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大儒 编者:舒大刚-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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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之二，是有前人成果可供借鉴。南北朝时期，儒生依照佛教讲疏的形式，对五经作有多种义疏，孔颖达对各家义疏进行比较，选择优秀底本，再融会众说、剪裁诸家，折衷以己意。善于利用前人劳动成果，有前人努力为基点，自然见效快，成功伟。这就是《五经正义》成书快的又一个秘密。当时，《周易》，江南有义疏十余家，但都“辞尚虚玄，义多浮诞”（《周易正义序》），于是孔颖达取其合乎孔子思想，与王弼注并行不悖的说法，著为正义。《尚书》有蔡大宝、巢猗、费囗、顾彪、刘炫、刘焯《正义》，前面数人多互相因循，义理浅略，唯颖达老师“二刘”“最为详雅”。遂依“二刘”书疏为本，而删其狂傲和虚华。《诗经》义疏有全缓、何胤、舒援、刘轨思、刘丑、刘焯、刘炫诸家，也是“二刘”诗疏“特为殊绝”，于是“据以为本”（《毛诗正义序》），而匡其轻狂，补其疏略。《礼记》有贺循、贺囗、庾蔚、崔灵思、沈重宜、皇侃、徐遵明、李业兴、李宝鼎、侯聪、熊安生等疏，皇、熊二家最流行，其中皇氏最优秀，孔颖达乃“据皇氏为本，其有不备，以熊氏补正”（《礼记正义序》）。《春秋左传》义疏有沈文阿、苏宽、刘炫等家，孔颖达认为：“刘炫于数君之内，实为翘楚”（《左传正义序》），故依据刘疏，补以沈氏，若两家俱失，则申以己见。
虽有前儒义疏可为依据，但孔颖达等人利用这些材料，态度极为严谨，除对诸家注疏详加审定，汰劣取优外，对被选为底本的义疏，孔颖达也认真甄别，严格笔削，即使是前辈权威和自己的老师，也决不盲从。刘焯、刘炫，为孔颖达素所敬仰，他称赞他们“并聪颖特达，文而又儒，擢秀干于一时，骋绝辔于千里，固诸儒之所揖让，日下无双。于其所作疏内，特为殊绝”。（《毛诗正文序》）但是他又常常指出二人恃才傲物、好非毁先贤，穿凿附会、自立新说的毛病。如刘焯的《尚书》义疏常常故弄玄虚，求险探深，孔颖达批评他们有“非险而更为险，无义而更生义”（《尚书正义序》），就像在平缓的河流中平掀怒浪，在静止的树梢上更震狂飘，实在是无益的游戏，反教学者更生疑窦。刘炫的《尚书》义疏依焯疏删繁就简，但义理过简，文辞太华，文胜于质，也不足以作为后生典范。刘炫的《春秋左传》义疏，孔颖达在称赞之余，也不忽略其一意在矜伐，性好非毁”（《春秋左传正义序》）的敝病，以谓刘疏聪惠辩博无人可比，但是发明义理，造诣不高。对于其他各家取作底本的义疏，孔颖达也都每每指陈疵暇，各论得失。删修笔削，“必取文证详悉，义理精审，剪其繁芜，撮其机要”。因此避免了官修图书，杂而不纯的毛病，保证了《五经正义》的质量。
《五经正义》的编撰方法是，首先列出经文、注文，接着串讲经文大意，然后疏通注文，说明注文之所以然。如《诗经·周南·关睢》“窈窕叔女，君子好逑”一句，毛传说：“窈窕，幽闲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关睢之德，是幽闭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郑笺说：“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谐，则幽闭处深宫贞专之善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妒，谓三夫人以下。”正义首先串讲经文说：“性行和谐者是后妃也。后妃虽悦乐君子，犹能不淫其色，退在深宫之中，不亵渎而相慢也。后妃既有是德，又不妒嫉，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故窈窕然处幽闭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也。