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大儒 编者:舒大刚-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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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得到了功名，他的第一个愿望已如愿以偿，应该说是春风得意，下一步只等入仕做官了。但是，按照唐朝的制度，学子中了礼部进士后，只能说初步具备了入佳的资格，新进士还得经吏部考试合格，才能得到一官半职。第二年，韩愈就满怀希望地应试吏部的“博学宏词”科，但连续三年应试，均告失败。此时韩愈已28岁，到京求位已历十年，犹未得一官，他心中极为焦灼，深感命运的作弄。他就象一匹栏中的骏马，渴望驰骋，但得不到机会，加上长安开销很大，此时他已囊中羞涩，于是只得以文章作为见面礼，奔走于权贵之门，希望有一位伯乐能够欣赏他的才华，对他加以提拔奖掖。
这年正月，他曾三次上书宰相，以优美的笔调，表白自己的抱负和才华，以及穷愁潦倒之态。他说：
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于农工商贾之版。其业则读书著文歌颂尧舜之道，鸡鸣而起，孜孜焉亦不为利；其所读皆圣人之书，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于其心；其所著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抑邪与正，辨时俗之所惑。居穷守约，亦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以求知于天下；亦不悖于教化，妖淫谀佞诗张之说无所出于其中。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一选于吏部牢无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亩之宫其可怀。遑遑乎四海无所归，恤恤乎饥不得食，寒不得衣；滨于死而益困，得其所者争笑之。忽将弃其旧而新是图，求老农老圃而为师。悼本志之变化，中夜涕泅交颐。虽不足当诗人孟子之谓，抑长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上宰相书》）
韩愈的恳求并没有引起当权者的重视，他的上书如石沉大海，无声无息。韩愈求仕不得，只好离开京城，怀着不得志的心情东归故里。他经过潼关，游凤翔，又上书京西节度使邢君牙，坦诚地说：“布衣之士身居穷约，不借势于王公大人则无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业显著，不借誉于布衣之士则无以广其名。”＇注＇企图以此说服权臣起用自己，但权势者无动于心，韩愈极度苦闷。在归乡途中，见有人宠白乌、白囗鹆西行送给天子，韩愈深有感触，联想到自己饱读诗书，身怀抱负，却不得名于荐书，而这两只鸟只不过有华丽的羽毛，反得蒙采擢荐进，如此光耀，感物伤生，心中极为苦涩，发出“遭时者虽小善必达，不遭时者累善无所容”（《感二鸟赋》）之叹。他把穷达归因于命运的安排，只好按捺住自己要求出佳的迫切心情，等待机会，相信“善上天之生余，亦有期于下地。”（同上）。
