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王子的爱与死-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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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会。战争爆发头几个月，玛丽目睹了冷酷、无情、惨绝人寰的景象，德军战俘营内的法籍伤残官兵路经瑞士回到祖国，在法国境内转搭救护火车的第一站就是昂贝略。玛丽在当地负责接待这些官兵，阴森、黑压压的车厢里挤满了人，不是濒临垂死边缘，就是严重残废，他们呻吟、乞求安慰的声音令人心碎。这一景象在小镇居民们的心中久久不能忘怀。
玛丽拥有国家护理证书。首先目击可怕情景的平民没有几个，而她就是其中之一。事实上，她有许多亲戚也在战争中不幸身亡。自此以后，玛丽不求物质享受，将大部分时间用来帮助减轻他人的痛苦，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战争期间，许多圣摩里斯城堡里的员工被征召入伍，因此一下子少了很多人，然而城堡内的贵族与村民之间的藩篱却因经历哀痛而消失了。安妮特·弗拉蒙（1912年航空站落成典礼中，她的复活节帽子被雨打湿）说，战争爆发前有明显的阶级落差。她和安东同龄，但安东路过她家时，她会弯腰行礼，称呼他“安东少爷”。村里的孩子大多穿木屐，因此安东脚上的名牌真皮皮鞋曾经成为大家的话题。安妮特的父亲是村里第一个开出租车的人，大战之前，圣埃克苏佩里家人需要交通工具时，城堡里的仆人会请他把车开来。1914年后，由于仆人减少，因此玛丽要去护理站时必须亲自走到村里的餐馆叫车。
1918年之后出生的孩子谈起城堡时，已不像上一代人那样怀着尊敬的心，虽然这时候玛丽仍继续训练教堂唱诗班、指导村中少女刺绣。在战后新生代的眼中，安东已不是在城堡铁门里嬉戏的小孩，而是村里第一位圣诞老公公——穿着红衣、脸上贴着白色胡须，到处送礼物的大人。
圣摩里斯的气氛正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变迁，当时的情势掩饰了社会阶级瓦解的事实。四年战争打下来，法国人口少了150多万。他们的鲜血凝结了民众对于共和政体的信心，粉碎了保皇派夺回政权的美梦。巧合的是，1918年法国胜利后，安东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位保皇派人士相继辞世——祖父逝于1919年，提考德伯爵夫人逝于1920年。
第一部分 1900—1930年弗朗索瓦之死
1917年7月，就在安东过完17岁生日后不久，弟弟弗朗索瓦病逝，年仅14岁。20多年后，安东首次在作品中提到失去弗朗索瓦的哀痛。弟弟突然走了，他没有充裕的时间来抚平内心伤痕，因此他得用一辈子的时间来疗伤。
玛丽通常一星期去弗里堡一次，探视两个儿子。即使在战争期间，坐火车到200千米外的地方非常不方便，她还是不辞辛劳。1917年春天，弗朗索瓦参加学校组织的旅行，到迪沃纳班（Divonne les Bains）参观。中途他的外套不见了，不过他不想向老师报告这件事。后来他染上急性关节风湿症，母亲便将他带回圣摩里斯疗养。安东的家书中只淡淡提了一下弟弟的病，似乎弟弟在暑假以前就能康复。
安东7月回到城堡，这时弗朗索瓦的病情急转直下。7月10日清晨4点，护士叫醒安东，因为弗朗索瓦有话要告诉他。20分钟后，弗朗索瓦离开了人世。