以后妃不妒忌，可共事夫，故育宜也。”再疏通毛传说。“窈窕者，谓淑女所居之宫形窈窕然，故笺言幽闭深宫是也，（毛）传知然者，以其淑女已为善称，则窈窕宜为居处，故云幽闭，言其幽然而闲静也。扬雄云‘善心为窕，言容为窈’者，非也。逑，匹，《（尔雅）·释诂》文，孙炎云：‘相求之匹’，《诗》本作逑，《尔雅》多作仇，字异音义同也。又回后妃有关睢之德，是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者，美后妃有思贤之心，故说贤女宜求之状。……”以下接着又疏证郑笺。正义有说有证，层次清楚，释义分明，繁而有要，齐全周详，就像老师宿儒的讲义一样。因此，于志宁称之为“万古之仪型，一代之标的”。正义为了说明注文，往往旁征博引古籍和前贤解说，体大思精，资料至为丰富。如上引为释毛氏传文，正义引用了《尔雅·释诂》和扬雄、孙炎之说。在疏证毛传关于“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的解释时，甚至引达《尔雅》释估、释鸟、释水、《五经定本》、俗本《毛诗》等文献资料，兼及郭璞、陆机、扬雄、许慎、李巡等人之说，还参证《诗经》江有渚、蒹葭、谷风、采蘩等篇中毛传郑笺的解释，反复周致，论证详明。人们既可以利用它来研习五经，寻求定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经正义》是教科书，是法典；在古书佚散非常严重的情况下，人们也可以通过它保存的汉晋经说来窥探汉学风貌，研究两汉以及魏晋经学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经正义》又是旧说府库、资料宝藏。由此看来，《五经正义》既作为标准范本有功于来学，也作为旧说渊薮有功于前贤。贞观十二年书成奏上，唐太宗目睹盛事，大为高兴，下诏褒奖说：“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赐孔颖达绢帛三百匹。
完成了《五经正义》后，孔颖达已是十分疲倦了，上表请求退休。恰在这时，曾参与《周易正义》修撰的马嘉运摘取《五经正义》中的疏漏之处，大做文章，“每椅摭之”（《唐会要》），“致相讥低”（《唐书》本传）。十六年，唐太宗仍令孔颖达组织人马重加审订。正义因书出众手，工程浩大，成书仓促，自然难免偶尔失误，如在《尚书·舜典》“朴作教刑”下称鞭刑“大隋造律方始废之”，《吕刑》“宫辟疑赦”下称“大隋开皇之初始除男子宫刑”等，以唐臣而称“大隋”，实在是有违君臣体统。似此之类，皆因依据“二刘”疏本，而与修诸儒又失于删正的缘故。审定工作异常缓慢，直到贞观二十二年（648）也未能完成，75岁的孔颖达带着遗憾，离开了人间，审定正义的工作一直到唐高宗永徽四年（653）才告结束，前后经历12年。高宗诏令颁《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依此考试”（《唐会要》卷77）。
孔颖达死后，唐太宗许他陪葬昭陵，于志宁题写墓碑，“九泉虽囗，千载名扬”。作为一个纯粹的儒者，得此礼遇，孔颖达在天有知，亦可无憾于泉下了。
三、纵论正经 精义霞开
《十八学士图赞》称赞孔颖达说：“道光列第，风传阙里。精义霞开，扌炎（舒展）辞飙起。”说他儒学修养很高，有当年孔子之风。讲经时精义灿然，犹彩霞满天；发表演说，口若悬河，如江飙陡起。验之颖达事迹，实非虚美之辞。孔颖达所修《五经正义》，不仅仅是前贤经说的材料堆积，其间贯穿了他精到的经学思想，这集中反映在正义前言和卷首题辞中。
