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爱小说网 > 其他电子书 > 史说新语 >

第1章

史说新语-第1章

小说: 史说新语 字数: 每页3500字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从刘备托孤与《出师表》及北伐、斩马谡等事看诸葛亮其人    
    公元223年,蜀汉昭烈帝刘备连连遭遇了一系列重大挫折,东部咽喉重镇荆州在曹魏和东吴的夹击下被夺取,随即情同手足的心腹大将关羽、张飞接连身亡,他亲自带军出征却在夷陵之战中大败而归,最后终于在白帝城病故。    
    刘备病危之时,召丞相诸葛亮、尚书令李严托孤,命二人辅佐其子刘禅,其间刘备与诸葛亮曾经有一段对话,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是这样的:“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先主又为诏敕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这段话和事情的经过,就是被后世人所津津乐道,推举为君臣之间肝胆相照的千古佳话的白帝托孤。此段加上后来诸葛亮为北伐而上的《出师表》,一直以来被作为推崇诸葛亮“千古第一人臣”的典范事例和佐证。    
    对此,我是有不同看法的。    
    诸葛亮,作为一个在乱世之中奉行法家申韩之术的人物,其面目绝非象一直以来文人骚客们所描绘的那样谦恭,而是一个懂得时刻要牢牢把持权利和实力,关键时刻对任何人都绝不手软的政治家,包括对其第二个主子刘禅以及朝野上下的大臣、百姓在内,莫不如此。    
    我们先来看看白帝托孤。    
    白帝托孤,刘备对诸葛亮说的“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一段话和诸葛亮后来的“鞠躬尽瘁”,既不是刘备首创,也不是仅仅只发生在诸葛亮身上。远的不说,在三国早期,东吴奠基人孙策在临终时就已经上演过这样一出戏文。《三国志》《吴书》《张昭传》:“策谓昭曰:‘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复不克捷,缓步西归,亦无所虑。’(张昭)上表汉室,下移属城,中外将校,各令奉职。权悲感未视事,昭……乃身自扶权上马,陈兵而出,然后众心知有所归。”    
    此时孙权年约十九,而刘禅是十七岁登基,两人的年纪大体相仿。但孙策死的时候,正值各路军阀混战、孙策势力东征西讨乘机扩张之时,其势力并未得到巩固,显然比不得早已扎稳根基的蜀汉政权,所以张昭受孙策临终嘱托后,其“上表汉室,下移属城,中外将校,各令奉职。权悲感未视事,昭……乃身自扶权上马,陈兵而出,然后众心知有所归”等一系列的举动,比之刘备托孤后诸葛亮的作用,要重要的多。而论地位,张昭之于东吴不逊于诸葛之于蜀汉,再论发生年代也是孙、张在前,后世人等独推昭烈、孔明而漏桓王、子布,显然并非是记性不好忘记了此事,这掠人之美的举动,其用意只怕就是要让孔明专美于前。因此认真说起来,此事并无什么值得大肆褒扬的地方,真要说也应该先说孙策和张昭才对。    
    另外刘备在白帝托孤之时,并非只找了一个诸葛亮,还有一个李严在侧。刘备能把远在成都的诸葛亮召来托孤,说明他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和处理这个问题,因此托孤于诸葛亮、李严二人,并非是仅仅因为李严在身边方便之故,而是应该有其很成熟的考虑的,甚至可以说是煞费苦心的。    
    我们知道,蜀汉政权的根基主要是由三个势力集团组成:占主导地位的刘备嫡系荆楚集团,前益州刺史刘璋时期的东州集团,本地人为主的益州集团。益州集团从刘璋时期开始就没能在政治上占据大的舞台,一直处于一个陪衬的地位,所虑不大,这一点,我们从《三国志》的传记就可以知道,蜀汉就是除去王室成员,列传中本地人士才也十九人,大约只占了三分之一强,而且无一是高层官吏,均为下级官吏和侍郎一类的闲官。因此需要考虑的乃是荆楚、东州集团之间的问题。    
