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大儒 编者:舒大刚-第9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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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论王守仁不仅是一位思想家，也是一位教育家。他以弘扬“圣学”为己任，一生讲学不辍。凡他所到之处，或立“乡约”，或兴“社学”，或建“书院”，总是大力推行社会教化，并借以宣扬他的思想学说。王守仁于明弘治十八年（1505）在京师任职时正式开始授徒讲学，直到嘉靖七年（1529）去世，一共渡过了20余年的讲学生涯。他注意继承古代教育传统，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教育理论。
其一，要求学生必须立志、勤学、改过、责善。这是王守仁在贵州龙场讲学时为诸生所立下的四项准则，充分体现了其教育思想的最基本点。立志，是四项准则中最重要的一项。王守仁认为，立志是为学的基础和前提，并贯穿了为学的全过程。他曾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书朱守谐卷》）。这就高度强调了“立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紧接着，王守仁提出了“勤学”一项，他说：“已立志为君子，自当从事于学，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也。”（《教条示龙场诸生》）他要求学生“不以聪慧警捷为事，而以勤确谦抑为上”（同上）。王守仁提倡诸生勤学，不仅指读书，也包括个人的思想品德修养。为此，他又提出了“改过”、“责善”两项要求。“改过”是对己而言，王守仁认为凡人“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责善”是对人而言，即规劝别人改过，王守仁指出：“责善，朋友之道，然须忠告而善道之。”（同上）以上四项准则，其实质虽然属于封建道德修养的范畴，但作为对学生的四点基本要求，无疑值得我们借鉴。
其二，培养学生独立与自主的治学精神。王守仁提倡学贵自得，经常教导诸生要“自得于心”，要具有独立思考与敢于自主的精神。他曾说：“夫君子之论学，要立得之于心。众皆以为是，苟求之心而未会焉，未敢以为是也；众皆以为非，苟求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为非也。”（《答徐成之（二）盯王守仁还强调即使对于圣人的话，也不可轻信盲从。他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答罗整庵少宰书》）王守仁倡导的这种不迷信权贵，敢于坚持自己创见的治学精神，应当予以充分肯定。
其三，提倡学习要循序渐进，教学要因材施教。王守仁认为，知识的积累和道德的修养都需要有一个过程，因而他强调学习“不可躐等”，“须从本原上用力，渐渐盈科而进。”他常以婴儿长大成人、树木由小变大等事例为喻，教导弟子在学习中循序渐进。他曾向诸生明确指出：“我辈致知，只是各随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到此方是精一功夫。”（《答聂文蔚（二）》）与此同时，王守仁又极力倡导因材施教。这是与循序渐进相辅相成的一个重要教学原则，要求根据教育对象的不同情况相应地采取不同的教育措施。王守仁曾说：“与人论学，亦须随人分限所及”；“人的资质不同，施教不可躐等。中人以下的人，便与他说性说命，他也不省得，也须慢慢琢磨起来”。（《传习录下》）这是主张根据受教育者的不同特点因势利导，不可超越其接受能力而施教。王守仁还指出：教学要注意学者的症结所在，不可不问青红皂白，乱授一气。就象良医治病，初无一定方剂，只是各随病人症候的虚实、强弱、寒热、内外而斟酌加减、调理、补泄之法，既要“随病用药，”又要“因药发病”（《与刘元道》）。这也是强调对学生因材施教，循循善诱，反对用一个模型去束缚学生。
其四，坚持实事磨炼与身体力行，不死守书本教条。王守仁在年轻时候就曾亲自去做格竹子的实验，而在以后的教育生涯中，他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政务和军事活动。这种实践经历使他不把为学仅仅看作书本上的事，而强调实事磨炼与身体力行，这正是他根据“知行合一”原则教人在实践中锻炼思想与意志，培养优良品质与行为习惯的治学方法。王守仁曾告诫学者们说：“吾与诸公讲致知格物，日日是此，讲一二十年俱是如此。诸君听吾言，实去用功，见吾讲一番自觉长进一番，否则只作一场空话说，虽听之一何用？”又说：“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的工夫，此理非谁不可离实，亦不得而离也。无往而非道，无往而非工夫。”（《传习录下》）可见，他主张即事即学，即政即学，身体力行，知行合一，不可离开亲躬实践而空谈为学。