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说新语-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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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料记载和他的表章、诗词中，都可以知道鳄鱼乃是潮州历来之大患，百姓甚苦之。韩愈到后，令其下属秦济以一羊一猪投溪水，自己则做了篇祝文给鳄鱼，一面大肆阿谀皇帝一面崖岸自高道：“今天子嗣唐位，神圣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内，皆抚而有之，……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鳄鱼旰然不安溪潭据处，……与刺史拒争为长雄。刺史虽驽弱，亦安肯为鳄鱼低首下心，伈伈睍斯，为吏民羞，以偷活于此耶？承天子命以来为吏，固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辨。鳄鱼有知，其听刺史。……今与鳄鱼约：尽三日，其率丑类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听从其言也。……刺史则选材技民，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必尽杀乃止，其无悔！”据说祝完的当天傍晚，就有暴风雷起于水中，数日后此水便尽皆干涸，鳄鱼竟然就此徙往旧湫西六十里，从此潮州再无鳄患。
这个神话编造得颇有《山海经》、《搜神记》之风，鳄鱼竟然会知道他是当今“神圣慈武”天子派来的刺史，而且还怕了他用强弓毒矢杀尽鳄鱼的威胁，因此就西迁六十里而避之，实在虚妄之极。宋代名僧契嵩对此嗤笑不已，他在《镡津文集》中驳斥道：“韩子为鳄鱼文与鱼，而告之世，谓鳄鱼因之而逝，吾以为不然。鳄鱼乃昆虫无知之物者也，岂能辨韩子之文耶，然使韩子有诚必能感动于物以诚即已，何必文乎？文者，圣人所以待人者也，遗虫鱼以文，不亦贱乎？人哉文之，其人犹有所不知，况昆虫欤。谓鳄鱼去之，吾恐其未然。唐书虽称之，亦史氏之不辨也。”
我原本对此颇有兴趣，很想再去考证一下古潮州西六十里是否属于无人区，如果不是的话于此还可以再有一辩，后来一看书才发现早已有人举证说他根本没把鳄鱼赶走，也就失去了兴趣就此罢手。据蒋超柏《南漘楛语》载：“韩愈到潮州，作文驱鳄，西徙六十里，仍复为害。后有刺史以毒法杀之，鳄害乃绝，盖著之粤中见闻云尔。其人姓名无可考，可惜也。天下事大抵如是，文人最工于弋誉，实惠多隐而弗传。”这鳄鱼“仍复为害”，其实就是压根没搬走，最后是被一位不知名的刺史用毒杀绝的，而根本不是被韩愈的一道祝文吓走的。蒋公指责韩愈的“文人最工于弋誉，实惠多隐而弗传”，实可为警世之名言，当代的文史学家吴世昌先生亦曾在七十年代末，撰文称此文为“中国文学史上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一篇罕见的杰作”。
下篇 文史杂谈五 论韩愈的出仕观对其影响及其他（3）
韩愈不但会为保住官职和地位，不惜卑躬屈膝去阿谀权贵，为调离边苦之地不惮欺世盗名而杜撰离奇“政绩”，在自己身居高位后，更是时常禁不住沾沾自喜，流露出一派暴发户心态。
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都望子成龙，因此留下了不少教子诗词，韩愈也不例外，他有一首《示儿》诗，也是想用来教育自己儿子的，诗中有：“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问客之所为，峨冠讲唐虞。酒食罢无为，棋槊以相娱。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钧枢”等语，一开首的这两句，对他的仕途成就的自得之情溢于言表，此后在一番对家中景物的描写过后，开始用一种似乎无所谓的态度说“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可马上又开始夸耀自家门上非但往来无白丁，而且还都是“十九持钧枢”的朝中重臣（唐制：五品以上用银鱼袋，三品以上佩饰金鱼袋），这一副暴发户的做派，即使是对他仰慕之至、推崇他可以为“百世师”的苏东坡，在读了他这首《示儿》和《符读书城南》等诗后也觉得无可辩解，认为其“所示皆利禄事”，同时说“老杜则不然，其《示宗武》……所示皆圣贤事也。””（5），后来的如全祖望等人亦持此见。而这些心态，恰恰都是十分符合他当初应举求官时，将出仕视为摆脱贫苦生活的途径，做官能“利乎己也”并可以为他人所“贵之”的观点的，所以他十分在乎这些，并也是以此来谆谆教诲自己的后代的。
韩愈被推崇的另一大原因，是他排斥佛教，继承儒学道统，领导了儒学复兴。同时历来学界还有一种意见认为，韩愈敢上表直谏迎佛骨，与皇帝针锋相对，因此获罪被贬潮州，足可证明其不畏权势之品格，人品不至于如此不堪。此论固然有其道理，但任何事情都不能单独割裂出来讨论，如果联系他上表前后的态度以及当时的背景来看，韩愈此举依然和他一心向上爬的重权重名思想是一致的，并不能证明他品格之高尚。
