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大儒 编者:舒大刚-第8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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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学派，在其前期并不十分重视事功。这个学派是由北宋时期的周行已等人所开创。周行己，许景衡等人的学说是直接从二程继承来的。南渡以后，二程思想在绍兴年间曾一度被禁，后来由郑伯熊（周行己的私淑弟子）兄弟“复而振之”，他们仍然是传播伊、洛之学。只是发展到薛季宣、陈傅良时期，才发展为事功之学。因此，永嘉之学从继承二程统纪开始，转变到与伊、洛之学相对立的事功之学，实际上是从薛季宣、陈傅良开创的。他们提出：学问必须“经世，”一定要“施之实用”。叶适思想则直接来源于薛季宣，陈傅良。《宋元学案》认为叶适是郑景望之门人，但叶适在《祭郑景望龙图文》中说：“某之与公，长幼分殊；登门晚矣，承教则疏。”（同上卷28）他说自己确曾问学于郑门，但时间很短，所学无多。但他确也接受了郑的思想，他说：“郑景望及薛士龙、陈君举擅一世臧否，号为方峻”，“今天下学者，皆出其后也。”（《水心文集》卷21《郑景元墓志铭》）从叶适一生的性格上看，也是“擅一世臧否”的杰出人物。然而，叶适同薛陈二师的关系却是十分密切的，他14岁时，就在瑞安的林家与陈傅良相见，从此便开始了他们的师生生活。第三年，他又去婺州拜访薛季宣，此后不断用书信往来的方式研讨学问，特别是叶、薛二人交往时间最长。叶适在其给陈傅良的墓志铭中说：“余亦陪公游四十，教余勤矣。”（《水心文集》卷16）总之，叶适作为永嘉事功学派集大成者，主要是在薛季宣、陈傅良等人学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然，他在学术上所以有那样突出的成就和贡献，更重要的是由于他自己不懈努力对真理的追求和敢于向权威学说挑战的坚强性格，在对理学和心学的批判中，在提倡事功之学的研究中，不仅表现为当时的进步思想家，同时也为后人提供了许多积极有益的思想借鉴。对于他思想中存在的局限性，我们应当用历史主义的方法进行合理的分析与评论。
（李刚兴 撰）
主要参考书
1．《宋史·叶适传》
2．《宋元学案·水心学案》
3．叶适《习学记言》
4．叶适《水心别集》
5．叶适《水心文集》
6．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第14章
7．朱熹《朱子语类》
鹤山耆儒 魏了翁
（1178—1237）
魏了翁是南宋后期著名的理学家和进步的思想家，他一生的主要贡献，是经过他的努力倡导，使理学在遭受“伪学之禁”以后，取得了正统地位，成为在封建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学术思想。作为进步的思想家，他具有重民思想，关心民众的疾苦。他批评了当时的弊政，提出了社会改良的方案，是一位热情实践儒家政治理想的思想家和社会改良主义者。
一、神童早登金榜 终生服膺程朱
魏了翁字华父，邓州蒲江（今四川蒲江县）人。生于南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年），卒于宋理宗嘉熙六年（1237年），自称出生于一个“贫贱”的家庭。他的曾祖父魏大昕，祖父魏苹，父亲魏士行都未作过官。魏了翁原不姓魏，其生父为高孝（王寿），与魏士行是亲兄弟，因魏了翁的祖母高氏之兄无后，乃将孝（王寿）过继高家，孝（王寿）生有六子，了翁排行第五。后又因魏士行无子，再将了翁过继给魏士行为子，又改姓魏。
了翁自幼聪明端重，“年数岁从诸兄入学，伊如成人。少长，英悟绝出，日诵千余言。过目不再览。乡里称为神童。”（《宋史》本传）15岁时，他就写出了很有见解的《韩愈论》，其文“抑扬顿挫，有作者风”（同上）。由于他学有造就，才华出众，21岁应省试，就在《易经》科中居经生之冠。庆元五年（1199年），22岁的魏了翁又中了进士，并且名列第三，授签书剑南西川节度判官之职。
自青少时期开始，魏了翁就接受了理学思想，他17岁拜章寅臣为师，学习义理之学。当其成年入仕的时候，正是理学遭受打击，被定为“伪学”，严令禁止的时期。朱熹等59人被判为“逆党”，受到严重打击。26岁担任学官的时候，他“获接四方之士而取师友”，就在这时，魏了翁在临安结识了朱熹的门人辅广、李燔等著名学者，与之结为学友，经常和他们共同探讨学问。自此以后，魏了翁便逐步加深了对程朱理学的了解。他从辅广和李燔那里受赠了一些朱烹的著作，开始系统研究朱熹的思想。魏了翁非常崇拜朱熹，称其为“集濂、洛之大成”的学者，并颂称“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鹤山先生大全文集·朱文公年谱序》，以下简称《文集》）
