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大儒 编者:舒大刚-第7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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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刚兴 撰）
主要参考书
1．宋史·道学·朱熹传》
2．《宋元学案·晦翁学案》
3．《朱文公文集》
4．《朱子语类》
5．江永《近思录集注·改订朱子世家》
6．黄囗《朱先生行状》
7．郑士范《朱子年谱》
8．《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三卷上《朱熹评传》齐鲁书社
9．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第12、13章
10．《宋元学案·象山学案》
11．贾顺先《宋明理学新探》
湖湘学宗 张栻
（1133—1180）
张栻是南宋时期与朱熹、陆九渊、吕祖谦齐名的思想家，朱、吕、张栻三人传学于东南，时人誉为“东南三贤”，同时代的另一位学者陈亮说：“乾道间东莱吕伯恭（吕祖谦），新安朱元晦（朱熹）及荆州（张栻）鼎立，为一代学者宗师。”（《陈亮集》卷21）。《宋史·道学传》将朱张并列一传。两人的学术思想基本倾向一致，并且交往很深，他们相互切磋，相得益彰，共同发展了二程的理学思想，而有朱熹集其大成，因此，张栻在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爱国名臣之子 忧国忧民之人
张栻生于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年），卒于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字敬夫，又宇乐斋，号南轩，汉州绵竹（今四）11绵竹）人。出身于大官僚家庭，他的父亲张浚，字德远，徽宗时进士，做过南宋高宗、孝宗两期的丞相，一生以恢复中原为职志，在他主持政务和执行军务时期，力主抗金，反对议和，并选拔重用韩世忠和岳飞等抗金名将，对稳定南宋统治作出了贡献。张栻从小就随父辗转各地，后来才定居于衡阳。出生于这样家庭的张栻，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和薰陶。
公元1163年，孝宗继位，张栻“慨然以奋战仇虏，克服神州为己任”（《宗文公集》卷89，《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这时他父亲再被起用（这以前受秦桧等主和派的排斥，被谪贬20年）开府治兵，都督军事，张栻“时以少年，内赞密谋，外参庶务，其可综画，幕府之人皆自以为不及也。”（《宋史·道学三》）他秉承父志，反对和议，力主抗金。曾因军事入奏，进言孝宗，激励孝宗“上念宗社之仇耻，下闵中原之涂炭”（同上），要求孝宗励精图治，革除因循之弊，报仇雪耻，匡复社稷。这次入奏，得到孝宗赏识，于是“乃定君臣之契”。公元1163年，张浚再度被主和派排斥下台，于第二年含恨去世。张栻办完丧事，又屡次上疏言事，鼓励孝宗坚持抗战决心，总结失败之教训，明赏罚，悦人心，充士气，“誓不言和，专务自强，虽折不挠。”（同上）其后，又多次上疏，要求坚持抗金，反对和议。他说：“自虏入中国，专以‘和’之字误我大机……谋国者不可以不知也。”（《南轩全集》卷34）他指出，抗金之所以屡遭失败，是因为朝廷的抗战决心不坚定。他要求孝宗“誓不言和”，“虽折不挠”，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张栻的主战，同那些不切实际空喊抗金或寄希望于侥幸取胜者不同，他认为，要取得抗金战争的胜利，必须增强自己的实力，要“专务自强”，其关键是得民心，他说：“夫欲复中原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吾民心。求所以得吾民心者，岂有它哉，不尽其力，不伤其财而已矣。今日之事，固当以明大义，正人心为本。”（《宋史》本传）这样的战略思想，是从根本上考虑问题，不单纯从军事上考虑问题。从根本上考虑问题，就是要得到人民的支持，而要得到人民的支持，就必须爱护民力，减轻其劳役负担，并且“不伤其财”，减轻其经济负担，让老百姓好好生活下去，如果不爱护民力，减轻人民负担，使老百姓生活不下去，大后方不稳，就谈不上抗金复仇。由此可见，张栻的建议是很有卓识远见的。据《来史》记载；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张栻受湖南安抚使刘珙之聘，主管岳麓书院教事，在此苦心经营三年，使书院闻名于遐迩，从学者达几千人，初步奠定了湖湘学派之规模。乾道五年（1169年）又由刘珙推荐，除知抚州，未及上任，又改知严州（今属江西），次年招为吏部员外侍郎，并暂时兼任起居郎侍立官，兼待讲。在京一年，得孝宗召对达六七次之多，所言“大抵皆修身务学，畏天恤民，抑侥幸，屏谗谈。”（同上）在这段时间，他做了几件很出色的事。第一件是在宋孝宗乾道元年（1170年），虞允文认为敌势衰弱可图，建议派遣使者前往金国，以索取徽、钦二帝陵寝为名，要金人归还洛阳、巩县等失地，“士大夫有忧其无备而召兵者，辄斥去之”（同上）。独张栻不怕打击排斥，进见孝宗皇帝，陈述了自己不赞同虞允文贸然出兵之理由。当时的孝宗本想支持虞的建议，他问张栻：一卿知敌国事乎，金国饥馑连年，盗贼四起”（同上），张栻答对说：“金人之事臣虽不知，境中之事却知之矣。”孝宗曰：“何也？”张栻答曰：