王守仁经常教导学生通过事上磨炼与身体力行，使自己的学业精进，道德品质得以发展和完善。他也常常现身说法，告诉弟子们说：“知行合一”、“良知”等学说，都是他从“百死千难”中实践得来的，人不经过艰难困苦的磨炼，无以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和建立自我的主体性，无以养得“此心中和”。王守仁的这些教育论观点，虽然是以经验主义出发的，但也应当视为他在教育过程中对认知活动的正确总结，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阳明心学是明代儒学革新的产物，它在形式上打破了程朱理学的理论框架，重新建立了以“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为基本范畴的心学思想体系，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改造和革新了宋明理学，并在内容上高扬人的价值与地位，强调了道德实践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由此还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教育思想。其影响甚为广泛而深远：就时间而言，从明代中后期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就学科而言，涉及到政治、教育、学术、思想、文艺等领域；就地域而言，除了中国之外，还波及到世界，即如日本、朝鲜和东南亚诸国，而本世纪以来其影响又逐渐深入到美国和欧洲，王守仁著作的翻译本不断增多，其学说思想的研究日渐形成风气。可见，阳明心学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它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何尊沛 撰）
主要参考书
1．王守仁《王阳明全集》
2．余重用《阳明先生传纂》
3．黄宗勇《明儒学实》
4．张廷玉《明史》
5．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下卷（一）
6．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
7．张岂之主编《中国儒学思想史》明代部分
8．毕诚《儒学的转折——阳明学派教育思想研究》
9．方尔加《王阳明心学研究》
理学殿军 刘宗周
（1578—1645）
刘宗周是明代最后一位儒学大师，也是宋明理学（心学）的殿军。他著作甚多，内容复杂而晦涩。他开创的蕺山学派，在中国思想史特别是儒学史上影响很大。清初大儒黄宗羲、陈确、张履祥等都是这一学派的传人。刘宗周的思想学说还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当代新儒家学者牟宗山甚至认为，刘宗周绝食而死后，中华民族的命脉和中华文化的命脉都发生了危机，这一危机延续至今＇注＇。
一、杜门重忆十年病 束发谁先天下忧
刘宗周，初名宪章，字起东（一作启东），号念台，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后因讲学于山阴县城北蕺山，学者尊称为蕺山先生。他出生后不满一岁，父亲就去世了，因此，自幼随母依养于外祖父章颖家中。
章颖字叔鲁，别号南洲，是当时浙东一带很有名气的儒者，精通《易》学。年青时期屡试不第，遂以讲学为生，与族兄章礼、章焕号称章氏三杰。他有一套独特的教学方法，故门生之中不乏擢高第、登显宦的人，如徐阶、陶望龄、周应中等著名学者和官僚都出自他的门下。
刘宗周受到外祖父的培育，学问日进。17岁时，又从鲁念彬学习制艺。由于他本人的努力，加上先生善于造就，只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刘宗周的八股文就做得很好，为以后登第创造了条件。
万历二十五年（1597），刘宗周考中了举人，4年以后，考取了进士。但因母亲去世，他没有受官。后来经人介绍，他又师从湖州德清学者许孚远。
许孚远字孟仲，号敬庵，是湛若水（甘泉）门下唐枢（一庵）的弟子。其学以“克己”为要，“笃信良知，而恶夫援良知以入佛者”，因此与罗汝芳（近溪）一派讲学不合，认为罗及其弟子“以无善无恶为宗”，不合王阳明的“正传”，故作《九谛》与之论难＇注＇。刘宗周拜许为师时，问为学之要，许告以“存天理，遏人欲”。刘宗周受许孚远影响很大，从此“励志圣贤之学”，认为入道莫如敬，以整齐严肃人，“每有私意起，必痛加省克。”＇注＇
次年（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刘宗周北上京师赴选，任行人司行人。路过德清，拜别许孚远，许勉励他“为学不在虚知，要归实践”，刘宗周“为之猛省”。他一生对许非常推崇，曾说：“余年26，从德清许恭简公游，邑己问学，于今颇有朝闻之说”＇注＇，“平生服膺许师”＇注＇。后来他提倡“慎独”之说，与许孚远很有关系。
