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说新语-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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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三国夜话十四 诸葛孔明、午谷之谋及魏文长之死
一直想写这个题目。没时间，今日有些个余暇，就说说某家的歪论。（此论乃以三国志而言，演义不在此论之列）
说孔明还是先从《隆中对》说起。
孔明之《隆中对》，乃是其展示才华的第一步，其中先从将谋、地势、兵力和人才、民心各方面入手，阐明了以玄德之力，实不可与孟德仲谋争锋，。是以建策取荆益为第一步，第二步乃俟“天下有变”，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则霸业可成”。这一步乃为主要手段及目的。此后孙仲谋、吕子明以一州之蝇头小利，袭杀关羽，丧送了其半，刘玄德于孟德身殁之后，曹子桓以魏代汉之时，若能乘此“天下有变”之机，北出秦川，则中原汉之遗臣旧属必可收心，子桓虽文才称雄，兵革之事不及玄德久经沙场，非玄德、孔明、益德之流敌手。竟不乘此绝佳天时北上，而不忿关羽之小失，弃北伐大计霸业于不顾，倾其全力东下与仲谋角力于夷陵，又惨败于陆仪手中，至此孔明《隆中对》中的建策丧失殆尽。
玄德东下之时，赵子龙曾劝其曰：“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操身虽毙，子丕篡盗，当因众心，早图关中，居河、渭上流以讨凶逆，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不应置魏，先与吴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也。”此诚为明智之言，而孔明不可使玄德行之，唯叹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若单以诸葛公此言而论，设使孔明随行，与陆伯言之胜负亦未可定。此固玄德之所以不能成大业，而孔明庙堂之重臣，朝廷之肱股，不能阻之，亦不得言无过矣。
诸葛公诚为治国之能臣，事必躬亲，谨小慎微，然非决战千里之帅也。首出祁山，以街亭之败诛马谡，蜀国小才少，而以己见不听玄德临终遗言用马谡，又复斩之，实非国家之福，大家之所为也。（《三国志》《蜀书》：建兴六年，亮出军向祁山，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谡，统大众在前，与魏将张邰战于街亭，为邰所破，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退军还汉中。又：先主临薨谓亮曰： “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犹谓不然，以谡为参军， 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若以忠君而论，可谓背主。观其五出祁山，小敌可逐而破之，遇大敌则难竟非常之功，五伐皆败，陈寿言孔明“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信矣。
魏文长之于蜀，实为不亚于关云长 、张益德之大将，窃试以论之。
玄德入川，欲据蜀之咽喉汉中拒孟德，而“当得重将以镇汉川”，冀时“众论以为必在张飞， 飞亦以心自许。先主乃拔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一军尽惊。 先主大会群臣，问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对曰：“ 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 先主称善，众咸壮其言。”果然汉中固若金汤。此证一也。而驰骋沙场，可称善战，大破曹魏重将，“八年，使延西入羌中，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剌史郭淮与延战于阳溪， 延大破淮等”，郭伯济号称“方策精详，垂问秦、雍”而败于魏延，此再证也。以治军而论，“延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高出张益德“刑杀既过差，又日鞭挝健儿”的作风一筹，与关云长之“善待卒伍”同，此又证矣。魏文长统大军身当一面，克敌斩将，治军有方而勇猛过人，不输羽、飞也。
而魏文长出子午谷之谋，“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与孔明“出秦川”之计正合，料敌审己，以夏侯琳膏粱子弟，仗清河公主升督长安，可以必克，胜算尽握，与淮阴侯会高祖于潼关相仿佛，时夏侯琳远不及楚之守将，若果行之，“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此时赵子龙、马岱、吴壹等宿将尚在，关西胡羌因马氏之善而引之，此势与秦出咸阳、汉占关中相当，确可固而图关东也。而孔明以此为危计，竟欲“安从坦道，平取陇右”，实为笑谈耳，舍敌之咽喉取无关痛痒处，击之不死又打草惊蛇，至司马仲达都统关西后，关中遂再不可图矣！“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吾亦为之叹矣！设使不胜，唯丧万人而已，而孔明前后兵败，又岂止丧万人哉！蜀国小力薄，大军决战，军力财力人力均不如魏，“安从坦道”，非决胜之法也。魏文长出淮阴之谋，而勇猛过于淮阴，有如此上将奇谋诸葛不能用，违先主遗命而用庸才，惜乎？
