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65-穷途末路的美国梦:白领世界真实体验-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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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豕鄣悖ㄈ俑袼档男愿窭嘈途皇翘焐陀啦槐涓模┲械玫搅楦校佣杓屏艘桓鼋死嘈愿窆榻嵛�16种不同类型的测试，还好这些类型听起来都是善良和无害的（在布雷格的宇宙中，没有那种拿着自动武器出现在办公场所的变态狂类型）。但是令布雷格产生极度挫折感的是，这个测试从来没有赢得心理学术界的尊重，原因不仅仅在于她的圈外人身份。严肃的心理学家从来不相信人可以被轻易地加以归类。
先不说“类型”论的有效性，MBTI测试首先完全没有任何预测功能。在一次由MBTI测试的拥护者进行的研究中，只有47％的人第二次测试还归入同一个性格类型。另一个研究发现，76人中有39人在几周或几年后的复测中被归于不同的性格类型。有人的“类型”在同一天里都会随着时间变更。保罗的结论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布雷格的16种性格类型比黄道12宫图更科学。”
我们印象中的企业世界偏爱使用可量化的成就衡量标准（比如“底线”），为什么会迷恋上毫无意义的性格测试呢？性格测试的吸引力在于为个人和某个工作之间的匹配赋予了表面的理性。毕竟，没有人想要一个虐待狂的人事主管或者一个病态羞涩的广告宣传人员。如果你不胜任一个工作，别人告诉你原因只不过是那工作不适合你的内在天性而已，这也许很令人安慰吧。如同保罗所写的：
采用性格测试常被认为是一种体现公司好意的姿态，一种对雇员独特性的总体了解。在尊重个性的大旗下，公司就能把对雇员满意度的责任推到一个强加的罪魁祸首“适合”上去了。这样就没有不好的员工和不好的工作场所了，只是两者不适合而已。
当然，如果性格测试所起的真是意识形态作用—为了宣传“一个螺丝一个钉”的聘用理论，那它们在任何方面都不必和预测员工表现和满意度的机器一样精确。它们的作用更多的是作为公司成规的一个基础，允许员工以“不适合”的理由来合理化被拒的结果。
我的工作就是在任何可能录用我的制度化机构中寻找一个“适合”，虽然我的内心对这个“适合”摇摆不定。心中存有这样简单的一个任务，于是性格测试似乎显得更加神秘了。如果我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公关人员，竟发现自己的个性更加适合做尸体处理师，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我想应该还是有性格外向的机械师和超级内向的房产经纪人，却都成功地胜任各自的工作吧？对“性格”而非经验和技能的奇特强调，隐隐有种危机警告的意味，但是我对这个警告的意义一无所知。
令我一直惴惴不安的一小时补充指导终于如期来到—因为无法假装金伯利互动课程所要求的那种喜悦，出于郁闷，我取消了事先安排好的上一场指导，结果金伯利再一次令人恐怖地占用了我的私人时间。我们从MBTI的结果谈起。“你是一个ENTJ，”她宣布，“看到这个结果我很兴奋。”
“还记得那两个部分重叠的圆圈吗？”她考我，我表示还记得：一个圆圈代表职业世界，另一个圆圈代表我。
“很好，”她解释说，“性格就是你的一部分。”
“相对于职业世界来说？”
“对，每个字母都代表一种事物，集中在一起就成水果拼盘了。E代表“外向”，你理解这个词吧？”
“是。”
“说明你的能量来自外部。”她自己也是个E，身为E“对求职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与E相对的内向性格是很难走出去的”。
我想不出来该怎么回应，这使金伯利产生了难得的自我怀疑，“你同意我关于E的观点吗？”她紧张地问，“还有，和人相处时你是感到精疲力竭还是精力充沛？”
和她相处真是感到精疲力竭啊！不过，我可不想主动否认这个好消息。她继续逐个解释那些字母，不时地停顿一下以供我好好理解。“N代表‘直觉的敏锐’，是相对于关注细节的S型人的；对一个N型人来说，最大的挑战是缺乏条理性。”啊哈，那正是我！T代表“思想者，是相对于感觉而言的”，这听起来很不错。J代表我喜欢当“终结者”，这里的危险是我可能“过早地终止”某些事情，她可以帮助我放慢一点脚步。我怀疑她这是在影射我最近坚持为我们的指导过程定下一个时间范围，或者至少告诉我何时能作为一个有希望的候选人进入求职世界—她却在逃避这个要求！