1940年，安东奉命到阿拉斯（Arras）进行侦察任务。在这次飞行任务中，他险些丧命。后来他曾记录这段历险过程，里面提到弟弟在人间最后20分钟所说的话。弗朗索瓦以平静的语气说他快死了，但没有一丝痛苦。他立了遗嘱，将蒸汽引擎、脚踏车和来复枪留给安东，并要求安东替他写下遗言。
传记作家内莉·沃居埃（Nelly de Vogüé）曾以笔名皮埃尔·谢弗里耶（Pierre Chevrier）出书，书中提到，弗朗索瓦后来要安东去把母亲找来，然后他告诉母亲说，他要去另一个地方，在那里他会比较快乐，因为，“我见过或想过的某些事情实在太丑恶了，我无法忍受”。
看着弟弟死去，安东学会了接受命运。他在《风沙的智能》中描写巴巴里酋长在幼时学会了面对死亡的经验。1940年，安东的飞机遭受飞弹攻击，他想起弗朗索瓦最后说的几句话：“没办法，我就是快死了；什么时候离开人世不是我能决定的，这是身体的决定。”安东在《战斗的飞行员》中写下了这些话。突然间他领悟到，虽然他多年来注意健康状况，但是他根本不重视肉体的存在。和弟弟一样，他也看到或想到了丑恶的事，实在无法忍受。
弗朗索瓦以平静的心面对死亡，此情此景塑造了安东的宿命论。飞行时，对于死亡的恐惧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等待故友的心情。安东坠机前曾告诉朋友，他已经准备好迎接死亡，而且他心甘情愿接受死亡。
相信宿命并未减轻失去亲人、朋友的伤痛，在他的私人书信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弗朗索瓦的面容看起来像圣徒，他的死或许对安东而言是最沉重的心灵创伤。安东为死后的弟弟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加洗了几张，他总是随身带着其中一张。弟弟死后，他不断找寻亲密的兄弟情感。
在弗里堡两年的快乐时光完全被弗朗索瓦之死抹杀，全家人开始担心安东的健康。在朋友路易·博纳维的陪伴之下，安东到不列塔尼的卡那克（Carnac）度假。安东的姑姑阿米丝（Amicie）远嫁英裔军官西尼·丘吉尔（Sydney Churchill）少校。姑丈在卡那克拥有一座避暑别墅，这里的轻松气息与圣摩里斯不相上下。
路易·博纳维不仅是安东的知己，安东扭伤脚踝时，他也在旁照顾。安东渐渐从极度消沉中站起来，并准备接受家人的安排参加海军。不过因为弟弟过世的关系，家人不准他到不列塔尼海岸乘船出海。
有一次他游泳游到大西洋，后来被救起，又让家人饱受惊吓。虽然家人不准他坐船出游，但他不会就此放弃。十多年后，他第一次坐上游艇漫游大海，他的朋友开船载他到达喀尔、塞内加尔等地，但是撞上沙洲后翻船，安东险遭灭顶之灾。
第一部分 1900—1930年与大战擦肩而过
1917年，德国在一次大战中重新占了上风，战争似乎远比预期延续得长。17岁的热血青年几乎都必须披挂上阵，安东在勒芒和弗里堡的同学中，很多人已被国家征召入伍。
经历马恩（Marne）与凡尔登（Verdun）大屠杀后，陆军成为国家存亡的关键。由于家族中进入陆军部队服务的人数较多，因此安东注定要追随罗歇叔父的脚步，加入步兵团。不过宗亲会决议，安东加入海军比较妥当。除了伤亡率最低之外，海军也是最坚强的保皇势力。显然保皇派天主教家庭将子弟送到勒芒耶稣会学校就读，以及选择军种的动机都如出一辙。
加入海军一样能延续家族的光荣传统。费尔南撰写的家族史中，记录了祖父乔治的傲人功绩。乔治曾担任步兵团军官，他提到了参加美国独立战争的经验。英军投降时乔治正好在场，他的任务之一是登上海军战舰，监督法军对抗英国皇家海军的行动。乔治的妻子是海军军官的掌上明珠，家中有位长辈是海军上尉，在1778年法国军舰遭遇英军“水神号”时死于舰上。
