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大儒 编者:舒大刚-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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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治理国家时要效法天道的无为，这正是老子所主张的。而这种“无为”，却是要人们不去做违反天道的事，把违反自然规律的行为强加给社会，而要正视人类正当的基本生活要求。他借子思之口说：“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孔丛子·杂训》）利欲本是人们的正当要求。“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矣。”（《孔丛子·陈士义》）统治者应当尽可能顺应人们的欲望，发挥他们的才能，创造一个老百姓安居乐业的环境。这对东汉末遭受战乱、陷于民不聊生境地的老百姓，显得尤其重要。这实际上也是寻求社会安定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对统治者来说，正应“无为”而治，又不可一味追求自己的嗜欲。他说：“故能有天下者，必无以天下为者也，能有名誉者，必无以名誉者也，达此，则其利心外矣。”（《孔丛子·抗志》）如果国君首先去其利欲，以免伤民，则天下、名誉皆可得，如果继续贪多索求，嗜欲无厌，不仅一统天下不能得，名誉丧失，还将造成严重的社会动乱。他认为：“鸟穷则啄，兽穷则攫，人穷则诈，马穷则佚。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孔子家语·颜回》）如果以穷民力来治理国家，那么老百姓必然要反抗。“凡夫之为奸邪窃盗历法妄行者，生于不足，不足生于无度。”无节制的搜刮，使老百姓难以生存。他们只会挺而走险。“万民之叛道，必于君上之失政。”（《孔子家语·入官》）统治者的胡作非为，迫使老百姓不得不造反。这时，如果对老百姓又滥施刑罚，其结果必定是“罚行而善不反，刑张而罪不省。”（《孔丛子·刑论》）只会弄得社会更加动荡不安。所以，从当时的社会实际来看，尤需“无为”而治。要爱惜民力，才能求得社会安定，进而达到一统天下的目的。他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为维护传统的儒家学说，把道家的天道观和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融合到儒家中来。这恰恰反映出汉魏之际的儒学向道家学说靠拢，成为正始年间玄学以道家思想为本的重要过渡，也可以说是学术风气转变的先导。
五、崇德重才 安邦治国
王肃把道家的思想融合到儒家的学说之中，又遍注众家经典，目的是借儒家学说的传统影响力，宣扬他自己的安邦治国的思想。面对三国鼎立，亟待统一，安定天下的局势，也需要一个统一的认识，一整套具体的措施。所以，在他的奏议和伪造的《孔子家语》《孔丛子》中，煞费苦心地进行设计。在他的设计中，首先要解决的是礼义道德的问题，其次才是人君的作为和人才的选拔与任用。
对于礼义道德，他发展了儒家的观点。孔子的礼，主要指礼仪、礼制、礼法等方面。王肃则把它提高到哲学的高度，用老子思想去解释它。提出礼有五至、三无、三无私的性质。五至是什么呢？他说：“正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志气塞于天地，行之充于四海：此之谓五至矣。”（《孔子家语·论礼》）即指志、诗、礼、乐、哀五至。什么是三无呢？他说：“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此之谓三无。”（同上）把“无”作为乐、礼、丧等的根本，明显地利用了老子的思想。什么是三无私呢？他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同上）这就是说，礼是无私、无为、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的。这个“礼”，已不是礼制、礼法的礼了。它与老子的“道”和“无”很相似。目不可见、耳不可闻，却无处不在，似乎是产生一切的根本，是宇宙的本源。
解决了根本的问题，作为人君，自然要循礼、崇德、尊道、重才。国家才能得到治理。“当今所急，在修仁尚义，崇德敦礼。”（《孔丛子·陈士义》）礼既是无所不在的根本，人君治国自然必须遵礼、敦礼。要讲究道与德。他的道，重在思想上的精神境界，德，重在行为方面的伦理观念。从为人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做到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与满足。他强调：“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明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孔子家语·王言解》）道与德二者相为表里，不可或缺。他又说：“唯能不忧世之乱，而患身之不治者，可与言道矣。”（《孔丛子·抗志》）不为尘世所扰，加强修身，才能谈到道的问题。