揭露“老子之术以恬淡无欲延寿度世者,复虚也”的风格,适相水火。何以出现这一矛盾现象呢?儒家要求人们积极入世,以天下为己任,可如果此路不通,它又教人们求诸己,在道德上做个完人,于内心里求得满足,此颜回所谓“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者也。这是在仕路不通时自遣的法宝。傥若一个人一发到了连“居陋巷,饭蔬食”的条件也没有了,既不得其志,又不得其养,道家的养生之术便悄然来到你的身边,只要你吐纳导引,辅之以熊经鸟伸,药饵服食,便可以保证健康,长生久视,这是在物质条件缺乏时的自存之术。
王充,始而苦读经史,畅论大道,欲致君尧舜,仕以行义,结果如适吴越以售章甫,不合时适,无人赏识,遂淹滞州县,沉沦下僚。他完节自守,独善其身,又受俗才的蜚条构陷,难以自安。现在退守乡里,”又“穷无供养”,老病交加……真是山穷水尽,壮志销罄。面对历数之冉冉,难免“终祖”(死亡)之戚戚,于是导引以求延年,服气以驱饥寒,堕入方土长生不老术中。读者于此,当悟何以吾国养生气功、导引房中之术举世独昌之原故了吧!
正如王充自己在《道虚篇》所说的那样:百药可以愈病,服气可以健身,但绝对不能度百逾世,寿至不死。有生就有死,死就是生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验也”。他希望“不老”,但却“发白齿脱”;希望“命延”,但却“既晚无还”。返老还童是不可能的了,唯有著书立说以体现自己的存在,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整理完平生著述,还撰写了一篇长长的《自纪》,在“命以不延,吁叹悲哉”的哀叹声中,走完了自己失意的人生之旅。史家没有记载他死的具体年代,只含糊其辞地说“永元中(约公元98年)病率于家”。
七、平生著述
王充仕宦不达,志穷无如,遂“淫(广泛)读古书,甘闻异言”。又感“世书俗说,多所不安”,于是“幽居独处,考论实虚”,发深邃之想,奋如椽之笔,撰著鸿文大论,上探天文,下穷地理,中讨人事,以便“垂书示后”,留不朽之名。王充的著述,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讥时刺世,劝善勉节类。有《讥俗》之书:帕纪篇》说:“俗性贪进忽退,收成弃败,充升擢在位之时,众人蚁附,废退穷居,旧故叛去,志俗人之寡恩,故闭居作《讥俗》《节义》12篇。”
《讥俗》《节义》,今不见于《论衡》书中,有人说是两部书,但这里明言“讥俗节义12篇”,其为一书可知。其书又单称《讥俗》:“充既疾俗情,作《讥俗》之书,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为分别之文。”这里都以《讥俗》概二书,颇疑“讥俗”为书名,“节义”为篇名,居《讥俗》全书之首,称“《讥俗·节义》”,犹称“《论衡》‘三增’‘九虚’”之类也。
二是议政言事类,有《政务》之书,《备之》、《禁酒》等篇。《自纪》:
充既疾俗情,作《讥俗》之书,又闵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直,不晓其务,愁情苦思,不睹所趋,故作《政务》之书。
这里说《政务》之书是为人君陈“所宜”、“所务”、“所趋”的治国方略。但这只是一个方面,王充在《对作篇》中又补充说明了《政务》之书的内容:一则说“其《政务》,言治民之道。”一则说:“《政务》为郡国守相,县邑令长,陈通政事所当尚务。欲令全民立化,奉称国恩。”可见其书也探讨了地方长官如何治民的问题,内容十分全面。王充曾游学京师十余年,又常在地方任官,再加上他的博闻奇识,所言必有可观,故他本人也十分自信,将《政务》比作可供王者览观风俗的《诗经》,说:“古有命使采诗,欲观风俗,知下情也。《论衡》、《政务》,其犹诗也。”
除了论政专书外,王充还有随事即兴之作,如《备乏》、《禁酒》等篇。《对作篇》言:
建初孟年,中州颇歉,颖川汝南,民流四散;圣主忧怀,诏书数至。《论衡》之人,奏记那守,宜禁奢侈,以备困乏。言不纳用,退题记草,名曰《备乏》。
酒靡五谷,生起盗贼,沈酒饮酒,盗贼不绝。奏记郡守,禁民酒。退题记草,名曰《禁酒》。
张宗祥《论衡校订附记》认为:“《政务》之书不悉篇数,所可考者,《备乏》、《禁酒》两篇耳。”将《备乏》《禁酒》作为《政务》的两篇。如果单从“言治民之事”考之,二篇确与《政务》同旨,但却没有更多的证据说明它们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只好存疑。
三是考订伪书俗文,虚说漫辞,有《论衡》之书。《自纪》曰;
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
《论衡》之书今存,是研究王充思想的主要依据,《论衡》创始于明帝永平之末,初成于章帝建初时期:虞翻《会稽典录》:“《论衡》造于永平末,定于建初之年。”至晚年穷居乡里,又重加整理。朱谦之《王充著作考》(载《文史》第一辑)认为“《论衡》一书经过三次摆集。”王充于章和二年罢州家居后所定为最终的定本。《论衡》的主要思想下面要分别论述,这里仅就充所自叙列其一二。《佚文篇》: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