机会终于来了。第二年，因汴州发生叛乱，宰相董晋兼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韩愈被辟署试校书郎，汴、宋、亳、颍四州观察推官，随董晋由洛阳到了对州。这是他第一次做官。”他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一官半职，应该说已如愿以偿，以后就只等平步青云了。一年以后，他又以疾辞。贞元十五年二月，董晋去世。不久，汴州发生兵变，韩愈携家出城，辗转依于武宁节度使张建封，被辟为推官。韩愈刚过而立之年，入仕日浅，年轻气盛，对官场缺乏深入的了解，不谙人情世故，对上司往往发言直率，无所畏忌。贞元十八年，调授四门博士，做了学官。此时的韩愈，已经成了文坛领袖、名动海内。第二年，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这年他36岁。此时，他与文坛的另两位领袖柳宗元、刘禹锡结成了好友。
监察御史掌纠察百官，虽只正八品下，但地位非常显赫。仕途的得意，使他觉得终于可以施展自己的才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实现平生的抱负，按照儒家的理想治国平天下。这年关中大旱，闹饥荒，而有关部门不仅不予蠲免租役，反而竭泽而渔，使民不聊生。韩愈从儒家的“仁政”思想出发，认为民众为国家的根本，上疏请求宽摇役、免因租以安京师，又上疏论除宫市之弊。哪知德宗皇帝不但不听，反而嫌他直言多事，一气之下，将他贬为连州阳山县令（今广东西北）。
韩愈因直言而得罪，这是他始料不及的。因此他有些晕头转向，不知道是谁在皇帝面前进了谗言，从身后捅了他一刀。当时王叔文、韦执谊一派势力在朝中逐渐得势，柳宗元、刘禹锡是这个集团中的重要成员。韩愈虽与柳、刘是好朋友，但在政治态度上是有所不同的。所以他甚至怀疑柳宗元、刘禹锡与他的贬逐有关。这是韩愈政治生涯的第一次大的起落。这次挫折使他认识到，要在官场上站稳脚跟，就应该学得圆滑一些，多说奉承话。不过，韩愈始终是韩愈，他刚直敢言的性格在他的一生中并没有什么改变，这使他在仕途中吃了不少亏。
韩愈在遥远的南方度过了两个春秋。德宗死，顺宗即位，改元永贞，韩愈获得赦免，移江陵法曹参军。赴江陵途中，他曾在湖南郴县待命三个月。在这段时间里，韩愈写下了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五篇哲学论文“五原”＇注＇。这五篇文章不仅是散文史上的名篇，而且是韩愈政治、哲学思想的代表作，标志着他的新儒学思想已经成熟。这一年韩愈38岁。他以自己敏锐的目光，看到孔孟以来的儒学正在衰落，在与释、道二教的竞争中面临着深刻的危机。他以卫道者自居，挺身出来大声疾呼，发出尊孔孟、排异端的口号，独自举起了复兴儒学的旗帜，要扶正名教，以使儒学重新占领思想阵地。
顺宗在位数月即被废黜，由“二王人司马”领导的“永贞革新”被宦官集团扼杀。宪宗即位，改元元和。这年夏，召韩愈为权国子博士，分教东都。韩愈以天下名儒，担任学官，致力推行他重振儒学的主张。韩愈在教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教学方法上，注重生动活泼，并不板着面孔教训人。他“讲评孜孜，以磨诸生，恐不完美，游以恢笑啸歌，使皆醉义忘归。”＇注＇除了讲解义理之外，他还出语恢谐，使人发笑，并有说有唱，使学生在轻松活泼之中体会所学的知识。
元和四年，韩愈改任都官员外郎，五年为河南县令，六年行尚书职方员外郎，七年韩愈因管闲事受连累，降官国子博士。他自视颇高，却又屡遭贬黜，情绪非常低落，心中很不是滋味，于是写下《进学解》一文，试图解答仕途穷通与学业精粗之间的关系，反思自己为什么动辄得咎。谁知他的这篇牢骚满腹的文章，却得到了执政的赏识，认为他有史才，改官比部郎中、史馆修撰。白居易起草的《除官制》是这样评价韩愈才学的：
大学博士韩愈，学术精博，文力雄健，立词措意，有班、马之风，求之一时，甚不易得，加以性方道直，介然有守，不交势利，自致名望，可使执简，列为史官，记事书法，必无所苟＇注＇。
这篇制词对韩愈的学术、文章及道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韩愈进入史馆却不修史，有人劝他，他回答说：“自古为史者，不有人责，则有天灾。”后来他预修《顺宗实录》，因书禁中事太切直，果然引来了宦官和其他一些人的非议，“訾其非实”。九年，转考功郎中、知制诰。