臣切见比年诸道多水旱，民贫日盛，而国家兵弱财匾，官吏诞漫，不足倚赖，正使彼实可图，臣惧我之未足以图彼也。……今日当下哀痛之诏，明复仇之义，显绝金人，不与通使，然后修德立政，用贤养民，选将帅，练甲兵……且必治其实而不为虚处，则必胜之形隐然可见”（同上）。
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国内连年天灾严重，民贫日盛，国家兵弱财匾，并且官吏荒诞很不可靠。自己没有足够的力量，因而没有足以屈服敌人的实力。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修德立政，用兵养民，选将帅，练甲兵，先作好准备，使自身有了足够的实力，才可战服敌人，收复失地。孝宗为他的高见所折服，便否定了虞允文不切实际的错误意图。
第二件事是虞允文重用史正志为发运使，名为均输，实际是大量掠取州县财赋，致使远近骚然，士大夫争相指责其为害，张栻也向皇帝陈述其害，但孝宗因受了史正志的蛊惑，认为只是取之于诸郡县的财赋，不是取之于民。张栻说：“今日州郡财富大抵无余，若取之不已，而经用有缺，不过巧为名色取之于民耳！”孝宗矍然曰：“如卿所言，是朕假手于发运使以病吾民也。”事后经过查实，确实如张栻所言，便停止了此项弊政。
第三件事是朝廷准备用宦官张说除签枢密院事，张栻连夜起草奏疏，极陈其不可，并在第二天早朝中，当面指责虞允文：“宦官执政，自京辅始，近习执政，自相公始”。（同上）弄得堂堂宰相“惭愤不堪。”接着再上奏劝阻皇帝不可用张说掌握枢密院，终于使孝宗省悟，制止了这次任命。但自此以后便和虞允文结下怨恨。次年就将张栻排出中央政府，除知袁州（今属江西）。淳熙五年（1178年）改知江陵（今属湖北）。淳熙七年（118。年）迁右文殿修撰，提举武夷山冲祐观。同年八月，年仅48岁的张栻就病逝于住所。
张栻一生不仅力主抗金，反对和议。他居官期间，廉明清正，关心人民。每到任，常“问民疾苦”，调查当地“利病”，认真改革地方的弊政，减轻人民的负担。公元1171年，湘中大旱，农民大量逃亡。张栻对此种情况十分关心，当时朱熹正在兴办“社仓”（由封建国家的地方政府，组织筹划，掌握部分必需的生活资料，在青黄不接之际贷给农民。年成不好，则利息减半，遇饥荒年则全免利息，然后用产品偿还）。他十分赞同这种作法，认为它能减少农民流徙，还能阻止大地主的高利剥削和土地兼并。张栻提出了“薄赋宽民”的主张。公元1169年除知严州，到任即访民疾苦，首以丁盐钱捐太重为请，得蠲是岁半输”（《朱文公文集》卷89）。他在江陵时期多次弹劾了信阳守刘大辩“估势希赏，广招流民，夺户熟田”，他清楚地知道刘大辩有后台支持，冒着丢官的危险，要求朝廷论其罪，表现了他“勇于从义”的无私无畏精神。张栻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清官，对贪官污吏十分痛恨。在任荆湖北路转运副使、知江陵期间，竟“一日去贪吏十四人”，此外，他做地方官期间，还取缔了一些有害于社会的恶劣习俗。如知静江府时，刚上任即发布了《谕俗文》说：“访闻愚民无知，病不服药，妄听师巫，恶僧邪说，以致害人致死。”明申要对那些“班惑百姓”的“师巫”、“恶僧”重作施行，《谕俗文》又说：“访闻乡落愚民诱5！他人妻室贩卖他处”，明申对拐卖人口者要“严行惩治”。还规定对婚丧葬礼中存在的“竭产假贷，以侈糜相夸”的有害风俗，要加以“制抑”，严申“若有不俊，当治其尤者以正风俗。”（《全集》卷15）张栻做地方官时，也十分重视倡办教育事业，积极兴办地方学校。其中以静江府为最，为倡办学校，他先后为地方州府撰写了许多《学记》，进行鼓吹。认为兴办学校的主要目的是“明人伦”，“人伦之在天下不可一日废，废则国随之”，故“有国者之于学”，“不可一日而忽。”（《全集》卷9《袁州学记》）不仅如此，他还亲身执教，带头示范，在主持岳麓书院期间，为兴办教育，培养人才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他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
张栻为人“表里之同然，勇于从义，无毫发滞吝，每进对，必自盟于心，不以人主意悦辄有所随重”（《宋史本传》）。他正直无私，每遇君臣问对时，不投人主之所好，不视君主之脸色行事，敢于“犯颜直谏”。据《宋史》记载：
