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大儒 编者:舒大刚-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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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子贡曰：“然则师愈（优）乎？”孔子曰：“过犹不及。”任何事物都有保持其质之稳定性的度，超过度就是“过”，达不到就是“不及”，过分与不及都不好。这是对矛盾转化规律和质量互变规律的正确理解。孔子认为，妥善地把握度，人为地控制过与不及，可以促成事物向理想方向发展，此即他的“因材施教法”。“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取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针对两种极端，予以分别调节，使之符合度，这就是行中正，又叫行中道。
中庸的第二义为中和。中和是行中正后达到的一种和谐境界。孔子贵中，亦贵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学而》）“有子之言似孔子”，此语可代表孔子思想。“和”，不是矛盾的调和，而是矛盾的对立统一，矛盾双方在力量对比上达到均势，同处于一个统一体中。无原则的调和叫“同”，和同之辨，孔子是区别严格的，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与孔子同时的齐国大贤晏婴对此有形象的说明：譬之调羹，五味相剂叫和，以盐济盐，以水济水叫同。君臣之间，不同意见的互相匡补叫和，阿谀奉承叫同（《左传》昭公二十年）。和之与同，孰是孰非，不言自明。
中庸还有时中之义。时中，即适时用中。孔子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礼记·中庸》）君子能审时度势，在恰当之时用中于民，这便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机智灵活，不胶不固。他说：“中人以上可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语上也。”（《雍也》）又说：“可与言而不与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皆此例。在进退出处上，孔子是待价而沽，伺机而动。他本来对古代隐者的独立人格大加赞赏，但他本人却并不一味盲从，曰：“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微子》）既不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山林隐士，又不愿作屈己就人的俗吏。孟子说他“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佳而仕……孔子，圣之时者也！”（《万章下》）中庸的基本特征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它要求人们准确把握度，正确选择时机，妥善运用手段，这些分寸是那样地难以掌握，因而他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
天命观念天命观，又称天人观，是关于以天为代表的自然界（天）和自然规律（天命，或天道）及自然与人类关系（天人关系）的学说。孔子的天命观，从现有资料看，似乎有物质之天与精神之天的双重念义。他曾大气磅礴地宣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天的行为表现为四时运行，天的作用表现为百物化生。这里的天，是物质性的、客观性的天。他也愤愤地说过：“获罪于天，无所椅也！”（《八佾》）也曾垂头丧气地说过：“天丧予，天丧予。”（《先进》）这里的天有喜怒、有主宰权，看似精神的天。其实孔子的“天”，指的是同一个事物，即自然界的天；孔子的“天命”（或天道）即自然规律。言“天”、言“天命”，只表明孔子天命观中历史继承性的一面，而这些旧词的实际内容才是孔子的真实用意，孔子的天命观正是历史继承性和个人创见性的统一。综观人类认识史，无不经历着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科学阶级三大进程。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正是有神论向形而上学阶段过渡时期，一方面夏商周以来关于诸神的资料充斥人间，成为顽固侵蚀人心的习惯势力；另一方面，以老子为代表的“道”的形而上学体系已经形成，但还没有广泛地征服人心。孔子从传统神学那里借来“天”、“天命”、“命”诸名词及其表达形式（如“天丧”、“天生”、“天厌”……），慰藉人们普遍的宗教心理，以便为“神道设教”提供方便；另一方面又从老子那里吸取“道”这个将最高神抽象化的精髓，用它来代表自然规律、宇宙精神和善恶的最高裁判者。孔子的天命观既具有传统形式，便于人们接受，又有科学内容，具有进步的意义。旧瓶装新酒，虽有旧烙印，却赋予了新内容。孔子的天命观，从积极意义上讲，可以激发人们上进，百折不挠。