魏文长之死，亦一大冤案。时魏文长乃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领汉中太守，封南郑侯，而诸葛是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领司隶校尉，封武乡侯，只比魏文长大一级。杨仪任丞相长吏，相当于现在一个秘书，孔明身死之时，作此安排：“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礻韦、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使自发。”文长曰：“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此话以官阶而言不为错，以公私而论，因孔明一人身死，便退已发之大军，弃北伐大业，可谓以私废公，“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孔明死乃一人事，伐魏为天下事，此言可谓义正词严，错从何来！而孔明竟然安排“若延或不从命，军使自发”，何其量小邪！而时论：“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 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魏文长死固祸起于争权，然孔明亦不得曰其无咎，曰其为诸葛公逼反者亦不为过。而“后主以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琬、允咸保仪疑延”，则一帮文人亦害人不浅！琬、允之流，吟书颂经诚为上才，决战沙场，焉能与魏延争一日之长短乎？竟定夺生死。杨仪者，小人也：“……仪为先主尚书，琬为尚郎，后虽俱为丞相参军长史，仪每从行， 当其劳剧，自为年宦先琬，才能逾之，于是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于五内。时人畏其言语不节，莫敢从也，惟后军师费礻韦往慰省之，仪对礻韦恨望，前后云云，又语礻韦曰：“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礻韦密表其言。十三年，废仪为民，徒汉嘉郡。仪至徒所，复上书诽谤，辞指激切，遂下郡收仪。 仪自杀，其妻子还蜀”。此人倒真是一唯利是图之叛徒人选！观其““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之言，比诸于魏文长“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 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孰叛孰是，岂非明乎哉！
诸葛公有如此之将非但生前不能用，于身后又不举以自代，反以杨仪之流的小人从而制之，忠贞谋国者，何忍出此谋！而其人申韩之气又极重，导致蜀汉小朝廷此后满朝鸦雀无声之局面，孔明当负首责。始皇之焚书也，尚知保留《秦纪》。而诸葛公之治蜀，竟乃并史官而省之，然不能禁其史实真相之泄露于外也。孙休时，薛羽为“五官中郎将，遣到蜀求马。及还，休问蜀政得失？对曰：主喑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臣闻燕雀处堂，子母相乐，自以为安也。突决栋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祸之将及。其是之谓乎！”申韩之术，诸葛公讲之精，行之果。驯至可以言语诖误推问人（杨敏是也），可以言语诖误放逐人（廖立是也），可以言语诖误杀人（彭漾是也）。令行禁止，莫敢予违，可谓快意肆志矣（与法孝直相当），而其末流，乃落到智士箝口而不敢言（向郎是也），万民怨毒入于骨髓的地步（野民皆菜色）。一旦外敌猝至，遂土崩瓦解以亡。此虽“势所必至”，又岂其始料所及哉？昔人论管仲，以为器小，诸葛孔明一生亦以比管乐而自诩，然于“器小”一节亦甚为酷肖欤！
（注：此“器小”非指气量大小，乃格局之意耳。）
下篇 文史杂谈一 魏晋风度及药石与春药和性之间的关系（1）
魏晋风度，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文人士大夫们所津津乐道的话题和追崇的典范。
在很多人看来，魏晋风度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于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鲁迅在其著名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不但谈到了魏晋风度和何晏等人物，同时亦多处提到了由何晏大力倡导服用的药物“五石散”。
实际上，我们在谈论魏晋风度时，必定会说到这个“五石散”，因为两者几乎是联系在一起的。而服食“五石散”的风气自被何晏倡导并开始流行后，由魏晋至唐，名士们趋之若鹜，历整整五六百年而未有间断，且颇有发展，仅在《隋书·经籍志》中就著录了二十家“五石散”的解散方。
这个与魏晋风度一样，在中国历史上极其著名的“五石散”，又叫“寒食散”，一般认为是由东汉的张仲景（150？——219）发明的。因为最早注明“宜冷食”将息的“侯氏黑散”和最早直呼“寒食”的“紫石寒食散”，都是首见于张仲景《金匮要略方论》中的《伤寒杂病论》一篇，所以隋代的巢元方在他的《诸病源候论》里引晋名医皇甫谧语道：“寒食、草石二方出自仲景”。张仲景合此药的其主要目的，是用它来治疗伤寒（这个伤寒指的是感冒伤风一类的病，也就是古人说的风邪入侵，而不是指现代的伤寒症——typhoid）。
