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大儒 编者:舒大刚-第7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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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宋元学案》卷50《南轩学案》
3．南轩全集》
4．《宋元学案》卷4《五峰学案》
5．《朱文公集》
6．张栻《论语解》
7．中华书局：《陈亮集》
8．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第10章
9．贾顺先《宋明理学新探》
婺学之祖 吕祖谦
（1137——1181）
吕祖谦字伯恭，婺州（今浙江金华）人，生于宋高宗绍兴七年（1137年），卒于宋孝宗淳照八年（1181年），人称东莱先生。与朱熹、张栻齐名，同被尊为“东南三贤”，“鼎立为世师”，是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大家之一。他所创立的“婺学”，也是当时颇具影响的学派之一。
一、世代宿儒 家有中原文化之传
吕祖谦出生于一个儒学和官僚世家，其先祖本东莱（今安徽寿县）人，六世祖时迁至开封。北宋时期著名的大官僚吕公著即吕祖谦的五世祖，从这时起，吕家便开始成为显扬于世的儒学世家。自吕公著开始，其家族“登学案者七世十七人”（《宋元学案》卷19《范吕诸儒学案》），全祖望考证说：
考正献（吕公著）子希哲、希纯，为安定（宋初大儒胡瑗）门人，而希哲自为《荥阳学案》，荣阳子切问，亦见学案。又和问，广问及从子稽中、坚中、硼中，别见《和靖学案》，荥阳孙本中及从子大器、大伦、大猷、大同，为《紫微学案》紫微之从孙祖谦、祖俭、祖泰，又别为《东莱学案》。共十七人，凡七世。（同上）
这个著名的宋代儒学世家，许多家族成员都是很有名望的儒家学者，同被选入《宋元学案》，名列儒学史册。吕祖谦的六世祖吕夷简，做过宋仁宗的宰相，封申国公（后徙许国公），显扬于时，五世祖吕公著，在此宋仁宗、英宗时历任天章阁待制等职，神宗时为御史中丞，哲宗时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死后赠申国公，是著名儒师胡援的学生，自己也是有名的儒家学者。吕公著之子吕希哲在神宗朝历任崇政殿说书、知州等职，为北宋儒林中有名的学者之一，《宋元学案》对其人专立《荣阳学案》。公著次子希绩、三子希哲是著名象数学家邵伯温的学生，均为儒林学者。希哲之子好问、切问亦名列学案（《荣阳学案》中有传）。好问在钦宗时，官至尚书右丞，恩封东莱郡侯。祖谦的伯父吕本中，官中书舍人，兼权直学士院，南宋著名诗人，也是儒学名流之一，世称东莱先生（后人称昌本中为大东莱，称吕祖谦为小东莱），其学说及生平见于《宋元学案》卷36《紫微学案》。
由上可知，吕家不仅是两宋著名的儒学世家，同时也是显耀于世的官僚世家，身为重臣者代有其人。“宋兴以来，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4人，而夷简公著乔梓，居其二焉，是以逮祖谦，绵历七八世，祖武孙绳，父作子述，一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为事，家学渊源最为深远。”（《重修浙江通志稿·丽泽源流传》）家学连绵相传，至吕祖谦乃发展为高峰，祖谦之后仍然连绵不绝。“故论者谓中原文献之传，独归吕氏，其他名公矩儒弗及也。”（同上）此处虽有夸张之词，但也说明吕学在两宋占有重要地位，绝非虚言。
二、创建婺学 兼采众家不私一说
宋代儒学突破了汉儒严守师法和偏重训诂考据的治学方法，侧重于对儒家经典义理的阐释发挥，因而其思想方法比较灵活，有利于各家争鸣。因此，仅在南宋的理学阵营中，就形成了吕学、朱学、陆学三大不同的学派。如果从哲学上分，朱学属客观唯心论，陆学是主观唯心论，吕学则企图将心学和理学相调和，带有明显的折衷主义色彩。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说：“宋乾（乾道）、淳（淳熙）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子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东莱学案》）这说明在南宋理学阵容中，上述三派各有其一特点，而吕学则带有综合朱陆之学的特色。但从大范围看，三派同归宗于孔孟。