孝宗尝言：“伏节死义之臣难得”。栻对：“当于犯颜敢谏中求之，若平时不能犯颜敢谏，他日何望其伏节死义？”孝宗又言：“难得办事之臣”。栻对：‘陛下当求晓事之臣，不当求办事之臣。若但求办事之臣，则他日败陛下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
从上面问对之中，可以看出张栻就是犯颜直谏之人，他公然敢于同皇帝顶嘴，大胆说出自己与那个具有无尚权威的人的不同意见。在多次问对中，孝宗为他的忠义所惑动，还赐手书进行褒奖。甚至在临终前，还写了奏疏劝说孝宗“亲君子远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恶公天下之理，以清四海，克团丕图。”真是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忠义形象受到了世人的传诵。宋宁宗嘉定年间追赐谥宣，理宗淳祐初再下诏从祀孔庙以示表彰。
二、以古圣贤自期 上承二程学统
张栻出生于一个忠义之风十分浓厚的家庭，从小接受儒家传统思想的薰陶，“自其幼壮不出家庭而因以得夫忠孝之传”（《南轩文集序》）28岁以前，没有做官，一直在家读书，接受圣贤之教。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遵从父命，去衡山拜胡宏为师。胡宏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全祖望对此人在儒学上的造诣十分推崇，认为“中兴诸儒所造，莫出五峰（胡宏）之上”，“卒开湖湘之学统”（《宋元学案》卷42《五峰学案》）。在这样的老师指导之下，张栻所受教益匪浅。关于师事胡宏一事，张栻有如下记载：
仆自惟念妄意于斯道有年矣。始时闻五峰先生之名，见其话言而。心服之，时时以书质疑求益。辛己之岁（高宗绍兴三十一年，即公元1161年）方获拜之于文定公（胡宏之父安国）书堂。先生顾其愚而诲之，所以长善救失，盖自在言语之外者。然仅得一再见耳，而先生没。自尔以来，仆亦困于忧患，幸存视息于先庐，细绎旧简，反之吾身，寝识义理之所存，……如是有五载……。（《南轩全集》卷26，《答陈平甫》）
在上面这段自述中，可以看出，张栻在师事胡宏之前，就非常佩眼他，并且经常用书信方式向胡宏请教。正式拜师之后，得到了老师的言传身教。可惜第二年胡宏就去逝了，故谓“仅得一再见矣。”永别之情，形于言表。然而自此以后，他谨遵其师之遗教，以老师为榜样，“反之吾身”，渐渐积识义理之所存。说明他在学问和道理上的成就，基本上得益于胡宏。
对张栻在胡宏门下的受业情况，朱熹也有记载，他说：“（栻）自其幼学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义之实，既长又命往从胡公仁仲先生问河南程氏学，先生一见知其大器，即以孔门论仁亲切之旨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书质焉。而先生报之曰：‘圣门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奋励，直以古之圣贤自期，作《希颜录》一篇，蚤夜视省，以自警策”（《朱文公全集》卷89）o在这里，朱熹既证实了张栻拜胡宏为师的事实，又指出了他在那里求学情况，并且说明了张栻之学上承二程文遗绪，又得到胡宏之传授，而他自己也作了《希颜录》，以古圣贤自期，这为他成就为一位正统的理学大师，具备了坚实可靠的条件。张栻在叙述其师的学术渊博时说：“先生自幼志于大道，尝见杨中立（二程高足杨时）。先生于京师，又以侯师圣（二程弟子）于荆门，而卒于传文定公（胡宏之父安国）之学，优游南山下二十载”（《全集》卷十四）。胡安国虽非二程嫡传，但他服膺于二程，曾多次声称其学得之于“伊川书”，又与二程之高足谢良佐、杨时交游切磋，因而接受了二程的学统；胡宏是他的儿子，又从其父接受了二程学统，然后传给张栻。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序录》中说：“私淑洛学而大成者，胡文定公其人也。文定从谢杨游，三先生以求学统而其言日三先生又兼师友，然吾之自得于遗书者为多……盖晦翁、南轩、东莱皆其再传也。”又说：“南轩似明道，晦翁似伊川。”所以从根本上讲，张栻之学上承二程统绪是毫无疑问的。
张栻的著作经朱熹审定的有《南轩文集》44卷刊行于世；还有《论语解》10卷，《孟子说》7卷。清康熙年间由无锡华希闵重刊，道光年间又由陈仲详将《南轩文集》和《论语解》、《孟子说》合刊为《张雨轩公全集》或称《南轩全集》。
三、发挥程氏理学 阐述天人精蕴
人们历来认为，朱熹继承二程理学，并使之发展成为更加丰富更加完备的思想体系，从而集其大成，事实的确如此。然而，从朱熹和张栻的学术交往来看，他们是互相促进的。《宋史·道学传序》指出。“张栻之学，亦出于程氏，既见朱熹，相与，约，又大进焉。”另一方面，朱熹对张栻也很敬服，他认为张栻对他“多有启益”，并且说：“使敬夫而不死，则其学之所至，言之所及，又岂予之所以得而知哉！”（《南轩文集序》）。黄宗羲在《宋元学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