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14-如彗星划过夜空:近距离看美国之四-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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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我们看到，费城制宪会议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政府，这不仅和华盛顿将军的个人经济前途确实是吻合的，而且也是整个区域百姓们的利益所在。大家看到，华盛顿担任了费城制宪会议的主席，全程出席大会，但发言仅仅三次。一次是被推选为主席后的仪式性发言，另一次是批评对保密规定的疏忽，第三次是最后一天，有关提高到国会每三万选民一个代表。只有这最后一次，是华盛顿将军对宪法本身发表的意见，内容只是希望在未来，民意更容易表达。　　　　
　　　　制宪会议确实非常有幸是开在那样一个年代。在北美，不论在殖民时期，还是在独立之后的“小国”共和时期，占主流的政治运作，就是这样一批人。环境恰恰适合这样一种相对理想的状态存在：一方面，他们远离欧洲具有漫长历史的、常常是充满阴谋诡计的政治纠葛；另一方面，他们和民智未开的世俗世界相对拉开隔离。新大陆有宗教信仰的根底，又与理性启蒙相逢，处于恰到好处的氛围之中。政治环境远比欧洲简单，更适合一些朴素的政治家，实验他们的政治理想。　　　　
　　　　因此，在那个时候，美国还没有产生政党的需要。原来从英国政治中带到美洲的辉格党和托利党的对抗，在独立战争中消失了。在北美这块质朴的土地上，还处于这样的时代，绅士们把个人的拉帮结派，包括政党，看成是一种类似偷鸡摸狗的事情。乔治·华盛顿将军特别反感任何私下结派的行为，一向以身作则，个人就是个人，不是一个小派别的一员。麦迪逊认为：结派会导致人的道德水平下降。个人作为个人行动的时候，都会对自己有一定的道德要求，有人之常情，有恻隐之心，会自觉地压抑人性中自私和恶的一面。可是一群人结成一派行动的时候，就会互相提供行为的正当性，提供派别内部的互相暗示，自我道德要求就会下降，甚至做出在一个人的时候不会做的坏事。　　　　
　　　　他们相投者成为朋友，却耻于结为帮派。他们从启蒙时代读到，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政治的动物，古希腊时代这一说法，在他们眼里是完全正面的，是对人群有能力管理好公共事务的信心。政治就是这种公共事务，所以从政被叫做公共服务。在他们看来，政治是一种很符合绅士理想的光明正大的事业，也是需要智慧和技巧的事业。这一事业和绅士的荣誉观相容。　　　　
　　　　费城制宪会议上，代表们有些是独立战争以来的老朋友，有些人则互相不认识，也素不来往。外地来的代表，大多集中住在附近的旅馆里。那时费城最好的旅馆，从现代眼光来看，条件也很简陋，不过相当于现在最一般的家庭旅馆，多数代表还只住得起两人一间的房间。惟一的例外是华盛顿将军，他后来接受老朋友罗伯特·莫利斯的邀请，整个夏天就一直住在莫利斯的家。当时的罗伯特·莫利斯是个富人，他还买下以前的领主小威廉·宾的豪宅，他想请华盛顿去那里住的，可是被华盛顿婉拒了。　　　　
　　　　代表们都恪守会议的规定，不向外界泄漏会议情况，其证据是，后世竟没有发现他们中有任何一个人在家信中谈及会议的具体内容。从会议上的表现可以看到，他们在会后的私下交流，没有形成小团体，更没有结死党、搞突然袭击。他们当时的党派观，对费城会议的成功，无疑是有利的。　　　　
