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大儒 编者:舒大刚-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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啖助去世后，留下了《春秋集传集注》及《统例》的遗稿。陆淳认为应该将它整理出来，使唤氏《春秋》学发扬光大。于是，他与啖助之子啖异将遗稿抄录出来。陆淳又想到了与啖助学术观点相似的赵匡。这时，陈少游改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东观察史，赵匡已随节度使府迁镇于浙东。于是，陆淳与唤异一起，带着啖助的遗稿去造访，请赵匡帮助整理。赵匡对啖助的遗稿进行了加工、补充，然后由陆淳进行最后编纂，统一体例，到大历十年（公元775年）完成了这项工作。关于这个过程，陆淳在《修传始终记》中有过记述：
是冬也（按：指大历五年冬），赵子随使府迁镇于浙东。淳痛师学之不彰，乃与先生之子异躬自缮写，共载以诣赵子。赵子因损益焉，淳随而纂会之，至大历乙卯岁（即大历十年，公元775年）而书成。
可知对啖助遗稿的整理历时五年之久，赵匡、陆淳都倾注了心血。
陆淳的任宦生涯，是从任淮南节度使府从事开始的。据《旧唐书》本传说：“陈少游镇扬州，爱其才，辟为从事。”据《旧唐书》卷126《陈少游传》，陈少游镇扬州在大历八年。又据《修传始终记》说，他受陈少游推荐，诏授太常寺奉礼郎，这是大历十年左右的事。此时他的《纂例》已成。陈少游生前又曾向朝廷推荐陆淳，拜为左拾遗。陈少游死于兴元元年。吕温《祭陆给事文》中也说：“德宗旁求，始宾明庭。”说明陆淳是在德宗即位后入朝的。由上可知，陆淳入朝任左拾遗，不晚于兴元元年（公元784年）陈少游死时，而不早于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德宗即位。
《旧唐书·柳登传》载，贞元六年十一月，德宗亲行郊享之礼，“上重慎祀典，每事依礼。时冕（柳冕）为吏部郎中，摄太常博士，与司封郎中徐岱、仓部郎中陆质（即陆淳）、工部郎中张荐皆摄礼官，同修郊祀仪注，以备顾问。”由此可知，在德宗贞元六年十一月以前，陆淳已任仓部郎中，并兼礼官（太常博士），与柳冕等人一起制订郊享礼仪，备皇帝顾问。这时陆淳很受德宗的信任，他身为礼官，对朝廷礼仪非常熟悉，曾著《类礼》20卷，惜已不存。贞元十一年七月，陆淳参加了关于礻帝拾礼的讨论，这时他官左司郎中。
这以后，陆淳又因“细故”改任国子博士。改官的原因已不得而知，可能与朝廷内部斗争有关。日温《代国子博士进集注春秋表》中说：“辄集注《春秋》经文，勒成十卷，上下千年，研覃三纪，元首虽白，浊河已清。”＇注＇按一纪12年计算，三纪为36年，陆淳跟啖助学习《春秋》是从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开始的。由此推算，36年以后，正是德宗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这一年，他正在国子博士任上，向德宗进献《集注春秋》。由于书中新颖的研究方法，切合现实政治的学术主张，给当时学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因此，它立即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特别是受到政治革新派人士的热烈欢迎，如柳宗元、凌准、韩泰、吕温等人。在后来的政治实践中，他们将陆淳的《春秋》学思想作为实行政治革新的理论武器。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把陆淳引为政治上的同道。后来，陆淳又外出，任过信州（今江西上饶）、台州（今浙江临海）刺史。
