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大儒 编者:舒大刚-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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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所谓生而静者”，即与儒家的性善说相符合。《礼记·乐记》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物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柳宗元认为儒家的这种“主静”说经过异端的篡乱，异说纷纭，失去了原旨，“孔子无大位，没以余言持世，更杨、墨、黄、老益杂，其术分裂。”而直到佛教学说出现，才恢复了儒家“主静”说的本源，“吾浮图说后出，推离还原，合所谓生而静者。……其道以无为为有，以空洞为实，以广大不荡为归。其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不假耕锄，本其静矣。”＇注＇在这一点上，柳宗元把儒、佛之道调合在一起，认为佛学的性善论贯彻始终，正与孟子“性”说相通。
3．“本于孝敬，积以众德”，合乎儒家伦理。“孝道”是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佛教原本不主孝道，规定不礼国王，不拜父母。但佛教传入中土以后，经过改造，逐渐适应了传统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要求，也提倡“孝道”，如《大报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极其业”＇注＇。他在《送氵睿上人归淮南觐省序》中说：“金仙氏（按：金仙为佛教之异名）之道，盖本于孝敬，然后积以众德，归于空元。其敷演教戒于中国者，离为异门，曰禅、曰法、曰律，以诱掖迷浊”。柳宗元认为在提倡孝道这点上，佛教“且与儒合”。
4．佛教的戒律与儒学的礼义相通。唐德宗时，怀海禅师居于江西百丈山，创禅院制度，为禅师立下了行为戒律。其中首先讲报恩、尊祖，用儒家的忠、孝观念补充了佛教戒律的内容。柳宗元把儒学的礼义与佛教的戒律等同起来，认为二者同样起着“持世”的作用。在《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中，他认为：
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礼于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
因此，佛教戒律与儒家礼义在效用上相通。
5．佛理合于中道。“中道”或“大中之道”，是柳宗元“圣人之道”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佛教也讲中道，佛教的许多思想，尤其是天台宗的中观思想中，也体现了“中道”原则，因此，柳宗元极力称道。章士到曾指出：“大中者，为子厚说教之关国语，儒释相通，斯为奥秘。”＇注＇在《岳州圣定寺无性和尚碑》中柳宗元说：“佛道愈远，异端竟起，唯天台大师为得其说。和尚绍承本统，以顺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生物流动，趋向混乱，惟极乐正路为得其归。”在《南岳云峰和尚碑》中也说：“师之道，尊严有耀，恭天了之治，维大中以告，后学是效。”“大中”思想本为儒家所固有，而释教能冥契此说，故柳宗元大加赞扬。
6．“真乘法印，与儒典并用。”＇注＇柳宗元一系列文章中，反复强调佛教“不与孔子异道”，“往往与《易》《论语》合”，佛教义理中包含着与“圣人之道”相通的、有益于世的内容，是不应当简单加以否定的。
柳宗元按照自己对佛、儒二教的领会，“统合儒释，宣涤疑滞”＇注＇，目的是通过有选择地容纳佛学思想，借助佛学理论来“推离还源，丰佐吾道”＇注＇，丰富儒学的思想方法，对宋明理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七、韩柳兴儒 异曲同工
唐代中后期，儒学发展面临着重大的转折。一方面，两汉以来的传统儒学已发展到尽头，一些学者在努力寻找新方法，力图使儒学走出章句训诂的死胡同；另一方面，思想界围绕着三教关系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前沿学者在掀起文学革新运动高潮的同时，打着“文以明道”的旗帜，进行着复兴儒学的尝试。韩、柳二人虽然目标一致，但却选择了不同的方向。
1．在复兴儒学方面，韩、柳二人都主张扫除章句，直契原旨，但韩愈沿着思、孟一系的路子，但道统，明心性，开启宋代性理学之先河；柳宗元则致力于对荀派儒学的继承与发展，从批判两汉以来“天人感应”说入手去复兴儒学，对理学开山祖张载影响颇大。