　　　　所以，费城会议和后世其他地方的一些制宪会议和议会会议不同，它是没有政党的。严格地说，费城制宪会议不是一次代议制的议会会议，而是绅士们的商讨会。他们在扬弃贵族等级制度的同时，“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在上升。因此，他们会非常自然地说，所谓民众利益，那其中就包括着他们自己的子孙的利益。　　　　
　　　　在他们那里，启蒙时代对理性和自由的开拓，不是无限的。神约束划定的界限始终存在。而恰是因为他们把握了这种极难把握的分寸，他们才创造了“费城奇迹”。　　　　
　　　　在巴黎的托马斯·杰佛逊，从麦迪逊的信中得知费城制宪会议的代表名单，说了一句有名的话。他说，这是一个“半神半人”的会议。这句话流传很广。在别的地方不可化解的世俗利益之争，凭借着他们对人性弱点的自我意识和克制、努力，他们寻到了出路。


《如彗星划过夜空》　第二部分半神半人的会议（3）

　　　　费城制宪会议最为难得的，当然是既有利益冲突又有观念分歧的代表们，竟然在几十天里达成了妥协，更为难得的是，在妥协以后，他们仍然保持了分歧。妥协的结果不是形成了一种大的势力和观点，吃掉了大大小小的派系，而是原有的分歧能够并存。国家主义和民主主义、废奴派和蓄奴派、联邦主义和州权主义，没有哪一派被彻底打败消灭，没有哪一种主义征服了所有人，甚至没有什么人是对结果十分满意的。制宪会议的结果，是观点仍然分歧但是建立起共同联系的一种平衡状态。　　　　
　　　　这种容忍观点分歧，并且长久地保持这种“我的真理和你的真理”都容许生存，成为此后美国政治的一大特色。使他们能够接受大家都不太满意的结果，回到各州以后，忘却对立，抛开分歧，全力促进宪法在各州通过，促进约定的政府能够建成。　　　　
　　　　新的宪法构建了一个共和国，打下了美国的民主基础。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政治运作，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开始了。实际上，费城会议的代表对美国政治中不久就会产生政党，议会将以政党抗衡为基础展开，是估计不足的。他们起草的宪法中，为贯彻分权制衡的原则，立法分支和行政分支的产生方式完全分开，为后世留下了这样的难题：行政分支的总统和国会的多数代表，可能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党派，而宪法规定，国会通过的法令要经过总统签署才有效，总统向国会提出的法案，必须经参众两院通过。如果总统和国会多数分属不同的党，而且严重对抗的话，这个政府还运作得起来吗？　　　　
　　　　正是这个问题，使得后来别的国家搞共和宪政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会照搬美国政府的结构。因为这样的国会总统关系，一旦两党作对，政府太容易瘫痪。在出现两党之后，美国政府还是没有“执政党”和“在野党”的说法，而只有“国会多数党”和“国会少数党”的说法。多数党的多数势力，只到国会为止，多数并不等于执政。总统也不等于执政党，因为总统不是国会多数党任命的，而是全民选举产生的，总统须代表全民，就必须淡化自己的党派色彩，决不会显示自己是在代表某党主持政府的行政分支。　　　　
　　　　美国的总统握有联邦政府的所有行政权力，因此有人把它归为“总统制”国家。但是美国人自己很少这么说，因为相比其他国家的总统制，美国总统的权力要小得多。国会多数如果和总统不是一个党，总统毫无办法。如果国会对总统不满，对总统提交的法案不予通过，对总统的行政措施大加质疑，可能使得总统什么也做不成，总统也毫无办法。他无权惩处议员，他更无权解散国会。相反，如果总统或者他任命的内阁官员行为不轨给抓住把柄，国会还可以使出弹劾的撒手锏。　　　　
　　　　可是，美国的制度运行两百多年了，政府不仅没有因此而瘫痪，而且制约、平衡的机制似乎更显得条理清楚，国会对总统的监督显然有效。这使得后世美国人反而因此很自豪。　　　　
