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98-复仇记-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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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言：说句投机取巧的话：不是我选择了这个视角，而是这个视角选择了我。　　　　
　　　　“煞有介事”区别时尚　　　　
　　　　新京报：以前说到《檀香刑》的语言选用了可以朗诵的口语的方式，而在谈到《四十一炮》这部小说的语言的时候，你使用了“煞有介事”，是什么意思？　　　　
　　　　莫言：涉及小说的声音，这问题很复杂，我曾经想过书面语和口语的关系，也曾经看到过上海一个评论家探讨这个问题的文章，但最终是触到语言、意识、思维、思维材料等许多非常专业的概念的墙壁上而懵头转向。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曾经听过一部在广播电台连播的小说，感到非常好，但把这部小说买来阅读时，感觉非常差。也就是说，播音员的声音，可以给一部平庸小说增添许多光彩。但有些在文本上看很好的小说，未必适合朗诵。我写《檀香刑》时使用了大量的口语和韵文，其意是想和当下时尚的那种翻译小说腔调区别开来，是想用自己的腔调说话，并不是要让电台去连播。　　　　
　　　　至于《四十一炮》中叙事主人公的腔调，那就是一种炮腔炮调。其实，故事的讲述者，都是“煞有介事”。你不“煞有介事”，如何打动读者？　　　　
　　　　《丰乳肥臀》？摇清算人生　　　　
　　　　新京报：在你的作品里最有争议的恐怕是《丰乳肥臀》了，但是你多次谈到它是你最重要的作品，为什么这么看重这部作品？　　　　
　　　　莫言：这部小说，我之所以看重，主要是因为，我的小说，大概可以分为两条路线，一是《十三步》《酒国》这条路线，技术至上，超现实的成分很多，将社会性的内容深藏其中。另外一条路线，就是《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这样的小说，注重地域、环境、历史、家族、命运等比较传统的小说因素。　　　　
　　　　《丰乳肥臀》是沿着《红高粱家族》路线发展下来的那种小说的一个总结，这里边有比较多的我的人生体验和故乡、家族等原始素材，是对自己进行清算的一种写作方式。　　　　
　　　　新京报：《丰乳肥臀》出版以后，遭到很多强烈的批评，可能是因为很多人没有看懂你要表达的东西？据说，最近又新出了增订本，你作了哪些修订？　　　　
　　　　莫言：至于别人是否看懂，那是别人的原因。写作过程，其实就是《诗经》上说的“嘤其鸣兮，求其友声”的过程。《红楼梦》比《丰乳肥臀》好九千九百九十九倍多，但我十几岁时，根本看不进去。比起《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对于一个野孩子来说，《红楼梦》那是太不好看了。　　　　
　　　　《丰乳肥臀》修订本，主要是把过分累赘的地方作了删改，语言上作了加工，章节上重新划分。　　　　
　　　　残酷作家？摇温柔欲死　　　　
　　　　新京报：很多人评论你的小说写得过于残酷，像《檀香刑》我确实只翻了几页，就不敢看了。　　　　
　　　　莫言：我知道你根本就没看过《檀香刑》，你是人云亦云。因为，《檀香刑》中被人认为是“残酷”的那些描写，是到了书的二百多页之后才出现的。“记者从来不看书”，你们看不过来，这可以理解。而不看书又要评书论书，这是你们的职业需要，也可以理解。　　　　
　　　　这是半开玩笑的话，你不要认真。但你发表时不要删去这段，因为这很好玩，是我作为被采访者的一次温柔的反抗。我们这些作家，被你们这些记者，像橡皮泥一样，捏了几十年，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说几句反驳的话，希望你们也有点雅量，不要删改。　　　　
　　　　新京报：我是当代小说忠实的读者，你的小说我当时确实翻了，但我确实没有看下去，就是觉得语言很嘈杂，还有就是觉得太残酷，看了会很长时间心里不舒服。　　　　