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宪宗迎佛骨入宫。此事一时间成为长安的头号大事，朝野上下一片骚动，而韩愈是一向自诩为儒学领袖，以辟佛老、兴儒学为己任的，自然不可能保持缄默，于是上《谏佛骨表》。
实际上唐代历朝都有坚定的辟佛者，前后有狄仁杰、傅奕、姚崇、桓彦范、高郢、张镐等不下数十人，不断地上表、下令排佛。韩愈所上之表，意见基本与他们相同，其中引起宪宗震怒的是他说凡礼佛之君都“乱亡相继，运祚不长……事佛渐谨，年代尤促。……事佛求福，乃更得祸”，这个虽与傅奕的《排佛表》内容相仿佛，但论据使用不当而且缺乏说服力，并没有切中要害，因为他自己也知道梁武帝虽礼佛却依然在位长达四十八年之久，所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此事评论韩愈说“其言多矫激太过”，宪宗因此怒道：“言我奉佛太过，我犹为容之。至谓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刺也？”遂坚持要杀韩愈（6），后来在裴度等人的周旋下，于当年正月十四日被贬往潮州。
韩愈显露出问题是在他被贬往潮州以后。
他走到半路时就做了《宿曾江口示侄孙湘二首》，里面有“仰视北斗高，不知路所归”、“嗟我亦拙谋，致身落南蛮。茫然失所诣，无路何能还！”等语，尤其是“嗟我亦拙谋，致身落南蛮”这句，可以说对上《谏佛骨表》及招致的后果的悔恨之意已经溢于言表，同时频频表露出急欲回朝的意愿。在到了潮州以后，他又立刻上了那道前面提起过的《到潮州谢上表》。如果说此前他为了求官、保官所做的那些阿谀奉承的诗文让人肉麻的话，那么这道表章就写得叫人有些恶心了。
他在起首先说自己“狂妄戆愚，不识礼度，陈佛骨事，言涉不恭，正名定罪，万死莫塞”，这也就罢了，既然是谢罪，把自己贬低一番也还说得过去，所以“圣恩宽大，天地莫量，破脑刳心，岂足为谢！”云云，同样亦可不论。后面他说自己“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学问文章，未尝一日暂废，实为时辈所见推许”，这样自诩的资格，韩愈也是有的，当时的柳宗元等人就“甚奇其书”，对他的文章评价极高，因而也是实情。但接下去韩愈却以自己的文才为资，大谈他写论述皇帝功德的文章功力，可以“与《诗》、《书》相表里，作为歌诗，荐之郊庙，纪太山之封，镂白玉之牒，铺张对天之宏休，扬厉无前之伟绩，编于《诗》、《书》之策而无愧，措于天地之间而无亏，虽使古人复生，臣未肯让”，这就有点迹近厚颜无耻了，再接又说宪宗自即位以来，“躬亲听断”的等等圣明功绩，当然需要“宜定乐章，以告神明，东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显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服我成烈”，这个实在是“千载一时不可逢之嘉会，而臣负罪婴衅，自拘海岛，戚戚嗟嗟，日与死迫，曾不得奏薄伎于从官之内、隶御之间，穷思毕精，以赎前过。怀痛穷天，死不闭目，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怜之。” 做为一代文宗写出这样的文章来，用如此的理由来要求回朝以及哀求方式，一样的也可以说他一句“使古人复生，臣未肯让”，而令人为之汗颜之程度，只怕亦可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
这是他表白自己并请求宪宗宽恕他的言论，到潮州以后，除了为欺世盗名捏造了那个以文驱鳄的的弥天大谎后，韩愈着急的便是要用实际行动来表明自己对佛教的态度，以挽回被贬的局面。
元和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韩愈终于在跋涉三个月又十一天后抵达潮州后，于四月七日就给当地的名僧大颠法师去函求见曰：“久闻道德，切思见颜。缘昨到来，未获参谒。倘能暂垂见过，实为多幸”，六月三日又去书表示要造访的意思，到七月十五日，韩愈才在信中道：“惠匀至辱答问，珍悚无以。所示广大深迥，非造次可谕。”（7）这次他是亲自去了大颠的住处，才终于见到了这位高僧，这个求见活动也可算是“三顾茅庐”了。
可问题在于韩愈一直都一位闻名天下的排佛领袖，这次又因为谏皇帝迎佛骨而被贬潮州的，以五十岁的年纪在寒冬季节做了三个月的长途跋涉后，到达之处照他自己所说，是一个“飓风鳄鱼，患祸不测。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毒雾瘴氛，日夕发作”的地方，正常的反应恐怕应该是修养生息一阵或者郁怒不已才对，但他一到制所鞍马未歇，却马上声称“切思见颜”，主动上门去结交一位不过是地方上的名僧，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求见面，这却叫人做何感想？
