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大儒 编者:舒大刚-第8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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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社会改革方案。在这几个方面，魏了贫都有一定程度的表现。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算是一位头脑比较清醒的。
魏了翁在政治思想上的进步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观民以察我道”的重民思想。
在儒家经典之中，很早就提出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敬德保民”主张，特别是孟子“保民而王”的“仁政”思想，可算是儒家学说中的进步思想成分。魏了翁出身于平民家庭，他对这些优良的思想成分自然容易有所继承，“观民以察我道”的重民思想就表明了这一点。他说：“抑不知民与天一也，安有欺民之事而可以应天？亦安有为欺天之事而可以助民？”（《文集·特班奏事》）这个说法虽然带有浓厚的天命论色彩，然而结合当时流行的思想意识来看，这个“天”无疑是指天理。在魏了翁看来，天意与民意是一致的，欺民就是欺天，欺天就是欺民，这种行为是天理所不能容的。他警告统治者不可作欺民之事。因此，他强调：“为政不害于民”。他说：“为政不害于民，得使尽力耕耘，自事生产，故百姓和而年岁丰也。”（《春秋左传要义》卷7）这种把民和天看得同等重要的观点，在当时的封建士大夫中，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虽然其出发点是为了巩固封建政权，但他毕竟认识到，首先必须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才能达到使国家巩固，只有不害于民，才可能使劳动人民得以积极从事生产活动，从而做到民和岁丰。为此，他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在上位，思利于民，欲民之安饱，是其忠也”（《春秋左传要义》卷7）。这就为“忠”的内容赋予了新的含义，他不认为仅仅把对君主的愚忠看做是“忠”的全部内容，而把关心民众疾苦，改善他们的生活，使之得到安定和温饱也看做是“忠”的一个重要标志。当然，这也是与忠君有着直接联系的。
从上述观点出发，魏了翁大胆而深刻地揭露了南宋王朝的“欺民之事”，他说：“今钱荒、物贵、赋重，敛烦，独仰岁以为生，将救民于垂死。”（《文集》卷99，《天庆节祈雨醮词》）他对当时社会上的贫富两极分化之原因也进行了揭露，魏了前指出：“富者弥富，骄奢而难治；贫者益贫，饥寒而犯法。且贫者资富而至贫，富者削贫而为富。恶民之富乃是愍民之贫。”（《春秋左传要义》卷27）。他提出消除这一恶果的办法是“使贫富均而劳逸等”（同上）。这种“均贫富，等劳逸”的说法，竟然出自一位封建地位阶级思想家魏了翁之口，其与当时农民起义军“均贫富，等贵贱”的革命口号几乎同出一辙，确实值得加以玩味，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更可以了解到魏了翁重民思想的可贵之处。对于当时农民群众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魏了翁同样是站在地主阶级统治者的立场上加以反对，他也把起义的农民称之为“盗”，然而，他又认为，农民之所以为“盗”，是因为那些贪官污吏用暴力逼迫所至。他说：“民非自暴，吏诲之盗。”（《文集》卷20，《处士高君墓志铭》）所谓“吏诲之盗”，意思是认为那些贪官暴吏本身就是残害人民的盗贼，他们就是强盗们的老师，老百姓之所以为“盗”，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他又说：“使民无所蓖，是为盗而寇民者，吏也。而民贫贼兴，则善良受其害，此千载一律。”（同上）短短的两句话，对封建剥削阶级统治下“官逼民反”的根源揭露得十分深刻。从历史经验上讲，“民贫贼兴”，历来如此，民为什么贫？归根结底是剥削和压迫造成的。上述言论反映了魏了翁敢于面对现实，不回避矛盾，能够仗义直言，大胆地批判封建制度下的主要弊端，表现了他的重民思想的可贵之处。
（二）针对南宋弊政的社会改良思想。
为了挽救社会危机，魏了翁提出了他的社会改革方案。他针对当时南宋政权的弊政，提出了以下的意见和建议：
