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说新语-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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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所不能，这些都可以说明他的理想是做个汉朝的臣子，并无不臣之心。也许他对王允对他说：“努力谢关东诸公，勤以国家为念！”的嘱咐还没有忘怀。因此我说他比“郡郡作帝，县县自王”、“自还相攻，莫肯念国”之流的诸侯们好多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吕布至少可算得是个大汉朝的“忠臣”。
从这些来看吕布，可以说吕布此人能文，且行文豪气不除，文字也可一观，他给袁术和萧建书（吕布另几封书信文多不载，附录于后）中看，喜笑言谈间自有其豪气在，而且对大局和人物亦有自己比较有见地的看法，这样的人，不为谓之无知；覆荫刘备和对袁涣事自可说明其有容人之量；他亦有其得人心处，是以高顺、陈宫慨然为之赴死，左右临危而不忍取其首诣曹操；临阵身先士卒，勇猛过人，勇名闻于天下，因此时人才有语曰：人中有吕布。
只可惜他有两大致命的性格上的弱点，一个是他手下大将高顺说的：“将军举动，不肯详思”，举动随意性太强；二就是没有主见且不善断。
郭嘉说袁绍好谋寡断，而吕布既不好谋又不善断，他虽然知道高顺的忠言而不能用，陈宫有善谋而尚自犹豫当从不当从，作为一个诸侯没有这样的政治素质，反而更象个江湖豪士，不败亡就是天数了。因而诚如高顺所言：“凡破家亡国，非无忠臣明智者也，但患不见用耳。将军举动，不肯详思，辄喜言误，误不可数也”，又陈宫被俘后对曹操说：“但坐此人不从宫言，以至于此。若其见从，亦未必为禽也”，这二人的确说出了导致吕布败亡的致命伤。
惜乎，纵观吕布，当是能文善武，颇得人心，亦有容人之雅量及见地，又无割地称王的野心之人，而他最后的覆灭的悲剧，实在是源自于他自身弱点的一个性格悲剧，颇可为之一叹。又其一生行无大恶，譬如屠城坑卒，亲信小人，屈杀贤良，目无君上等等常见于历史奸邪人物的罪名一个没有，甚至可以说连大过都没有，真要指责也许只可以指责他和董卓婢女私通这个事，其他诸如攻城略地之所为，是战争时期的必然产物，没有屠城坑卒，也不能指责为恶行。
最主要的一点，《三国演义》上借张飞之口说他是反复小人，“三姓家奴”，只不过真要是说起反复小人，恐怕他绝无资格与大耳公刘备先生比肩的。
大耳公刘备先生先是在公孙瓒手下，因为陶谦给了他四千兵他就弃公孙投陶谦，然后占了徐州，后来又投靠了吕布，再接着是反攻吕布转投曹操，而后又反攻曹操转投袁绍，再去投刘表，最后一次是他刚刚对孙权说完你如果攻刘璋我就披发入山，一转身就用刘璋给他的兵马围攻成都，搞得刘璋最后要在孙权的保护下才能安度余生。要这么算下来，刘备至少是“七姓家奴”，吕布连他的一半都及不上。因此如果比起刘备来，吕布的所做所为简直是小儿科，根本就连和刘备评比谁更“反复”的资格都没有，可是现在却因为一部《三国演义》，平白背上了一个“三姓家奴”的千古骂名，成为反复小人的代名词，小说家的刀笔不可谓不利。
（1）（13）见《三国志》《吕布传》
（2）见《三国志》《吕布传》、《董卓传》
（3）见《三国志》《董卓传》
（4）（5）见《后汉书》《蔡邕传》
（6）（7）（8）（9）（10）（15）见《三国志》《吕布传》及裴注
（11）见《三国志》《先主传》
（12）（14）见《资治通鉴》
附录
《与韩暹、杨奉书》：二将军拔大驾来东，有元功於国，当书勋竹帛，万世不朽。今袁术造逆，当共诛讨，奈何与贼臣还共伐布？布有杀董卓之功，与二将军俱为功臣，可因今共击破术，建功於天下，此时不可失也。