    此前战略要地荆州的丢失,关、张败亡以及夷陵之战,这一系列的事件使得荆楚集团遭到了重大创伤。而在这个时候刘备又一病不起,当然会想到自己身没以后,这三者之间的矛盾和蜀汉政权的巩固问题,同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他对诸葛亮并不是完全信任和没有顾虑的。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刘备既然以这样的方式将这话明白地说了出来,那诸葛亮也只有以“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这样的态度,来明确地表示他惟有尽忠而死也不会取而代之一途了。不管怎么样,在那个年代里,他是不可能爽快地答应一声“好”的。但是如此一来,倘若日后刘禅昏庸而诸葛亮真的想要取而代之,那他就要先背上个辅佐不力,背主食言的骂名,在政治、舆论以及民心上都将会面对“不臣不忠不义”的罪名,并因此导致师出无名而居于劣势。所以刘备这话与其说是信任与托孤,不如说是一种先发制人的威胁策略,亦或者是无奈之下欲擒故纵的一种权谋。    
    而另一位重要人物李严,在刘璋时期就是东州集团中的佼佼者。自刘备入主成都以后,他在任上又屡次以少数兵力平定大规模的叛乱,充分表现了他的出色军事和政治能力。相比较而言,诸葛亮此前在政治和外交上展示了他的出众能力,但在军事上并没有什么建树的机会,因此刘备很明智地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1)。    
    实际上,在刘备临终的前一年章武二年,就已经把李严拔为尚书令,在官阶上可与诸葛亮比肩了。由诸葛亮照行丞相事,而李严则主掌内外军事,这样的分配正好能让二人互相制衡,以免有一方坐大。而从当时蜀汉政权的权利机构的构成和实力分配来看,也让我们相信,刘备要防备坐大的一方,绝非是当时不处在权利中心和主导集团领袖地位上的李严。在短短的一年多内,通过将李严从犍为太守地方长官的位置上提升到尚书令,并籍由其政治地位的上升以及原有的基础,人为地将李严制造成为了实际上的东州集团代表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刘备对李严更多的是笼络,而不是提防。刘备将这样一个快速提升起来、以前从未进入过权利中心的政治新秀李严,列为两名托孤重臣之一,并且命其“统内外军事”,再联系“君可自取”的言语,显然说明刘备要防备、制衡的目标是诸葛亮无疑。    
    但在另一方面,做为一个君主的刘备,又是肯定希望他们二人能够全力合作来加强其政权的。正好李严除了前面说的那些优势外,另外还有一个有利条件,那就是他是南阳人,与“诸葛公侨客兹郡,有乡党之分”,因此刘备希望这样二人可以多点“必能协规”的可能性(2),从而通过这两大集团的领袖人物的通力合作来协调两大集团,以应付他身没以后蜀汉政权可以想见的、必定会面临的各种危险局面,进一步地巩固蜀汉政权。    
    遗憾的是,诸葛亮的性格和一贯的志向,使他并不愿意看见李严与他分享权利,甚至连李严进入政治权利中心机构所在的成都他都极端地不愿意。    
    二个托孤重臣,无论从那方面讲,都应该居于首都成都,尤其李严还是“统内外军事”这样一个相当三军司令的人物。如果说刘备死时蜀汉与东吴处于敌对状态,李严留镇永安是必须的话,那么在蜀汉与东吴在建兴元年“吴王孙权与蜀和亲使聘,是岁通好”(4)后,还是将李严这么一个“统内外军事”、各方面都与诸葛亮并列的托孤重臣,继续置于和东吴交界的永安,显然是不合适的。但在这样的情况下,于建兴四年春李严却去了面对东吴的二线城市江州,依然没能进入政治权利中心的首都成都。    
    作为一个混迹官场几十年,又有很强军政能力的人物,李严是不可能不明白远离政治权利中心的负面效应,乃是远离统治阶层的各个官僚集团,其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小,最后逐渐被人遗忘。而他还不至于也不会敢想去自立为王,因此不太可能自愿求居江州。从他后来曾“更成大城,周回六十里,……求以王郡之巴州,丞相诸葛亮不许”(3)的举动来看,他是非常想进入权利中心的。只是既然不能进成都,那只好退而求其次“以王郡之巴州”,当然相信他也明白这样的可能性更渺茫,因此这也许仅仅是他一种表达不满和要求的姿态而已。但是不管怎么样,这都可以说明他并不是自愿远离政治和权利中心成都的,而有能力能做到这一点的,蜀汉举国上下惟诸葛公一人而已。    
    


