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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史说新语-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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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的“践踏无所不至”,带兵将军临战还在想着“得名妓以娱军暇”,其人之统军无方和无能,亦可以从此窥见一斑。    
    四月二十四日夜,清军发动总攻,炮轰扬州城墙,二十五日,扬州陷落。南明第一号军事长官,太子太傅、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四镇督师史可法自杀被阻,被俘后怒骂不屈,以身殉国。    
    对史可法最后以身殉国的气节,我当然是敬重的。但是对他的政治、军事上的糊涂和无能、懦弱,甚至放弃、出让国土那些行为,我是很不以为然乃至于不齿的。作为南明弘光朝廷的第一号军事长官,他一直主张并身体力行联清剿闯的战略,甚至在满清宣布开战后也是如此,对满清不抵抗、弃地甚至暗示割地示好,坐失了光复明朝江山的大好时机,导致满清可以全然没有后顾之忧,全力出击李自成,然后回头从容收拾南明。所以对南明弘光朝廷的覆灭,他史可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史可法是南明政权的忠臣,但是不能算大明朝的忠臣,因为他开肇了承认大清是国家的头,违背了大明天启、崇祯两朝一直坚守的大原则,等于割裂国土。    
    史可法是不怕死,但是不能因此就算民族英雄,因为他从没有尝试过哪怕是一次试图去收复满清手里的失地,反而却是一味的退让,甚至于弃地、割地送给满清,因此他只能算是个不投降的“义士”,而没有资格称为民族英雄。    
    史可法是死于和满清战斗中的义士,但不能算抗清义士。因为他除了在清军攻击扬州的战斗中被动应战外,从来没有也没有想过要去主动抗击过一次满清的入侵,在我看来,只能称呼他做不降清的义士。后人把他比之前朝的张巡、文天祥、诸葛亮,他固然是绝无这个资格,与同是大明朝的督帅袁崇焕比,他相差亦又何止千里。    
    此乃真正所谓之“一死成名”、“以死成名”。    
    《史可法复多尔衮书》    
    大明国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顿首谨启大清国摄政王殿下:南中向接好音,法随遣使问讯吴大将军,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谊于草莽也,诚以大夫无私交,《春秋》之义。今倥偬之际,忽捧琬琰之章,真不啻从天而降也。讽读再三,殷殷致意。若以逆成尚稽天讨,为贵国忧,法且感且愧。惧左右不察,谓南中臣民偷安江左,顿亡君父之仇,故为殿下一详陈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真尧舜之主也。以庸臣误国,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枢,救援无及,师次淮上,凶闻遂来,地坼天崩,川枯海竭。嗟乎,人孰无君,虽肆法于市朝,以为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谢先帝于地下哉!尔时南中臣民哀痛,如丧考妣,无不抚膺切齿,欲悉东南之甲,立剪凶仇。而二三老臣,谓国破君亡,宗社为重,相与迎立今上,以系中外之心。今上非他,即神宗之孙、光宗犹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顺,天与人归。五月朔日,驾临南都,万姓夹道欢呼,声闻数里。群臣劝进,今上悲不自胜,让再让三,仅允监国。迨臣民伏阙屡请,始于十五日正位南都。从前凤集河清,瑞应非一。即告庙之日,紫云如盖,祝文升霄,万目共瞻,欣传盛事。大江涌出柟梓数万,助修宫殿,是岂非天意哉!越数日,即令法视师江北,刻日西征。忽传我大将军吴三桂假兵贵国,破走逆成。殿下入都,为我先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阙,抚戢群黎,且免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举动,振古烁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谨于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师,兼欲请命鸿裁,连兵西讨。是以王师既发,复次江淮。乃辱明诲,引《春秋》大义来相诘责。善哉言乎,然此文为列国君薨,世子应立,有贼未讨,不忍死其君者立说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宫皇子,惨变非常,而犹拘牵不即位之文,坐昧大一统之义,中原鼎沸,仓卒出师,将何以维系人心,号召忠义,紫阳《纲目》踵事《春秋》,其间特书如莽移汉鼎,光武中兴;丕废山阳,昭烈践祚;怀、愍亡国,晋元嗣基;徽、钦蒙尘,宋高缵统,是皆于国仇未剪之日,亟正位号,《纲目》未尝斥为自立,卒以正统予之。至如玄宗幸蜀,太子即位灵武,议者疵之,亦未尝不许以行权,幸其光复旧物也。本朝传世十六,正统相承,自治冠带之族,继绝存亡,仁恩遐被。贵国昔在先朝,夙膺封号,载在盟府。