《与袁术书》：足下恃军强盛，常言猛将武士，欲相吞灭，每抑止之耳！布虽无勇，虎步淮南，一时之间，足下鼠窜寿春，无出头者。猛将武士，为悉何在？足下喜为大言以诬天下，天下之人安可尽诬？古者兵交，使在其间，造策者非布先唱也。相去不远，可复相闻。
上篇 三国夜话七 杨修之死的原由探考（1）
杨修，字德祖，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东）人，出生于公元一七五年，死于公元二一九年，卒时方四十四岁。杨氏家世为汉名门，祖先杨喜，汉高祖时有功，封赤泉侯。高祖杨震、曾祖杨秉、祖杨赐、父杨彪四世历任司空、司徒、太尉三公之位，与东汉末年的袁氏世家并驾齐驱，声名显赫。《后汉书》说：“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业相继，与袁氏俱为东京名族云”。而杨氏一门家学亦颇渊源，《后汉书》记载杨震父宝，“习《欧阳尚书》。哀、平之世，隐居教授”，而杨震“少好学，受《欧阳尚书》于太常桓郁，明经博览，无不穷究。诸儒为之语曰：‘关西孔子杨伯起。’常客居于湖，不答州郡礼命数十年……”，震子杨秉“秉字叔节，少传父业，兼明《京氏易》，博通书传，常隐居教授……桓帝即位，以明《尚书》征入劝讲……”，秉子杨赐“……少传家学，笃志博闻。常退居隐约，教授门徒，……建宁初，灵帝当受学，诏太傅、三公选通《尚书》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举赐，乃侍讲于华光殿中……”，赐子杨彪“……少传家学。……熹平中，以博习旧闻，公车征拜议郎……”，是以杨氏一门，于东汉末年中的才学声名，几与孔氏世家并驾，而官爵显赫犹有过之。
杨修因为家学渊源而人又聪慧，所以当时颇有令名。（注：时常见有人将《世说新语》中“杨修九岁，甚聪慧。孔君平诣其父，不在。杨修时为君平设。有果杨梅，君平以示修：此实君家果。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也。”一则中的杨修误为此杨修，实则非也，《启颜录》之记载明言此杨修为“晋杨修”，而孔君平也是晋人，事颇明，是以两个杨修非是一人），建安中举孝廉，除郎中，又任丞相府主簿。《三国志》云“是时，军国多事，修总知外内，事皆称意”，后来于建安二十四年秋被曹操处死（杨修墓现在华山脚下的河湾村附近，今仅存墓碑一通，立于村西南魏长城遗址上），杨修死后约三个月曹操亦亡故。
《三国演义》小说中写杨修死是因为“恃才放旷”，又遭曹操忌才，所以在征汉中的时候为曹操借口“鸡肋”一事被杀。其实历史上的杨修并没有死于汉中，而且杨修的死更多的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并不是仅仅因为他所拥有的才华。
首先，我们来说说杨修死于何处以及曹操有没有在汉中因为“鸡肋”一事而杀他的问题。所谓“鸡肋”一事的确有，事见于《三国志》和《后汉书》《杨震传》中的杨彪、杨修附录，意同而言词稍异，《后汉书》中的全文如下：“修字德祖，好学，有俊才，为丞相曹操主簿，用事曹氏。及操自平汉中，欲因讨刘备而不得进，欲守之又难为功，护军不知进止何依。操于是出教，唯曰：‘鸡肋’而已。外曹莫能晓，修独曰：‘夫鸡肋，食之则无所得，弃之则如可惜，公归计决矣。’乃令外白稍严，操于此回师。修之几决，多有此类。修又尝出行，筹操有问外事，乃逆为答记，敕守舍儿：‘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既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怪其速，使廉之，知状，于此忌修。且以袁术之甥，虑为后患，遂因事杀之。修所著赋、颂、碑、赞、诗、哀辞、表、记、书凡十五篇”，文中并没有说曹操因为“鸡肋”一事而杀杨修，尤其是后面有“修之几决，多有此类”一句，说明这件事只是举个例而已 ，说杨修的死，也只说“因事杀之”，则这个事可以很多“事”，不见得就是“鸡肋”一事。