　　　　这让我想起一个故事。前几年，我们的澳大利亚老朋友和她的丈夫来美国旅游。他们是土生土长的澳洲人。记得到我们家的第一天，他们就把在飞机上遇到的一个故事，当做笑话一样，来讲给我们听。　　　　
　　　　他们在飞机上和邻座聊天，邻座是一个美国人。当他知道他们是澳大利亚人之后，就随口对他们说，“哦，你们澳大利亚是英联邦的国家，政治制度和英国差不多。可是相比之下，我们美国的政治制度，在权力的分割和制衡上，是最清楚漂亮的。”　　　　
　　　　说到这里，我的朋友笑起来，觉得他们的美国邻座简直是一个“自恋狂”。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制度和美国的制度，完全没有什么高下之分。因为，要制度是为了什么，不就是让它起作用吗？谁又能说他们澳洲和英国的民主制度，在20世纪末，还不是成熟和完善的呢？谁能说他们的民主制度就不起作用呢？只不过是形式略有不同罢了。我们也笑了，说你们遇上的大概是个政治学教授吧，天天对学生们宣扬美国国父们的事迹，讲惯了。　　　　
　　　　是的，英美的制度形式有的地方很不一样。英联邦国家不但有历史遗留的虚位君主，他们的行政分支和立法分支的来源也不是完全分割开的，两个分支的日常联系要多得多。这和美国有很大不同。例如，美国一年一度总统发表国情咨文的场面。按照美国宪法的设计，总统和国会的两大分支是尽量切开的。两百多年操作下来，两个分支很少碰头。白宫离国会大厦那么近，却从来没听说总统平时去串门的。所以，这个场合是总统和国会非常难得的一点直接联系。每年都有这么一天，电视全程报道播出，总统车队浩浩荡荡去国会大厦，意思是向国会汇报一年的工作，也就是管家见主人的意思。　　　　
　　　　在美国，那是个象征性仪式。美国人认为，在这个礼仪场面中，立法和行政两大分支碰头，还是应该表现出君子之风，礼貌为上。因此，在整个国情咨文的报告中，总统虽然也谈国家面临的问题，可是，也总是会不失时机地利用议员们难得的礼貌，大谈自己的政绩和展望未来。只要是过得去的，大家都会站起身来，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是一个仪式性非常强的场合，不了解情况的外来人，会非常反感，认为这种议员起立、热烈鼓掌的样子，近乎阿谀奉承，令人恶心。实际上，在大会结束后的第一时间，总统坐着的汽车大概还没有从国会大厦开到咫尺之遥的白宫吧，反对党议员中的所谓“党鞭”，已经立即出来直接面对公众，对总统的国情咨文发表犀利的批判。把他们在几分钟前没有说出来的不同意见，在这个时候发表出来了。他们在会场上不跳出来当面质问，只是碍于美国式的传统和礼貌而已。　　　　
　　　　在美国的制度设计中，总统和国会不仅是独立的，甚至是相对隔绝的。几乎天天都可能有议员在言辞激烈地批评总统，或是总统在指责国会。只是，他们之间的争执和对话，往往在形式上是在国会的发言，或是对民众的公开讲话，只是通过媒体在双方之间间接传递。那是十足的远距离争论。　　　　
　　　　而英国就不一样。即使在今天，他们的立法，不仅要去女皇面前念一遍，让她做出形式上的批准，首相还活像是国会的仆人，时不时要被召到国会去接受议员们的质问，并且解释自己的执政情况。虽然有“不直接争执、发话必须面对议长”等等议会规则。可是，议员们争相举手争取发言，舌枪唇剑、言辞犀利，所有的问题，首相都必须当场快速回答，场面非常紧张。每每看到英国首相在议员们的追问下舌战群儒的情景，我们就会不由得说，这个美国总统真是当得太舒服了，省下多少麻烦和力气啊。　　　　
　　　　这种英国式的制度设置，其实质是首相和议会的关系更近。他们的选举方式是两党竞选议会的席位，再由赢得多数席位的政党，推出执政的首相。就是选民选议会议员，获得议会多数席位的党选首相，首相和议会的来源并不分开。首相不是人民直选，而是通过政党选举，间接选出的。这样的制度设置，结果就是首相所属的党，永远是在议会的多数党。　　　　