那么这个“五石散”或者说“寒食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们不妨先从名字上说起。
称它“五石散”，是因为它用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磺、赤石脂五味石药合成的一种中药散剂，而之所以又被称为“寒食散”，乃是因为服用此药后，必须以食冷食来散热而得名。不过因为“五石散”的药性非但猛烈而且复杂，所以仅仅靠“寒食”来散发药性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辅以冷浴、散步、穿薄而旧的宽衣等各种举动来散发、适应药性，即所谓的“寒衣、寒饮、寒食、寒卧，极寒益善”，只有一样是要例外的，那就是饮酒要“温”。此类举动称之为“散发”和“行散”等。只不过倘若药性散发不出来，又必须再服其他药来引发，药性如显现则称之为“石发”。
组成“五石散”的那些石药，从西汉名医淳于意的《诊籍》来看，最早从扁鹊开始就已经被用来治病了：“阴石以治阴病，阳石以治阳病”，而淳于意引的古《论》中还有“中热不溲，不可服五石”一说；在同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屈原《楚辞》里亦有“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的句子，由此可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经开始服用石药，并一直延续到了汉朝。
记载秦汉医学成就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虽然在唐代初年就已失传，但在后人的辑本中，我们还是可以看见，在秦汉时期是把丹砂、石钟乳、石胆、曾青、禹余粮、白石英、紫石英、五色石脂等18种石药，全都列于能“轻身益气、不老延年”的上品药中的，而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养生方》中更有记载云：“冶云母以麦籍为丸如酸枣大”，服后“令人寿不老”等等，可见石药在当时地位是相当高的。
等到了正始名士何晏的手上，他因体弱，乃自合药剂，由于“寒食散”药性猛烈，在汉时服用者尚不多，所以他在改进了前人的方子后方始服用（估计是加了配药或者调节剂量，我们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后自觉良好，因而大力提倡，终成累世之风（1）。同时由于这个药的材料很贵，所以到后来服用此药竟渐渐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甚至有假装“石发”来表示自己富贵身份者，《太平广记》卷二四七引侯白《启颜录》载：“后魏孝文帝时，诸王及贵臣多服石药，皆称石发。乃有热者，非富贵者，亦云服石发热，时人多嫌其诈作富贵体。有一人于市门前卧，宛转称热，要人竞看，同伴怪之，报曰：‘我石发。’同伴人曰：‘君何时服石，今得石发？’曰：‘我昨市米中有石，食之今发。’众人大笑。自后少有人称患石发者。”
魏晋名士们最被人追崇仪态和风度，便是他们宽袍大袖之飘逸风姿和惊世骇俗的跳脱举动，而在我看来，这些实是与服药有着莫大关系。
首先，服食“五石散”之最直接后果，乃是形态举止大异常人，此盖因药力之故也。
凡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磺、赤石脂此五石，皆为燥温之物，服食以后五内如焚，亟需以行走发汗来驱发药性，因而魏晋文献和此后的记载以及文学作品中多有“行散”、“行药”一说。比较著名的就有《世说新语》中记载的几则，其中一个是王恭的事迹：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户前，问：“古诗中何句为最？”睹思未答。孝伯咏“‘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为佳。”
而另一则是正好碰上了行散的上司，因此靠一句话救了全家一命的：“谢（重）景重女适王孝伯儿，二门公甚相爱美。谢为太傅长史，被弹；王即取作长史，带晋陵郡。太傅已构嫌孝伯，不欲使其得谢，还取作咨议，外示絷维，而实以乖间之。及孝伯败后，太傅绕东府城行散，僚属悉在南门，要望候拜。时谓谢曰：‘王宁异谋，云是卿为其计。’谢曾无惧色，敛笏对曰：‘乐彦辅有言：岂以五男易一女？’太傅善其对，因举酒劝之曰：‘故自佳，故自佳。’
后世这类记载和描写也不在少数，如鲍照的诗作《行药至城桥东》，元稹的“行药步墙阴”和常建诗“行药至石壁，东风变萌芽”等等，均为此类举动的直接写照。
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当服食“五石散”成为一种类似吃摇头丸一样的时尚后，魏晋名流们便纷纷服用以示身份，并在其后出门行走，只是此等举动大多实是一种不得已之行为，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般逍遥，因为他们必须疾步行走到出一身汗方好。因此梁实秋先生曾经小小地幽了他们一默：“六朝人喜欢服五石散，服下去之后五内如焚，浑身发热，必须散步以资宣泄。……这种散步，我想是不舒服的。肚里面有丹砂雄黄白矾之类的东西作怪，必须脚步加快，步出一身大汗，方得畅快。我所谓的散步不这样的紧张，遇到天寒风大，可以缩颈急行，否则亦不妨迈方步，缓缓而行。培根有言：‘散步利胃。’我的胃口已经太好，不可再利，所以我从不跄踉地越路。”
另外还有诸如暴躁而口发狂言，桀骜无礼或赤膊跣奔等等放浪形骸的荒诞举动，也大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