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正月23日，德宗病死。正月26日，顺宗李诵即位，王叔文一派从而执掌朝政。他们迅速安排本派人物占据了朝廷中的显要职位，并招集一些素负重望的人回京。陆淳从台州回到京城，任给事中。陆淳回京，与王叔文集团在朝廷中得势有直接关系。与陆淳拜给事中的同一天，柳宗元任礼部员外郎＇注＇。《旧唐书·王叔文传》称陆与王叔文、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韩泰等永贞党人结为“死交”。同年三四月间，唐顺宗立广陵王李纯为皇太子，陆淳被征为太子侍读。他为避太子名讳，改名陆质。这一年，他献上《古君臣图》，即《旧唐书》本传所载的《君臣图翼》25卷，已佚，无法考证它的具体内容，当即有关君臣之道的。这时，柳宗元与陆淳居处很近，柳宗元对陆淳执弟子礼，向他问学＇注＇
从史料记载看，陆淳任太子侍读并不是很受尊崇。当时顺宗身患重病，经过激烈的斗争，宦官与保守派集团立李纯为太子。王叔文集团预谋另立皇嗣的计划失败，因此，李纯对王叔文集团没什么好感。陆淳被改革派派去做太子侍读，原打算通过他对太子施加影响，但事与愿违，更引起李纯的反感。《旧唐书·陆淳传》以贬斥的笔调记述了这一过程：“时（韦）执谊得幸，顺宗寝疾，与王叔文等窃弄权柄。上（指李纯）在春宫，执谊惧，质已用事，故令质入侍，而潜伺上意，因用解。及质发言，上果怒曰：‘陛下令先生与寡人讲义，何得言他。’质惶惧而出。”说明他与李纯的关系并不融洽。
贞元二十一年九月十三日，柳宗元、刘禹锡等人被宪宗逐出朝廷，王叔文等人发动的永贞革新宣告失败。两天后，陆淳去世＇注＇，门人私谥为文通先生。
啖、赵二人的著作已经亡佚。陆淳的著作，今存有三种：《春秋集传纂例》10卷、《春秋集传辨疑》10卷及《春秋集传微旨》3卷。这与柳宗元说的陆淳有“《春秋集注》十篇、《辨疑》七篇、《微旨》二篇”不合。事实上，《春秋集注》即《纂例》，其他二书卷篇不合，当为后人传写割析而致。这三种书集中了啖、赵、陆三人的《春秋》学研究成果，并在啖助旧稿的基础上作一分为三处理而成的。据他在《春秋集传辨疑·凡例》中说：
《集传》取舍三传之义，可入条例者于《纂例》诸篇言之备矣。其有随文解释，非例可举者，恐有疑难，故纂啖、赵之说，著《辨疑》。
这就明白地说了《纂例》、《辨疑》是综合了啖、赵二人的研究成果，并加以扩大而成的。但其中也包含了陆淳个人的心得，书中多处标明“陆淳曰”即是明证。至于《春秋集传微旨》，则先列三传异同，参以啖、赵之说，而断其是非。他在自序中说：“其有事或反经而志协乎道，这虽近义而意实蕴奸，或本正而末邪，或始非而终是，”介于疑似之间者，并委曲发明，故曰微旨。可知这部书为陆淳自撰。但每条必称“淳闻于师曰”，以示不忘本。总之，从三书来看，《纂例》以啖说为多，《辨疑》以赵说为多，而《微旨》则较多地保留了陆淳的观点。事实上，三人的观点大同小异，无法分述。而啖、陆二人的观点更为接近。下面就将三人的学术思想合在一起论述。
二、论麟经别出胜义 疑三传释滞指迷
在《春秋集传纂例》第1卷中，陆淳以8篇文字，比较详细地叙述了啖、赵及本人对《春秋》及《三传》的理解。这是他们学术观点的总结，也是他们著作的纲领。
