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调查-第1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
由于最初的感染主要发生在医院，香港卫生署特别加强了对医院的控制。这个工作主要是由卫生署下属的医院管理局（简称医管局）进行的。香港医管局是一个行政机构，主要负责管理香港的各家医院以及诊所。在程序上，医院发现任何问题首先向医管局通报，医管局再报告给卫生署。
香港特首董建华在3月27日宣布，拨款2亿港币用于防疫，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用于医院。医管局负责提供设施、仪器给公立医院使用，护目镜、口罩、外套及长裤、一次性帽子及手套等防护设备，也由政府统筹采购，并按评估后的优先次序来应付需求。
医管局负责对医务人员进行培训，在公立医院设立医院病房主任制度，建立感染控制网络。医管局还成立了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中央工作小组，下设一支专家队伍，处理和决定专业及技术上的问题。同时，不允许病人家属前去医院探望。到医院看病的病人一律要戴口罩。
在公立医院、香港大学病理学附属医院玛丽医院内，记者就曾看到电梯里张贴着书面提醒，要求所有在病区的人须戴口罩。
尽管卫生署加强了对医院的控制，但仍有医务人员受感染的个案发生，5月6日就报有2宗。对此，林文健解释，有可能是医护人员仍不够注意，不小心用手碰了眼睛或鼻子引起感染。所以，有关培训仍然需要加强。
第一部分 SARS疫区调查（下）香港：追踪和隔离
和隔离措施同样重要的，是对与病人有密切接触者的追踪。
追踪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发现个案后，由卫生署分区的职员找到该个案进行调查。通常是通过电话询问家里有什么人，工作的性质，过去十天去过的地方等内容。
第二个层次是在特区政府之下，成立一个和警方合作的SARS控制中心。虽然医管局有自己的医疗资料系统，卫生署也有公共卫生资料系统，但这两个系统都有局限性，应对个案没有问题，但要一路追踪下去就困难重重。而警方则有一个全面的寻找资讯系统，三方面相结合，追踪就卓有成效了。
淘大花园事件后，卫生署还成立了一个应变小组，每当某一建筑物或大厦出现两个或以上的家庭或单位有SARS病案时，这个应变小组就会马上进入大厦做调查，进行隔离和消毒。“淘大之后，没有出现很多个案在一座大厦发生的现象。”林文健说。
现在每一个大厦出现个案，卫生署都会在网上公布大厦的名单，而且会寄信给那个大厦的管理处，要求他们消毒、清洁，通知每个住户，以“防患于未然”。
第一部分 SARS疫区调查（下）香港：痛定思痛
1997年发生禽流感后，香港采取非常有效的措施，宰杀了140万只鸡，“防止了一种可能传染到全世界的禽流感的爆发。”林文健说。最后，这次禽流感只感染了18人，但其中有6人死亡。
林文健表示，应对传染病，香港一直都有一套方针和策略，主要包括疾病的监察和控制，特别是针对流行性感冒和肺炎。这个监察和控制系统由医院、实验室及门诊——包括公立和私家——参与组成。
在这次“非典”疫情中，香港的传染病监察系统最初的决策反应，曾受到一些团体和人士的批评。林文健对此作出解释。2月份，广东公开宣布出现“非典”，香港卫生署就和广东及北京方面做了沟通，“我们得到的信息是已经得到控制”，林文健说。“当一个传染病受到控制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根据当时的情况和得到的信息，在海关、出入境等方面做出过敏的、过激的措施。”
结果是，2月下旬，广州一位医生从深圳过关到香港参加婚礼，到达的第二天就发病，并感染了同住一家酒店的其他六人，这些人又将病毒在香港、新加坡、越南及加拿大传播开来。
3月13日，世界卫生组织向全世界发布了关于SARS的警告。同一天，香港成立了一个领导委员会Steering mittee及专家工作小组，进行调查及执行预防控制措施。卫生署从当日起每天对外通报本地的疫情。18日，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被邀请来提供技术支持。
香港政府此时寻求国际合作方面的做法还是令人称道的。林文健说，“这样做，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请其他国家地区警觉，二是借助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的技术作为资源。”“还有一个好处，”林说，“你保持透明度，让他知道发生什么事，他就会对你有所理解；保持透明度，其他国家就不会乱讲；保持透明度，人家知道个案增加情况，就会警觉。”
第一部分 SARS疫区调查（下）台湾：初期有效控制疫情的关键
“防SARS好比防洪水，即使99％的堤防都做好了，只要有1％没做好，洪水来了照样溃堤”。
5月11日下午，29岁的台北市立和平医院妇儿科护士林佳铃因感染SARS在台北荣总医院去世。“前几天佳铃退烧时，她还在电话中逗我们笑，没想到今天她却离我们而去了”，同科护士林志苇哽咽着说。林佳铃在照顾病患时染上SARS，她是在短短11天里死亡的第三位台湾医护人员。击倒他们的，是在4月下旬突然爆发的新一波SARS疫情。
