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幸之助为人之道 作者:严欢-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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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性的调教,犹如竖上支持幼苗的支架,由于支架的帮助和支持,树苗才能顺着一定的方向成长,不会弯曲变形。人同样也必须接受正确的教育,由老师、先辈、父母的教诲才能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中国有句古话叫“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很有道理。在一个人成才的过程中,外部的、后天的教育起着尤为多面的作用。没有后天的正确的引导,很难想象一个人会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在美国或欧洲,对孩子的教育也是很严厉的,如果一个小孩踏入禁止入内的草坪,不要说父母,就是过路人也会加以斥责的。而这些成人和父母,他们已养成一种毅然严肃对待生活的心胸。平常当孩子们跌倒时,大人们也不去扶他起来。无论孩子如何哭叫,都只静静地等待他自己爬起来,最有代表的是洛克菲勒对孩子的教育。孩子违反了父母的交待,或做了坏事,绝不轻易放过,必作彻底的追究,让他明白他的作为是错误的。在这样严厉的管教中,孩子们自然养成自主独立的精神。并能辨别自己的权利与社会的责任,承担起自己作为社会成员应该承担的责任与义务,由于已养成了作为一个社会人的行动能力,让他自由就没有问题了。为了能够如此,在他们的国家中,这种管教的模式已经成为传统习惯了,所以孩子们无论在家庭、学校、社会,都身在这种人性管教的教育环境里,这是造就人才的第一先决条件。正因为西方人在此环境和条件下,所以塑造了西方人的肯干、敢干、能吃苦、能独立完成任务的独立人格。
松下认为,如果没有这套塑造人才的教育方式,西方的文明与发展很难想象的。每个人能不能成才,能不能对社会和国家有所贡献,在不同的国度都有不同的标准,因此,不同的国家,人才的选择与造就方式也是不同的。不管怎样,人才的造就和培养是需要条件的。没有条件,人才是不能成为人才的。
松下指出,小时学自父母,学校学自老师,工作后学自社会,从小学起,活到老学到老。只要抱着学习的心态,宇宙万物皆可为师。
下政经塾”(学院)。这所民间的政治经济学院招收百十来名学员,松下每月都要来这里演讲一次。松下所讲,当然难免鼓励大家学习的内容。他的话,往往十分中肯。
松下说,互相学习彼此的长处是必要的。一般的观念里,塾长和你们的关系就像老师和学生一样,但是我没有这种想法。当然,论年龄我在某些方面可以当你们的前辈,但也有很多方面必须向各位学习,希望你们有这种观念。
认为这个人很伟大,就盲目地学他,等到发现他的缺点时,就会大失所望。你们必须抱着我有缺点的观念和我交往。我认为,各位所描绘的形象还是不太好,希望你们以赤裸的松下幸之助为对象,彼此交谈,否则我不可能从各位身上得到任何东西。
学习不能光靠别人教导,必须先自己思考、判断、吸收,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如果我有好的地方,你们尽量吸取,无法吸取的时候,只有全靠自己注意、研究和下功夫,不能像以前一样只记老师所教的,最主要的是各位自己要努力学习。如果不肯学习,当然就无法取得成就。小时候学自父母,在学校学自老师,就业以后向社会学习。学习之后,才能拥有自己的想法。
只要抱着学习的心态,宇宙万物就都可以为师。从不言不语的树木和石头、秋夜闪闪的星空,到一切自然的现象,以及先辈严厉的斥责,后生善意的建言,无一不可以为师。不论面对什么事情或任何人,都要有谦虚、坦诚的学习心态。愈是虚心学习的人,愈能激发新的思想,拥有独特的创意。松下认为,热忱。仅能鼓荡起生活的激情,坚定实现理想的毅志,也能像磁铁一样吸引周遭的人与你同行。聪明加上热忱,必然如虎添翼。
虽然头脑好,却毫无创意,一事无成,这种人比比皆是。相反的,某些人脑筋不见得多好,却能不断地创造出令人激赏的杰作。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一个人的热忱。这种人比聪明人更能提出中肯的构想。聪明加上热忱,更是如虎添翼。释迦牟尼就是这样的人物。假若他只有聪明的头脑,恐怕只会陪伴着王妃和王子,在城里过着安稳的日子,偶尔探讨真理罢了。可是,他并没有这么做。因为他担忧当时混乱的世态,对自然界的法则抱着疑问,为了探求宇宙的奥秘和人类的真相,他毅然决然地离开城堡,过着修道者的生活,最后终于悟出博大精深的教义。除了聪明之外,他还具有无与伦比的热忱,抛开是非观念,下定决心完成这项任务。就因为他是一个果断而热忱的人,所以能够创造出影响人类巨大深广的伟大宗教。