第一，实行裕民政策。他建议“先修裕民之政，请薄敛、省债、振荒、救饥。”（《文集》，《问兵民财吏之弊今日何以为革之方》）魏了翁鉴于当时由于政府和大小地主对农民的沉重剥削造成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已经威胁着政治统治的稳定，他认为，解决危机的首要任务应该是稳定人心，争取人民的支持。而要得到人民的支持，就应做到孔子提出的“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如果能使这一“圣人之言字字服行，未有不明效大验者，特患不能实下功夫而徒假外饰。”（《文集》卷34，《答曾参政》）他向皇帝上书，要求实行履亩之令以宽民力。具体办法是“督上户（大地主）贵近之家（享有免税特权的权贵之家）”入税，“借上户气势以振作椿币（纸币），或可望其指日增价”（《文集》卷20，《奏乞审度履亩利害以宽中下户》），期望用这一措施来解决货币危机。对“下户（自耕农）或可略与蠲减或又全免“其应纳之赋税”。他认为，这样就可以“让中下户宽得一分，则受一分之赐，人心不摇，弊事可革，天下幸甚。”（同上）这一改良措施完全是针对当时大地主逃避赋税，农民承受不起过重负担而造成的财政空虚而提出来的。魏了翁的裕民薄敛主张，虽然是为了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但在客观上也是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的。
第二，针对当时的政治危机，魏了翁提出了“治国之本始于正君”的主张。
这条主张是根据朱熹“正君心是大本”之说而来。它包含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皇权的思想。如何正君心？就是要求皇帝做到“正心诚意”，不能以一人之好恶为用舍。（《文集》卷42，《安少保果州生祠记》）他认为这是管理好国家的根本。而要达到这一要求，就必须广开言路以通下情。他对皇帝说：“岂有言脱诸口，必使心同声并谈而莫予违也，此风一成而依阿者得志，正直者屏远，尤非国家之福。唯陛下亟图之。”（《文集》卷19，《奏议第四扎》）他甚至要求最高统治者“亲贤而远色，清心而寡欲”（《文集》卷19，《奏事第三札》），更要做到“舍己以从众，举贤而逊能”（《文集》卷18，《应诏封事》）。这些言论，表现了魏了翁敢于“犯颜直谏”，不同于那些处处投人君之好恶，一味阿谀逢迎以求得志的鲜廉寡耻之徒，表明了他的正直无私的性格。这种提出限制皇权的大胆言论，在历史上曾有董仲舒提出过，他企图用“天人感应”的神权说教来限制皇权，结果是差一点丢掉脑袋。朱熹和魏了翁企图用“正君心”的办法限制皇权，其目的也是为了维护封建政权的长治久安。然而这个主张同那个至高无上的皇帝是相抵触的，对他来说，无非是缘木求鱼，不可能产生良好的效果。
第三，针对南宋政权的机构痈肿、官俸开支庞大，提出了裁减冗员的方案，同时还提出省用、理财，讲求实功的建议。在理财的问题上，魏了翁不象其他理学家那样，把义理同功利对立起来，相反，他主张把义理和功利统一起来。如他说：“众寡强弱可不计，然本诸义理之是非，则事功之利害从之。”（《文集》卷47，《黔阳县学记》）只要是从义理出发，凡符合义理之是非标准的事功，其所产生的利害关系，就应该予以计较。
此外，他还提出了解决兵制腐败、军队庞大而缺乏战斗力的一些建议，如要求令军队屯垦戍边以开发边疆农业、增加军粮储备、加强边境防卫力等等。
四、兼收各家之长 创立一家学说
魏了翁的理学思想虽然是从程朱那里继承下来的，但由于他具有求是治学的态度和比较开放的治学方法，所以能够扩展视野、广览博收众家之长，使之为己所用。前文述及了翁服膺程朱，早年从朱熹弟子辅广、李燔处接受了朱熹的学说，并称朱熹“集濂洛之大成”，又说“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他用了大量的精力学习、研究和传播程朱理学。然而，在他的学术活动中，并未以此为满足。魏了翁的学问，强调“道贵自得”，他在《答周监酒》中说：“本书乃谓只须祖述朱文公诸书”，文公诸书读之久矣。正欲不愿于卖花担上看桃李，须树头技底见活精神也。”（《文集》卷36）他不固守门户，其治学途径是以研习朱熹之学开其大端，继而独以穷经学古，自为一家。此外，他还善于采纳各家之长，使之为我所用。魏了翁于公元1225年谪居靖州后，在那里主办了鹤山书院，各地来此求学之人很多，在此期间他结识了陆九渊之子陆持之的门人叶元老，并留叶在靖州客居数月。共同读书论学，他还和陆九渊的后学如陈和仲，以及袁广微兄弟等人结为密友，从他们那里得到了陆九渊的大弟子杨简的《慈湖问答》，在这些活动中，受到了陆九渊思想的影响。此后，魏了翁便开始把理学和心学融为一体，构建了一个具有自己特色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
在魏了翁的学术思想中，同时还接受了浙东事功学派的一些影响。在当时，除朱陆的学说在社会上具有较大影响力之外，浙东事功学派著名学者陈亮、叶适的功利主义学说也比较流行。魏了翁主张把事功同义理统一起来，如在理、欲关系上，他不象程朱那样，把二者视为水火之不相容，他认为只要是合理的欲望，就是不可“灭”的，如“饮食男女”之欲、即人们求生的欲望，是无可非议的。这就说明，他在理欲关系上也有事功主义的倾向。
下面介绍魏了翁的学术思想。
（一）由“理学”转向“心学”。
魏了翁的学术思想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最初是笃信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他于公元1205年在临安结识了朱熹门人辅广、李燔之后，常常同他们在一起“同看朱子诸书，只数月间”，便从过去“只喜记问词章，所以无所不记”，转而认为这种方法“不足以为学”。乃取朱注《论语》、《孟子》等书，“字字细读”（《文集》卷35，《答朱择善》）由此便服膺了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在宇宙观上，他断言“理”是“参天地、宰万物”的最高本原。魏了翁说：“自有乾坤，即具此理……是乃天地自然之则，古今至实之理，帝王所以扶世立极，圣贤所以明德、新民，未有不由此者。”（《文集》卷42，《简州四先生祠堂记》）因此他又说：“此理”乃是“天下万物之学”。这就是说，作为世界本原的理，是“参天地、宰万物”，决定社会变化发展的唯一根源，是整个“天地自然之则”，因而是“万世之学”。由此可知，在其理学活动的第一阶段，他是一个客观唯心主义者。