因为他首先认为天有规律，人可效法：“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泰伯》）而天的特征首先是四时运行，健行不已，《周易·乾·大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亦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其次，天的道行是促使“百物生焉”，《周易·系辞下》：“天地之大德曰生。”孔子亦积极入世，汲汲救世，必欲实现“博施济众”的伟大理想而后已。从消极意义上讲，出于对天命必然性和公正性的坚信，又可以给困境中的人们提供精神支柱和心理慰藉。当他被围于匡时，他坚信“天之未丧斯文也”（《子罕》），上天一定会助成他复兴周公之业。见侮于公伯寮时，他也信守：“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余何？”（《宪问》）当他看见弟子不幸身染恶疾时，他悲叹：“亡之，命也夫！斯人也面有斯疾也！斯人也面有斯疾也！”（《雍也》）天命是一种正义力量，可以帮助人们逢凶化吉；天命是一种终极力量，让他的弟子身染痼疾，不可救药。甚至，天命还是人间善恶的公正裁判，因此当卫灵公夫人南子召见他引起学生误会时，他指天为誓。“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雍也》）。
仁政德治孔子的政治思想可归纳为仁政、德治。仁政是施政原则，仁者“爱人”（《颜渊》），仁政亦主张以爱人为最高职志。他说：“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君子学道则爱人。”（《阳货》）都以爱人为统治者的主要职能。仁政包括两大主题：成全和不忍，这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思想在政治领域的具体运用。孔子继承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注＇，认为国家的建立并不是为了统治者的淫乐，也不是单纯地为了推行礼乐和刑罚，而是为了人民的普遍幸福，他要求统治者必须立足于人民的利益，让他们人口繁衍、财富增殖、知礼明乐，过人丁兴旺、丰衣足食、秩序和谐的文明生活，此即“庶、富、教”、“博施济众”的政治理想，充分地体观了一个仁者的成全之心和生养之德。孔子还认为“性相近，习相远”（《阳货》）。因此主张政治应从根本作起，加强教育，实行礼制，诱发人们的向善之心，提高人们的个人素质，实现各阶级、各阶层的和谐相处：“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阳货》）人民素质提高了，刑罚也就成了多余的设施，因此他反对“齐之以刑”（《为政》）、“刑罚不中”（《子路》）和“不教而杀”（《尧曰》）的作法，向往“胜残去杀”（《子路》）的太平盛世，充分体现了他仁者的不忍人之心。
德治强调统治者的个性修养，主张让有崇高道德修养的人来治理天下。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为政》）如果是一个修养很高的统治者跃居大位，那么人们自然敬眼，天下自然大治。在衡量统治者有德无德时，孔子提出了“正”的概念，首先要求统治者从自己作起，做好榜样。“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国家就像个大家庭，家长必须子爱下民；国家又像个大学校，官员必须作下民的师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上位者喜欢什么，提倡什么，都是天下风俗无言的导向。只要统治者立身正、处事正，天下就没有行邪的，因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懂得这个道理，认真做好榜样，就可收到“子欲善而民善矣”的效果，否则，榜样不好，虽天天声嘶力竭地叫喊正直，廉洁也不起作用。其次是统治者运用行政力量端正世风，整顿秩序，此即“正名”思想＇注＇。正名的具体内容即矫正礼坏乐崩的颓俗，使社会秩序重新回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的轨道上来，恢复奴隶制等级制度。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名分不正，秩序不清，社会就处于混乱之中，因此，德政的任务理所当然应端正名分，不仅使各级统治者自己明白职能与权限，而且也使社会不同阶层的诸色人等明白自己的身分和位置，各尽其职，各行其事，共同在社会大舞台中扮演和谐的喜剧。