为了准备海军学院的入学考试，家人将安东送往巴黎圣米歇尔大道上的圣路易预科学校补习。圣路易的学长在此准备大学或学院的入学考试，一共分成四组。和安东一样，有意进入海军学院的学生被称为“海军舰队”；安东信中显示他非常瞧不起有意进入中央土木工程学校、工兵技术学院以及圣西尔陆军学院等的其他三组学生。
耶稣会积极培育贵族与中产阶级子弟进入学院的成果非常显著。在圣路易预科学校里，几乎所有的“海军舰队”都是贵族出身，安东在家书中提到的所有朋友都是乡下来的贵族。许多当时在圣路易补习的学生注定将在30年代成为中等文官与武官；1940年，他们也被迫在维希临时政府与自由政府之间作出抉择。
一次大战的最后几个月里，在战火持续燃烧的影响下，圣路易的纪律坏到了极点，因为大部分学生即将被征召入伍。造反的气氛感染了学校，四组学生甚至上演了全武行。安东有时候童心大发，大搞恶作剧，例如放鞭炮干扰上课、打电话给消防队谎称学校失火。这是他第一次真正尝到巴黎浮华生活的滋味。当时的巴黎笼罩在德军疲劳轰炸的危险之中，笙歌达旦的气氛却依然不减。到了晚上，男学生不顾校规，到餐馆游荡。许多从前线归来的军人在这里寻花问柳。有一次安东从学校排水沟中爬出校外，差一点就被逮个正着。他跟朋友说，他跟“小妞”约会去了。他所谓的“小妞”，指的是交往不深的女性朋友。
在巴黎这段时期，安东与贵族亲戚密切往来。这些亲戚负责监督安东的行为，然后向宗亲会报告。安东的头几封家书中，一再向母亲保证，他正努力抗拒开放社会的种种诱惑，常常阅读《圣经》并且很喜欢预科学校严格的补习课程。为了向母亲保证在宿舍里没有伤风败俗的事情发生，他说：“显然有少数人喜欢夜里到外面胡闹，但他们尊重其他不夜游的同学。我觉得他们很佩服留在学校的同学。”
同学们选他当纠察队长，负责管理维持风纪的队员。但是家书的内容大部分着重在他的社交生活，从中可以感觉出他强烈的保皇倾向。安东与芙诺默公爵夫人（比利时国王的妹妹）共进午餐后，他写信回家说他的内心“狂喜”，而且更高兴的是，公爵夫人邀他一起看戏。
安东在信中常常提到恼人的小事，例如巴黎没有他最喜欢的巧克力、请家人寄钱给他买礼帽、鞋带质量很差等等，不过他心里最想赶快上战场。1918年，德国齐柏林飞船和轰炸机全力炮轰巴黎，迫使预科学校迁到郊区上课。到了6月，安东写信回家说，假如德军攻占巴黎，他打算步行逃离。
局势愈危急，安东的家书写得愈轻松。他说他希望参战，但是也暗示没有进入海军的强烈意愿，1912年时燃起的飞行大梦此时再度盘踞他的心头。安东在弗里堡的同学夏尔·萨勒被军方征召，即将担任炮兵。安东写信告诉母亲，他会先进入同一单位，等候机会再转入空军服役。
1918年秋天，安东到贝桑松（Besanon）进行体检，结果显示他的健康情形毫无瑕疵。换句话说，他随时都可能披挂上阵。不过安东从基地寄给母亲的信中仍不改幽默本色，他知道母亲在昂贝略目睹无数伤残官兵后一定非常焦虑，于是他说，他学“德国人”的样子愈来愈像。
就在安东应该向军队报到那天，战争结束了。虽然信中没有提到他当时的心情，不过这次与大战擦肩而过的经验使他日后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参加打倒希特勒的战争，即使届时他的年纪已超过征兵标准。安东的出身背景与成长过程使他无法像同辈年轻人一样，在战火中考验勇气。1918年11月11日，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画下休止符，各地纷纷举办游行、设立战争纪念碑。种种歌颂英雄事迹的仪式加深了安东的遗憾，因为他错过了生命中最刺激的冒险经历。
安东的年纪完全符合军队要求。他和许多未被征召入伍的同龄年轻人一样，必须面对旁人质疑的眼光，询问他们为何迟迟未赴前线。因此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安东很怕让人觉得他在逃避战争。