按《三国志》《曹植传》中裴注云：“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乃收杀之。……修死后百余日而太祖薨”，则明确地说杨修是死于建安二十四年秋。再查《三国志》《武帝纪》得知曹操于建安二十四年的活动如下：“二十四年春正月，仁屠宛，斩音。夏侯渊与刘备战於阳平，为备所杀。三月，王自长安出斜谷，军遮要以临汉中，遂至阳平。备因险拒守。夏五月，引军还长安。秋七月，以夫人卞氏为王后。遣于禁助曹仁击关羽。八月，汉水溢，灌禁军，军没，羽获禁，遂围仁。使徐晃救之。九月，相国锺繇坐西曹掾魏讽反免。冬十月，军还洛阳。孙权遣使上书，以讨关羽自效。王自洛阳南征羽，未至，晃攻羽，破之，羽走，仁围解。王军摩陂。二十五年春正月，至洛阳。权击斩羽，传其首。庚子，王崩于洛阳，年六十六”，按此处记载，曹操在三月进军汉中，“夏五月”已经回长安，八、九月间自洛阳南下救曹仁，军至摩陂时关羽已破，于是在冬十月回军洛阳，此后未再复至汉中。杨修既然是死于二十四年秋，而他死后百余日曹操才亡故，按曹操死于二十五年正月庚子日，因此杨修应该大约死于曹操救曹仁的建安二十四年九月中到十月间，至迟不会超过“冬十月”之后，所以杨修不当是为坐“鸡肋”一事而死于汉中。又因为在杨修死后，曹操曾经给杨彪写过一封信表示哀悼：“操自与足下同海内大义，足下不遗，以贤子见辅。比中国虽靖，方外未夷，今军征事大，百姓骚扰。吾制钟鼓之音，主簿宜守，而足下贤子，恃豪父之势，每不与我同怀。即欲直绳，顾颇恨恨。谓其能改，遂转宽舒。复即宥贷，将延足下尊门大累，便令刑之。念卿父息之情，同此悼楚，亦未必非幸也。谨赠足下锦裘二领，八节银角桃杖一枝，青毡床褥三具，官绢五百匹，钱六十万，画轮四望通幰七香车一乘，青牛孛牛二头，八百里骅骝马一匹，赤戎金装鞍辔十副，铃苞一具，驱使二人，并遗足下贵室错彩罗縠裘一领。织成骅一量，有心青衣二人，长奉左右。所奉虽薄，以表吾意。足下便当慨然承纳，不致往返。”书中有“今军征事大，百姓骚扰。吾制钟鼓之音，主簿宜守”一句，表明杨修是死于军事，因此我们可以肯定杨修是死于曹操讨关羽的军事之中。
杨修死的罪名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但是他的死因比较复杂，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政治上的两大因素。
一，杨修犯了古代皇室权利之争中的大忌，参与了夺嫡之争。
二，杨彪、杨修本人的身份及政治观念与曹魏政权的利益有冲突，杨彪夫人是袁术的女儿，杨修是袁术的外甥，而政治观念杨彪和杨修又都与孔融及弥衡等清议复古派是一路，所以又因此见忌。
杨修在初任丞相主簿时，应该说还是比较为曹操所信任的。《三国志》《曹植传》云：“修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为太祖所器”，又说“是时，军国多事，修总知外内，事皆称意。自魏太子已下，并争与交好”，这两段说明了两个问题：
一，修才华出众，所以才会为曹操任以“总知外内”的主薄一职，而且“事皆称意”。如此来说，曹操在这个时候应该是对他比较看重而且很信任的，不然就不会把这个职位交给他。
二，由“自魏太子已下，并争与交好”一句可见，当时连魏太子曹丕也要巴结他，而其中的“并”、“争”二字，又说明有很多人在巴结他，非是太子一人，可以想见他当时地位之重要。反过来说，这个又可以证明杨修这个时候应该深得曹操信任和倚重的府吏，而且关系比较密切，不然无由出现“自魏太子已下，并争与交好”的情况。
在当时，曹操对曹丕和曹植两人由谁来做太子继承魏王一事是颇为犹豫的。
