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王子的爱与死-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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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里的神父专注于天主教基本教义，每天严格督导学生恪守牺牲奉献原则以及铁的纪律，但如今已不再实行军事化管理。圣十字圣母学校现在仍然是隶属耶稣会的私立天主教中学，但校长不是神职人员，而且实行男女合班。学校课程不像从前那样严苛，宗教也只是一门普通科目，不是强制实践的神圣使命。
安东在此求学时必须穿着海军蓝制服，看起来很像军校生，不过如今的学生已经不穿这套制服了。他们和普通法国青少年一样，穿着轻便的服装上学，而且不大尊重迂腐的学校官僚。中央大楼的内部经过大幅整修，几乎没有任何线索能让人拼凑20世纪初、欧战开打前严格的军事化教学情形。大楼外有一座战争纪念碑，透露出学校曾经非常重视军事教育。许多男生在此受教是为了顺利进入正规军校，这所学校孕育了许多职业军官，大约有五十几名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的姓名都被刻在纪念碑上供后人追念。在法国，很少有一所学校有这么多校友被后世瞻仰。
圣十字圣母学校的耶稣会教士倾全力捍卫以宗教为主的教育，抵抗主张政教分离的共和政府。自从普鲁士在首相俾斯麦的指挥下打败法国后，校方更是采取非常手段，持续以天主教信仰对抗共和政府。当时共和政府下令禁止各校提供宗教课程，为了保卫宗教不可侵犯的地位，学校从全国各地招生，希望培育出来的学生能加入卫教行列。许多耶稣会学校刻意训练年轻学子，使其毕业后能进入公职人员学校与军校。然而在巴黎革命之后，这些校友却加入反对政教合一的阵营。贵族与一般中产阶级家庭纷纷出钱出力支持教会推行的政教合一运动，到了1939年，公职人员学校与军校里已经全是保守派子弟。
安东在勒芒上学时，罗歇叔父成为他宝贵的消息来源。罗歇告诉他，这里曾有一场对抗“无神论”政府的圣战。罗歇在1876年进入圣十字圣母学校就读，比让晚了四年。圣埃克苏佩里家族和其他贵族家庭一样，全力支持学校。这所学校在1870年普鲁士入侵法国时，成为抵御外侮的重心，并将当时极其宏伟、类似修道院的校舍提供给法国军队，作为驻防地，后来这些建筑物又成为部队医院。在校方取回校舍之前，普鲁士军队又进驻此地，并将教室充作马厩。这段历史成了不堪回首的记忆，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家人为了安全起见将安东转学到了瑞士的学校。
普法战争过后，耶稣会派另一批人掌管学校。从此学校抹上了浓厚的教条色彩，反而失去了百年树人的教育使命。神父们以狂热激进的态度对抗共和政体，后来，他们也以同样的狂热抵抗共产主义，全力挞伐公社成员。1871年巴黎革命全面爆发，军队在保皇人士和教会支持下全面屠杀公社社员，之后造反人民又组成政府，处决了宗教领袖，大屠杀的梦魇始终挥之不去。
在被送往勒芒之前，安东只在里昂的天主教预备学校接受了两年正规教育。到了勒芒的学校之后，安东不知不觉中被卷入一个思想偏激、目光狭隘的宗教团体，同时因为遭受种种非人待遇，使他还来不及发展成熟就提早步入成年。1909年，学校仍以原本的哥特式建筑作为教室，然而耶稣会和政府之间的对抗在此时达到了高峰。当时争议的焦点在于私立学校这种以宗教为主的教育方式，后来双方的战火更燃烧到德雷福斯事件。学校俨然成为法国反犹太势力的大本营，专门号召以夏尔·莫拉斯（Charles Maurras）为首的保守派人士。
