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大儒 编者:舒大刚-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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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齐国，孔子通过齐国宠臣高昭子见到了齐景公。景公对孔子不算陌生。五年前，齐景公与辅相晏婴访鲁，曾慕名造访过孔子。现在老朋友相见，很快便谈得投机了。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脱口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乃孔子的施政方略——以端正名份为主要内容的“正名”主张。即君要守君道，臣要守臣道，父要守父道，子要守子道。各尽本份，注重等级。当时的齐国亦正处于崔、庆、高、国擅权，田氏篡弑的前夜，孔子一语正中景公所忧，异常兴奋，赞曰。“善哉！僖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颜渊》）高兴之下，便要将尼溪之四封给孔子，只因晏婴反对未果。但景公还是给予孔子很优渥的俸禄：“待之以季孟之间”，与鲁国叔孙氏的待遇相当。齐景公只对孔子维护君主尊严的等级学说感兴趣，但对孔子的仁义思想却置而不论。不再向孔子“问礼”，并明确表示：“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想在齐国推行“仁义礼乐”的愿望又落空了。
孔子遂自齐返鲁。当时还是季平子专政，孔子无心求仕，潜心自我修养，平静地迎来“40而不惑”。何谓“不惑”？“不惑”者，相对于“惑”之谓也。孔子曾论“惑”说：“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颜渊》）又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同上）可见“惑”的特征是感情用事，偏激，走极端，然则“不惑”乃“惑”之反，即理智，不偏不颇，此即孔子推崇的“至德”——中庸。孔子又说：“智者不惑。”（《子罕》）又说：“40而见恶焉，其终也矣！”（《为政》）40而不惑，表明孔子40岁已成为一位具有独立见解的“智者”，掌握了不偏不倚的中庸方法。有独特的见识，再加之正确的处事方法，就可以少犯或不犯错误。
孔子42岁时，鲁昭公已从齐国奔于晋国，客死于潜溪。定公即位。5年后，季平子死，子桓子继为执政，政治形势更加恶化，阳虎专权。阳虎是季氏家臣，从手桓子祖父时就开始作季氏宰（大管家），如今已是积久势重，强奴逼主。季平子死后，阳虎肆无忌惮，将桓子囚禁起来，赶走季氏亲属、杀死季氏族人，逼近季桓子妥协与他盟誓。从此，鲁国政权又从大夫下移于家巨，出现了“陪臣执国命”的败落局势。阳虎越俎代庖，以陪臣身份主会盟、发誓愿、占国田，进而欲尽诛三桓之嫡，立自己的亲信势力为嗣。一切野心家在心理上都是虚弱的。为了孤假虎威，阳虎——这位从前蔑视孔子的势利之徒，现在却想借重孔子名气，为他倒行逆旋扯上块遮羞布。孔子自然不会买账。于是阳虎煞费苦心地制造了一个机会。一天，他派人趁孔子不在家时将一具蒸豚送去。按照“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的规矩，阳虎料定知礼的孔子肯定会上门称谢。殊不知孔子也针锋相对，趁阳虎不在家时才去回访。具有戏剧性的是，孔子在回来的路上又与阳虎相遇，刚想回避却被阳虎叫住了。他问孔子：“怀揣绝技却让国家迷乱，可谓仁乎？”孔子答：“不可。”“本来希望有所作为却屡失良机，可谓智乎？”孔子答：“不可。”阳虎激将说；。“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然，吾将仕矣”。
孔子一生讲究“仁、智、勇”三“达德”，阳虎专挑仁智这两个问题来诸难孔子，可谓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使得孔子不得不连连称是。但是，阳虎却抽掉了孔子思想中另两个内容——礼和义。礼即自西周以来的奴隶制等级制度。义即宜，即是尽本份，守原则，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和谐统一。孔子认为：“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前者即西周的太平景象，后者则是春秋乱世的形势。至孔子时，诸侯也不能“专征”了，而是政“自大夫出”，其至“陪臣执国命”了，眼前的阳虎就是陪臣执国命的罪魁！。孔子又诅咒说：“自诸侯出，盖十世希（稀）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季氏》）阳虎以大夫家臣（陪臣）的身份干预国政，上凌君，下逼主，专生杀，擅于夺，哪里还有一点仁义礼智的影子？君臣无序，主仆易位，实乃无道之至！面对这样的乱臣贼子，他孔丘哪里屑于合作！他历来奉行的是：“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亦耻也。”（《泰伯》）在无道之世而得荣华富贵，必将采用不义手段，这是孔子最为不齿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里仁》）如果说，从前孔子发愤努力，学习六艺，是为了入仕、进入上流社会的话，那么，当他认识到礼乐的还以仁义为内容，形成了“仁义礼”三位一体的思想后，他的追求就从具有功利色彩的求仕。进入了另一个道德的境界，那就是为了推行仁义而求仕，即他的弟子子路所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微子》）既然此时出仕不能“行义”，与其作帮凶，不如洁身自好，作个“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季氏》）的隐君子。