宦官、朋党与藩镇，是唐代政治生活中的三大痼疾。韩愈生活的时代，宦官气焰嚣张，官僚士大夫间的党争也接连不断，要想在政治上站稳脚跟，就得依违其间，否则随时会被逐出朝廷。韩愈在从政之初，曾与宦官俱文珍关系密切。而此时，牛、李党争也已由李逢吉、韦贯之与李吉甫、裴度之间的纷争揭开了序幕。纷争所涉及的问题之一，即是对藩镇的态度。李逢吉、韦贯之一派主张息兵，而李吉甫、裴度一派则主张用兵平叛，以维护封建国家的政治统一。韩愈直接参与了这一场纷争，站在袭度一边，反对地方割据，力主讨伐。元和九年，彰义军节度使吴少阳卒，其子吴元济自立，背叛朝廷。裴度力主对他用兵，遭到韦贯之、李逢吉一派的反对。韩愈上《论淮西事宜状》支持裴度，主张征讨，论及军事，颇有韬略，但因抱怨皇帝优柔寡断，遭到贬抑，为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裴度任宰相，节度彰义军，决定平定淮西之乱，任用韩愈为行军司马。韩愈先到汴州，劝说沛军都统韩弘归顺朝廷，翦除了吴元济的羽翼，使吴元济孤立无援。又向裴度献间道人蔡之策，深得裴度赏识。淮西平后，韩愈因功升为刑部侍郎。
此时，韩愈在仕途上似乎一路顺风。但是好景不长。不久他就经受了政治上最大的一次起落，这是因“佛骨事件”引起的。在唐代，佛教极为流行。元和年间，宪宗大力支持，佛教继续泛滥。当时凤翔法门寺有一座护国真身塔，塔内藏有一节所谓释迦指骨，信男信女把它作为“圣物”顶礼膜拜，每30年拿出来展示一次。传说展示后将“岁稔人泰”。元和十四年正月，宪宗派人把它从寺中迁入宫内供奉三天，史称“王公土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注＇，朝廷内外奉佛达到了疯狂的程度。韩愈对这件事极力反对。早在青年时代，韩愈就：“囗排异端，攘斥佛老”（《进学解》）。为了重树儒学的权威，韩愈在《原道》一文中倡言排佛，甚至提出过“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极端主张。这时的韩愈面对举国上下的宗教狂热，不怕触动逆鳞，冒犯君颜，毅然上表对迎佛骨一事进行谏净。在这篇著名的《论佛骨表》中，韩愈言辞尖锐，慷慨激昂，以理性的精神，历数佛法传入中土以后对世道人心、社会经济的不良影响，并说历代奉佛之君，往往得祸，享年不永。他从维护中华本位文化的立场出发，要求将佛骨“投诸水火”，并表示“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他的上表在朝野上下激起了轩然大波，宪宗皇帝盛怒之下，要将韩愈处死。后因裴度、崔群等人极力说情，于是改为远贬潮州刺吏。韩愈到潮州后，上书皇帝谢罪，并表明自己的赤胆忠心，言辞沉痛哀戚，宪宗皇帝动心，将他内移为袁州刺史。
这是韩愈第三次来到岭南。虽然他的运气不佳，仕途坎坷，多次因言得罪，但并没有因此消沉。他平生为维护儒家本位文化而摇旗呐喊，并为儒家政治理想的实现而身体力行。在潮州，他同情百姓疾苦，力图做一个百姓喜爱的好官，这种爱民精神鲜明体现在《逐鳄鱼文》中。在任袁州刺史时，韩愈帮助沦为奴隶的百姓赎身，使其骨肉得以团聚。这些所作所为，是儒家“人本”精神在他身上的反映。
此时，韩愈已过“知命”之年。不仅他的哲学思想已经成熟，他在文学创新上也树立起自己不可动摇的地位。早在青年时代，韩愈就在文学上独树一帜，创作出许多高水平的散文。如《原道》、《原毁》、《送孟东野序》、《进学解》、《师说》等，都堪称散文的典范。他反对六朝以来文学上的形式主义，提倡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主张文艺形式要服从思想内容，文章要反映事理，反对单纯追求形式的唯美主义倾向，不讲排比，不工对偶，推动着新古文运动的前进。在这一时期，他更为新古文运动思潮的掀起推波助澜。