随着时间的向前推移，善于独立思考的注重实际的魏了翁，发现了程朱理学的一些弊病，如它的烦琐、迂阔和空洞不实，不但使学者难于掌握，而且它被一些人用作“藻饰词辩之资”和“给取生利之计”。这些人标榜理学，讲论理学，实际上是把理学作为沽名求利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因此，魏了翁便逐渐抛弃了朱熹理学中的那些烦琐，迂阔和空洞的东西，着手重起炉灶，将理学与心学融为一本。企图用陆九渊“切己反省”、“发明本心”的易简功夫来整治人心，以克服朱学的弊病，以期达到挽救统治危机之目的。为此，他发展朱熹理学中的心学成分，以其同陆学接轨。朱熹说过：“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为主而不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于物者也。”（《朱文公集》卷67）又说：“心者人之神明，所以聚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四书集注·孟子·尽心上》）以此为中介，魏了翁把朱熹理学中的客观唯心论转化成为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把心、理融为一体，提出了“义理之说”是“千百载而一目，千万人而一心”（《文集》卷65，《题周子靖理斋铭后》），“民心之所同则天理也”（《文集》卷52，《达贤录序》）等等，强调心、理融合的说法。这个思路，就是把程朱所讲的理或天理加以主观化，断言理只存在于千万人的心中，只要他们能够“推是心也，见善而迁，有过而改”，天下国家“必将如风厉雷迅，不晷刻安也”（《文集》卷50，《邛州白鹤山营造记》）。魏了翁发现了理学对维护和巩固封建秩序的不足之处，发现了它难以真正奏效，所以他才转而企图用心学去整治人心，以达到挽救危机的目的，这就是他从理学转变到心学的主要原因。
然而，魏了翁所讲的“心”同陆九渊又有不同之处。其不同点之一就是他强调心理合一。即所谓“民心之所同，则天理也”。“民心所同则天理”之说同他的“民与天一”之说是一致的。不同之二表现于他讲的“心”是超脱个人主观意识的“千百载而一日，千万人而一心”的心，是一切人的共同之心，它超越了个人的主观意识，是具有客观性的“心”。
不过，从实质上讲，魏了翁的世界观仍然属于主观唯心论，这是因为，他是把“心”作为其哲学最高范畴来使用的。他说：
心者，人之大极，而人心又为天地之大极，以主两仪，以命万物，不越诸此。……抑天地神明，不越此心也。（《文集》卷16，《论人主之心义理所安是谓天》）
大哉心乎，所以主天地而命万物也。（《文集》卷15，《论人心不能与天地相似者》）
心焉者，理之会而气之帅，贯通古今，错综人物莫不由之。（《文集·杨纯公杨忠襄公祠堂记》）
此心之神明则天也，此心之所不安，则天理之所不可。人心之外又所谓天乎？（《天集》卷56，《跋师原卿遇致仕十诗》）
上面的引文，充分说明魏了翁是把“心”作为他的哲学的最高范畴，在他那里，“心”是宇宙的本原，也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最终极之根源。“心”是理与气的统率者，它贯穿于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总之，心外无天，心外无理。作为宇宙本原的“心”，不仅是天地万物的总根源，是支配一切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本，而且具有超时空的特性。他说：“心”昭昭者，固不与气形俱为斯尽也。”（《文集》卷84，《知威州陆君坚复墓志铭》）。虽然魏了翁讲的心不仅指个人主观的“心”，但从他把“理”融于“心”，以此为宇宙本原来看，应该属于主观唯心论，因为主观与客观毕竟是不可等同的，况且，这个“心”的内涵，主要是指纲常伦理一类的东西，这些东西归根结底仍是主观意识的产物。只是他自己将其加上了一层薄薄的客观外形而已。因此，魏了翁的哲学是以“心理合一”的特殊形式出现的主观唯心论。
（二）“致其知而明其明”的认识论
在认识论上，魏了翁提出了“致其知而明其明”的方法。他和朱陆一样，认为“心”既是宇宙的来原，又是认识的对象和主体。在魏了翁看来，做学问不需认识外物，主要是向内用功，以发掘自己心中固有的“知”和“明”。他说：“人之一心，广大而精微，学问之道，所以致其知而明其明也。”（《文集》卷47，《张行父忠恕拙斋记》）既然“心”能“主天地”，“命万物”，能“贯通古今”和“错综人物”，是宇宙万物之本原，所以认识的对象就是主体的“心”。“致其知而明其明”的意思，就是通过对内心固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