首先，孔子修《春秋》的用意究竟是什么？过去《左传》学者认为是为了“考其行事而正其典礼，以上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公羊》学者认为是为了“将以黜周正鲁，变周之文，从先代之质”，《谷梁》学者则认为是为了“明黜涉、著劝戒，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使夫善人劝焉，淫人惧焉”。啖助却认为，三家之说都“未达乎《春秋》之大宗”，因此不可能真正理解夫子作《春秋》的深刻用意。他认为，《春秋》之作，是为了“救时之弊，革礼之薄”。他具体论证说：
夏政忠，忠之弊野，殷人承之以敬；敬之弊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弊亻寒，救亻寒莫若以忠，复当从夏政。
夏文化以“忠”为其特色，殷文化以“敬”为其特色，周文化以“文”为其特色。到了春秋时代，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表明以“周礼”为主要内容的周文化已失去了其应有的社会功能。因此，孔子作《春秋》，“以权辅正，以诚断礼”，正是以“忠道原情”为本，不拘浮名，不尚猖介，从宜救乱，因时黜涉，或贵非礼勿动，或贵贞而不谅，进退抑扬，去华居实，所以说孔子作《春秋》是为了“救周之弊，革礼之薄”。
这样，啖助把前人的种种《春秋》宗旨说统统打倒。前人多认为《春秋》之旨在于复兴周礼，而啖助却强调《春秋》之作在于用夏政求周失。他说：。
《春秋》参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为本，不全守周典，理必然矣。
啖助认为在这一认识上，杜预所言全失，而何休所说“变周之文，从先代之质”，虽然话是说对了，但“用非其所”，即不从“性情”上去说，却从“名位”上去说，这样，就没有把握关键所在。唤氏所说的关键之点，不是“改革爵列，损益礼乐”，不是从外在的虚文出发，而在于“立忠为教，原情为本”。
所谓“立忠为教”，是说孔子作《春秋》，在于树立“忠道”进行教化，所谓“原情为本”，是说孔子所倡的“忠道”源于人的性情。“原情”，即分析人物的思想动机，将目的与手段分开，强调“权”、“宜”，这样，对经文的阐释、对人物的评价比纯粹用事实、用效果、用“礼法”去衡量，要灵活得多，主观随意性也更大。阐释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评判标准及价值观任意发挥，寄托自己的政治主张，以旧瓶装新酒。这种一忠道原情”的分析方法，被啖助等人用于《春秋》学研究。如僖公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阳”，左氏引用孔子的话批评晋文公“以臣召君，不可以训”，陆淳《微旨》则说：“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义，则晋侯请王以狩，忠亦至矣。”这样，通过发挥历史人物的心理动机，宣传“尊王”的“忠道”。所以陆淳说：“凡事不合常礼，而心可嘉者，皆以讳为善”＇注＇。
对于啖助所论的《春秋》宗旨，赵匡略有异议。他认为“《春秋》因史制经，以明王道”，其方法大略有二：兴常典、著权制。如凡是郊庙、丧纪、朝聘、搜狩、婚娶违礼则讥之，这是“兴常典”。至于“非常之事，典礼所不及，则裁之圣心，以定褒贬，所以穷精理也。精理者非权无以及之。”因为《春秋》之作，目的在于救世，即“尊王室，正陵僭，举三纲，提五常，彰善瘅恶”，也就是通过“例”、“体”而寓褒贬。他说：“故褒贬之指在乎例，缀叙之意在乎体”“知其体，推其例，观其大意，然后可以议之耳。”可知赵匡比啖助更强调“褒贬”＇注＇。