圣十字圣母学校弥漫着斯巴达式吃苦耐劳的气氛，由于学校经费吃紧，因此一切讲究节俭第一，就连学校餐厅也不提供暖气。每到用餐时间，只见250名学生穿着厚厚的外套，安静地喝着少量配给的微温清汤，餐厅里还有人朗诵《圣经》。
安东大部分的同学都来自坚守王室传统的大家庭。常有10到12位学生顶着相同的头衔，或来自同一个中产阶级集团，然后校方再将这些学生分散到各个班级。最高记录是罗马内家族（de Romanet）和莫里家族（de Maury），各有19名子弟就读于此。从父执辈之后最重要的教学变革是：校方不再坚持以拉丁文作为主要授课语言，除此之外，学校对学生的要求仍然秉持中古时代的作风。不过和住校生比起来，只上日间课程的安东已经轻松多了，住校生每天得五点半就起床。
安东和弟弟跟祖父住在一起。祖父家是一栋灰色、标准的中产阶级房舍，地址是皮埃尔贝隆路（rue PierreBellon）39号，徒步上学需要半个钟头。母亲到校为他注册，然后每年到勒芒陪儿子住一段时间。玛丽来到勒芒时和儿子住在克洛马戈路（rue ClosMargot）21号的租借屋，这间房子的空间极为狭窄，无论是室内或庭院都小得可怜，祖父家就显得宽敞许多。玛丽如果不在勒芒，就是回里昂或圣摩里斯照顾女儿。安东和弗朗索瓦则由安妮姑妈（Anas de SaintExupéry）负责照料，安妮常与芙诺默公爵夫人（Duchesse de Venme）作陪。
被迫离开圣摩里斯充满欢乐的家园之后，安东的日子一点也不快乐。在一张全班合照中，所有同学的脸上都缺乏九岁男童所应有的笑容，安东和同学们的表情严肃，好像被学校种种严苛的纪律吓得不知所措。有一位走读生名叫保罗·戈尔捷（Paul Gaultier），正好是安东的同班同学，后来成为记者。1971年，学校出版百年纪念刊物时，他写了一篇文章描述当年艰苦的求学经历。当年所有的男生都必须参加周一到周六早晨七点半的弥撒，以及周日早上八点半的大礼弥撒。平时自习时间到晚上七点钟，只有周日下午可以在家休息。由于害怕遭受处罚，学生们必须忍受寒冷，眼睁睁看着午餐时间慢慢逝去，玻璃瓶里的水冻结成冰，以及忍受冻疮的折磨。
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留校察看，通常在周四和周日下午休息时间执行。周日上午大礼弥撒过后，学校会多上一小时的主日学。虽然有下课时间，但因为同学们在课堂上吵闹、不注意听讲或是不专心上课，因此下课时间通常变成课堂自习时间。
操场上的活动也在神父的严密监控之中，就连犯点小错也会立刻受罚：绕着大操场跑五六圈，或者整节课在树下罚站。如果犯了大错，神父就会祭出鞭子。
学生在这里别想保留个人空间和时间。每次远足都是一大群人一起出去，而且通常是去宗教场所或遗迹朝圣。有一年初夏的郊游活动中，学生们挤上马车前往索莱姆地区（Solesmes）的圣本笃修会修道院。1910年，安东曾在家书中向母亲描述这次旅游，他的笔调幽默，让人感觉不出来他心里有埋怨。数年后，安东才透露出勒芒求学时期的种种悲惨遭遇：只要母亲回到里昂，就没有人可以保护他。
他在信中写道：“我记得你曾到学校见神父，要求他们取消留校察看的规定。我回家后背着又大又重的书包，不停地哭泣、抽噎，因为我被处罚了。反正，你也知道勒芒学校的作风。你的拥抱与亲吻总让我忘记一切不愉快的事，你的支持让我更有勇气面对老师和神父。我们和你在一起时觉得很安全。除了是你的儿子之外，我们什么也不是。这种感觉真好。”