公元1207—1210年间，魏了翁回到故乡，其间三次辞去朝廷之聘召，筑室于白鹤山下，与诸友研习经书。宋宁宗嘉定三年（1210年），在家乡蒲江创建了著名的鹤山书院，开门授徒，传授程朱理学。在这时，四川的读书人“争负笈从之。由是蜀人尽知义理之学。”（《宋史》）与此同时，他又将辅广所赠之朱熹著作大量地加以刊印，使其广泛地流行于四川各地。经过魏了翁的讲学授徒活动，理学就在四川各地传播开来。加之他于较长时期在四川一些地方作官，所到之处积极从事讲学活动，对理学在四川的振兴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魏了翁因上疏言事得罪了权贵，遭受贬谪。在他谪居靖州（今湖南靖县）期间，又在当地办了一所鹤山书院。由于他的名声很大，一时各地学者云集，“湖南江浙之士，不远千里负书从学。”（同上）谪居靖州期间，他还撰写了《九经要义》100卷。从公元1225年到公元1231年，达6年之久的谪居时期，他几乎将全部精力投入了授徒讲学与著述活动。绍定六年（1233年），来理宗亲政，56岁的魏了翁才被召回朝廷，担任了中央政府的要职，这段时期，宋理宗对于他的理学治国主张和政治改良意见表示欣赏，并被进爵为临邛郡开国侯，又面赐御书“鹤山书院”四个大字，用以表彰他的讲学活动。
嘉熙元年（1237年）魏了翁逝世，终年60岁。卒后十日＊诏以资政殿大学士，通奉大夫致仕。”（同上）这个职称，在宋代只授给罢政之宰相或其他地位显要的大臣，是从政官员的最高虚衔。后来，魏了翁再“诏赠太师，谥文靖，赐第宅苏州，累赠秦国公。”
魏了翁一生的著作很多，其大部分被后人汇编为《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共110卷。另外，他还著有《九经要义》多卷，《古今考》1卷，《正朔考》1卷。
二、适应政治需要 树立理学权威
产生于北宋时期的理学思潮，在其初步发展时期，虽然对社会有重大影响，但并未受到当时统治阶级的特别重视。理学的基本思想是以儒家的经典为依据，又以其精巧的哲学思辨来论证“三纲”“五常”的至高无上性，竭力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政治服务。然而，它又继承了儒家的“王道”政治思想，主张对大地主、大官僚的过分骄奢淫逸和无限制的横征暴敛、腐败贪残等伤天害理行为进行适当的限制。基于这个原因，它必然要受到特权阶层的限制和压抑，虽然有一些崇尚或支持理学的官僚士大夫竭力为之提倡和争取，但仍得不到顺利的发展，乃至在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中受到牵连或压抑，其倡导者甚至遭到打击排斥。南宋前期出现的“庆元党禁”，曾使理学遭受厄运。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年），理学势力相当可观，当时有朱熹、张栻、吕祖谦和陆九渊等著名理学家聚徒讲学，其影响很大，理学发展十分迅速。朱熹等人还借助于给皇帝讲书的机会来干预朝政，因而引起了一些官员的敌视和反对，如郑丙、陈贾、林栗等人就十分敌视理学人士，先后奏请禁止理学。到来宁宗庆元年间（1195一1200年），在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以赵汝愚同韩囗胄为代表的两派政治势力的权力之争。当时身居相位的赵汝愚，引用了朱熹等理学家担任要职，而韩囗胄则在朝中一批反理学官员支持下，与赵汝愚争夺权力。结果是韩囗胄得势，赵汝愚被迫下台。这就使理学势力在政治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理学被定为“伪学”而被严令禁止，又将朱熹等59人列为“过党”加以打击排斥。此后，理学便开始处于低潮时期。
魏了翁在上述情况下，于1199年考中进士。到了庆元年间（1205—1207年），韩囗胄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以巩固自己的权势，冒然发动了对金战争，结果失败被诛。嘉定改元（1208年），史弥远为相，以韩囗胄为代表的主战派势力受到挫败。在这种政治气氛中，理学又重新抬头。魏了翁和真德秀就是在理学处于低潮时期从事学术和政治活动的。他们二人“志同气合”，共同为“嗣往圣，开来哲”——为接承“道统”，振兴和发扬理学而共同奋斗。
嘉定九年（1216年），当时正在四川做官的魏了翁开始上疏宋宁宗，请求表彰理学开山周敦颐，请为之赐封谥号。其奏疏说：