在他周围，散文家有张籍、李翱、皇甫提、孙樵等，诗人有张籍、孟郊、贾岛、樊宗师、卢仝、李贺等，形成了韩门学派，对当时文坛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大胆抛弃骄文艳语，不因袭陈词滥调，而贵独创，实践着韩愈的文学主张，形成百花争艳的局面，韩愈则是他们的领袖。他继承了孟（轲）文的雄辩，荀（况）文的谨严，韩（非）文的犀利，迁（司马迁）文的生动，扬（雄）文的简练，在继承前代优秀文学遗产的基础上，韩愈主张“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即不蹈袭前人的陈旧语言格式。韩愈与文坛上另一位巨匠柳宗元始终保持着很深的友谊，他们在文学上的基本主张是一致的，彼此都非常推崇，互相关怀、鼓励和支持。柳宗元因事遭贬，韩愈给予了深切的同情。柳宗元也曾赞扬过韩愈不随波逐流的精神，并在去世前将子女托付给韩愈关照。柳宗元死后，韩愈以深情的笔触，对他的文章和道德予以很高的评价。韩、柳二人的文学联盟，增强了新古文运动的阵容，使古文运动逐渐成为文坛的主流。韩柳并列入唐宋古文八大家。
穆宗即位，召韩愈为国子祭酒。这是韩愈一生中第三次任学官。祭酒是国子监的负责人之一，韩愈作为一代名师来作祭酒，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人们奔走相告，说：“韩公来为祭酒，国子监不寂寞矣！”国子监的学官大多是豪族子弟，这是门阀制度残余在唐代教育中的反映。韩愈任职期间，有一位国子监直讲精通礼学，但不修边幅，那些出身高贵的学官们就看不起他，连吃饭都不与他在一处。韩愈认为这不利于团结，就让人把那位直讲找来与自己一起就餐，从此那些学宫再也不敢轻视直讲了。韩愈还注意奖拔人材。在《杂说》一文中，他写道：“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他批评那些不识才的人：“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却反而“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他认为人才总是有的，关键在于有无慧眼去识别和选拔。他推荐那些有真才实学的儒生当学官，让他们与诸生一道研讨儒家学说，教育诸生，从此国子监学风大变，诸生向学蔚然成风。如张籍原为校书郎，经韩愈推荐、提拔为国子博士。经韩愈举荐而为学官的就有十六、七人。这些人对唐代教育和文化都作出过不同程度的贡献。
长庆元年，韩愈转为兵部侍郎。这一年，镇州发生兵乱，乱兵杀节度使田弘正而立王廷凑，围深州刺史牛元翼。穆宗派韩愈前去宣抚。朝臣们认为此行险恶，恐怕性命难保，都替他担忧，元稹叹道：“韩愈可惜”，以为他一定有去无回。穆宗也诏示韩愈见机行事，不一定要入城。但韩愈认为既受君命，就应该勇往直前，临危不惧。他骑马奔入乱军阵中；劝王廷凑解除对牛元翼的围困。韩愈此行有智有勇，取得了成功，兵乱被抚平。穆宗非常高兴，将他升为吏部侍郎。韩愈后来又一度卷入政治斗争之中，担任过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复为吏部侍郎，官位时有沉浮，但没有什么大的起落＇注＇
长庆四年，韩愈去世，终年57岁。韩愈坎坷的生命历程并不长，但他不怨天尤人，对生死有着清醒、达观的认识，体现了儒家的理性主义精神。他临死时很平静，回顾自己的一生，欣慰地说，以我的伯兄韩会那样高的德行，又懂得养生，也只活了43岁，而我天资不高，却官至侍郎，享年比伯兄还高出15岁，如果还不满足，要怎么才满足？并且我能在家里寿终正寝，又没有失去为人臣、为人子的大节，在九泉下面对先人也可以无愧了＇注＇。他还告诉家人，丧葬要按儒家传统礼数举行，“俗习夷狄、画写浮图、日以七数之，及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