这就表明了修身的重要性。如何修身呢？他强调：“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孔子家语。困誓》）在逆境中可以激发人们的意志，使人得到锻炼。修身的目的是为了“道”。“与屈己以富贵，不若抗志以贫贱，屈己则制于人，抗志则不愧于道。”（《孔丛子·抗志》）突出一个人要追求？不愧于道”的精神境界，而不必“屈己”以求富贵，求利丧志，终将失去人本身的自由和价值。一个完善的人，应该是：“夫清高之节，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烦意，择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同上）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与崇高的精神境界，是人们生存最重要的支柱。普通人如此，国君尤应首先做到。“明君必宽裕以容其民，慈爱以优柔之，而民自得矣。”（《孔子家语·入官》）“爱与敬，其政之本与？”（《孔子家语·大昏解》）对人民宽容、慈爱、尊敬，是治国的根本。“古人为政，爱人为大，不能爱人，不有其身。”（同上）“夫损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孔子家语·正论》）不能爱民，自己也将不复存在。所以，国君尤应严格要求自己，因为他是一国人的表率。“夫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而正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君不为正，百姓何所从乎？”（《孔子家语·大昏解》）君正臣随，上行下效。然而仍不可能无误，所以他又强调人君听谏的重要。他认为国君必须听取不同意见，尤其是相反的意见，他以卫国为例说：“君出言皆自以为是，而卿大夫莫敢矫其非；卿大夫亦皆自以为是，而士庶人莫敢矫其非。君臣既自贤矣，而群下同声贤之。贤之则顺而有福，矫之则逆而有祸。”（《孔丛子·抗志》）君臣都自以为是，听不到、也听不进纠正自己错误的好意见，最终将导致国家的衰败。这就从正反两方面来提醒国君，治理国家，完善自身是非常重要的。这种要求，看似有为，实际与他无为而治的思想是一致的。
既然如此，国家的人员、机构也就应精简。他上书皇帝说：“除无事之位，损不急之禄，止浮食之费，并从容之官；使官必有职，职任其事，事必受禄，禄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当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禄厚，则公家之费鲜，进仕之志劝。各展其力，莫相倚仗。”（《三国志·魏志·壬肃传》）去掉那些有位无事，或因人设官、只享受薪棒的官员，让每一个有事的官员都有丰厚的薪俸而各尽其责。结果不只会减少国家的财政开支，还可避免无事扯皮、互相争斗，或互相倚仗，朋比为奸的现象发生。只用少量的官员治国，效果会更好。这又自然涉及如何选拔人才的问题了。
正确地选拔和使用人才，是治理国家的大事，甚至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今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孔丛子·居卫》）要得到士人的支持和帮助，就必须把贤能有智慧的人当成老师和朋友，尊敬和了解他们。“今必欲定天下，取王侯者，其道莫若师贤而友智。”（《孔丛子·独治》）“故仁者莫大乎爱人，智者莫大乎知贤，政者莫大乎官能。”（《孔子家语·王言解》）要爱护人才、了解人才的不同能力，然后才能正确地使用人才。选拔人才重德才而不以貌相。“人之贤圣在德，岂在貌乎？”（《孔丛子·居卫》）也不必求全责备。“夫明主之于臣，唯德所在，不以小疵妨大行也。”（《孔丛子·陈士义》）要用其所长。“夫圣人之官人，犹太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孔丛子·居卫》）他以子思向卫君推荐李音为例，认为用人论才而不必强调其出身，以当时的社会风气，有这种认识是很难得的。君臣之间，还要相互理解和支持，君用臣不疑，臣对君也能犯颜谏事。如果巨子提出的建议，“不见用，是吾言之不当也；言不当于主而居人之官，食人之禄，是尸利也。尸利素餐，吾罪深矣。”（《孔丛子·论势》）每一个巨子都尽忠职守，而不是尸位素餐。君臣融洽，赏罚分明，形成用贤人、去不肖的良好风气，上下齐心协力，国家就能治理好。把社会治乱的根本归结到君主的治理。
王肃的这套不错的人才理论，可惜没有具体、切实可行的措施，实际只能束之高阁。公元220年（魏黄初元年），尚书陈群建议立九品官人之法选拔人才。这种办法弊大于利，看重门第出身、徇私舞弊的风气愈演愈烈，真正的贤能之士仍然被埋没了。王肃的努力也并未改变这种状况。
王肃在公元220年任散骑黄门侍郎后，官运亨通，很受皇帝赏识。公元229年，升任散骑常侍。他对国家的军事、政治等重大问题频频上书建议，恪尽劝谏之职。魏明帝常常听从他的意见。接着，他又以常侍之职兼任秘书监、崇文观祭酒。又成为管理教育的重要官员。魏明帝曹睿死后，于公元240年出任广平太守。不久，又被魏齐王曹芳召回，拜为议郎，任侍中，能够出入禁中，很受人尊重。接着又升任太常，掌管宗庙祭祀，成为国家重要官员的九卿之一。当时大将军曹爽专权，任用何晏等人。王肃说他们是弘恭、石显之类的坏蛋。不久，就因宗庙祭祀问题被免职。后来又东山再起，做光禄勋，掌管官延门户。仍为九卿之一。魏嘉平六年（公元254年），年近60岁的王肃持节兼任太常，亲迎高贵乡公曹髦于元城。后升任中领军、加散骑常侍。可谓一生得意。