他后来遇到的许多作家都曾在一次大战期间到前线作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约瑟夫·凯塞（Joseph Kessel）。凯塞的年纪比安东大两岁，但是他已具备飞行经验。早在安东完成平时兵役之前，他就已出书分析飞行作战的经历。
安东准备多年，为的就是上战场一圆英雄梦，但是却迟迟不能实现，因此海军对他愈来愈没有吸引力。1919年6月，安东没能通过入学考试。满分20分的作文成绩他只拿到7分，文章内容写的是大战结束后一位军人返回阿尔萨斯家乡的故事。后来的口试成绩更差，这显示了他根本不在乎能不能加入海军的心态。在四年大战期间，法国陆军缔造了无数功绩，这是自拿破仑时代之后最光荣的时刻。大战过后，承平时代的军旅生涯显得平淡无奇，这不免令安东失望。他在写给西蒙娜的信中透露实情，他说他永远没把握通过海军考试，因为“根本没念考试科目”。
安东决定放弃海军事业的时机来得恰到好处。许多圣路易的同学加入海军后，在二次大战期间都卷入了一段不光彩的历史。海军上将弗朗索瓦·达朗（Franois Darlan）后来成为维希临时政府的首相，他阻碍海军参加同盟国联军。1942年11月，与安东一样一心报复英国皇家海军的年轻军官在土伦战役（Toulon）中将船舰凿沉，不愿与英国海军携手解放法国。
年轻海军军官中支持联军的人不多，其中最著名的当推安东的好友、表弟——奥诺尔·艾蒂安·欧弗（Honore d'Estienne d'Orves），他和安东一起在巴黎念书。欧弗支持戴高乐政府，他后来成为反纳粹行动的英雄。1940年时，安东仍然效忠维希政府，此时欧弗的私人旅行日记开始改变安东的想法。
第一部分 1900—1930年在战壕中大唱圣诞歌
在巴黎预科学校寄宿时，头几个礼拜安东在家书中一再向母亲保证坚守信仰的决心，甚至被《圣经》和《圣歌》深深感动，不过他其实是有口无心。虽然多年后在《风沙的智能》中，可以看出安东的遣词用字与写作风格受到《圣经》的影响，但是浸淫在巴黎新鲜刺激的都会生活久了，安东的信仰已渐渐消失。
圣路易的许多学生厌恶宗教，甚至鄙视天主教教化，尤以走读生的态度最为激烈。这些学生被学校当成危险人物。安东企图从排水沟逃离学校后，家人很快帮他在卢森堡花园附近的波舒哀（Bossuet）私立学校找到新宿舍。波舒哀学校属于天主教机构，国立预科学校里的乡下学生可以在此住宿。安东和许多同学都住在这里，晚上或周末复习时间由资深教师监督。
白天他在圣路易上课十个钟头，晚上，波舒哀住宿生离开喧闹、拥挤、没有纪律的环境，回到安静、和谐、自由的宿舍。这里的风气大多是由莫里斯·叙杜尔神父（Maurice Sudour）营造出来的。深刻影响安东人格发展的神父有好几位，叙杜尔神父可说是其中最后一位。
1918年，叙杜尔神父担任副校长，随后整个学校完全由他负责。对于被迫成为战争旁观者的男生而言，叙杜尔神父是个传奇英雄。叙杜尔神父年约四十，身材颀长、风度翩翩。在大战期间担任随军神父，跟着陆军驻守战壕。后来获得大战勋章。他最英勇的事迹没有一丝硝烟味。1917年圣诞节，他站在凡尔登战场上对着战线另一端的德军唱“平安夜”，结果德军的神父以德语回唱。
经历一场荒谬的战争后，叙杜尔神父对学生的爱更加毫无保留，他觉得学生都是逃过劫难的幸运儿。平常假日他带着学生攀登阿尔卑斯山，而他的公寓更是每天开放给学生来喝咖啡、聊天。叙杜尔神父广受学生爱戴还有两个原因，或许连他自己都不晓得。大家觉得他特别“仁慈”，曾创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