孔颖达深于《易》理，前人已有公论。宋人张唐英说：“孔颖达尝撰《周易正义》，又与马嘉运、赵乾协《叶》、苏德详等参详，以行于世。观其发明三圣之旨，通贯万化之蕴，其深于易乎！”（《全宋文》35册597页）其《周易正义》卷首题辞通过论《易》，阐发了系统的宇宙变化思想。首先，他揭示《易经》主旨在明变化之道，说：“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周易正义卷首》，下同）变化运动存在于天地开辟之际，世间一切事物的存在形式即是运动：“自天地开辟，阴阳运行，寒暑送来，日有更出。”每一事物，无时无刻不处于运动变化之中。世界乃“新新不停，生生相续”，不断更新的世界。其更新不已的力量源泉在于运动，在于“变化之力，换代之功”。“易”之称即是对运动现象的概括，《易》建立的基础也就是运动变化。其次，孔颖达认为运动变化的根本在于阴阳二气之消长。圣人作卦，画“一”爻以象阳，画“一”爻以象阴；画八经卦为三爻，象天地人，亦即“三才”，以示运动法则贯穿天地人之中，曰：“变化运行在阴阳二气，故圣人初画八卦，设刚柔两画象二气也；布以三位象三才也；谓之为易，取变化之义。”其三，孔颖达指出《易》经的特征是抽象性和象征性：“易者象也；爻者效也。”象即像，即仿照；交即效，即效法。作《易》之圣人，“仰观俯察，象天地而育群品；云行而施，效四时以生万物。”简言之即效法天地及自然规律以生育众生，长养万物。其四，主“易兼三义”说。易的基本意义是运动变化。但这只是易义的一个方面。孔颖达从《易纬乾凿度》说，曰：“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简）也，交易也，不易也。”简易是说：天地无言，日月星辰布满天空，光明灿烂，并不繁冗，但在此“不烦不扰，淡泊不失”的背后，蕴藏着无限神机。此即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变易，指阴阳二气运行，阴阳作为无所不在而又对立统一的两种力量，实际是事物的矛盾性。天地变化，五行迭代，四时更替，乃至人世之进退荣辱，成败利钝，无一不是这一矛盾规律的具体表现。不易，指尊卑之位。天上地下，君南臣北，父坐子伏等等皆是。其实，这些对等的地位关系终究是有变化的，不变是暂时的，所谓不易实际是运动过程中一定时期内的相对稳定性。“易兼三义”实际包含了矛盾运动的规律性（易简）和运动形式（绝对的运动和相对的静止），这是合乎辩证运动观的。其五，易包有无。针对儒家崇有、老庄贵无的分歧，孔颖达采纳王弼的方法，援道入儒，提出“易兼有无”的命题。他说易之三义都是就“有”来说的，易简、交易、不易，都是有形事物的运动形式。“然有生于无”，易理中兼有“无”。因此《乾凿度》说：“有形生于无形，则乾坤安从而生？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是看不见的气；太初是气体的开始；太始是形体的开始；太素是品质的开始。气、形、质未分之时即“浑沌”，浑沌的特征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这就是玄妙无比不可捉摸的“太易”，这就是道家之“无”。可见易理中蕴含有“无”的意义。为何《易经》不讲“无”，专就有形而言呢？孔颖达认为那是因为圣人作《易》意在垂教，垂教当以具体为法，不然人们就无所适从。这就是《系辞》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即无，器即有。其六，易道广大，理备三才。孔颖达为了神化《易经》，认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易》乃圣人法天则地而作，故有天地之理；作《易》是为了垂教，故有人伦之理和王道之理：“《易》者所以继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不仅有修齐治平（诸如“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的大经大法，以存纲纪；而且还有“度时制宜，作为网罟，以佃以渔”等具体利民措施，“以赡民用”。只要遵循易理，就能使阴阳有序，百物和顺，社会安定，群生和洽，国祚就能传之无穷。其七，易历三古，人更三圣。在《周易》作者这个聚讼颇多的问题上，孔颖达综合诸家，作了总结性结论。他采用《汉书》“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说法，认为“伏羲制卦，文王系辞，孔子作十翼。”