疾,即痛恨。“疾虚妄”,即痛限虚伪不实的言论。犹如孔子归纳《诗经》的主题思想为“思无邪”一样,“疾虚妄”就是《论衡》的主体思想,这是就其发愤著《论衡》说的,可以视为著作动机。不过如果全面概括《论衡》的主题,似以《对作篇》“《论衡》实事疾妄”为更准确。“实事”,即考证事实,实事求是,王充在同篇中又称之为“务实诚”;“疾妄”,即驳斥虚妄,反对迷信。“实事”(即“务实诚”)是正面论说,为立论;“疾妄”是从反面辩驳,为驳论。一正一反,反复周致。用范晔的归纳即是“释物类同异(实事),正时俗嫌疑(疾妄)”(《后汉书》)。王充在《对作篇》中更具体地揭示了本书的内容:
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浮华之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大肆流行),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育调饰辞,为奇伟之观也。
又说:
今《论衡》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辨其实虚,非造始更为,无本于前也。
这里说的是订正书本的“虚妄之言”和“华文浮辞”,解决学术上的错误言论。充又说:
《论衡》细说微论,解释世俗之疑,辨照然否之理。
这是辨明世俗的疑惑,解决生活中的疑难问题。
《论衡》是王充的经意之作,其书虽然初成于永平建初时期,事隔20作后,他重修《论衡》,仍然十分用心。谢承《后汉书》说他“于宅内门户炉柱各置笔砚简牍,见事而作,著《论衡》85篇。”(《艺文类聚》卷58引)范晔《后汉书》亦说充“以借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壁墙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可见他晚年闭门深思,断绝社交往来,在家里四到八处都放有笔墨简编,灵感所到,即行著录。通过这样深思熟虑,潜心著述,才写成了《论衡》的最后定本。其思深,其功勤,于此可见一斑。
第四类是颐情养性之作,有《养性》之书。《自纪篇》:
年届70,时可悬舆……历数冉冉,庚辛域际,虽惧终祖,愚犹沛沛(心潮激荡),乃作《养性》之书十六篇。养气自守,适食则(节)酒。
王充在庚辛之际,年届70,则此“庚”,指和帝永元二年庚寅,为公元90年;“辛”,即永无三年辛卯,为公元91年。其时王充65岁。“发白齿落”,“贫无供养”,又加用思太专,伤耗精气,刘勰《文心雕龙·神思》说“桓谭疾感于苦思,王弃气竭于思虑”,正是指此而言。故充“养气自守”,“爱精自保”,时辅以“服药引导”,希望“性命可延”。并著《养性》之书来总结经验。王充在谈到《养性》之书的具体内容时,还说到:“上自黄(帝)唐(尧),下臻秦汉而来,折衷以圣道,析理于通才,如衡之平,如鉴之开,幼老生死古今,罔不详该。”可见书中还广征博引古今养生成就,用圣人之言折衷去取,概括了古今幼老生死问题。言之有据,议论平实,就像天平一般平正,明镜一样清沏。《养性》书今已不传。虞翻《会稽典录》曰:“王充年渐70,乃作《养生》之书,凡16篇。”(《太平御览》卷720)。《文心雕龙·养气篇》曰:“昔王充著述,制‘养气’之篇,验已(既有经验)而作,岂虚语哉!”《养性》书名,虞翻作《养生》,刘勰作“养气”,朱谦之说是《养性》之误;蒋祖怡《王充卷》又说刘勰所称《养气篇》为《养性书》16篇之一(页115,196)。其实“生”“性”相通,《养生》即《养性》;王充以气为生命之源:“用气为性”,“以气为寿”(《无形篇》),养生(或养性)必先养气,刘勰乃依其要旨而称名,并非有误。至于说《养气》为《养性》之一,可备一说,惜无确据。臧琳《经义杂记》卷16又说:《自纪篇》中“闭目塞聪,爱精自保,适辅眼药引导,疑是16篇之目。”显系牵强附会,但如果说是《养性》之书的内容提要,则是可以考虑的。
第五类是杂著,见于记载的有《大儒论》、《果赋》等。《大儒论》作于明帝水平二年,已佚,见于李贤《后汉书注》所引袁山松《后汉书》,引文“大”字作“六”。《果赋》,已佚,见于《太平御览》卷168引。
王充的著作流传于今的只有《论衡》85篇,其中《招致》一篇有目无书,实存84篇。其余《讥俗》(含《节义》)之书,《政务》之书,《备乏》、《禁酒》之篇,《养性》(含养气)之书,《大儒论》等,归宿如何,历来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以为保存于今本《论衡》之中。南京大学《国学丛刊》二卷三期(1923年)张右源撰文,认为:“今本《论衡》是把原来的《讥俗》之书,《论衡》之书,《养性》之书混杂起来了。”朱谦之亦同此说,还在今本《论衡》中分析出哪是《讥俗》,哪是《节义》,哪是《政务》,哪是初本《论衡》,哪是《养性》……;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亦认为王充的著作虽有遗篇,但以上诸书历经王充本人整理,都基本保存在今本《论衡》之中,只是具体篇章无法分析了(《前言》)。与此相反,张宗祥《论衡校订附记》认为:“请书皆不传,所传者独《论衡》之书八十五篇耳。”蒋祖恰也人为“王充《养性》、《政务》、《讥俗》三书,至今均已亡佚,虽则它们的基本观点在今本《论衡》中可以探知,但今本《论衡》实未包括上述三种著作。”
我们认为,同一作者,不同著作的内容互相渗透,是常有的事,因此我们往往可从现存著作中窥知其佚书的内容。但是,我们却不能就此得出佚书的篇章就已包括在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