上篇 三国夜话一 权倾朝野的诸葛亮(2)

    他们二个照后世的称谓,乃是“顾命大臣”,因此从官位和政治地位以及权利分配上讲,都应该是基本并列的。但事实上自从诸葛亮扶刘备灵柩回成都之日起,李严就被已经撇在了一边:    
    “建兴元年,封亮武乡侯,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建兴元年,封(李严)都乡侯,假节,加光禄勋。”    
    ——《三国志》《蜀书》《李严传》    
    同是托孤重臣,诸葛亮此前已假节钺,现在晋封乡侯,并且开府、领益州牧,其中的开府、领益州牧,意味着他可以向朝廷推举府属官吏,并成为了益州的最高军政长官,都是把握实权的举动,而李严虽然也晋封乡侯、假节,但却只加了个光禄勋的虚衔,相比之下显然分量就轻得多了。    
    我们如果不是一味盲目景仰,而是客观地去看待的话,从诸葛亮那篇被后世百般推崇的《出师表》中,也可以深刻地感觉到当时诸葛亮大权独揽、权倾朝野,明显地时常对后主刘禅指手画脚,甚至还表露出咄咄一副逼人的威胁态度来迫使刘禅就范,同时在他心里还有着许多忧虑。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中体会到当时蜀汉朝廷权利斗争的激烈状况。    
    他在《出师表》中,先说了当前是危急存亡之秋,形势严峻,而后话锋一转道:“诚宜开张圣(德),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这其中的“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一说,就把刘禅的“宫中”和他开府的“府中”归成了“俱为一体”,将皇帝的宫中等同于他的丞相府。然后说“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这就进一步地明确要求刘禅把宫中的事体也要交给他“开府”后的幕府来管,不用宫中的管理机构来处理了。而如若刘禅不答应的话,那就是“内外异法”了,那么“陛下”你就有不“开张圣德”,不“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偏私”并且不“平明”的嫌疑。我相信在看见诸葛丞相罗列了这么多不答应之后会产生的罪状之后,刘禅大约是不敢不应的。这些话更象是一个上司在教训属下,那里是一个臣子对皇帝说的话,然而却是出自诸葛亮这样一个被后人推举为千古第一人臣,被称为“一身唯谨慎”的臣子之口,难道不奇怪么。    
    只是诸葛亮觉得这样还不够,继要刘禅将宫中事体交给他的幕府处理后,诸葛亮又举荐了将军向宠“为督”,掌管京师的近卫军,说只要“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陈和睦,优劣得所”。此前执掌皇室保卫的近卫军头领是刘备的心腹赵云,刘备以赵云“严重,必能整齐,特任掌内事”,在进成都后升为翊军将军,翊,卫也,依然是刘备的头号保镖统领。而此刻诸葛亮将其带走出征,换成了自己保荐的向宠,虽然从另一方面来说是人尽其用,但是联系《出师表》的前后语义和当时形势,不能说一点都没有其他目的在内。“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此话又显有所指,只是到底是在说谁,我们现在却不得而知了,不过这也是拜诸葛公不设史官所赐。    
    说起不设史官,问题又来了。我想以诸葛亮的“达于为政”和其思维之周密,以及“杖二十以上亲决”的精细作风,应该是不会不知道不置史官之害的。“国不置史”这个举动所产生的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在蜀亡以后,即使是作为蜀汉著名史学家谯周弟子的陈寿,在当代人修当代史的情况下,奉命修编的《三国志》里也惟有蜀书因为“行事多遗,灾异靡书”,各类资料的严重匮乏,导致许多著名和重要的人物无法单独作传,最后仅仅只修了一卷便作罢了(5)。倘若说在刘备手上的时候是因蜀汉初建无暇顾及的话,那么在刘禅当政后这么长的时间内,政权稳固度应该已经大大地得到了提高,并且在拥有刘巴、秦宓、谯周、许靖等多名出色的文、史学人才情况下,作为自承汉朝正统的蜀汉朝廷依然“国不置史”,那就不太能以诸葛亮“犹有未周”这样简单的失误所能解释得通了,而要是从“行事多遗”这个角度去看,更会多少令人疑惑其“国不置史”的目的何在。    
    诸葛亮除了对刘禅提出了这样一些不能不从的“建议”外,当然也不会忘记安排他北伐离开成都后朝中的人事问题。“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於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原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我们可以发现,诸葛亮提出在他离开成都后,要后主“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的人选,无一例外的全部是荆楚集团的骨干,东州和益州人士一个也没出现。尤其是李严,作为这样一个和诸葛亮并列、“统内外军事”、官拜尚书令的托孤重臣,在北伐这件关乎国计民生的军国大事上未能有一点说话的机会,而在诸葛亮不在的情况下,也理应是由他来主持朝政的,然而在诸葛亮这份要求北伐、安排北伐之后朝中主持工作人选的表章中,连提都没提他,不管从那个角度而言,这都是不正常的。而诸葛亮所谓的“亲贤臣”,要刘禅亲信的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宠等荆楚集团人士虽然的确都是贤臣,然换而言之,李严、费观、何宗、王谋(6)等人难道就不是贤臣了吗,而且他们或是托孤大臣或是位列九卿的官员,单就官阶论也要远高于这几位侍中、侍郎,不提他们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因此诸葛亮这样做绝非是偶然的。    
    在诸葛亮的内心,他是始终将自己摆在一个凌驾于众人之上的位置上的,一直以为蜀汉在他“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7)。同时相信他也很清楚刘

返回目录 下一页 回到顶部 0 0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