“隐居以求其志”。“志”，即指“仁义礼”的政治抱负，也是“志于道”之“志”，即对客观规律的体认。如果说孔子“30而立”和“40不惑”时掌握了“六艺”和“中庸”等具体知识和方法的话，那么现在孔子要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体验带规律性的东西，即“道”或“天命”，从而实现他认识进程中另一个具有质变性质的新飞跃——“50而知天命”！
“行义以达其道”，是说通过做自己份内的事情，来实现自己思想主张。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注重人伦，躬行孝道。有人问他为何不去“为政”？孔子说：“书曰：‘孝乎谁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为政》）在孔子看来，孝悌是仁义之体，仁义是为政之实，自己在居家时讲究孝悌，这就是行仁义，这就是为政。其次是躬自教育，造就人材。孔子是中国第一个伟大的职业教育家，也是第一个将教育职业化的人。既然“道之不行”，自己的主张得不到贯彻，那就将道宣传开来，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明道。他看准了“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阳货》）的政治作用。认为教育有两个功能：一是培养合乎仁义精神（以“爱人”为核心）的接班人（“君子”），二是把被统治阶级（“小人”）改造得更加驯服（“易使”）。前者是要以教育造就新一代（“爱人”）统治者（“君子”），后者是要以教育教化遵守秩序（“易使”）的驯民（“小人”），共同的目的是从上下两个方面来重振社会秩序和重建和谐的社会关系。教育，说穿了不过是一定阶级按照自己标准造就人材的事业，孔子正是中国第一个发现这一功用，并充分运用这一手段使自己政治理想传播开来，使之深人心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教育之于孔子，不过是假人之手以实现政治主张的手段。因此从事教育也就是间接地从政。孔子一生主要从事教育事业，特别是在30至50岁之间，更是他年富力强，大张私学的时期。这样一来，孔子不仅没有因隐居而失掉声誉，反而因不与阳虎同流合污而清名益高。一群群大大小小的青年从四面八方涌向曲阜阙里，奉上束修，拜孔子为师。现在有名可考的“仲尼弟子”中，颜回、子路、子贡、闵子骞等高足，都在此时从学于夫子。孔子于是乎翻六艺，升杏坛，诗书之声盈耳，丝竹之音不绝，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聚徒讲学的学术团体。比之于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于公元前387年创立的“学园”，早了整整200年。
“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这就是孔子50岁以前生活的真实写照。那种清心寡欲、安闲平易的神情，至今想来，还是令人欣慕不已！
三、小试牛刀 卓有政绩
伴随着对生生不息、健行不已的天道的认识，孔子于安闲平易之中，敏锐地感受到一种神秘的“天命”，一种上苍赋予他的使命。在“志于道”的追求中，他幽然地觉得：上天之所以在一片历史废墟中，保留了完美的周礼，并让他孔子认识了她。这不是上天要复兴周礼的意思吗？他甚至认为上天生就他这样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并赋予他崇高的德行，那一定是上天要把这个文化复兴的任务交给他，要他去替天行道，去行仁行义行周礼，救苦救难救苍生！于是他好像有某种顿悟一样，再也无法隐居了，他要积极寻求出仕的机会，将这个社会、这个人民从苦难中拯救出来。
为了获得从政的机会，孔子甚至准备采取灵活的措施。就在他“知命之年”，季孙氏的另一个家臣公山不扭（又作弗扰）在费邑宣布独立了，他托人招请孔子。对这个与阳虎一样同是叛主过巨的邀请，孔子最初还真动了心。司马迁分析他当时心理说：“孔子循道良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王起于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傥庶几乎！’欲往。”这是合乎实际的。只因性情率直的子路的反对，没有去成。