一直要等到放暑假前几天，学童们才可以稍微透透气。在那几天，他们获准在附近的河流游泳。除此之外，体育课总是激烈的团体竞赛。根据校友安德·迪南（André Dunant）的回忆，学校的体育活动通常都阳刚气十足，就连踢足球也很少有人遵守规矩。
大部分竞赛都必须运用军事策略，尤其是“攻防游戏”。老师会将一个班级分成两国，互相争球，同时设法夺取对方的旗子。
安德·迪南说，大家对于严苛的纪律并无怨言，因为大部分的学生将来都会进入军校或公务员学校。他说：“我毕业后进入圣西尔地区（SaintCyr）的陆军军官预备学校，我发现圣十字圣母学校的教育和正规军队训练没什么两样。”
经过严格的团体生活锻炼以及密集的宗教课程，许多学生后来成为奉献自我的神职人员，安东有一位学长后来甚至成为勒芒地区的主教。
安东只在写给母亲的信中提到过勒芒，其他的书信、作品则鲜有提及。日后他告诉朋友，在那里很少觉得快乐。安东是个纤细敏感的人，身处苛刻的环境，尤其又必须与母亲分离，等于是痛苦的折磨。他的对应之道常常是默默承受一切。
安东的品德、体育和卫生成绩通常很差。刚入学的前几个月比较难熬，但最悲惨的岁月是1913、1914两年。在此之前，他沉默寡言、举止有礼。早年的成绩单上显示，他的礼貌无可挑剔。但是到了1913年和1914年间，他的礼貌成绩突然降到戊等，而操行则是戊下。这种巨变并非单纯的“年少轻狂”四个字可以解释，而是叛逆心驱使，因为安东已经接近退学边缘。
成绩中每得一个戊等都要罚两小时的留校察看。安东得了七个戊下，到了1914年放暑假前三个月，他已得到六个己等。换句话说，他大部分的自由活动时间都被留校察看。秋天开学后，他没有上学，一直等到1915年才回去上了半年课。但是他的操行毫无改进迹象，不过至少也不再粗鲁无礼。
种种行为问题的根源源自祖孙两人严重失和。安东小时候把祖父当成绝对的权威，祖父留着胡子，时常坐在大桌子后面。《小王子》里留着白色胡须的地理学家就是祖父的化身。祖父在皮埃尔贝隆路的房子比起圣摩里斯城堡，显然呆板、逊色许多。然而房子里却有一间藏书丰富的大图书室，从曾祖父开始收藏了很多珍本书，其中最吸引安东的莫过于记录天文资料的线装书。1911年夏天，安东一回到圣摩里斯就迫不及待地向大家报告了这个消息。
安东渐渐长大，祖孙关系开始变得紧张。费尔南身兼圣埃克苏佩里家族宗亲会会长，他完全否定儿媳玛丽的开明态度。费尔南和玛丽在性格与想法上出现严重落差，而安东总是站在母亲这边。美国学者海伦·克兰（Helen Crane）指出，根据安东的表亲夏洛特·丘吉尔（Charlotte Churchill）的说法，安东和祖父常常针锋相对。夏洛特说，在两个人身上都找得到南部人喜欢畅所欲言的性格，换句话说，祖孙两人都很爱讲话。从小，大人鼓励安东有话直说，但是祖父觉得小孩子应该多听，不该多讲。
在费尔南的眼中，安东受到太多保护，必须施以严格管教与体罚。1912年，安东曾告诉西蒙娜，只要他不听话就会被安妮姑妈鞭打。
第一部分 1900—1930年漂泊万里的帽子
安东在勒芒学到的最宝贵的经验是：在身处逆境时总会出现患难与共的朋友，使他内心感到安慰。不过他必须忍受他人嘲弄他的外表，家里的人叫他东尼欧（Tonio）；在勒芒，他被起了两个绰号。一直到他长大，这两个绰号还跟着他。
第一个绰号是“大鞋子”，他的一双大脚丫常成为笑柄。1944年，安东飞机失事的前一晚，他曾在一家夜总会与一位16岁的妙龄女郎共舞，这名舞伴后来一直忘不了安东的大脚。“大鞋子”同另一个绰号“圆月弯刀”比起来还算温和，“圆月弯刀”指的是他那奇怪、往上翘的鼻子，以及漫不经心的态度。日后，散漫的做事态度影响了他的飞行事业。