“现在，告诉你一个真正的好消息，”她说，“ENTJ也被叫做指挥官，他们常常会升到一个组织的最高职位。你就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
“所以我应该去申请CEO的职位？”
“哦，不，但是你可以告诉别人你具备真正强势的领导素质，你觉得怎么样？”
我告诉她我不太确定，而且非常巧妙地表示我没看出这么做的意义何在。更何况，ENTJ版的我和莫顿WEPSS测试显示的那个情绪化、有艺术气质、忧郁而容易忌妒的神经过敏者完全没有任何相同之处，当然，在这里，我并没有提到WEPSS。
“意义在于，”她插话道，“它能为你提供合适的语言！”她叫我翻开她随测试题目一起寄过来的小册子—《组织中的类型介绍》第二版。在桌子上摸索寻找了半天，我才找到这本小书，按照她所说翻到31页。我发现上面写着ENTJ类型的素质，包括“能迅速掌管一切”，“将经过仔细思考的计划发挥和扩展”，还有“尽可能多地管理一个组织”。“这又怎么样？”我问。
“你可以把这些写在简历中啊！”在她的回应中我觉察了一丝对我的轻微不耐烦。
我告诉她我不能因为这个测试说我能怎样我就真的能这样，我们又为这个争论了几分钟，她坚持说那里所说的就是真的“我”。“好吧，我不觉得我进入一个全新的环境后可以大声宣布我可以掌管一切，我是个天生的领导者。”
“为什么不可以？”
“因为这听起来太自吹自擂。”
现在她再也无法压制她的恼怒，只用嘲笑的“呵呵”声回答我。
《穷途末路的美国梦》 第一部分奥兹国寻找教练（6）
我还有25分钟要熬，除非我能编出我家房子被炸弹所袭的瞎话，否则我实在不想在这里被她强迫承认我“拥有”内在的领导力，于是我准备了一个问题—在我们的多次课程中，我已经凭直觉了解到她希望我像她那样上进、斗志昂扬、“活在当下”，还有激烈的过度反应。在网络搜索中，我遇到很多金伯利风格的警句和建议。其中一个网站叫做“空档期的专业人士”，上面贴了一篇关于培养“赢者心态”的文章，其中这样建议道：
你的个人态度会决定你职业活动的最终成功。如果你还带着对上任雇主的愤怒，或者存有负面的态度，那是会显露出来的。研究证明，录用过程的90％都是情绪化的，换句话说，如果我喜欢你，我也许就录用你。如果别人感到你有敌意、不积极或者带有重大的情绪包袱，这也许会传递一种复杂的讯息，极大地影响你的求职。
做出录用决定的90％都是凭情绪，这一事实真令人沮丧。那么技能和成就就不重要吗？但是，如果一个“赢者心态”是我所需要的东西，我决定还是努力培养一个这样的心态。于是我问金伯利，怎样才能产生那样的心态？
也许对她来说，没有一个“赢者心态”才难呢，因为她立即就想知道我的拦路虎到底是什么。“你担心什么？”
“我的年龄，比如说。”
“所以，策略就是根本不把你的年龄当回事。你希望自己处在哪个年龄段？”
我告诉她我对目前的年龄没什么意见，但是这答案显然并不符合她的标准。她开始解释“生理年龄”和“实际年龄”之间的区别。我坚持我对“我是谁”感到很快乐，谢谢你—这也并不能让她闭嘴。“你就不能觉得自己是37岁吗？”她还在继续。
实际上，我感到我比37岁时做得好得多，但是，去它的，我干脆同意37岁就是我的“生理年龄”就是了。
“所以，你现在是37岁了！”她带着胜利者的口吻宣布。
“但是，我的真实年纪可以从简历中推算出来，因为那上面标出了大学毕业的年份。”
“当然不要在简历上标出大学毕业年份啊，”她建议，“还要把最早的工作经历都删掉，上溯10年就可以了，最多15年。”
这话差点让我闭过气去！她还不如让我做膝盖以上大腿截肢手术呢！我开始哀悼芭芭拉·亚历山大，一直自我感觉良好的“她”现在必须被浓缩成一个37岁的侏儒怪物。我1989年之前的经历都要从简历上一笔勾销。
更令人目瞪口呆的是我从这次指导中“打包带走”（至少我学到了一些行话）的另一份东西：我并不是求职世界中唯一的骗子。我从金伯利那里，还有某种程度上从外表迟钝的乔安妮那里一直学的就是怎样撒谎，怎样令毫不出色的简历血肉丰满起来，怎样映射出一种我从未感受到也不够资格感受的自信心。欺骗是这个游戏的组成部分。即使与金伯利相处，也一直是训练过程的一部分。我承认这一环我始终做得不好，她曾经借用一个“跳舞”的比喻来告诉我：“我们在共舞，但是我们总是踩到对方的脚趾。”我可以是我希望成为的任何一种人，只要我相信—这就是那个讯息。我已经准备好，或者快要准备好，进入那个求职的世界了。
《穷途末路的美国梦》 第一部分踏入联谊世界（1）
正当操作的求职应该比一份真实的工作更加费时。如果你有一份工作，那么你也许能享受朝九晚五的奢侈生活；如果你在求职，那你就按一天工作12~16个小时来做计划吧。举例说，有一天我整个上午都扑在简历上，下午却读到了一篇忠告：“一份写给‘任何人’的求职信加简历不过是一堆垃圾，没有求职信的简历只会给人拿来塞箱底……”所有不请自来的简历都会从收信箱直接扔进垃圾箱。有的简历有望得到一封拒信，大多数却只是被忽略，99。2％会被揉做一团后扔掉。
