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大儒 编者:舒大刚-第8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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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益化，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更无假借凑泊，如赤日当空而万象毕照。是学成之后又有此三变也。

　　　　王守仁之学，以“龙场悟道”为界线，分为前、后“三变”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始由“泛滥词章”，再到“遍读考亭之书”，转而“出入于佛、老”，是为前三变；第二阶段始由“龙场悟道”之后提出“知行合一”之说，“以默坐澄心为学的”，到专门倡导“致良知”之教，再到居越讲学，“所操益熟”，是为后三变。以下结合王守仁的生平活动进行分述，先叙其“泛滥于词章”阶段的情况。

　　　　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王守仁年满15岁。他怀着尚武抱国的雄心，出游居庸三关。居庸关旧指军都关、蓟门关，位于今北京市昌平县西北部。此地为长城要口之一，控军都山隘道（军都陉）中枢。明代洪武元年（1368年）建关，与紫荆关（位于河北易县紫荆岭，为河北平原进入太行山的要口之一）、倒马关（位于河北唐县西北部，为河北平原进入山西高原的要口之一）合称“内三关”，形势险要，向为兵家必争之地。守仁在这里察看山川地形，访问少数民族，打听备御方策，又与胡人追逐骑射，胡人没有谁敢欺侮他。经过一个多月的漫游考察，守仁“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一天，他在梦中拜谒了汉代伏波将军马援的词庙，醒后有感于马援“男儿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而还”的名言，挥笔写下了一首绝句：

　　　　　　　　卷甲归来马伏波，早年兵法鬓毛皤。

　　　　　　　　云埋铜柱雷轰折，六字题文尚不磨。

　　　　诗中表达了对马援为汉朝中兴而戍马边障、建功立业的景仰之情。其后，守仁“屡欲为书献于朝”，却被父亲斥之为“狂”而阻止，由此可以看出他对人生价值的领悟和对国家命运的关心。

　　　　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年）王守仁17岁。这一年秋天，他遵照父亲的吩咐，前往兴都（今江西南昌市）迎娶表妹诸氏为妻。诸氏是守仁的舅父诸养和（时为江西布政司参议）的女儿，似乎守仁不太热衷于这门兄妹姻亲，以致于正式结婚那一天，他闲游铁柱宫，遇着一位道士盘腿坐在榻上，于是相与对坐，款款交谈，喜闻养生之说，竟将婚礼置诸脑后，忘了归去。家里人四处找他未见，直到第二天清晨才回家。

　　　　婚后数月，守仁一直呆在舅父官署潜心学习书法，每日练字用力甚勤，乃至耗纸数箱之多，其书法也取得了很大进步。后来他讲授“心学”，常常引此事为例启发弟子们说：“吾尝学书，对模古帖，止得字形。后举笔不轻落纸，凝思静虑，拟形于心，久之始通其法。既后读明道先生书，曰：‘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既非要字好又何学也？乃知古人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阳明先生年谱》，以下从略。）可见，那时心学已经在王守仁早年的思想中开始萌芽了。

　　　　次年暮冬，王守仁偕同夫人诸氏返归余姚，一路乘船到达广信（今江西上饶），特地拜谒了年近古稀的理学家娄谅。娄先生字克贞，号一斋，曾师事崇仁吴与粥，其学“以收敛放心为居敬之门，以何思何虑、勿忘勿助为居敬要旨”。早年出任成都训导，从事地方官学的教育工作，不久告归，专以讲学著述为事。平生著有《春秋本意》12篇、《日录》40卷、《三礼订讹》40卷。守仁进见娄先生，相谈十分契合。娄谅“语宋儒格物之学，谓圣人必可学而至”，守仁大为信服，深受影响。因此，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崇仁学案》中说：“姚江之学（王学），先生（娄谅）为发端也。”自此，守仁始慕圣贤之学，发愤研读宋代诸儒著作。