后以小人构衅,致启兵端,先帝深痛疾之,旋加诛僇,此殿下所知也。今痛心本朝之难,驱除乱逆,可谓大义复著于《春秋》矣。若乘我国运中微,一旦视同割据,转欲移师东下,而以前导命元凶,义利兼收,恩仇倏忽,奖乱贼而长寇仇,此不惟孤本朝借力复仇之心,亦甚违殿下仗义扶危之初志矣。昔契丹和宋,止岁输以金缯;回纥助唐,原不利其土地。况贵国笃念世好,兵以义动,万代瞻仰,在此一举。若乃乘我蒙难,弃好崇仇,规此幅员,为德不卒,是以义始而以利终,贻贼人窃笑也,贵国岂其然欤?往者先帝轸念潢池,不忍尽戮,剿抚并用,贻误至今。今上天纵英明,刻刻以复仇为念。庙堂之上,和衷体国;介胄之士,饮泣枕戈;人怀忠义,愿为国死。窃以为天亡逆闯,当不越于斯时矣。语云:“树德务滋,除恶务尽。”今逆成未伏天诛,谍知卷土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成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照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从此两国世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休乎!至于牛耳之盟,则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盘盂以从事矣。法北望陵庙,无涕可挥,身陷大戮,罪当万死。所以不即从先帝于地下者,实为社稷之故。传曰:“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法处今日,鞠躬致命,克尽臣节而已。即日奖帅三军,长驱渡河,以穷狐鼠之窟,光复神州,以报今上及大行皇帝之恩。贵国即有他命,弗敢与闻。惟殿下实明鉴之。    
    (1)《平寇志》    
    (2)《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    
    (3)张怡《X闻续笔》    
    (4)《青燐屑》    
    (5)《扬州十日记》    
    另注:本文引用之清吏和史可法疏奏,均出自《明清档案》、《国榷》和《史可法全集》    
    


下篇 文史杂谈四 司马相如的清高

    看太史公《史记》,文字激扬,诚为无韵之诗;后来班固之《汉书》,虽激情稍减,然严谨、简洁有加,为后世官史之楷模。    
    而太史公写有名的才子司马相如事,是其中一个名篇。    
    据太史公书,相如做为梁孝王的门客,在梁孝王死后归家,因家贫无以自立,他的好友临邛令王吉邀请他前往,于是相如之临邛。    
    那王吉对他非常恭敬,每天去拜见相如,而相如一开始还见他,后来则频频称病,干脆叫仆人回绝了事,只是那王吉却对他愈加地恭敬有加。由此可以知道,此刻的司马相如虽然寄人篱下,然而傲气却一分不减,可称人穷志不短。    
    从这里开始,一些有趣的事情开始发生了。    
    在临邛有很多富贵人家,其中卓王孙家中有僮仆八百,另一人程郑亦有数百人,一日两人商量道:县令有贵客,我们应该招待一下。    
    于是乎二人“并召令”。此处这个“召”字用得极妙。作为两个土豪,再怎么有钱,也应该是请县令,然而却说是“召”,由此我们可以想见这二人大约不但钱多,势力恐怕也不小,因此不太把县太爷放在眼里,可以去“召”本县的父母官来吃饭,而招待的主角还不是他县令本人。    
    据说那天的客人以百数,只是到了日中,作为主角的司马相如还没有来,并且还着人来推说自己病了因此不能前去。这下让那临邛令大为着急,估计他那时候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但看着两个大土豪的面孔却是不敢动一筷饭菜,于是大约为了自己的肚子着想,他只能快快地前去,想法子把司马相如给弄到现场才好。    
    太史公接下去是这样描写相如去作客这一段的:    
    “相如不得已,彊往,一坐尽倾。”    
    而到了班固手上,这一节基本没作什么大的改动,只是一向以简练行文的他,在此处却相反多加了一个字,是为:“相如‘为’不得已而强往,一坐尽倾。”此处的“为”通“伪”,也就是“相如伪不得已而强往”,只此一字之差,顿时令泰山崩塌于前。    
    看司马相如先前对好友县令的态度,可以说不只是高傲,甚至有些桀骜无礼,所以很容易就能显出他人虽贫而傲气愈甚的气势。然而此刻却说他是“伪”不得已前往,也就是说其实他心里是愿意的。这样一来,司马相如的“清高”就大大的成问题了。    
    到底司马相如是怎样呢,且再看看太史公的文章。    
    “相如不得已,彊往,一坐尽倾。酒酣,临邛令前奏琴曰:‘窃闻长卿好之,原以自娱。’相如辞谢,为鼓一再行。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间雅甚都;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相如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    
    看完这节,就可以知道司马相如其实是早知道“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而且“好音”的,“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由此可见,班固说司马相如“伪”不得已而强往,并没有冤枉他,另外一个证明就是他如果真的不得已,那么完全没必要在奏琴之时“为鼓一再行”,弹一曲应付应付也就罢了,何必要再接着连奏二、三曲呢。    