我浏览过的所有求职网页都强调联谊会的重要性。最开始，我还天真地将之想象为一个相当随意的社交练习，也许主办方还供应白葡萄酒呢。然而，乔安妮和金伯利却一直在修正我对联谊会的印象，她们说那是个需要辛苦准备、纪律和毅力的活动。当我告诉金伯利我想参加联谊会的意愿时，她果断地打断我，要求听一听我的“电梯发言”，所谓“电梯发言”，就是一段30～45秒钟之间的自我宣传。比如以我的情况来说，按照金伯利的建议，就应该这样开始：“大家好，我是芭芭拉·亚历山大，一位很棒的公关从业人员。”在我与乔安妮的一次电话咨询上，她还跟我分享了她自己的电梯发言—这证明她也在找工作—当我鼓起勇气表示她的发言听起来有些僵硬不自然时，她承认还没完全背熟。
在网上搜索了几个小时，终于找到了一个在华盛顿特区的“40岁以上人士俱乐部”要举行联谊会，这地方离我的住所大概有两个半小时的车程。俱乐部是专为帮助进入中年的白领人士求职所设立的，它的第一个专家组成员包括好几个著名企业家和文化名人呢，比如IBM的创始人汤姆·沃森、JC Penney的詹姆斯·凯西·彭尼、电视人格的奥塞·高德佛雷，还有《积极思考的力量》一书的作者诺曼·文森特·皮尔—这位“大师”，我私下以为应该是金伯利的知识分子祖父。虽然有个不凡的起源，但这个全美共有19个分会的俱乐部其实是一个失业白领的草根组织，因为它完全由志愿者经营，这些志愿者也是为方便起见，直接从失业的中年白领大军中抽取出来的。
联谊会是在一个微雨的1月早晨9点半开始的，地址听起来很有点不凡：杜邦环岛附近。其实那个地方是个又黑又乱、完全没有装修的地下室。帕美拉，一个50岁左右的女士，穿着一件长长的紧身裙，给人一种类似美人鱼的效果，站在走廊里招呼我去一个桌子旁，那里有另一个50岁左右的工作人员特德，正在负责分发名牌。特德穿着一套皱巴巴的西装，奇怪地映衬出他有一只似乎被打肿的熊猫眼。“不行”，他在叫我，说我不能拿红色名牌，因为我是“新人”，于是分给我一个蓝色的牌子。他避开我的直视，也许是为了分散我对那只熊猫眼的注意，告诉我联谊会会持续到10点钟，结束后欢迎我们去听一个“求职者的新年志愿”讲座。
时间不多，所以我希望赶紧投入，与我的求职伙伴们见面聊天，向他们介绍自己，询问一下他们都在找什么类型的工作。围着讲台呈半圆形布置的椅子上，稀稀拉拉地坐着大约15个人，都是中年白人，彼此距离很远。我在位置坐满之前成功地和几个人建立了联系：迈克，从事金融业；吉姆也是做公关的，叫人倒吸一口凉气的是，他的求职历程已经长达7个月。一个自称是媒体经理的男人缠上了我，说他比谁都苦闷，他为时代华纳工作了11年，却在公司不明原因的一次企业重组中被裁员，没有收入的他还有两个十几岁的孩子要养育。看，这些就是我的同病相怜者，这些男人，还有少数的女人，待会儿活动结束后就要像我一样回到家中餐厅的桌子旁，坐下来，孤独地在网上搜索一下午。
我来之前还一直担心没好好准备一份“电梯发言”，结果和我搭讪的根本没有一个人做这类发言，更没有人要求我说。金伯利和乔安妮都在想什么呢？这里大多数求职者的脸上都挂着一种消极和微弱的期望；穿得虽然很整洁，但是几乎没有人的衣饰超过毛衣便裤的层次。按照这些表面的特征判断，如果这群人中出现另外一个ENTJ，我会大吃一惊的。事实上，即使这个屋子坐满30个人，都是这个年龄段的，全场也只会有我一个人在进行系统性的“活动”。后来的一个叫迈克尔的人，对我的一脸微笑几乎没有任何反应，只管将他的头埋进《华盛顿邮报》中。我只好越过他跟弗兰克打招呼，弗兰克60岁左右，皱纹满面，他说自己是个财务顾问。
“你知道布什有什么问题吗？”他问我，“他从来就不需要工作，他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一切都是别人为他安排好后恭敬地递给他。”
我点头表示同意，并说自己也是一个顾问—这是我学到的一个可以代替“自由职业”的说法。他发现那就是“他们希望我们都变成的人—顾问”。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利用我们，不需要的时候让我们消失，没有任何利益和麻烦牵涉其间。
10点钟，会议由默尔拉开序幕，她解释说俱乐部的“核心任务”就是把像我这样的新手转变为精明强干的求职机器。我发现自己已经盲目地受到默尔的鼓动了。她很漂亮，这是第一，可能和我一般年纪或者稍微年轻些，而且有一种令人瞩目的镇静姿态。我将她当做女性经理人的样板—语气和善却对手头的工作容不得一丝偏差。她说她已经连续求职9个月了—不过看她的架势，这个数字一定是她作为这儿领导的一个资历证明—但是这个信息让人绝望。如果这样一个具有领导素质的角色还会失业达一年之久，那我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