　　　　弘治三年（1490年），守仁祖父王伦在故里逝世，父亲王华因奔丧归余姚，便吩咐从弟王冕、王阶、王宫及妹婿等人，为守仁讲析经义，磨勘八股，以应科举考试。守仁白天随众课业，夜晚则搜取诸经子史勤奋攻读，泛滥于词章，往往深夜不寐。由此，王守仁在学业上取得了长足进步，使王冕请人诚心佩服，愧莫能及。在待人接物上，守仁一改过去的“和易善谑”，变为“端坐省言”，以仿效“圣人气象”。王冕诸人怀疑守仁矫揉造作，故弄玄虚，守仁郑重其事地对他们说：“吾昔放逸，今知过矣。”此后，王冕诸人也正襟敛容，随时随地注重自己的举止言谈。

　　　　　　　　　　　　　　　　　　　　　　　　　　　　　　四、究心朱学

　　　　弘治五年（1492），21岁的王守仁参加浙江乡试得举，随即奔赴京师，在父亲官署用功准备来年会试。其间“为宋儒格物之学”，四处寻求朱熹遗书精心研读。‘一天，守仁忽然想到先儒所谓“衣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的话，于是就按照朱熹“格物穷理”的方法，特邀学子钱友同来官署“格竹”。据《传习录下》记载，“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劳神成疾”。守仁认为钱友同精力不足，难穷格竹之理，便由自己亲身去格，然而“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守仁经过这次格竹的失败，认为格物穷理以成圣贤的途径实在走不通，又转而“随世就辞章之学”。

　　　　次年春会试，王守仁名落孙山，士大夫相识者都纷纷前来安慰和勉励。当朝宰相李西涯半开玩笑地对他说：“汝今岁不第，来科必为状元，试作来科状元赋。”王守仁听了，当即提笔，一挥而就。在场的土大夫见之大惊，异口同声地赞叹道：一天才！天才！”一些心怀妒忌的士大夫却在一旁悄悄地说：“此子取上第，目中无我辈矣！”弘治九年（1496），王守仁再次参加会试，果然为妒忌者所抑，又一次落第。有些同来参加会试的人因未能考中而感羞耻，守仁安慰他们说：“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闻者无不叹眼。虽然两次会试都不得中，但王守仁并不因此灰心失意。他退归余姚，结诗社于龙泉山寺，优游度日。

　　　　弘治十年（1497）夏五月，鞑靼小王子攻潮河川（在今北京市密云县东北），继而又攻大同。其时边报紧急，京师震动，“朝廷推举将才，莫不遑遽”。王守仁为了报国立功，由结社吟诗转而留心军事，他深深感到：“武举之设，仅得骑射搏击之士，而不能收韬略统驭之才。”于是，王守仁又主攻兵法，凡兵家秘籍，无一不精心研读。他“好言兵，且善射”（《明史》本传），研究军事简直入了迷，乃至“每遇客宴，尝聚果核列阵势为戏”。这样，王守仁在军事韬略方面有了较深的造诣，虽然未被朝廷录用为镇守边关的将才，但为他后来镇压农民起义，平定宸濠之乱奠定了基础。

　　　　次年，王守仁27岁，开始感到自己久不得志，前途渺茫。他“自念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求师友于天下又不遇，心持惶惑”。一日读朱熹上来光宗疏曰：“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守仁感触很深，顿时恍然大悟，悔恨自己二十余年来读书虽然广博，却未能循序以致精，因而没有多少收获。于是，他通过痛苦的反省，便注重循序读书，力求学问精进，以期“致知”、“穷理”。可是，他在实践中总觉得“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不禁茫然失措，困惑难解。积久的忧郁情绪，又导致旧疾复发，守仁的内心十分矛盾、痛苦。经历了上次“格竹”的失败，又实践循序致精的读书方法也未能成功，他便对朱熹学说的崇信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从此与朱学分道扬镳。