　　　　莫言：那让你来采访我，真是难为你了。　　　　
　　　　接着说，我们家乡有句老话，叫做“猫头鹰报喜—————坏了名头”，意思是说，即便猫头鹰报告的是喜事，人们还是不喜欢它。也有人说，“一次为盗，终身是贼”。我写了几个残酷情节，就成了残酷作家，你没看到我小说中那些温柔得要死的情节吗？　　　　
　　　　从人性的角度讲，每个人，其实都是受刑者、观刑者、施刑者三位一体。我相信当年在菜市口处决戊戌六君子时，那观刑的人山人海中，大多是可以用善良来定义的百姓。但那些刽子手之所以要那样夸张地表演，就是为了满足这些善良的看客的需要。而那些受刑人，之所以能够那样慷慨悲歌，视死如归，其中也有为了看客而表演的成分。这样，受刑者、观刑者、施刑者，就是一种合谋的关系。　　　　
　　　　我这样写，是希望人能认识自己。回家问问你爸爸，让他给你讲讲“文化大革命”时，有多少善良的百姓，变成了残酷的帮凶。当然，在受刑者、观刑者、施刑者背后，还站着一个集团，这些人，是受刑者、观刑者、施刑者共同的主人。


《复仇记》第六部分我的写作还能成长（3）

　　　　新京报：有一位作家说，我们总是书写人性，认为存在就是合理的，但是我们的小说里是不是应该有人性的理想，对这个观点你怎么看？　　　　
　　　　莫言：我的小说中，当然也写了理想和希望，《檀香刑》中，所有的人都死了，但我让那个身怀六甲的孙眉娘活了下来，这难道还不是理想和希望吗？我曾经在小说结尾处写上过“让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这样的理想之歌，可惜让编辑删去了。真是遗憾，他们的武断，毁了我理想主义作家的名声。　　　　
　　　　城市局限？摇怕谈思想　　　　
　　　　新京报：你所有的作品几乎都涉及了你的故乡山东高密，你觉得在你的写作中故乡是什么？对于你的写作这个资源是无限的吗？　　　　
　　　　莫言：现实中的山东高密，和我小说中的山东高密，基本上不是一个地方了。至于写作中的故乡，实际上是关于故乡的记忆，而不断地回忆自己的记忆的过程，就是创造故乡的过程。　　　　
　　　　至于所谓资源，好有一比：假如故乡是一片树林，而树上的鸟是资源，那么，总会有鸟飞来飞去。今天飞来西伯利亚的天鹅，明天也许飞来马来半岛的金丝燕，当然也允许东京的乌鸦前来筑巢。　　　　
　　　　新京报：你是否想过题材上的突破，比如你已经来北京这么多年，你是否能够关注城市人的焦虑和困境？　　　　
　　　　莫言：我生活在北京，从户籍管理的角度来看，也算北京市民。但我内心里不敢把自己当成北京人。城市人的焦虑和困境，我大概地知道一些，但我并没有去研究，这是我的局限。　　　　
　　　　新京报：你谈到过自己很怕谈思想，思想很可怕，你觉得一个作家可以不靠思想来写作吗？　　　　
　　　　莫言：看起来今后我应该改变说话的方式，不应该使用这种反讽的腔调。一个作家，不可能没有思想。连智力障碍者也有自己的思想，连大猩猩都有自己的思想。我怕谈思想，一是怕那种向组织汇报的所谓“思想”，二是怕在小说中说教，或者在文章中冒充思想者把许多简单问题复杂化。　　　　
　　　　真正有用的思想其实都是从生活中抽象出来的大实话。孔夫子算不算有思想的？但一部《论语》，里边全是大实话，根本没有故弄玄虚。我看了某些所谓的“思想者”的文章，感到他们实在是欺负读者，他们不喜欢说通俗的话，他们从来不把狗屎说成是狗屎，非要说成是“狗，也就是DOG的排泄物”，这很优雅，但多么麻烦。　　　　
　　　　另外，我不喜欢看那些摆出一副“思想者”姿态的人，一摆姿态，立刻露馅。“思想者”是罗丹的著名雕塑，安放在一个露天的公园里，背对着马路。从前面看这件雕塑，那是“思想”的姿态，但从后边看，那就是一副“刚刚完成了一个排泄排泄物的过程而寻找揩拭物”的姿态。———这是一个在法国开旅游公司的中国小导游说的，尽管我们给予了他很猛烈的文化抵抗，但回头一看，也只好无奈地承认，那姿态也真是挺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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