盖自周衰孔孟氏没，更秦汉魏晋隋唐，学者无所宗主，支离泮涣，莫这其归。……敦颐独奋乎百世之下，乃始探造化之至赜，建图著书，阐发幽秘，而示人以日用常行之要。使诵其遗文者，始得晓然于诛泅之正传。……又有河南程颢、程颐亲得其传，其学益以大振。虽三人皆不及大用于时，而其嗣往圣，开来哲，发天理，正人心，其于一代之治乱、万世之明暗所关，盖甚不浅。（《文集》卷15，《奏乞为周濂溪赐谥》）
对理学家的褒赠，在当时已有先例，如嘉定二年（1209年），宋宁宗曾下诏，赐朱熹为“文公”，嘉定八年，又谥张栻为“宣公”，嘉定九年，再谥吕祖谦为“成公”。然而，请为周敦颐和二程赐谥号，则是一桩不寻常的事件。按照历史惯例，死后有资格受封谥号者，都是在生前地位特高、受到皇帝敬重的人，周敦颐和二程，生前并未显耀于朝廷，社会地位不高。再则，史弥远之表彰朱熹等人，实出于政治需要。因此，朝廷对魏了翁请给周、程赐封谥号和定理学为正宗的建议，一时难于作出决定，因而迟迟不能表示可否，更未得到施行。
嘉定十年（1217年），魏了翁再次上疏申言前奏，请为周敦颐和二程赐封谥号。在此次上书中，他把这件事看做是关系“学术之标准，风俗之枢机”的大事，要求把他们的思想学说定为指导思想，“以风励四方，示学士趋向之级，则其于崇化善俗之道，无以急于此者。”（同上，《奏乞早定周程三先生谥议》经过魏了翁的一再奏请和强调，加之一些朝臣如真德秀等人的有力支持，到了嘉定十三年（122。年），宋宁宗终于决定下了诏书，谥周敦颐为元公，程颢为纯公，程颐为正公，并向全国褒扬了周、程开创理学的功绩。以此为契机，崇尚理学之风很快就在国内各地兴起。各州郡纷纷为周程等理学家建立祠堂。魏了翁也应各州郡之请，为各处的周、程祠堂作记，表彰宏扬，大张理学旗帜，如他在《长宁军六先生祠堂记》中说：“不有周程诸学为图为书，振聋发瞽，如是而为极、为仪、为性命，为仁义礼智、为阴阳鬼神，即躬行日用之常，示穷理致知之要，则人将泯泯愦愦，无所于闻。”（《全集》卷48）这些话，将周敦颐和二程同他们开创的理学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在魏了翁看来，有了周、程三人的出现，世人才得以从“泯泯愦愦”中清醒过来，否则文明将会趋于纸灭，人们只能懵懵懂懂地处于野蛮状态之中。这种看法未免夸张过分。
周、程等理学家及其所开创的理学受到朝廷的公开褒扬，这是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自此以后，以理学形态出现的新儒学，不仅成为南宋后期在意识形态中居于支配地位的官方哲学，并且一直为后世的统治阶级所尊崇，成了长时期居于支配地位的思想理论基础。由此可见，在使理学从“伪学”变为官方正统学说的过程中，魏了翁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魏了翁当时竭力倡导理学，虽然是为了帮助南宋王朝维护其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度，但也是为了解决当时的社会危机。那时的南宋小朝廷苟安东南一隅，统治集团中的权贵们，甘心忍辱事敌谋和，不思进取复仇，恢复失地。他们之中的多数人，只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巩固既得利益，以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他们为了满足自己贪得无厌的欲求，不断加深了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魏了翁曾对当时的社会状态有所揭露，他指出：“富者连阡陌，贫者厌糟糠”（《文集》卷43，《谭州惠民仓记》），“俗流世坏，士大夫以官为市，与民为仇。”（《文集》卷37，《江陵别安抚》）“以渔猎为学问，以辍辑为文章，以操功为实才，以贪刻为奉公”（《文集》卷16；《论敷求硕儒开阐正学》）。他揭发上述士人将“六经之书仅为记览辞辩之资，而鲜有以施诸政。”（《文集》卷43，《谭州惠民合记》）正是由于上述腐败之风，激化了社会阶级矛盾，加深了统治危机，使南宋王朝处于岌岌可危之中。作为地主阶级中有识之士魏了翁，清醒地看到了这种危机，他企图以理学为国号，使之作为指导思想，用以整治人心，扭转政风和士风’达到挽救危机之目的。这就是他和真德秀等人要极力为理学争取地位的目的。
三、政治思想开明 积极倡言改良
在南宋时期的理学家之中，魏了翁的政治思想是倾向于进步的。作为一个封建社会中的进步思想家，其主要标志是看他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能否关心人民疾苦，是否能大胆地揭露剥削制度下的不合理现象，并提出有利于社会进步的社会改革方案。在这几个方面，魏了贫都有一定程度的表现。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算是一位头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