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大儒 编者:舒大刚-第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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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的学习和探索，张载终于确立了自己的学术道路。嘉祐二年（1057），他已经37岁了，这一年，他考取了进士，开始走上仕宦道路。
二、躬行于礼教 经世以致用
张载一贯的主张是为学须与政术结合，他大力宏扬孔孟儒学的目的就是要有益于实际的治道。关中学风的特点除了重视自然科学外，就是特别重视“以礼为教”。还未及第时，张载在关中已经有很高的声誉，文彦博在长安任通判时，曾聘请他到学宫讲学，得到长安士子的尊重。登进士第后，开始授祁州司法参军，以后又到丹州云岩县当县令，在县令这种亲民之官的位置上，他开始贯彻自己“明礼教、敦风俗”的政治主张。他任云岩县令期间，经常在一个月中选择一个好日子，准备一点酒席，召集乡里的老年人到县衙里来聚会，他亲自向老人们敬酒，目的是要人们学习和发扬养老、尊老的传统，同时借此机会了解民间的疾苦，另外，还要借助这些乡老，传播自己忠孝仁爱的政治伦理观念。他常常发布有关道德教化的“教告”，为了将这些“教告”的内容贯彻到乡民中去，他还经常把基层的乡长们召集起来，当面教谕，再要他们教谕乡里百姓。有时走在路上遇到乡民或者乡民有事到县衙里来，他就要询问某个时间某乡长告诉你们某个事情没有，如发现有些人打折扣没有传达，就要追究这些乡、里基层官吏的责任。
张载倡导的“明礼教”，主要是要推行古代儒家的礼仪制度。首先，他力图使自己的言行举止合乎这些礼仪规范。对他的学生门徒，他教他们洒扫应对，携老抚幼之礼；在家里，对未嫁之女，也让他们参加祭礼，熟悉一些日常的礼仪规则。他认为当时民间的丧葬、家祭这些大礼，不合古礼的规则，提倡改从古礼。经过他的倡导与身体力行，关中一带形成讲礼、重礼的风俗，用张载自己的话说：“关中学者用礼渐成俗”＇注＇。
张载在任地方官期间，注意道德教化的同时，也注意为人民群众办实际事物，如兴办学校，救灾，发展农业生产。当时北宋王朝经常受到辽和西夏的侵扰，而最高统治者却采取一种防内虚外的治策，致使对外战争经常失败。张载对这种边防积弱的局面感到很忧虑，他青年时代那种为国效命的豪壮气概仍然没有消磨掉。他写了《边议》一文，讨论守城、积蓄、择帅、用将、养兵等边防问题。在渭南时，他直接为渭帅蔡子正出谋画策，对西夏的入侵提出政治、外交、军事各方面应采取的措施。他曾经提出在边防城市实行族闾邻里自保的办法，这个办法是让乡民自己武装起来，保家卫国，“听其依山林、据险阻，自为免患之计”，即可以克服朝廷国防费用庞大而边防兵力又不足的困难，又使老百姓无颠乱之忧。这个兵民结合的主张，对于保卫国防诚然是一种有效可行的办法，但一心只考虑自己统治是否稳固的赵宋皇朝，不会采用这种武装乡民的大胆主张。张载这些建议和主张表现出他为学注重实用的精神。
他长期生活在基层，十分了解民众的疾苦，面对北宋积贫积弱的国势，贫富尖锐对立，社会危机四伏，他深深地感到不安。遇到灾荒年景，看到老百姓饿死道路的惨状，他常常对案不能食。家中的人看他吃的粮食太粗糙了，想给他舂一下，舂细一点，他告诫家人说“到处有饿死的人，我们吃粗粮蔬菜都应感到惭愧。”他试图从古代儒学的政治理想中，寻求一种改造社会的方案，这于熙宁变法的改革思潮是同步的。不过在具体方案上，他却不赞成王安石的变法方针。
熙宁二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为相，准备实行变法。御史中丞吕公著向神宗推存张载，说他“学有本源”。神宗于是召他进京，与他讨论治国之道。他阐述了自己以三代之治为目标的政治理想。他认为“贫富不均，教养无法，虽欲言治，皆苟而已”。托古改制是古代改革的传统模式，王安石变法也是拿《周礼》作依据的。神宗听了他的话很赞赏，准备立即重用他，但他推辞了，说他刚从外任上来，不熟悉朝政，等观察几个月以后看能不能有所贡献。以后王安石又找到他，请他出来参与新政。他说：“朝廷将大有为，天下之士愿与下风，若与人为善，则就敢不尽，如教玉人追琢，则人亦故有不能”，委婉地表示自己的主张有所不同。张载的改革主张和王安石的变法在改变贫富不均这一点是相同的，但方法和手段却不相同。王安石首先是以法律手段，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这样就侵犯了官僚地主的利益，是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但这些新法也没有马上给农民带来解决贫困的实惠，同时，变法与守旧，新党与旧党，南派与北派的斗争又交织在一起，使得斗争更加复杂。在这场斗争中，张载虽然采取中立的立场，但他原来的关系却与旧党比较接近。于是，王安石命他到浙东审理一个案件。第二年，案件审理完了，回朝复命，正碰上他的弟弟张天棋上书反对变法受到贬职的处分，他感到很不安。他的做官本来是为了贯彻自己的政治理想，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激流勇退，辞官回乡，继续他的学术探索。