学界对此也曾有过不少看法，有说韩愈对壁画感兴趣的，有说是因为被贬所以想去交流学术、试图了解一下佛教的，但无论如何，三月跋涉后的韩愈到任才不过十二日，大约连手下官吏都还没能认全，就急急忙忙地去再三求见一个他以前从未谋面，又是历来被他所排斥和深恶痛绝的佛教的著名人士，况且此人还算不得是名震海内的名僧，而他又恰恰是因为排佛被贬来此地的，有这诸多问题在前，他却有如此迫切的举动、如此之低的姿态在后，用研究壁画和学术交流这样的理由来解释，恐怕于情于理都是不太能说得通的。最合乎逻辑、也是最能合理地解释韩愈之所以要这样做的理由，乃是他要借此行动向皇帝表示悔改之情，以图能早日得到谅解，可以再次回朝恢复自己的仕途。但他毕竟一向是以卫道排佛的领袖而自居的，所以不可能在表章书信中明确地表示自己排佛错了，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那他的“辟佛老、传儒道”的牌子就彻底地倒了，所以唯有行而不言这一途比较合适也较为符合他的心态。
他的这些言论和行动的直接后果有两个。
一是宪宗的怒火果然就此平息，意图马上召回韩愈，可惜被他人阻止，但当年十月，韩愈亦被调任袁州刺史，照时间推算，这基本也就是几道表章来回的时间，可见他的策略非常之奏效。次年因为穆宗即位，他被召拜国子祭酒回朝。
第二个结果对韩愈就不太好了。此刻外间已经开始有谣传说韩愈信奉了佛教，更有人认为他是为了自己的前途而奉佛教的，尚书孟简因此写信给韩愈。而韩愈一向标榜自己是“辟佛传道“的领袖，这个情况对他来说，乃是一个可以动摇其在文学、思想等方面领袖地位的严重问题，也是在他回朝恢复局面之前一个亟待排除的的障碍。
因此韩愈在听闻此事后，马上着手辟谣。在十月的回朝途中，韩愈做《与孟尚书书》为自己辩护道：“来示云，有人传愈近少奉释氏者，传者之妄也。潮州时有一老僧号大颠，颇聪明，识道理，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要自以为难得，因与往来。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庐，及来袁州留衣与之别，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在此他强调自己与大颠不过是名士之间交往，并非是“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韩愈如果仅只是辟谣辩解一下也就罢了，偏偏接下去他的言语再一次“矫激太过”，反而画蛇添足，又给自己抹了一笔无法拭擦干净的污痕。
先前他上《谏佛骨表》中有“佛者，夷狄之一法耳。……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等言，对佛教表示得十分不屑，并称凤翔法门寺供奉的佛舍利为“枯朽之骨，凶秽之余”。但他去潮州只十余日与大颠仅仅会晤一次之后，便马上又赞叹大颠为之解说的佛学“广大深迥，非造次可谕”，对大颠本人也是自未谋面起到见面以后都表现得十分恭敬。可如果比较他的《赠译经僧》一诗里“万里休言道路赊，有谁教汝度流沙？只今中国方多事，不用无端更乱华”等语，就会发现对两位同是博学的佛门高僧，一个他要三顾茅庐恭敬无比的去造访，另一个则是一副恨不能立刻乱棒打出国门的样子，更指责其人其教是来“无端更乱华”的，这就不禁要令人奇怪他的态度何以会厚此薄彼至此了。不过当韩愈回迁在望，并急于要辟谣澄清自己的时候，大颠也马上也受到了和译经僧差不多的待遇，而大颠所信奉的佛祖也又一次被质疑为：“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类君子邪？小人邪？”刚刚还被他赞叹为“广大深迥，非造次可谕”的佛教，也被再次贬低为先前的“夷狄之教”，说其“不仁甚矣”，其危害更是“过于杨墨”，“礼乐崩而夷狄横，几何其不为禽兽也。”至于他留衣做别的大颠，也从“久闻道德”、“论甚宏博”、“颇聪明，识道理”的名士，变成了一个“与之语，虽不尽解”的普通和尚。
近年阎琦先生经过对其生平事迹以及所作诗、文的对比研究后，也在《元和末年韩愈与佛教关系之探讨》一文中提到，韩愈一生中于宪宗元和末年、确切地说是元和十四年到元和十五年的这段时间里，其排佛态度出现过由高潮到低潮、再由低潮到高潮的一段颇为“特异”的时期，这与他上《谏佛骨表》所招致的结果和因此而起自相矛盾的言行过程，以及他想急切回朝继续仕途发展，并因而试图表示悔改以博得宪宗宽恕的态度，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心理上的转变过程都是完全一致的。
下篇 文史杂谈五 论韩愈的出仕观对其影响及其他（4）
这些都充分表明了韩愈上《谏佛骨表》并不能说明他的品格有多么高尚，联系他上表前后的这许多互相矛盾的言论和实际行动，反而更进一步地证明了他是一个对功名利禄极其看重的人，在这种种变化急遽的矛盾言行背后的根源，实是韩愈开始踏上仕途时所秉持的那种做官不只“为人”，更是要“有利乎己也”，并一直希望能为他人“所贵之”的出仕观。所以这些看上去极其自相矛盾的举动，目的全都为了要保住他自己的仕途和地位，乃至于有阿谀奉承、欺世盗名、首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