阳虎谋反事败，盗鲁大宝而奔晋。季桓子真正掌握了大权，痛定思痛，倍感孔子等级名份说的亲切，决心起用孔子振顿鲁国秩序。鲁定公九年（前501），孔子被任命作中都宰（县邑长官）。孔子在中都为政一年，政绩斐然，“四方皆则之”。十年，调回中央作小司空，协助大司空管理土木工程。不久由小司空一跃而为大司冠。大司冠，是鲁国最高司法长官，“掌建邦之三典，以往王刑邦国、诘四方”。是时孔子52岁，一干4年，直到55岁离鲁。这几年是孔子小试牛刀，一展抱负的风云时期。4年时间虽短，但对于孔子来说已经足以干一番事业了。他曾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矣，3年有成。”（《子路》）孔子并没凭空大言，事实正是这样。
孔子上任那年夏天，齐国邀请鲁定公会于夹谷。孔子因善长礼仪作这次国际性会议的傧相。当对的鲁国，北邻晋国，南逼荆楚，东接强齐。三强逼临，而鲁国国小兵弱，“附于楚则晋怒，附于晋则楚来伐，不备于齐，则齐师侵鲁”。在外交关系中，鲁国就像踩跷跷板一样，左右为难。如何在这次会盟中避免齐国的威逼，为鲁国挽回列国声誉，便成了孔子此行的首要使命。
会盟这天，齐鲁两君来到夹谷。除地为坛，土阶三等，礼乐声中，鲁定公与齐景公揖让而登，一派友好和平景象。但是，两君刚刚坐定，齐国的使臣请献乐舞。但演奏的即是夷狄“四方之乐”。于是羽旄旌旗中，夹杂着剑戟盾矛，一涌而上，鲁定公有被挟持的危险，形势十分紧迫。事出突然，摔不及防。大智大勇的孔子一眼识破敌人阴谋，急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他两眼怒视景公，挥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义正词严，景公为之理屈，只得挥退持械舞人。订立盟约时，孔子发现齐人擅自在盟书上加了一句：“齐师出境，而不以甲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面对齐人的阴谋诡计，孔子针锋相对，也加上一句：“而不返我汶阳之田以共命者，亦如之！”挫败了齐人霸权野心，并收复了鲁国失地，为鲁国争得了列国间的平等地位。
外交胜利，使孔子名重一时，季桓子对孔子信任有加，言听计从，史称：“孔子行乎季氏，三月不违。”季桓子还将执政大权委托孔子代掌，孔子选以大司寇“摄行相事”。他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进行了一系列内政改革。于是他在鲁国具体实施了从前陈之于齐景公的“正名”方略。在孔子看来，当时鲁国最大的弊病在于君不君、臣不臣，鲁公虚位，大夫专权，名实颠倒，秩序混乱，亦即“名”不正。这首先表现在作为臣子的三桓势力过大，势逼公室。要重振鲁国秩序，必须首先削弱三桓势力。一天，孔子从容对定公说：“按照周礼，臣子不藏甲兵，大夫的城墙不过一百雉（三百平方丈）。现在三家的采邑都超过这一限度。”三家采邑，指季氏费邑、孟氏成邑、叔氏后阝邑，号称三都。那里高墙深池，私兵把守，是三家威逼公室的实力所在。不过，由于三桓平时都住在曲阜城内，三都委托家臣代管，年长月久，家巨拥兵自固，造起反来。定公八年，公山不狃据费反；十年，叔孙氏家臣侯犯又据后阝反。后阝邑、费邑，成了两个独立王国，两家都奈何不得。孔子看准这点，适时提出“堕三都“的大胆方案，立即得到鲁定公和三桓支持。孔子派弟子子路作季氏宰，控制鲁国最大的实力集团，以便“堕三都”计划的实施。开始顺利堕毁了叔孙氏的后阝邑；将堕费，公山不狃伙同叔孙氏庶族叔孙辄，纠合费人先发制人，进攻曲阜。鲁定公与三桓惊荒失措，逃入季孙氏家，躲到“季武子之台”上。叛军来势凶猛，一度攻人季家，流矢射达定公身旁，情况危急。孔子却镇定自若，待叛军攻势销竭，他命令两员大将，组织反击。费人一触即溃，追杀数十余里，公山不狃、叔孙辄逃亡国外，孔子指挥乘胜堕毁了费邑。下一步该堕成，由于守成的公放处父没有反叛迹象，孟孙氏遂默许他固守成邑，政府军攻之不克。围成未果，但堕三都、削弱三桓实力的计划已实现大半，在公室与大夫之间成功地制造了一种均势。为维护君臣等级提供了实力保证。
除了在政治、外交、军事上有所作为外，孔子力还力行教化，使鲁国社会风尚面目一新。人们有礼貌，不激诡；讲诚信，守信用；买卖东西，货真价实，不掺假，不抬价；男女关系严肃，行者别于途；盗贼敛迹，路不拾遗。有客自远方来，不求于官方，人们自动供给食宿，使有宾至如归之感。一派和乐雍雍，欣欣向荣的景象。成为后来中国历史上儒家崇尚的国家太平、秩序稳定的理想模式。
可惜好景不长，邻国的一个拙劣的阴谋，中断了孔子得意的政治生涯。齐国见孔子为政，鲁国大有起色，害怕邻国强盛于己不利，遂使出美人计以破坏之。他们选美女80人、好马120匹，奉献给鲁定公。在季桓子怂恿下，定公接受馈赠，君臣沉湎声色，三日不理朝政！孔子为之感慨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子罕》）紧接着鲁国举行郊祭，季桓子又不分（月番）（祭肉）给大夫，公然蔑视礼制！面对这群荒淫无耻。不知礼义的君臣，孔子再度失望了；特别是季氏不把郊祭的（月番）肉分给他，竟然忽视他孔子的存在，这大大地挫伤了孔子的自尊心。失望和伤心之下，他只得怨愤且无可奈何地低吟：“优哉游哉，维以卒岁。”他决定挂冠不干了。
四、周游列国 四处碰壁
也许是为人操办婚丧礼仪的儒者生涯，造就了孔子帮闲的人格情态。他的君臣观仅仅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君和巨之间是驱使和被驱使的关系，君与臣之间的义务是“礼”和“忠”。一主一奴，身份清楚，地位分明。孔子的最高理想是在保留现有一切奴隶制等级（特别是君臣名份）的前提下，世袭君主（或世卿）与德才兼备的士人真诚合作，君主将家当交给有才能又忠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