　　　　　　　　　　　　　　　　　　　　　　　　　　　　　　五、出入佛老

　　　　对朱学信仰的动摇，使王守仁心志消沉，甚而怀疑学做圣贤与自己没有缘分，于是便出入于佛老，“偶闻道士谈养生，遂有遗世入山之意”。但王守仁并没有去做和尚。道士，因为他还肩负着王家光宗耀祖的使命，他毕竟还留恋于科举，不得不学习一些时文定式和熟读四书五经。

　　　　弘治十二年（1499），王守仁已28岁，他第三次参加会试，踢进士出身，观政工部。从此，他步入仕途，跻身士大夫行列。当时京师文人荟萃，如太原乔宇、广信汪俊、河南李梦阳、何景明、姑苏顾麟、徐桢卿、山东边贡等人，均为文坛名士。他以文会友，与诸士相交，过从甚得。不久，“时有星变，朝廷下诏求言”，又传来鞑靼小王子入居河套，攻扰延绥的消息，王守仁立即奏上《陈言边事疏》，因论朝政之失，“谨栋便宜八事以备采择：一曰蓄材以备急，二曰舍短以用长，三曰简师以省费，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日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严守以乘弊”，极力主张改革政治，整顿边务，以“易辕改辙”，“痛革弊源”。第二年，守仁被朝廷授官为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

　　　　弘治十四年（1501），王守仁奉命审录江北国狱，对于冤假错案，多所平反。事后游道教圣地九华山，挥笔写下了《游九华山赋》，赋中有云：“逝予将遗世而独立，采石芝于尘霄；虽长处穷僻，乃永高乎囗嚣……长邀游于碧落，共太虚而逍遥。”这明白地表露了他企望超脱凡尘，羽化登仙的幻想。游山期间，曾夜宿无相，化城等僧寺，又寻访道士蔡蓬头和地藏洞异人。当时，蔡渭守仁“终不忘官相”，异人与守仁“因论最上乘”，盛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由此启发他从佛、道两家的角度考察儒家，更多地看到了儒、佛、道三家相通的地方，这对阳明心学的形成颇有影响。

　　　　王守仁完成了录囚任务，回到京师，白天忙于办理案犊公事，夜晚又燃灯静坐，研读五经以及先秦两汉儒家著作，努力提高文字功夫，以适应当时文学复古运动的需要。父亲王华担心他劳累成疾，便严令禁止家人夜间在守仁的书房放置灯烛。守仁为了避开父亲的监视，每晚专等父亲安寝后又燃灯读书，常常熬到夜半三更。久而久之，他由于劳思过渡，竟得了吐血疾（肺痨），便于弘治十五年（1502）八月告病归越。

　　　　回到故乡余姚后，王守仁乃筑室会稽山阳明洞中，终日习炼道家导引之术，搞得自身精疲力竭，却丝毫无补于事。他翻然悔悟，不禁感叹道：“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在阳明洞隐居既久，往日的事功之心销磨殆尽，守仁唯思离世远遁，摆脱尘世烦恼，求得六根清静。然而，他终究不能舍弃养育自己的祖母和父亲，经过内心激烈痛苦的矛盾斗争，忽又醒悟过来，仰天长叹道：“此念生于孩提，此念可去，是断灭种性矣！”从那以后，王守仁逐渐认清佛、道两家之非，笃信儒学才是穷“天理”、通“至道”的理想途径。随即，他毅然离开了阳明洞，移居西湖疗养。在此地宁静恬适的生活中，守仁注意调理身心，奋心自拔，再次振起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以实现其立志做圣贤的夙愿。

　　　　弘治十七年（1504）秋，王守仁奉命主考山东乡试，不久改授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次年，他鉴于学者溺于词章记诵，不复知有身心之学，因而首倡先立必为圣人之志。闻者响应风从，有人愿执贽上门拜师，守仁于是开始授徒讲学。由于师友之道废弛已久，满朝士大夫几乎都认为他是立异好名，不足以引为同道。唯有翰林庶吉士湛若水与王守仁一见定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自此，王守仁结束了泛滥词章、究心朱学、出入佛老的求索历程，渐渐步入“心学”的大门。