2．韩柳二人都对三教问题发表过意见，但在如何对待异质文化上，二人观点截然相反。韩愈严厉排斥佛，以维护儒学的纯洁性和独尊地位，柳宗元却主张取其“韫玉”以佐”吾道”。如果说韩愈的观点反映了唐代中后期部分儒家士大夫的危机意识，那么柳宗元的主张则表现了整个唐代文化开放、兼容的宏大气魄。韩柳二人的理论建树，开启了儒学复兴的先河，他们都是由汉唐章句之学向宋明理学转变的关键性人物。
（杨世文 撰）
安乐先生 邵雍
（1011——1077）
邵雍是北宋五子之一，他同周敦颐、张载、二程都是两宋理学的创始人。他建立的象数学体系，企图用一个完整的图式来说明宇宙演化和社会、人生的全部运动程式。这个象数体系虽是由主观推演而成，但也具有一些合理的成分。邵雍是第一个把象数学理论和方法同理学思想相结合的理学大家，在理学史上的地位很高，影响很大。
一、青年刻苦自励 隐逸不涉仕途
邵雍字尧夫，又自称安乐先生，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卒于宋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谥康节。其先世为河北范阳人，曾祖邵令以军职随从宋太祖部下，后来移居衡漳（今河北省南部），他青年时随邵古再迁家于共城（今河南辉县），最后才移居洛阳定居。邵雍在幼年时期，其家境并不富裕，他的曾祖父做过小官，祖父和父亲都是隐居不仕的知识分子，在他跟随父亲从衡漳迁去共城时“居苏门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器以养父之余，刻苦自励者有年。”（《宋元学案·百源学案上》）尽管如此，青少年时期的邵雍却能“自雄其才，慷慨欲树功名”，“于书无所不读，始为学，即坚苦刻厉，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宋史·道学一》本传）因此在当时就获誉为“好学”青年的名声。他不但能刻苦钻研书本知识，而且亲自出门游学，了解社会实际，曾逾河、汾，涉淮、汉，周游了齐、鲁、宋、郑之墟。经过一段时间，他幡然省悟道：“道在是矣”！便决定定居于洛阳，不再外出。
由于邵雍享有“好学”的美誉，受到了共城县李之才的赏识，并亲自去邵家访问。李之才问：“你了解物理性命之学吗？”邵雍答：“希望在这方面得到教诲”，于是乃师事之才，从其学。李之才看中了邵雍的才气，随后又将《河图》、《洛书》和伏羲八卦及六十四卦图像传授给他。邵雍的象数学，从渊源上讲，同道教有很深的联系。朱震说：“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种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宋史·儒林五·朱震传》）指出《先天图》传自著名道士陈抟。后来，邵雍著《皇极经世》，推衍宇宙变化，其思想资料在很大程度上即取材于道教典籍。关于《皇极经世书”的思想来源，徐必达在《邵子全书》的附录中说：“先生少事北海李之才挺之，挺之闻道于汉阳穆修伯长，伯长以上虽有其传，未之详也。”联系到朱震所述，穆修以上是种放，种放以上就是陈抟了。
邵雍所学虽与李之才的传授密不可分，更重要的是他自己能够探赜索隐，妙悟神契，洞彻蕴奥，并且能够广览博取，吸收别家之所成，故其成就多属自创。
邵雍虽然博学多才，通五经义奥，知古今之变，尤精《易》理，但终身没有做官。这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做官的机会，而是他自己不愿做官，他学成之后，一直在洛阳过着隐士生活。初到洛阳时，生活十分清寒，其家“蓬荜环堵，不芘风雨，躬樵囗以事父母，虽平居屡空，而恰然有所甚乐。”（《宋史·道学传》）。那正是王安石当政，朝中一批地位和名望很高的旧党大臣，如富弼、司马光、吕公著等人都退居洛阳，这些人知道邵雍是一位贤者，对其十分雅敬，并与之结交。嘉祐（公元1056—1063年）年间，朝廷下诏寻求隐士，当时的洛阳留守王拱辰积极推荐了邵雍，因授为将作监主簿，接着又举进士，补颖州团练推官。对这些官职，他都不愿接受，后因固辞，不允，才勉强受命。可是他竟“称疾”，不去上任。邵雍有诗，写道：“平生不作皱眉事，天下应无切齿人，断送落花安用而，装添旧物岂须春……”（引自《宋元学案·百源学案》），说明他不愿意涉足政事，以免自寻烦恼，只求平平安安生活下去。
实际上，邵雍也不是一个真正的隐士，由于他在学术上很有成就，其先天象数学自能独具一格，加之他在上流社会中表现出高雅风度，深为当时的儒者和文士们所推重，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声誉。后来，司马光等20多人为他筹措了一些钱，买了官地园宅让他居住。其住宅契寄司马光名下，园囿契寄富弼名下，田庄契寄王郎中户名，在上述诸人的庇护之下，邵雍就免去了应交官府的赋税。当时，他与司马光、富粥、吕公著、祖无择等一些旧党大官僚结为至友，相互往来甚密，常以诗酒唱和。因此，邵雍名为隐士，实际上却是一位地位很高的社会名流。