怀抱着彻底治愈疾病以及拯救病患者的热忱的医生,和只了解病理的聪明医生,相较之下,两者真有天壤之别。因为前者看过无数病患,马上即可了解病因,但是他绝不会按照一般的状况,以治愈疾病为满足。相反的,他会细心地研讨,确定初珍是否正确,并且为每一位患者研究出最佳的治疗法。
类似的经验,许多人都有。热心地工作,不假于外力,新方法和构想常会不可思议地浮现在眼前。工作也是同样的道理,虽然目前处理工作的方式非常新颖,可是这并非极限,因为还有更多尚待开发的领域。在开发之初,我们必定会面临困境,受到各种恶劣情势的阻挠,可是往往就在此时,我们能够突破瓶颈,发现所要找寻的东西。
处在顺境时,由于前面是一条平坦的大道,因此会怠惰了思考能力,限制了潜力的发挥,而无法获得任何成就。而当面对要解决的各种困难,虽然非常艰辛,可却是一个提高彼此能力以及使全体成长的绝佳机会。贯注热忱,必定能开拓新的道路,做出超乎常理的事情。生活在这种具有人生价值的时代,是非常有意义的。无论才能知识多么卓越,如果缺乏热情,则无异纸上画饼充饥,无补于事。反之,如果知识才能稍有欠缺,只要有蓬勃的热忱或坚决之意志,即会从中产生许多善果。即使个人没有具体的呈现,他人见到此人热忱如斯,也会由衷地给予一些有形或无形的协助。这种情势,足以弥补个人所欠缺的才能和知识,使工作得以顺利地进行、完成。
松下认为,人的寿命是有限的,但人生却是无限的人。人作为人类是普遍的、无限的,作为个体是个别的、有限的,即有生有死的。经过对人生过程的研究之后,松下看到对这种对立不能作简单的、浮面的理解。不能认为个人有死,个人就是有限而没有无限,个人就是个性而没有共性。应当看到类与个体是相互联系的统一体。类是由个体的集合构成的,没有个体就没有类,而个体也体现着类,没有类也不成其类的个体。一切事物都有产生、发展和灭亡,人类也一样,有生有灭,因为它包含有矛盾:它自己既是类,是普遍的存在,但它又只能作为个体而直接存在着。它通过个体而直接存在,也通过个体的死亡而实现自己的发展史。
这就是说,个体的死与类的死,具有不同的形式,前者是直接的,后者是间接的。类的无限性不是没有死,而是相对于个体的有限性而言的,是同类的新个体代替旧个体的悠久持续的序列。类与其个体是互补而存在的。人类相对于永恒的宇宙而言,也是有限的存在,是无限物质世界发展的一个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的有限性中也包含着永恒宇宙的无限性。
这个有限与无限的关系,正是思想家们思考生死和不朽的根据。大体说来,儒家注重个体的有限性,佛家注重类的普遍性,道家注重宇宙自然的无限性。儒家注重个体的有限性,所以注重现世的人生,强调在有限的人生中创造不朽的功绩,体现出个体死的意义。佛家注重类的普遍性,所以注重在理想的众生佛性的发扬中,实现人的永生,摆脱个体的死的有限性。道家注重宇宙自然的无限性,所以主张回归自然,使人与自然形体合一。对于回归自然来说,个体和类的互补都是无所谓的。这就是道家所谓不要从过去和未来划出现在,不要从无限中划出有限的奥妙所在。
儒、佛、道三种生死观,各有各的道理和可取之处,但从根本上说来,儒家的思考更富有现实性和实践价值。不能离开个体追求类的普遍性和无限性。真正的而不是幻想的无限性、就存在于每一有限的个体之中,具有有限的存在。而每一个有限的个体也都体现着类的普遍性和无限性。按照现代科学的理解,无限概念意味着无限大的东西在其定域因素中、在无限小的甚至在无广延的点中的存在。个体就是类的普遍性和无限性的定域因素。这种互补关系不仅体现着个体对类的依赖性,而且也体现着类对个体的依赖性、无限对有限的依赖性。
黑格尔曾把有限与无限的辩证思考运用于人的生死和不朽问题。他认为,同类的全新个体代替死去的个体所呈现的类的不朽,是简单的、无终结的序列,是恶的无限。它之所以是“恶”,就在于它是简单的循环,就像动物的生命,其类的过程就是它的生命力的顶点,而个体则不能达到自觉自主的存在,只是屈服于族类。而虽然有了个体相继的序列,但仍然没有超出个体生命的直接性的、感性的存在。在黑格尔看来,这不是“不朽的生”,而是“不死之死”。人类如果不能超出于盲目服从必然性的阶段,也只能是处于这种恶的无限,或者处于超越恶无限的过程中。因此,要促进这个超越恶果无限的过程,就必须逐步使直接的个体胜过类,提高个体的“生的无限性”,提高个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个过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是在认识和驾驭自然、社会和人生的规律的基础上,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历史过程。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提高个体的“生的无限性”。个体所体现的无限性,不只是通过时间、空间形成体现的实体性。