　　　　　　　　　　　　　　　　　　　　　　　　　　　　　　六、龙场悟道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王守仁在仕途上遭到严重挫折，随之引起了他思想上的巨大变化。当时，皇帝朱厚照刚刚即位不久，又加之其昏庸荒淫，不理政事，致使阉党刘瑾专权，朝政日非。这一年冬天，南京户科给事戴铣、四川道御史薄彦微等人愤然上疏，连章切谏，宦官头子刘瑾大怒，立即下令逮捕戴、薄20余人入诏狱，廷杖除名。眼看阉党横行霸道，胡作非为，王守仁义愤填膺，忍无可忍，首先抗疏援救戴、薄诸人。疏曰：

　　　　臣闻君仁则臣直。……铣等职居谏司，以言为责。其言而善，自宜嘉纳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隐覆，以开忠说之路。乃今赫然下令，远事拘国。……则非惟无补于国事，而徒足以增陛下之过举耳。……伏愿陛下追收前旨，使铣等仍旧供职，扩大公无我之仁，明改过不吝之勇……（《乞有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

　　　　刘瑾见疏勃然大怒，将王守仁亦下诏狱，廷杖40，死而复苏；又指为“奸党”，罚跪于金水桥南，令其受尽莫大侮辱。随后谪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立边就道，不许停留。

　　　　正德二年（1507）夏天，王守仁奔赴谪所到达钱塘，刘瑾派人一直尾随盯梢，企图暗中加害。他托言“投江”，才侥幸摆脱了阉党的追杀。继后“因附商船游舟山，偶遇飓风大作”，一夜飘泊闽界，独宿野庙，幸免于虎口，僧众以为神。当时有位异人对他说：“汝有亲在，万一瑾怒，逮尔父，诬以北走胡，南走粤，何以应之？”守仁觉得此言有理，于是打消了远适避祸的念头，当即题诗一首曰：

　　　　　　　　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

　　　　　　　　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

　　　　随后取道武夷，归省贬官南京的父亲。这一年十二月，他返回钱塘，途经广信、袁州、长沙、玩州，进入贵州玉屏；然后又经过镇远、黄平、清平、福泉、新添、尤里等地，终于在正德三年（1508）三月抵达贵州龙场驿谪所。

　　　　龙场驿位于今贵阳市西北80里许的修文县城区，据《贵州通志·建置志》记载，明代在这里设“驿丞一员，吏一名，马二十三匹，铺陈二十三副”，专为传送公文的差役和来往官吏小住、换马等提供方便。该驿地处万山丛棘之中，虫蛇怪兽横行，蛊毒瘴疠弥漫，四境荒凉，人烟稀少。王守仁刚到这里，既无住房，又无粮食，只好栖居山洞，亲手种粮种菜，折薪取水，苦熬度日。有时自耕不足以糊口，还需要采蕨充饥。其《采蕨诗》云：

　　　　　　　　采蔗西山下，扳援陟崔嵬。

　　　　　　　　游子望乡国，泪下心如摧。

　　　　　　　　浮云塞长空，颓阳不可回。

　　　　　　　　南归断舟揖，北望多风埃。

　　　　　　　　已矣供于职，勿使贻亲哀。

　　　　诗中充分展现了王守仁沦落天涯，百感交集的痛苦心境。

　　　　王守仁身为贵家公子，一介儒生，又患了虚痨肺病，居此恶劣坏境，他深知随时都有倒毙荒野的危险，于是“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当即便做了一副石棺材，指天发誓曰：“吾惟俟命而已！”他极力排除生死杂念，“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时或歌诗谈笑。超然于尘世之外。显而易见，王守仁是在苦炼制心功夫，力图发挥“心”（主观精神）的作用来战胜险恶的环境，以求得到自我解救。

　　　　久之，王守仁感觉胸中洒洒，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一日，“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凉，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这就是后人盛称的“龙场悟道”。王守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