安东的智育成绩一向很差，有部分原因是他以消极态度抵抗权威。他上过的课里，人数最多有19人，最少有11人。不管人多人少，他在班上都是倒数几名，分数最低的科目包括历史、地理、德文、拉丁文，以及拼字；他最拿手的科目则是法文，不过老师觉得他的文法很差。
安东在校时数理成绩不佳，不过飞行工作与发明嗜好却让他重新燃起学习兴趣，将数学与机械原理运用在实际生活。求学时代一直觉得数学很无聊的他，成年后却热爱几何学。在学校时他只喜欢作文课，在纸笔之间找到了自尊与不如意时的避风港。12到14岁之间，他的作文分数最高，时间上正巧是他的叛逆期。
鼓励他发挥写作天分的老师不是学识渊博的耶稣会教士。1900年，法国政府将教团驱逐出境，不准他们教书。但是许多耶稣会学校，包括勒芒在内，仍暗中聘用神父并在传统教团以外的领域延揽神父到校任教。
来自勒芒附近小镇、村落的神父承诺将遵循耶稣会信条，他们谨守诺言，以至于到二次大战为止，圣十字圣母学校一直是保皇派和反共和保守人士的堡垒。虽然他们为了保卫信仰不惜反抗政府的勇气值得钦佩，但是他们反政府的激进做法，却导致许多校友误入歧途，在二次大战期间加入极端分子菲力浦·贝当（Philippe Pétain）领导的维希临时政府（Vichy régime），或支持分化族群的反犹太运动。
幸好每个神父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对于学生的天赋独具慧眼。奥古斯特·洛奈神父（Auguste Launay）首先发现安东有说故事的天分，洛奈神父曾和全班学生一起照相，只见17个面无笑容的13岁男童或站或坐，中间坐着表情严肃、留着平头的神父。洛奈神父非常严格，因此学生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凯撒，他天生就是文学批评家。安东念三年级时，其他老师已经发现他优异的创作能力，但只有洛奈神父常常把安东的作文拿来做范文。
洛奈神父的出生地与安息地都是邻近的市镇西莱纪尧姆（SilléleGuillaume），他的父亲是木匠，小时候当地没有公立学校，因此为了受教育，他将毕生奉献给了神职，后来在勒芒教了34年书。洛奈神父“苦行僧”的形象在学生心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洛奈神父总是身着一袭黑袍，上课时很少起身离开讲桌。他完全不碰粉笔，叫学生替他写黑板，同时提出一连串艰涩的拉丁文法问题折磨学生。
洛奈神父教授的科目包括拉丁文、希腊文与宗教，14岁的安东很怕这三科。安东比较听得懂法文课，不过文法分数还是很低。神父非常欣赏安东的文章，一直到二次大战初期他退休为止，安东的两篇作文一直被他用来当作法文课范文，其中比较有名的一篇是《漂泊万里的帽子》（L'Odyssee du chapeau），故事描述一顶风风光光的大礼帽最后沦落非洲，被压得扁扁的，然后成为了偏远部落酋长的头巾。这篇文章有一千多字，在一开始时，大礼帽以第一人称叙述自己诞生于帽子工厂，“忍受各种折磨”。
大礼帽完成剪裁、展开、上色的过程后被送到巴黎的店铺，成为最抢眼的展示品。“我的外表光鲜，路过的太太小姐们都忍不住多看我一眼；有钱的绅士看了我，无不想占为己有。”后来一位富翁买下这顶帽子后，他在俱乐部里的朋友无不露出艳羡的眼神。后来叙述富翁的仆人小心翼翼地收藏、清洁这顶帽子。就这样，大礼帽过了几个月的“舒服日子”。
“一名忠心耿耿的男仆平时负责整理富翁的衣柜，他对我呵护备至，让我受宠若惊。他每天晚上把我擦得亮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