其次，啖助等人在提出了自己理解的《春秋》宗旨后，就对“三传”进行严厉的批评。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三传并不完全否定。虽然用了比较尖刻的言词大肆批评，但还是有所肯定的。他们认为，古人对《春秋》的解说，本来都是口口相传，自汉以后才有章句，著于竹帛。关于《左传》，他们认为它博采当时文籍，叙事尤其详备，能使百代之下详知春秋历史本末，通过它的叙事去探求《春秋》经文的意旨。何况它“论大义得其本源，解三数条大义亦以原情为说，欲令后人推此以及余事”，因此“比余二传，其功最高”。在这里啖助等人并没有完全抹杀《左传》叙事详赡的功劳，甚至认为它比公、谷二传对《春秋》的贡献更高。但是，他们又批评《左传》“叙事虽多，释意殊少，是非交错，混然难证”，即对《春经》经旨的阐述远远不够，而且是非混杂，让人难以把握。
关于公、谷二传，啖助等人认为，最初也是以口相传，后人根据先儒口授的大义，将它散配入经文之下，因此乖谬颇多，并没有把握其纲领。不过，他们认为，其大指还是子夏传授下来的，所以，二传从“传经”这一方面说，比《左传》要严密，即“《谷梁》意深，《公羊》辞辨，随文解释，往往约深”，对圣人微言大义的发明，往往有得。但是，他们又批评二传“守文坚滞，泥难不通，比附日月，曲生条例，义有不合，亦复强通，囗驳不伦，或至矛盾”，太拘泥穿凿于文句，遇有说不通的地方，就妄加比附，矛盾百出，不合“圣人夷旷之体”。啖助特别批评二传处处以“一字褒贬”之说释经。他虽然不反对《春秋》寓褒贬，但认为其中也有“文异而意不异”的，“褒贬”说并不普遍适用。所以，他批评二传“繁碎甚于左氏。”＇注＇
在解经时，他们大胆对三传的经说提出质疑。如《纂例》卷2释“望”，陆淳记赵匡说：
三望之名，公羊云泰山、河、海也，而左氏、谷梁无其名。说左氏者云“分野之星及封内山川”，说谷梁者云“泰山、淮、海”。据礼篇云，诸侯祭名山大川在其封内者，而不言星辰，又淮海非鲁之封内。公羊云山川不在其封内则不祭，而云祀河、海，则三家之义皆可疑也。对三传及各注家之说，不盲从，经过自己的考证，得出了自己的判断，说明三传不可尽信。
除了批评“三传”之外，啖助等人对两汉以来释“三传”者也进行了抨击。在当时学术界中，《左传》杜预注，《谷梁传》范宁注，《公羊传》何体注最为流行。要否定前人的失误，就首先要向杜、范、何三家开火。啖助等人认为，注疏之学“虽因旧史，酌以圣心，拨乱反正，归诸王道，三家之说俱不得其门也”，即三家没有找到正确的途径，去理解圣人的深意，在注解过程中纠正误说，以“王道”作为指归。他们进而指出：“两汉专门，传之于今，悖礼诬圣，反经毁传，训人以逆，罪莫大焉”＇注＇，他们对传注的批评可谓够严厉的了。
再次，啖助等人在指出了“三传”及注疏的失误后，得出结论说：“传已互失经指，注又不尽传意，《春秋》之义几乎泯灭。”三传没有把握“圣人”作经的宗旨，而注疏又没有发挥出三传的大意，致使《春秋》的真正目的被掩盖了。因此，他们要舍弃传注、直求经意。他们认为，《春秋》经文并不像有的传注者理解的那样“文义隐密”，如果这样的话就无人能解了。啖助说：
《春秋》之文简易如天地焉。其理著明如日月焉。但先儒各守一传，不肯相通，互相弹射，仇雠不若，诡辞迂说，附会本学，鳞杂米聚，难见易滞，益令后人不识宗本，因注迷经，因疏迷注，党于所习，其俗若此＇注＇。
传注者把本来“简易著明”的一部《春秋》经弄得晦涩难懂。不仅如此，《春秋》一经而分三传，每传自两汉以来又各有许多家注，注又有疏，强调“疏不破注”，不离师说，家法、师法门户之见很深，各家各派互相攻击，搞乱了人们的视听。平心而论，啖助等人对两汉以来经学的批评是有道理的。经学作为官方扶持的学术，其末路流于繁琐、晦涩，异说纷陈。唐初虽有《五经正义》统一经学，但只是对文句的解释有了一个统一的标准，谈经学者“不复知有《春秋》徽旨”。啖助等人抨击传注的目的，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