“吕学”之称，是以学派创立人之名来名其学派，正如“朱学”、“陆学”以朱熹、陆九洲之名称其学派一样。在《宋元学案》中，全祖望还将“吕学”称为“婺学”，这是用地域名称来区别不同学派的方法。正如人们把朱学称为“闽学”一样。其实，上述两种称号都不能说明某学派的性质。单就“婺学”而言，当朱、陆创立学派的同时，婺州地区还兴起了唐仲友和陈亮的“婺学”，这仅仅是因为唐、陈二人所创学派都在婺州地区，其实他们之间的学术思想并不相同，如陈亮创立的永康学派则反对空谈性理，带有明显的反理学性质，唐仲友之学虽称之为“婺学”，他却“不专主一说，苟同一人，隐之于心，稽之于古，合者取之，疑者阙之。”（《宋元学案·说斋学案》）也强调经世之学。全祖望说：“乾、淳之际，婺学最盛，东莱兄弟以性命之学起，同甫（陈亮）以事功之学学起，而说斋（指唐仲友）则为经制之学”（《宋元学案·说斋学案》）。这说明“婺学”又分为不同学派，故后人又有将吕祖谦的学派称之为“金华学派”，这个学派和朱陆的学派同属南宋理学内部的三大派别之
“吕学”最大的特点是“不名一师，不私一说”。《宋史》本传说：“祖谦学以关洛为宗，而旁稽载籍，不见涯氵矣。心平气和，不立崖异，一时英伟卓牵之士，皆归心焉。”这说明吕祖谦的儒学思想十分博深，不象朱熹和陆九渊那样门户森严，专守一说，他随和包容，具有一定开放性。这种治学作风是吕氏家学的传统性格，自吕希哲就开始形成。全祖望说：“荣阳少年不名一师，初学焦千之，庐陵（即欧阳修）之再传也。已而学于安定（胡瑗），学于泰山（孙复），学于康节（邵雍），亦尝学于介甫（王安石）而归宿于程氏，集益之功，至广且大……。”（《宋元学案·荣阳学案》）。吕希哲虽然是一个理学家，但也是一位不名一师的儒家学者。大东莱吕本中，是南宋时期的著名文学家，又是一位著名的理学家，他继承了吕氏家学的风范。全祖望说：“大东莱先生为荥阳冢嫡，其不名一师亦家风也。自元祐后，诸儒名宿如元城（刘安世）龟山（杨时）、鹿山（游酢）、了翁（陈瑾）、和靖（尹（火享））以及王信伯之徒，皆尝从游，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宋元学案·紫微学案》）。
“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是吕氏家学之传统，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指出：“自正献公（吕公著）以来，所传如此，原明（吕希哲）再传而为先生（昌本中），虽历登杨、游、尹之门，而所守者世传也。先生再传而为怕恭（吕祖谦），其所守者亦世传也，故余别为先生立一学案，以上绍原明，下启伯恭焉。”（同上）他又说：“紫微（吕本中）之学，本之家庭，而遍叩游、杨、尹请老之门，亦尝及元城（刘安世）。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成公（吕祖谦）之先河，实自此出。”（同上）“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一语，出自《周易·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意思是，要学习古人之言行，多学习古代之典籍，以涵养自己的德性。自吕公著开始，其子孙都十分重视对上下古今历史和文献的广泛学习，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南宋。故有“中原文献之传，独归吕氏”之美称。
吕祖谦在学风上继承发扬了吕氏家学“不名一师、不私一说”的传统，终于成为宋代著名理学一派大师。《宋史》本传说：“祖谦之学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长从林之奇、汪应辰、胡宽游，既又友张栻、朱熹，讲索益转户除上述诸人外，还同陆九渊、陈亮等人有较多的学术交往，并相互学习，和他们有一些相同的观点。《宋元学案》说：“先生文学术业本于天资，习于家庭，稽诸中原文献之所传，博诸四方诸友之所讲，融洽无所偏滞。”（《东莱学案》）这段记载全面地概括了吕祖谦的“婺学”之基本特征。
由于其学风“不名一师”，“不私一说”，吕氏家学也受到佛学之影响。从吕希哲开始，就爱好佛学，《宋元学案·荣阳学案》说：“（吕希哲）晚年又学佛”，“更从高僧游，尽究其道”，并且得出了“佛氏之道，与吾圣人相吻合”的结论。此后，他便企图将儒、佛两家学说熔于一炉，“斟酌浅深而融通之”（同上）。大东莱先生吕本中，也是一位“溺于禅”的学者。完全站在儒家学派立场的全祖望就此提出批评，认为这是其“家门之流弊”（同上《紫微学案》）。吕祖谦也受到其祖辈学佛之影响，虽然有时对佛、道有所批评，但他又曾在《易说·家人》中说：“知此理，则知百年之嫌隙可以一日解，终身之蒙蔽可以一语通，滔天之罪恶可以一念消”，这里透露其接受佛学思想之痕迹。
对于吕学的上述情况，论者颇有微辞，全祖望在《荣阳学案》案语中指责说，吕希哲虽博采众儒之学说，“然晚年又学佛，则申公家学未醉之害也。”又说：吕本中溺于禅，则家门之流弊乎！”朱熹批评吕祖谦之学“大杂”，“不能守约”（《金华丛书书目提要》卷7）。他虽然称赞“东莱博学多识”，但又指责其“守约未也”。其实，他们都是根据自己的理学观点去求责于人，如果用百家争鸣的态度来看问题，则不足为怪。吕氏之学能放宽视野，广收博采，恰恰表现了在治学方法上的优点。