《系辞》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圣人”即伏羲。伏羲得河图，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画为八卦，“万物之象皆在其中”，故《系辞》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八卦虽具万物之象，但未尽万物变通之理，故圣人再“因而重之”，将八卦重为六十四卦，于是变化之理仙然明备。《系辞》说：“因而重之，爻（变）在其中矣。”《系辞》又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谁有忧患呢？《史记》说了：“文王因而演易”，这就是“作易者有忧患”者也。具体说即是文工作卦辞。有人说交辞也是文王所作，但是历考其中许多文王身后之事，孔颖达认为交辞为周公所作。《左传》载，韩宣子观书太史，“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观《易》象而知周公之德，是必《周易》与周公有关，故定爻辞为周公所作。至于“十翼”，则为孔子所作。作《易》者，实有四位，而称“三圣”者，因周公为文王之子，兼于父子，故曰三圣。孔颖达一言论定，遂成千古公论。
其论《尚书》也颇为典实。首先，认为《书》是先王史料，并不神秘：“《书》者，人君辞诰之典，右史记言之策。”全是些往古帝王的诰命和史官的记录，无非历史文献资料。认为尚书就是以先王言行来垂教后世。他说，《尚书》之中，内容多样，涉及面广，有的是帝王设为教令来统驭群下；有的是臣下敷陈礼乐以规谏君王。有时又宣明威令以严肃政纪，有时则布列和顺来调和风雨……其间不乏垂范作用。运用得当就百事大吉，倘若失之毫厘就会差之千里。真象枢机关键，不可等闲视之。他还论述了《书》的文体，认为书有典、谟、训、诰、誓五体，皆各有源起：典漠起于尧舜，誓诰始自汤武：“勋华揖让而典漠起，汤武革命而誓诰兴。”嘉言懿行，其来远矣！至于《书》的编者，孔颖达承袭司马迁之说，定为孔子。他说孔子生于衰周，有崇高的德行却无适当的地位，道之不行，遂讲求圣人之道以教化人心，取档案资料，删繁就简，去粗取精，编为《书经》。时限上“上断尧舜，下终秦鲁，时历五代，书总百篇”；内容上，都是先王“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将来”者。但是，在《尚书》问题上，孔颖达却犯了采用伪孔传的错误，历来颇受非议。《尚书》的流传，最多纠葛。相传孔子删书百篇，秦焚书，《尚书》散佚。汉兴，济南伏生凭记忆传授，仅得29篇。当时以汉隶写录，史称《今文尚书》。西汉流行欧阳、大小夏侯之学，都是今文。景武之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孔氏壁藏古经，其中有《尚书》，用战国古文写成。孔安国以今文校读，多出16篇，是为《古文尚书》。当时只藏于禁中，民间并无传授，孔安国是否给它作传也很难说。由于知之者稀，汉成帝时，张霸竟伪造《古文尚书》102篇，号称“百两篇”。王莽兴古文，立有《古文尚书》博士。东汉颇有传人，但都只传其中与今文相同的29篇。马融、郑玄所作《书注》，也限于此。其余16篇称《逸书》，因无传授，渐渐失传。直到东晋，梅赜献出号称孔安国作传的《古文尚书》，共59篇。经后人考定，其经文有33篇系分析今文29篇而成；另外25篇系摭拾旧文，杂糅而成。又搜罗古训，配以传注，托为孔安国所作。只要考察一下《尚书》流传情况，其作伪之迹就不难发现。特别是传文有很多作伪的蛛丝马迹，出现很多孔安国身后的地名，有些注解甚至与孔注《论语》相左，如此之类，只要稍加考订便可立知其伪。可是孔颖达根本没怀疑过它，反而称赞“其辞富而备，其义弘而雅，复而不厌，久而愈亮（《尚书正义序》），有跨郑愈马，独步天下之优势！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