当时朝政黑暗，权臣当道，朋比为奸，·排斥正人。万历皇帝昏庸腐朽，深居官中，服食炼丹，数十年不出，大明江山，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刘宗周任官不到一年，就以侍亲为由，告辞还乡。不久，外祖父、祖父相继去世，他承重守制，于居丧之暇，在大善寺僧舍延课生徒，以此为生。他闲居七年，贫病交加，敝衾破缶，衣食不继，往往靠借贷度日。但他足迹不至公庭，官吏有慕名造访的，他也拒而不见。
万历四十年（1612），因人推荐，朝廷下诏恢复刘宗周行人司行人的旧职。在北上途中，路过无锡，拜访高攀龙。高与顾宪成都是当时的理学巨子，又是东林书院的创建人，天下士大夫仰之为泰山北斗。刘宗周在无锡短暂停留，与高相互切磋学问，有问学三书，一论居方寸，二论穷理，三论儒释异同与主敬之功。从此刘宗周论学更反躬近里，从事治心之功。
当时东林党人与朝中大臣互相攻讦，形同水火。刘宗周上《修正学以淑人心以培养国家元气疏》，指出当时廷臣日趋争竞，党同伐异之风行，而人心日下，土习日险。他希望朝廷化偏党而归于荡平，不必以门户分邪正。这篇奏疏对当时的党争作了持正的分析，不全以东林党人为是，也不全以东林党的政敌为非。但朝中党派倾向已很明显，刘宗周在前疏中发明顾宪成之学，被认为同情东林党。他鉴于群小在位，党祸将兴，就申文吏部，请给假放归。这时江西巡抚韩浚上疏弹劾刘宗周，比之为少正卯，说他“行伪言坚”，足以乱天下而有余，乞赐尚方加诛，以为惑世诬民之戒。归于顾，刘廷元又相继对他进行攻击。于是他踏上了归乡之路。
解官后，刘宗周的心情反而觉得轻松。他早就想潜心学问，摆落世事的缠绕。在《与周生书》中，他写道：
不佞少而读书，即耻为凡夫。既通籍，每抱耿耿，思一报君父，毕致身之义。偶会时艰，不恤以身试之。风波荆棘之场，卒以取困。愚则愚矣，其志可哀也。然而苦心熟虑，不讳调停，外不知群小，内不见有诸君子，抑又愚矣，其志亦可哀也。嗟乎，时事日非，斯道阻丧，亟争之则败，缓调之而亦败。虽有子房，无从借今日之著，直眼见铜驼荆棘而已！《易》曰：“小人剥庐，终不可久也。”此曹何利之有？吾侪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万物一体，亦会为此曹著忙。若夫一身之升沉宠辱，则已度外置之矣。惟是学不进，德不修，快取容足之地，而亡其所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之血脉，于世道人心又何当焉？此不佞之所倦倦而不容自已也。昔韩退之中废，作《进学解》以自励，遂成名儒，其吾侪今日之谓乎！
小人当道，国事日非，既不能作济世之名臣，不妨作一个弘道之名儒。因此，刘宗周更加走向了注重内省的治学道路。
刘宗周“早年不喜象山、阳明之学”＇注＇，认为陆、王心学“皆直信本心以证圣，不喜言克己功夫，则更不用学问思辨之事矣”＇注＇，容易导致禅学化。所以他曾说：“王守仁之学良知也，无善无恶，其弊也，必为佛老顽钝而无耻。”＇注＇但到了中年，他的学术主张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次解官后，他闭门读书，“悟天下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学”，转向了陆王心学，著《心论》一文，阐发了自己的心学观，认为“只此一心，散为万化，万化复归于一心”，“大哉心乎，原始要终，是故知死生之说”。表明刘宗周完成了对心学从“始而疑”到“中而信”的转变＇注＇。
在教学之暇，刘宗周撰成《论语学案》、《曾子章句》两部重要著作。在《论语学案》中，刘宗周强调“学字是孔门第一义”，指示“君子学以慎独，直从声外立根基”，“视听言动，一心也；这点心不存，则视听言动到处皆病，皆妄矣。若言视思明，听思聪，言思忠，动思敬，犹近支离。”反映了他的学术思想既由心学中脱胎，又希望矫正心学之失的特征。这表明刘宗周对阳明心学开始了由“中而信”到“终而辨难不遗余力”的转变。
刘宗周家居三年。这期间，他的学术思想日渐成熟，名声远扬。而这时明朝的内忧外患也越来越严重，东北的满洲日益强大，明军连年失利；朝中则党争不已，政治腐败。刘宗周虽身在江湖，但还是心系魏阙，不在其位，并非不谋其政。他在《与周绵贞（起元）年友书》中，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写道：
今天下事日大坏，莫论在中在外，皆急需匡救，以缓须臾之决裂。况遐荒远激，尤非帖然无事之日，又重以茸囗子之酿成弊也久矣。今得一二正人在事，地方之患犹不至一日瓦解耳。敌患孔亟，当事者苟率而处军国，无一举动可人意，恐旦夕有变，吾辈士大夫诚不知死所。
他认为，国事弄到现在这个样子，“吾党与有罪焉”，不能只怪所谓“奸党”。他对“正人”的行为作了深刻的反思，指出“吾辈出处语默之间，亦多可议。往往从身名起见，不能真心为国家。”只顾自家博取好名，不以国家为念，如果天下一旦土崩瓦解，将死无葬身之地。所以刘宗周痛切地说：“所云吾党之罪，在宋人之上，不为虚也！”
明熹宗即位，登用东林党人，刘宗周被起用为礼部仪制司添注主事。这时熹宗乳母客氏、近侍魏忠贤干预朝政，刘宗周上疏参劾。疏入，传旨廷杖六十，幸得叶向高相救获免。当时上书者多请逐客氏，而纠弹魏忠贤，则自刘宗周始。后来魏忠贤大兴党祸，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