    关键是在这“为鼓一再行”的结果,乃是卓文君终于为相如的琴音和 “雍容间雅”的风姿所动(此处“间”音“闲”),“心悦而好之”。但作为一个新近才守寡的寡妇,又加上司马相如那“清高”的名声,却让她内心担忧“恐不得当”。    
    那知道这个时候司马相如却用重金买通卓府下人,主动来通“殷勤”。想当然这一来卓文君必定是喜出望外,于是马上连夜“亡奔”相如,和相如一起逃去了成都。    
    再接下去的事情是到了成都后,卓文君发现司马相如“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孙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杀,不分一钱也。’人或谓王孙,王孙终不听。文君久之不乐,曰:‘长卿第俱如临邛,从昆弟假贷犹足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炉。相如身自著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於市中。卓王孙闻而耻之,为杜门不出。昆弟诸公更谓王孙曰:‘有一男两女,所不足者非财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马长卿,长卿故倦游,虽贫,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独柰何相辱如此!’卓王孙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    
    卓文君一下从家财万贯的富家妇成了家居徒四壁的贫妇,久之不乐是正常的。她的想法是父亲不给钱,也许是气她私奔丢了面子,那么向兄弟叔伯借钱,那些兄弟叔伯想来不会象他老子那样没台阶下而不借,而她一旦借了想来老子自然还是会替她还的,那不是一样吗。    
    当下夫妇二人收拾一下又回去了临邛。    
    那知道到了临邛,相如却没有按照卓文君的办法行事,而是把车骑卖了,开起了酒馆,不但如此,又命令文君去做厨娘,自己却穿了犊鼻裤去和酒保一起在铺面里打杂。    
    这一来令卓王孙的宝贝女儿干起了粗活,女婿给人呼来喝去的,让卓王孙更没了面子。所以到最后不管是卓王孙心疼女儿也好,还是要面子也好,总之是“不得已”地屈服了,乖乖地给了司马相如百万钱,还贴上了无数僮仆,大约是怕了司马相如,唯恐有天再要他女儿去干粗活吧。于是司马相如揣了钱带了人浩浩荡荡地回了成都,“买田宅,为富人”。    
    其实司马相如完全可以不让卓文君当厨娘的,按照卓文君的办法,度日是绝无问题,倘若他司马相如真是安于清贫,愈贫愈傲,又何必巴巴地赶回临邛去开酒馆,成都也一样可以开,再者,他真要爱文君,那会舍得让从未挨过苦的她去做粗活。而就算开酒馆,那也未必非要文君下厨才成,加上卓文君大约从小就是娇生惯养的,想想也知道做出来的菜式好吃也有限,难道不怕得罪客人么。    
    回头看看他钱一旦到手,照单全收,全不嫌多,马上就赶回成都去,又是买田又是买房做富家翁享受起来了,就知道他这个去临邛开酒馆的招数,摆明就是以让卓文君抛头露面吃苦受累做筹码向卓王孙要钱的。    
    而他自己什么不好做,偏要穿上犊鼻裤做酒保被人差遣,不定还经常因为卓文君做的菜不好被人骂,他要是真的“傲气”,又那受得住做酒保给人呼喝来去?好歹他也是个文化人,做收银记账买菜总是没问题的吧,所以这说白了是做给卓王孙看的,就是存心要扫卓王孙的面子。    
    说句老实话,我觉得司马相如可真够阴狠的,他的这份“清高”怕是没几个人能消受得起的    
    另外,司马相如是不是真的对文君本人倾心爱慕,有什么爱情,只恐怕亦是未可知之数。其一,他与文君在去卓府前从未谋面且相交甚短,文君既然窥琴悦之,则可知二人早先并不相识,也可知司马相如在花重金买通文君仆人,与文君“通殷勤”前都未见过文君。其二,窥琴之后,是相如主动买通文君仆人与之“通殷勤”,说明去之前相如早就有这个打算,不然无由他尚未见过文君才貌如何,便去钻营亲近的,这也又一次反证他去卓府的确是如班固所言一样,乃“伪”不得已,不是真的不得已。其三乃是在司马相如发迹后,纵情声色,最后欲纳一茂陵女子为妾,卓文君终于忍无可忍,作《白头吟》一首,附书决绝曰:“春华竞芳,五色凌素,琴尚在御,而新声代故!锦水有鸳,汉宫有水,彼物而新,嗟世之人兮,瞀于淫而不悟! 朱弦断,明镜缺,朝露晞,芳时歇,白头吟,伤离别,努力加餐勿念妾,锦水汤汤,与君长诀!”司马相如接书惶恐之下,遂不敢再起纳妾之念。    
    由此可见,司马相如追求文君之事,除却钱财之后还有多少真正的爱情成分在内,是大可以质疑一番的。    
    只可惜“文君卖酒”后来却居然成了一段“才子佳人”追求爱情的千古佳话,成了追求自由恋爱的典范,以我想来,恐怕文君自己未必会做如是想,她倒是可能对司马相如“雍容间雅”的风姿和他这个才子的“才”,有着最深刻的切身体会吧。    
    


下篇 文史杂谈五 论韩愈的出仕观对其影响及其他(1)

    韩愈(公元七六八——八二四年),字退之,号昌黎,河北昌黎人(1),唐德宗贞观八年(公元七九二年)进士,历任监察御史、阳山令、潮州 刺史、监察御史、兵部侍郎、刑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长庆四年十二月卒,赠礼部尚书,谥曰文。    
    韩愈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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