　　　　可是，美国的总统常常和国会多数党分属两党，政府却并没有因此而瘫痪；而英国、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他们的执政者的党派归属始终和国会多数党一致，也没有因此就出现行政、立法两大分支勾结。两种有差异的制度，都顺利地运行到今天。　　　　
　　　　你一定看出来了，英、美的制度设置虽然有矛盾的地方，却一样运作有效。你也许会对这种情形感到奇怪，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是那句话：制度的设置只是一半，而更重要的是由实践完成的另一半。他们相对在实践中更能自觉维护、完善这个制度，而不是拼命钻它的漏洞。也许重要的是他们植根于其中的传统和文明，是这个制度之树的原生地，土壤的条件适合制度的诞生和运行。　　　　
　　　　在美国，制宪使制度建设跨了极大的一步。民主大国的政治机器突然就开始转动了。在这些国父们之间，也开始产生政治对立和政党，不由自主地在推出新的时代，也在改变和塑造着这些绅士政治家们。当他们走出费城制宪会议大厅的时候，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自己将面对怎样的政治漩涡。　　　　
　　　　下次再聊。　　　　
　　　　祝好！　　　　
　　　　林达


《如彗星划过夜空》　第二部分第一届内阁（1）

　　　　第一届内阁　　　　
　　　　卢兄：　　　　
　　　　你来信说，你也注意到英美的制度中设置的不同。　　　　
　　　　在美国制宪之后，同属西方文明的一些欧洲国家，也先后完成了从帝王专制向民主国家的过渡。这些国家，根据他们各自历史包袱的不同，在民主的过程中，都发展出了自己的一套宪政制度。从制度的设置去看，你会发现，有些国家制度的条理以及制约和平衡的关系，因没有像美国那样有过一次整理，也就并不那么权限清楚。而美国本身，也因为制宪会议非常早，就有许多时代局限，有更多实践中产生的特殊问题。　　　　
　　　　那些制度上似乎不够严密的民主制，都在运行的过程中慢慢补充完善。就像美国的“权利法案”，虽然在费城会议中没有放入宪法，可是，由于民众的要求，在合众国国会的第一次大会上，就通过了十个保护个人权利的修正案，补充进入宪法。而纸上宪法不可能面面俱到的地方，由于实践的补充，都能够正常运行。特别是在英国，连现代的成文宪法都没有，它的渐进改革，一拖几百年，几乎让你讲不出哪一天是他们“革命成功”的日子。可是，他们也一样在运转。　　　　
　　　　如彗星划过夜空英国的模式是很典型的自然演进。我们都熟悉法国的启蒙时代，可是，法国如伏尔泰这样的启蒙大师，却是在英国得到启蒙的。英国制度的缓慢演进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它进程的漫漫岁月。在这个进程中，旧制度的非人道，是非常缓慢地被消除的，许许多多人因此而支付了他们的自由、甚至生命作为代价。法国作家雨果，曾经对英国的制度改革的不平衡很不以为然，因此以英国为背景写了《笑面人》，抨击英国在缓慢演进的道路上，依然黑幕重重。可是，无可否认的是，尽管缓慢，它还是从旧制度中走出来了。　　　　
　　　　法国走的是大革命的道路，可是，革命之前、革命之后，其实还是需要一个缓慢的渐进过程，依然需要消耗时间和生命，需要经历破坏和重建社会的基本结构和价值观的过程。　　　　
　　　　美国介于二者之间。英国缓慢政治改革的进程是它的基础，新大陆殖民地的重建，甩掉了英国历史上政界纠葛的包袱，却保留了制度改革的成果。独立和原殖民地的联合，又是另一个推进。它以一场战争，赶走了英国的统治，却并没有因此引发本身的革命。既缩短了英国式的缓慢进程，又避免了法国式的社会暴力和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