张载的改造社会的方案，也是从《周礼》那里找到根据的，他与王安石不同的是，他要恢复古代的井田制来解决社会的贫富不均问题。他说：“治天下不由井地，终无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他想从土地制度入手，根本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面对当时的社会状况，他认为变法是应该的，但王氏变法的具体过程失之急躁和烦苛了，“变法须是通，通其变使民不倦”。
他的恢复井田制方案的具体内容是：把土地收归国有，然后按照古代的井田法把天下之地“棋布画定”，分给农民。分得的土地不准出租和招佃，由国家统一征收十分之一的税收。地主不准多占土地，为了照顾原来土地多的地主的利益，就按照他们原有土地的多少、分给他们做一个田官，这些田官可收一定区域土地的什一税，所以也会赞成改革。任命地主为田官的办法，只是在土地国有化过程中施行。过一二十年后，田官就要择贤，不能世袭了。这个既要平均又要维护等级制的改革方案，充满理想色彩。因为张载没有接近过政治权力的中心，这个方案，也基本上是纸上的计划。他回到关中隐居后，还试图和朋友们一起买一些困地来进行这个井田试验；他说：“纵不能行之天下，犹可验之一乡”。他的计划是在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以后，广储畜、兴学校、成礼俗、救灾恤患、敦本抑末，实现所谓三代之治的政治理想。这与他学术上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目标是一致的。试验虽然最终未能施行，但张载对他的理想一直是深信不疑的。
与井田制联系在一起的是古代的分封制，由于宋以后皇权专制的越来越加强，所以从宋到明不断有学者提出恢复井田制，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这样的问题。黄宗羲甚至从屯田论证井田制的可行性。其目的是想增加地方自治的权力，以克服越来越强的集权造成的种种弊病。与之同时，则把维护等级制度的忠孝伦理建立在血缘宗法的社会关系上。张载提出：“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注＇他的改革方案，既有民本主义和大同理想的内容，又要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与宗法伦理，这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基本格局。作为理学的创始人，在这个总的社会政治理想方面，他既是真诚的信仰者，又是注重实际的推行者。
三、求新创关学 破矩超前人
熙宁三年，张载辞官回到横渠镇，从此，他潜心讲学，发奋著述。他的家境并不宽裕，但有薄田数百亩以供生计，他在勤奋的学习和钻研中自得其乐。《行状》说他“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他在文化的海洋中刻苦地求索，在理论的山峰上孜孜不倦地攀登。在这个期间，他还开始招收门徒，传授学问，逐渐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关中学派。
北宋时代的新儒学运动，因为五代之后传统的儒学已经发生了危机，政治家失去理论兴趣，只知道讲功利之学；儒生又困于章句而不究义理；佛道之学则尚虚无而不涉实际。
因此，重建儒家的理论体系成为时代的使命。张载自从走上学术道路，就一直怀着这种使命感。
在这段期间，他撰写了著名的《西铭》一文。《西铭》又名《订顽》，是他在横渠镇讲学时写在西边窗户上的一篇铭文。全文只有五百多字，是供学生修养的纲领，但它是张载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文章从天人一本讲起，以仁孝为核心，阐述了张载的基本哲学观念和政治伦理思想。二程最推崇《西铭》。程颢说：“孟子之后未有人及此”，“要之仁孝之理皆备于此。”
天人一本，这是新儒学的共同信念。但这个本是什么？关学和二程的洛学却有不同的回答。关学是以气为本，洛学是以理为本，这个本的不相同，表现出两个学派的学风也不同。关学注重自然科学和实际问题，对于天文、地理、兵法、医学、礼制都进行广泛的探求。洛学则注重人的内心修养，讲学问就是讲修养，读书主要是“涵泳义理”。所以二程批评张载的学术，说他“有苦心极力之象，而无宽裕温和之气”。这正好说明张载的关学注重实用知识，注重社会实际问题的特征，与后来只知道“低头拱手，空谈性命”的理学家是完全异趣的。