这种实体性还不等于个体的无限性。从时间上说,如果个体是没有主动精神的、无所作为的个人,即使他在时间上延续百年,再通过新的个体继续延续下去,也还不等于人生的无限性,因为各个个体是被动的生存,没有联系起来的力量。从空间上说,个体的空间存在只是外在形式,无数个体的空间组合,并不等于生的无限序列。有限与有限相加还等于有限。如果个体是没有主体性和创造性的个人,那么个体的组合就永远不能形成超过个体的整体力量。这就是说,个体只有作为独立的主体,超脱出有限的外部条件的束缚,充分发挥精神的创造力,发挥意志的创造力,使这种精神、意志的创造力客体化,永久化,才能真正体现个体的无限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个体的无限性是通过理想目的及其实现出来的。这就是个性中的共性。只有当一个人沉浸于对真理的思考,热心于对德行的践履,愉快地进行审美体验时,他才能意识到个性体现共性的无限性。在这里,个性就是作为普遍的个性存在,作为无限性的有限存在,普遍性和无限性就存在于个性之中。这就是个体的不朽性的根据。
从这里我们可以理解到,无限性并不在遥远的天边,不朽性也不在死后的未来,它们就在个体生命的现在,就在人生的实践过程中。意识到这一点,正是人的自我意识的真正觉醒。当人类还处在未开化阶段时,由于不了解死的意义,也不了解生的无限性的价值。但在自我意识增强以后,死具有了重大意义,因而对生的无限性和不朽的意识也日益增强。对死和不朽的不自觉,反映着人类对生的不自觉,即主体意识的不成熟。个人也是这样。当一个人还没有自觉到作为人的普遍性、无限性时,他还只是一个自然或一个动物。所不同的是动物不自觉其自然存在,不是把自我作为目的而存在,自然人则是自觉地把自我作为目的存在的。在有限的个体中,他追求自己的目的,根据自己的欲求决定自己的行为。他只知道他自己,只满足自己的特殊欲求,而与群体、共体相脱离。这样,他就仅仅把自己局限在有限性中,而丧失了与普遍性的联系。他的生命的结束,也就是他的一切的结束。不言而喻,只要一个人停留在这种不觉醒的阶段,他就只能是行为的普遍原则的奴隶,就没有跳出有限的束缚追求无限的自由。松下指出,生命是与世界的一定的关系。人生的过程就是建立与世界的关系的过程,体现这种关系的就是人生所成就的事业。真正的伟人、杰出的英雄,创造了伟大的业绩,同世界和人类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着广泛的影响。因此,即使他们死去,他们所受的损失也只是轻微的、暂时的,因为他们留下了伟大的业绩,密切的联系,广泛的影响。这种对世界的联系,将永远发生作用,而且要比他本人在世所起的作用还大。
普通人相反,首先把看得见的肉体要求当作生命的目的,被强烈的感觉欲望所蒙蔽,对理性所指示的同世界联系的目标不能理解。他们对献身于看不见的、理性的目的不能忍受,甚至惧怕、反感。他们不知生命的本质是什么,一生的活动都努力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斗争,努力获得个人的欢乐、幸福,逃避不幸和死亡,最后结果却使他的人生同他的寿命一起结束。因为他的生命只为小我,只同偏私的、易逝的事物联系起来,像动物一样同世界和人类没有建立联系,所以也只能像动物一样死去,而没有留下什么影响。这正是人生的不理智。人生的辩证法正是:看得见的、感受得着的享受转瞬即逝,而看不见的、理性所能达到的仁德和功绩,则能永世长存。
中国传统哲学离开宗教较远,对神灵佛仙也并不重视。但是中国传统人生哲学很重视人生的不朽。当然,也可以说是人死后的不朽,但中国儒家人生哲学对于不朽,正是注重生的不朽。自孔夫子的思想开始,就是抱着“不知生,焉知死”的观念,是从“生”来理解“死”和对待不朽的。
中国传统的人生不朽思想,最典型的表述就是“三不朽”说。《左传》记载:鲁大夫叔孙豹回答范宣子问什么是不朽时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并指出,“世不绝祀”之世禄,只是保姓爱氏,以守宗谱,并不是不朽。意思是,对一个人来说,人生的不朽不是显赫的家世,高官厚禄,而是以高尚的品德为后人所效法,能为国家和人民立下功劳,建立功业;能在思想上留下可遵循之言,在理论上有所贡献。
一般说来,思想、品德,可以说是一个人的内在精神方面,功业则是人生的外在方面。两个方面统一起来,就是儒家所一惯倡导的“内圣外功”的境界。人生贵在内心的纯朴、高尚,同时要表现为行动的功业建树。所以,“内圣外功”是人生不朽的精华所在。
中国传统的不朽观,与现代科学的不朽观基本上是一致的。现代科学所说的不朽,不是什么“灵魂不死”,或“灵魂转世”,而是指存在的不朽,包括物的不朽和人生的不朽。物的不朽是指静力学意义上的物体静止,人生的不朽则是动力学意义上的活生生的有思想的人的不朽。这种不朽既表现为人们内心的精神、品德,也表现为它们的客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