吕祖谦最初以恩前入仕，但由于他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于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便考中了进士，不久又考中了博学宏词科，此后一直担任文教学术的职务，先后做过儒学教授、大学博士、讲官、史官，官至著作郎兼国史院编修和实录院检讨。这就为他从事学术研究和创立学派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此期间，不仅撰著了许多关于理学、史学和文学的著作，并且积极从事讲学授徒活动。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吕祖谦护送母丧回到婺州，利用守孝的时间，在武义县境内的招明山筑室暂居。在这段时期，“四方之士争趋之”，专门从事讲学活动三年之久。乾道八年（1182年），因为其父办理丧事，又回婺州，守孝期间，他的许多学生又回到身边受业。这段时期，吕祖谦还同陆九渊、朱熹等人经常往来，互相进行学术交流。中国学术思想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就是在这一时期由吕祖谦发起进行的。作为一个学派的创立者，吕祖谦的学生很多，据《重修浙江通志稿》记载，其可考者不下百余人，他们来自南北各地的不同州县，其中以浙江及其邻省居多。仅《宋元学案·东莱学案》所载，较著名者有叶卦、葛洪、乔行简、辅广等20余人。另见于《丽泽诸儒学案》者63人。此外，尚有私淑弟子多人。
吕祖谦之弟祖俭与祖谦共列于《宋元学案》的《东莱学案》之中，他受业于祖谦，也是当时有名的学者之一，并且是其兄长所创的“婺学”代表人物。吕氏之学在吕祖谦之后延绵不绝，“祖谦既没，弟祖俭继其遗教，由是速传不替，历元至明，则又四百年，文献之所寄之也。”（《重修浙江通志稿·丽泽源流传》）
由于吕祖谦晚年家居讲舍名为丽泽书院，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除立有《东莱学案》专述吕祖谦、吕祖俭的行事及学说之外，尚立有《丽泽诸儒学案》叙其后学。他在《案语》中说：“明招学者自成公（吕祖谦）下世，忠公（周祖俭）继之，由是递传不替，其与岳麓之泽并称，……明招诸生历元至明未绝，四百年文献之所寄也。”（《宋元学案》卷73）
三、调和朱陆欲融“理学”“心学”于一
吕祖谦的理学思想主要来自家传，而吕氏家学虽然不私一说，但仍以儒学为宗，他们同其他理学家一样，特别注重对《中庸》、《大学》的“治心养性”、“穷理尽性”和“正心诚意”等学说的提倡和研究。所以在吕祖谦的理学思想中，也是以“正心诚意”和“治心养性”为其主要内容。他自己从幼年时期便躬行践履了这一思想。《宋史》本传说他“少卞急，一日，诵孔子言‘躬身厚而薄责于人’，忽觉平时忿囗涣然冰释。朱熹言：‘学如伯恭，方是能变化气质’。”算得上是履行圣人“治心养性”而改变气质的典范。在认识论和修养论上，仍然是以自存本心和“反求诸己”为根本。据此，他发挥了孟子的“良知良能”之说。这一路径虽然同“心学”一致，但又把程朱以“穷理”为本的“格物致知”论同上述思想结合为一体，既主张“反求诸己”，又主张“格物致知”，以期达到保养良知良能，存其“本心”的目的。这也是企图把“心学”和“理学”相调和的表现。
程朱学派充分发挥了《大学》的“三纲”“八目”和“致知在格物”的思想，从而建构了他们庞大的理学体系；陆学则充分发挥了思孟学派的主观唯心论，铸造了他的“心学”体系。吕祖谦企图把二者会归于一，他的理学思想明显地带有调和折衷色彩。全祖望指出：“朱子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吕学”企图消除理学内部的门户之争，调和两家异同。“鹅湖之会”虽未达到这一目的，但在自己的学说中不仅充分体现了这一要求，同时也融会了其他方面的儒学思想。如果避开门户之见，吕学既不属朱，亦不归陆，而是具有自己特色、自成一家之言的学术派别。在吕祖谦的学说中，也表现了一些超越于理学范围的内容。
（一）客观唯心主义的天理观
吕氏家学虽然博杂，但他们受二程思想影响很深。吕希哲曾与程颐共同师事胡瑗，后来又师事程颐，其子好问、切问也曾受业于程氏门人尹（火享），吕祖谦不但从家学中接受了二程思想，还对其在时代上相接替的杨时（杨龟山，二程之高足，南渡之后，被誉为“南渡洛学大宗”，死于吕祖谦出生前二年）十分崇敬。如他认为，读《中庸》“且专看龟山解为佳”（《吕东莱先生遗集》卷5，以下简称《遗集》），他对程颐的《伊川易传》特别推崇，认为这部书是“不可不朝夕讽阅”的重要典籍。这些事例证明，吕祖谦受二程理学思想的影响很深。因此，在他的“天理”论中，把“理”或“天理”作为自己哲学的最高范畴。归纳起来，他的“理”或“天理”包含以下几层意义。
其一，“理”或“天理”是超越时空而存在的宇宙万物之总则。吕祖谦说：“物之逆乎天者，其终必还，……天理则与乾坤周流而不息也。”（《东莱左氏博议》卷1）又说：“天理之在天下，犹元气之在万物也。……名虽千万，而理未尝不一也。”（同上）“德者，天地万物所用得实然之理，圣人与天地万物同游之也。此德既懋，则天地万物各得其理也。”（《增修东莱书说》卷幻
其二，“理”或“天理”既是自然界的总规律和最高原则，也是人类社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