曹植，字子建，才华横溢，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虽然曹丕文亦可观，但是就文学才华来说，偏长于书札，于诗赋上的造诣比之乃弟曹植还是颇有距离的。所以作为三国时期集军事家、政治家、诗人等诸多名号集于一身，自己文采就极好的曹操，也许开始在心里更倾向于曹植一点。因为曹操此人身上本来就颇具诗人狂放不羁的气质，裴松之注引《曹瞒传》曰：“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帢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汙巾帻，其轻易如此”，而曹植颇有乃父之风，《曹植传》说他“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又说他自小就善于作文，“年十岁馀，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柰何倩人？’时鄴铜爵台新城，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所以曹操对他“特见宠爱”。本传记载“（曹）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修等为之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也就是说，好几次曹植就差点做了太子，这其中作为曹植智囊集团中坚的丁仪、丁廙、杨修等人起了不小的作用，只是丁仪、丁廙兄弟与曹丕本就有私怨，事件的起因是因为曹操有感于丁仪父亲劝自己迎汉献帝的功德，便想把女儿嫁给丁仪，结果曹丕劝阻说丁仪的眼睛不好而事止，因此丁仪没有娶到魏公主，所以丁氏兄弟便怀恨在心开始大力支持曹植夺嫡（1）。杨修作为曹操身边的亲信，当然必定是曹植和曹丕的争夺对象了。曹植做为一个名闻天下的才子，或许更对杨修的胃口，而曹植这个时候“特见宠爱”又兼主动示好，杨修遂顺水推舟加入曹植一方，参与了这次残酷的夺嫡之争（2）。
但是，曹植和曹丕在文学才华上虽然是曹植占优，可在政治和军事才能上应该说曹丕要胜一筹，而且两人身边智囊集团的构成也不一样。曹丕的智囊是司马懿、陈群、吴质、朱铄，《晋书》云这四人在曹丕身边号称为四友，这四人中，司马懿、陈群的政治才能以及谋略应该说公认是汉魏谋士和大臣中的上上之选，吴质心计深沉，文才也佳，朱铄事无记载，不过他的官位是中领军，相当于现在的政委一职，应该也不会是个好相与的角色。而曹植的智囊清一色的是文士，没有什么政治和军事经验，远不如司马懿、陈群、吴质之流的老谋深算，这样在斗争中自然就差了一截。《三国志》《曹植传》裴注中就有号称“有才策”的杨修和当时仅是朝歌长的吴质在斗智中败下阵去的记载，而且还因此直接导致了曹操对曹植为人的怀疑：“修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为太祖所器，与丁仪兄弟，皆欲以植为嗣。太子患之，以车载废簏，内朝歌长吴质与谋。修以白太祖，未及推验。太子惧，告质，质曰：‘何患？明日复以簏受绢车内以惑之，修必复重白，重白必推，而无验，则彼受罪矣。’世子从之，修果白，而无人，太祖由是疑焉”，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吴质可谓知己知彼矣。杨修空负才名，可惜不及吴质的老谋深算，所思所行被其料中，因而反被暗算了一把，还连带了主子曹植受疑，真是有苦说不出。此后，曹丕因为曹植的文采极好，自己实在不是他对手，心里颇为着急，以至“怅然自失”，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