与关学、洛学同时并存的，还有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三苏父子为代表的蜀学。王氏新学也因他颁布的《三经新义》而得名，主要是为他推行变法的政治改革服务的，蜀学则以文学著称，因而都不能成为哲学化的新儒学运动的主流。此外还有周敦颐的濂学，周氏本来没有形成自己的学派，因为他是第一个探讨儒学本体论的，又当过二程的老师，开创之功不可灭，所以后来尊他为濂学。实际上，作为北宋新儒学运动的干城，就只有关学和洛学了。
张载开创的关学，在他关中讲学的时期，已经是门生云集，影响很广。据《宋元学案》和张骥的《关学宗传》记载，当时关学的阵营已经很大，著名的弟子有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三吕兄弟，还有苏囗、范育、薛昌期等。受学于张载的则有种师道、游师雄、潘拯、李复、田腴、邵彦明等。但到张载身后，由于他生前不是名公巨卿，没有政治势力，也没有富厚的田产、宗族，关学的阵营开始衰落。他的著名的弟子三吕和苏囗投入二程的门下，关学开始洛学化。只有未及门的弟子李复还在坚守张载的正传。到明代，关学曾一度复兴，但是关学的内容却打着程朱的旗号。只是到明末清初的李囗和王夫之，特别是王夫之，重新推崇张载为正学，把张载的唯物主义宇宙论发展到一个最高的阶段。
张载在学术上的追求，可以概括为一个“新”字。他在一首《咏芭蕉》的诗中写道：“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知”。学新心，养新德，起新知，宋代新儒学的形成，与这种求新的思潮是分不开的。这个新就表现在儒学的哲学化。周敦颐是把道家的宇宙论与儒家的易学相结合，建立他的天人一本理论。二程则汲取佛教本体论的形式，创立了理一无论的哲学。张载与他们不同，他是在总结当代自然科学和传统易学的基础上，创立自己独特的“太虚即气”的宇宙本体论。正如朱烹评论他说的：“横渠之学是苦心得之”，说很少有人象张载的关学派那样用功求索的。张载自己也说：“学贵心悟，守旧无功”。刻苦学习前人的知识而不墨守前人的陈规，坚持不懈地探索和锐意求新，终于创立了他自己无愧于时代的哲学体系。
宇宙论是一个时代哲学的基础，晋、唐的儒学忽视了这个基础，使儒学的地位下降，造成儒、佛、道三家争雄的局面。北宋新儒学各派的第一件大事是确立了各自的宇宙本体论。然而新儒学的目的并不是停留在宇宙本体论上，他们的中心是要寻求人生价值和意义的人性论哲学，而落脚点在保持社会等级和谐的政治伦理哲学上。
张载在青年时代完成的《易说》，已经确立了他的“天人一气”的基本理论格局。隐退关中讲学时期，他又写了《东铭》和《西铭》两篇纲领性的文章。《东铭》是讲宇宙论的，《西铭》则以宇宙论为起点，以人性论为枢纽，以仁孝忠敬为依归。因此《西铭》被当代学人及后代儒者奉为圭桌。关学的气本论和洛学的理本论在哲学上虽然有唯物与唯心的差异，但归根到伦理哲学上，维护封建等级秩序，实现各安其分的社会理想，二者却是一致的。人是自然孕育出来的，在等级有序的宇宙大系统中，人可以找到自我的归宿：“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西铭》）。以至于生与死，都是气的聚散，人浑然与万物同体。这是以天道为纲、讲心性、讲伦常的新儒学的基本的价值观念。
从《易说》到《西铭》，张载的学术贯彻着自己“学贵以有用”的思想。他讲天道性命的字富本体论是论证他“民胞物与”的社会理想和三代之治的政治理想的。他投身仕途也不是为了谋取高官厚禄，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他曾说：“孰能少置意于科举，相从于尧舜之域否？”这是新儒学所倡导的精神境界，所谓“孔颜乐处”。
《西铭》是张载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但这还只是一个简单扼要的纲领。真正形成他的天人一气的哲学思想体系的，是他晚年完成的长篇著作《正蒙》。《正蒙》是他在关中讲学的最后年月写成的，他死以前没有公开，只给他的弟子们看过，他死后才由他的弟子编次刊行。《正蒙》一共17篇，包涵丰富的内容，《西铭》《东铭》都收在最后的《乾称》一篇中，可见张载本人是把它当作已完成的思想体系的。形式上，《正蒙》探讨的是易学的基本范畴，王夫之说：“张子之学，无非易也。”核心内容是以“太虚无形、气之本体”来说明天道、世界、人生、社会，以批判佛道二家以“虚无”为本的邪说。这个“气之本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的运动，它是有无虚实“通一无二”的实体。气是天与人共同的本源，所以天与人是合一的。人通过对天人合一的认识，反思源本于天的心和性，就能达到“诚”的道德境界。这样，人道与天道，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