君子人格孔子的伦理观主要体现在对“君子”人格的推崇上。孔子的伦理观是建立在他“仁义礼”统一的哲学思想之上的，在他看来，人是具有人性的，社会应该是和谐的，故需要仁；社会分成阶级、阶层，各阶级、阶层应该是有等级的，故需要义；要充分地贯彻仁和义，社会应该是文明的社会，故需要礼。凡是顺应历史的潮流、满足社会的需要、符合现实的价值尺度的人格，就是合理的，就被他誉为君子，否则就是小人。仁、义、礼成了划分君子、小人的分水岭。他说：一君子去仁，乌乎成名？”（《里仁》）又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卫灵公》）君子既是仁者，又是义士，还是“说诗书、敦礼乐”的文质彬彬之士。君子有很多高尚的道德修养和优雅的为人处世原则：“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宪问》）“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同前）君子是人间美德的实践者，小人是世间卑污的集中表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颜渊》）“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路》）“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卫灵公》）“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季氏》）“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宪问》）“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述而》）等等。这些刻画和论断，无不闪耀着智慧的灵光和正义的火花，成为中国人民千古以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座右铭！
孔子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他出生平民，长而执教，虽曾步入仕途，位至卿相，但与世卿们相比，他的政治生涯，真若流星闪现，转瞬即逝。孔子的一生又是伟大的一生，他苦学成才，见识卓越，为救世救民辗转奔波。他百折不挠，以天下为己任的忘我精神，被当世贤者赞为替天行道之“木铎”（《八佾》）。他高风亮节，知识渊博，道德人格，更是令人折服不已！他一生从教，弟子三千，形成了我国历史上最古老、最有影响的儒家学派。他修订六经，托古见意，成为后世研之不穷的圣经宝典。特别是他那宏大的思想体系，实际的人生哲理，更成了后儒演绎不尽、汲溉千古的精神源泉……。
颜回曰：一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焉
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
虽欲从之，蔑由也已！”
（《子罕》）
这出自孔子心爱的弟子、被后人奉为“复圣”的颜回之口，也是千百年来中国文人的共同感受。孔子的人格高如南山，孔子的智慧博大无边，凡是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的人，无不如沐春风，身心快畅，也无不被其感召而心说诚服！
（舒大刚 撰）
主要参考书
1．《史记·孔子世家》。
2．《论语》。
3．金景芳、吕绍刚、吕文郁《孔子新传》。
儒林亚圣 孟子
（前390—前305）
孟子，是先秦儒学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长期以来，他被人们尊为“亚圣”，奉为孔子思想的正宗嫡传。无论是宋明理学，还是现代的新儒家，无一不归宗于孟子。除孔子外，孟子可以说是历代大儒中对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人物了。
一、生平和时代
孟子名轲，＇注＇据说字子车，＇注＇是鲁国有名的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孟孙同叔孙、季孙均出身于鲁国公室，是鲁桓公的庶子，史称“三桓”。孟孙氏的嫡系称孟孙氏，其余支子就改称孟氏。先秦时期，姓、氏为二。如按先秦的标准严格区分姓和氏的话，孟子当为姬姓、孟氏。
孟子虽系周公旦的后代，祖上曾有过显赫的声势，但孔子在世时就已发现，由于“陪臣执国命”，“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论语·季氏》）。到战国中期，历近一个半世纪，孟孙氏罕见史书提及，这种衰微之势就更加明显了。可能正是由这一原因，孟子的祖上就从鲁国迁到邹国，故司马迁和赵歧都说“孟子，邹人也”（《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子题辞》）。
孟子大概生于周安王十二年（公元前390年），死于周赧王十年（公元前305年），终年85岁。＇注＇他的父母，可信的记载很少。据《春秋演孔图》以及《阙里志》等说，其父名激，宇公宜；母姓仉（音掌）。
在孟子的早年教育中，孟子之父默默无闻，对他教育有功的主要是他的母亲。因此，后代广为流传“孟母三迁”、“断机教子”等故事。＇注＇孟子幼年时甚得母教，这对他后来一生影响至大。
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是孔子之嫡孙子思的再传弟子。后来人们以“思孟”并称，除了他们思想上的一致外，与这种师承也是有关的。
孟子学成之后，就开始“周游列国”，以学于诸侯。他游说诸侯的第一站是齐国，其时约40多岁。他本想通过正在“一鸣惊人”的齐威王施展其“仁政”理想，但不受齐威王的重用，只是被任为客卿。他听说宋王偃将要推行“王政”，就约在公元前323年之时离齐赴宋。但宋王偃并不打算接受孟子的主张，孟子只得“远行”，回到他的家乡邹国。在邹国，邹穆公曾向他请教为政，屋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