邵雍一生著述很多，其代表作计有《皇极经世书》和诗集《伊川击壤集》近百万言。明代徐必达编有《渔樵问对》、《无名公传》（即《邵雍传》）和《洛阳怀古赋》等。
二、眼底海阔天空 胸中春晴日午
这两句话，是清乾隆时期，学者王植在《皇极经世全书解》中对邵雍的评语。结合前人所记述的其他有关史料来看，这一评价对邵雍是比较合适的。程颐在《邵雍节先生墓志铭》中说：“（邵雍）德气粹然，望之可知其贤。不事表衤暴，不设防畛，正而不谅，通而不汗，清明洞彻中外……群居燕饮，笑语终日，不取甚于人。”（《明道文集》卷4）这是说，邵雍是一位道德高尚的贤者，为人正派，同人交往有其原则，同而不汗。他的头脑清醒，能洞察明暗，同时又是一个十分乐观的人。《墓志铭》还说他为人豁达、开朗，“接人无贵贱”，不摆架子，平易近人。《宋史·道学传》称赞邵雍与人交谈时不讲他人的坏处，喜欢称道别人的长处，有人向其请教，则有问必答，从不盛气凌人，“人无贵贱少长，一接以诚”。因此博得人们的好感，正派人士喜欢他的美德，不正派的人也能服其教化。人们认为，他的为人对洛阳一带的士风有着良好影响。
史书和墓志铭对邵雍不免有溢美之词，但至少可以看出他确实具有很多优良品德和作风。
邵雍初到洛阳时，家境十分清寒，虽然过着贫困的生活，仍然自有乐趣。只是因为他后来结交了一批达官贵人，受其资助，生活才变得优裕起来。但司马光等20余人为他购置的园宅，规模并不很大，他“岁时耕稼，仅给衣食。名其居日安乐窝。”（《宋史·道学传》）当然，既称“安乐窝”，可能收入不止仅给衣食，至少是比较优裕。不过，这只是他死前六七年的事。邵雍的晚年，就是在这样的生活中度过的。在这样的条件下，他觉得十分满足，如他在《击壤集》的《后园即事》中说：“太平身老复何优，景爱家园自在游，几树绿杨阴作合，数声幽鸟语方休。竹侵旧径高低迸，水满春渠左右流，借问主人何似乐，答云殊不异封侯。”因此将自己的园宅称为“安乐窝”，又自号“安乐先生”。这说明他不但不以做官为荣，而且不谋取功利的态度。
这位安乐先生，在生活上十分安闲自在，“旦则焚香燕坐，脯时酌酒三四瓯，微薰即止，常不及醉也，兴至辄哦诗自咏。”（同上）别有一番情趣。于春秋时节，出游城中，风雨时不出门，出游时乘一小车，由一人牵拉，喜欢到哪就到哪，行无定所，无拘无泥。由于他在洛阳结交了很多文人儒土、官僚学者，并在这些人之中享有声誉，受到“雅敬”，当他乘坐的小车出现，“士大夫家识其车音，争相迎候”，无论童孺家仆，都欢喜地说：“吾家先生至也。”又据《宋人轶事》说：邵雍每当“天色温凉之时，乘安车，驾黄牛，出游于诸王公家，其来，各置安乐窝一所，先生将至其家，无老少妇女良贱，咸迓于门，争前问劳，凡其家父姑妯娌婢妾有争竞，经时不决者，自陈于前。先生逐一为分别之，人人皆得其欢心。餍饫数日。复游一家，月余乃归。”由此可知邵雍的人缘之美。据说当时有十余家为他准备了像“安乐窝”一样的住所，随时接待他的到来，名曰“行窝”。邵雍去世后，有人写挽词云：“春风秋月嬉游处，冷落行窝十二家”，自此以后，这十二家人就失去了一位十分逗人喜爱的客人，他们对邵雍的逝世感到非常惋惜。
从表面上看，邵雍是一位十分乐观、随和，与世无争，不求荣利，安时顺处的人。但若从更深层的情况来看他对世事人生的态度，却又另有情由。作为一个思想深邃的思想家，他对历史、对社会、人生乃至宇宙万物都有更深刻的观察与思考。他对当时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之复杂性更有比较透彻的了解。因此，对自己应该怎样立身处世，自有一套人生态度。邵雍之所以不求名利，与世无争，能够安时顺处，自寻乐趣，是因他从历史和现实中，看到了许多阴暗面，因而奉行了一套以保全自己为要的处世哲学。关于这一层，可从《击攘集》的诗篇中看得明白。如《安乐窝中吟》组诗中的第一首云：“安乐窝中职分修，分修之外更何求？”第四首有云：“安乐窝中万户侯，良辰美景忍虚留。”他的职分就是在安乐窝中写作《皇极经世》和看花、饮酒、赋诗。于外一切，皆无兴趣。
自号“安乐先生”的邵雍，与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大不相同，他不恣意行乐和狂放不羁，而是适可而止，很有节制。在饮食方面，只是每日哺时（申时）饮酒三四瓯，微薰即止。他说：“酌有浅深存燮理，饮无多少系经纶，莫道山翁拙于用，也能康济自家身。”又有诗云：“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安乐窝中吟》第十一首）。“饮酒莫教成酩酊，赏花慎勿至离技”（同上）。朱熹对此有看法说：“康节凡事只到半中央便止，如‘看花切勿看离技’是也”。有学生问朱熹：“如此则与张子房之学相近。”朱熹说：“因是，康节固有三诗称赞子房。”这说明邵雍只是求乐，而不是享乐主义者，只是对人生采取达观态度，故而能够自待其乐。他还有诗写道：“美誉既多须有患，清欢虽剩日无忧”，这也说明他为什么不重名位，能够清虚自守。邵雍的处世态度的确受张良之影响，难怪朱熹说他“有个自私自利之意”（《朱子语类》卷100）。邵雍曾在《张子房吟》中称赞张良是一个“善始又善终”的人，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