公元256年（甘露元年），61岁的一代经师王肃与世长辞，数百个学生为他披麻戴孝，可见影响之大。由于他的功勋和特殊的地位，死后被追赠为卫将军，谥称景侯。
王肃有子女九人，除一女为晋文明皇后外，其余八人良莠不齐，也有位至尚书，以至封侯的。
王肃之学，融合儒道，以为魏晋玄学的先导，虽在魏晋之际显赫一时，但在玄学逐步兴起之后，王学的传授就逐渐衰落。传于世的仅存零星的记载。以及伪书《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世人称王学兴而经学亡，玄学兴而王学亡。王学的时间虽不长，王肃却仍不失为经学传授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杨超 撰）
＇编者按＇：《孔子家语》、《孔丛子》二书，历经通人指摘，以为出自王肃伪造。但其中材料多依据于《礼记》、《大戴礼记》和《左传》、《国语》、《孟子》、《荀子》等典籍。本文作者认为王肃在依据这些材料伪造二书时，有去取笔创之意存焉。因而征用二书资料来论证王肃的思想，这是一种大胆的尝试，望读者鉴察。
少年奇才 王弼
（226——249）
人的生命有长有短，有人高寿却默默无闻；有人寿短却光照千秋！
少年奇才王弼，在他短暂而有限的24个春秋中，却在经学、哲学领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人一出生，就面对万象纷呈的现实世界。是随遇而安、逆来顺受、人云亦云，还是遇难而上、勇于进取、有独到的见解，是每个人都必然要遇到的事实，却不是人人都能表现出他的创新精神和思想特色。
天才王弼一出世，所面对的世界，正是矛盾尖锐、激烈而复杂的曹魏正始时期。
在东汉末残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曹魏政权，虽经曹操、曹丕的苦心经营，中原地区得到了一些恢复，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局面。但从魏明帝开始，社会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日益尖锐，司马氏集团和曹氏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发展到了剧烈的阶段，国家面临严重的危机。如何才能治理好国家，站在曹氏集团一边的王弼，一面从政治的需要去研究社会，提出自己的见解；另一方面，复杂的社会现实，也促使他从万千的现象中去深入地认识世界，从哲学的高度去探索世界的奥秘。由此创建了以《老》、《庄》、《易》三言为基础的魏晋玄学。他引道入儒，既研究经学，而又以老子道家的学说贯串其中，形成儒道结合，而以道家思想为主流的新时代的哲学体系。在我国思想史、儒学史、哲学史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世代书香 幼而察惠
玉粥，字辅嗣。山阳郡高平人（今山东省微山县西北两城。一说今山东金乡县）。魏黄初七年（公元226）生。卒于魏正始十年（公元249年）。死时年仅24岁，只有短暂人生的王弼，却成了当时的一位重要哲学家。这与他的家世和自身的勤奋都密不可分的。
王弼出生在世代书香之家，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他那些值得一提的先辈有：东汉顺帝时做太尉的王龚，因为贤达而名为高士。其子王畅号在“八俊”之列，汉灵帝时官拜司空，以训释包括《周易》在内的“五典”著称。畅子王谦，为汉灵帝时大将军何进长史。谦子王粲，为建安七子之首，是有名的大文豪。三粲年少时，得到当时著名学者蔡邕的赏识。邕有书万卷，曾载数车书赠与王粲。王弼的祖父王凯与王粲是族兄，为避战乱，两人一起到荆州投奔刘表。刘表很赏识王粲的才华，想把女儿嫁给他。但王粲形貌丑陋，身体虚弱，而王凯却仪表堂堂，风采照人。所以刘表把女嫁给了王凯。王凯生子王业。其后王粲之子因罪被诛，王业就过继给王粲为嗣。王粲的万卷书，全部归王业所有。王弼生在这世代书香之家，自幼受到知识的熏陶。万卷图书是他良好的读书条件，王弼自然得益不少。他的祖辈研治古文经学，又兼治《老子》。所以，王弼受其影响，以古文经学为基础，也包容了老子的学说。刘表占据的荆州，是一个人才荟萃的地方。“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后汉书·刘表传》）。一时间，形成了有著名学者宋忠在内的荆州学派。宋忠重视《易》学和扬雄的《太玄》。王肃18岁曾向宋忠学《太玄》，后来以儒道兼来的思想注经，成为魏晋玄学的先导。而王弼的祖父王凯和叔祖王粲也到了荆州，刘表还是王弼的外曾祖父。王弼祖述王肃之说，所以，王弼后来研究《周易》《老子》，无疑也受到了宋忠、王肃思想的影响。
少年王弼不仅从小学习、研讨儒、道，常有独到的见解，而且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少年。他知识丰富，能说会道，思想敏锐而深刻；他不追求文章辞藻，却有真知灼见。从十多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