台湾在3月14日发现第一例SARS病例后，有关方面迅速启动防疫机制，疫情本已得到了比较有效的控制，直至4月中旬，日均新增“可能病例”（相当于内地的确诊病例）不到一个，并维持“零死亡率”；可是，就在人们对战胜SARS开始趋于乐观时，4月22日起，台北市和平医院、仁济医院相继报告发生大规模院内感染事件，不但“可能病例”激增，甚至出现病例死亡。截至5月12日上午，台湾SARS“可能病例”达207例，死亡24例。近日，世界卫生组织也将台湾列入疫情最严重的“高度感染区”。
描述台湾防控SARS两个月来的情形，和平医院大规模感染事件无疑是“分水岭”：此前，精心构筑的防疫网比较成功地控制了疫情发展；此后，疫情却如洪水冲破缺口，迅速扩大，收致前功尽弃。台湾的经历表明，对SARS人类并非无能为力，但它毕竟充满不确定性，任何疏失或松懈都可能导致严重后果。
回想起来，幸运和快速反应是台湾在初期能有效控制疫情的关键。
“当初真是万幸。”台湾“行政院”SARS防疫专家委员会召集人陈建仁4月24日对记者说。他指出，多亏了医生的机警果断，台湾的第一例SARS病例才没有造成大范围传染。3月初，一名勤姓商人因高烧、咳嗽住进台大医院，两天后他的太太也因相同症状住院。该病传染性如此之强引起感染科主任张上淳医师的警觉，立即采取隔离措施治疗，因此只有一名医师因口罩不严而被感染。台湾“行政院卫生署”3月14日接获台大医院的通报后，马上启动防疫及特殊医疗照护体系，并严厉要求医师发现可疑病例立即上报，台湾SARS防疫作战由此揭开序幕。
其时，距广东、香港发生SARS疫情已有时日，陈建仁坦承，殷鉴不远，使台湾得以做出快速反应和合理处置。3月27日晚，台湾正式宣布SARS为“第四类法定传染病”，建立跨部会协调机制，并出台多项对策，包括：针对不同对象以及疫情的不同阶段，拟定预防、通报、追踪、隔离、治疗五大相关措施；要求所有进入台湾的旅客必须填写通报单，确认两周内是否去过疫区，以及是否有发烧、咳嗽等症状；暂停公务人员因公前往病例集中区；妥善隔离、治疗“已发病者”，加强追踪、隔离“高危险人群”；责成“卫生署”等部会广为宣导防疫知识及防护信息。当晚，发现SARS病例最多的台北市，宣布进入全面戒备状态，公共汽车、捷运（地铁）等交通工具连夜消毒，校园疫情监控系统开始启动，医院也被要求制订应对措施。
初期，台湾的SARS病例均属境外移入，而岛内与内地、香港等病例集中区的人员交往几乎都是通过航空交通，因此，有效控制航空途径的感染源至关重要。3月27日中午，记者在香港国际机场台湾“中华旅行社”柜台领取赴台证件，同时拿到一张纸条，提醒入岛人士注意防范SARS。3月30日中午12时起，自台北中正机场及高雄小港机场入境的旅客必须填写SARS调查表，才获准入境，4月9日起又增加了测耳温的入境程序。同时，被视为第一级警戒区域的台北和高雄国际机场，对航站楼全面消毒，并指导柜台人员辨识疑似病患，以便在第一时间拦截感染源。经营港、澳航线的台湾华航、长荣、复兴等航空公司为乘客准备了口罩。期间，对发现“可能病例”的危险航班，岛内防疫部门立即展开追查、隔离。
台湾也较早地确定了收治SARS病患的指定医院，将病患安置于负压隔离病房，医护人员也加强防护，因此，初期台湾成功地避免了医院内感染。
台湾“行政院卫生署”副署长李龙腾还向记者指出，岛内媒体对完善防疫网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在媒体批评之下，“卫生署”网站开始每日两次发布疫情，并提供全球疫情动态。防疫的透明化与公开化，使社会上的谣言逐渐平息。媒体纷纷以醒目版面、专刊或直播画面密集报道SARS，也出色地唤醒了民众的警惕性。
从3月14日到4月21日，台湾SARS“可能病例”仅28例，其中有20例康复出院，一度连续五天无新增“可能病例”，并且维持零死亡及零社区感染。这些数字显示，当时台湾的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
第一部分 SARS疫区调查（下）台湾：情势逆转
然而，4月22日，情势突然逆转。
台湾“卫生署”当天下午宣布，台北市立和平医院发生医生、护士及行政服务人员集体感染SARS事件。24日，“行政院”与台北市政府宣布关闭和平医院，要求全院900多医护人员返院隔离，家属居家隔离，200多位住院病患集中治疗。随后的调查表明，和平医院集体感染SARS的感染源不止一个，至少包括曹姓夫妇、胡姓病患及一名刘姓洗衣工，至于感染过程更是难以理清。
“这是台湾第一起大规模院内感染事件”，台大流行病学教授陈建仁对记者说。几天后，台北市的仁济医院、中兴医院等也惊现感染病例。台北民众的神经一下子紧绷起来，4月下旬记者曾访问《中国时报》大陆新闻中心，由于报社与和平医院隔街相望，记者们人人自危，纷纷装备“N95”口罩，编辑希望记者最好通过电邮传回稿件，不要来办公室了。
令人担心的事果然发生。和平医院发生集体感染SARS事件后，从4月23日到5月9日，全台湾的“可能病例”从38例猛增至149例，其中与医院（和平、仁济、中兴等）有关的病例就有85例。而且，台湾从4月26日开始出现死亡病例，到5月12日已有24人死亡。
台湾这一波因医院出现大规模感染而扩大的疫情，暴露了当地SARS防疫网的脆弱性，引起专家的反思。“中央研究院”院士赖明诏指出：“防SARS好比防洪水，即使99％的堤防都做好了，只要有1％没做好，洪水来了照样溃堤，惟一之计就是严格实施隔离措施。”分析显示，和平医院的院内感染相当严重，由于门诊量大，且未及时通报，导致部分感染者仍在外流动，追查起来太难。
从台湾的案例看，世界卫生组织制订定的SARS判断标准，即高烧38度以上、有严重呼吸道疾病症状，也存在局限性。陈建仁举例说，有些“可能病例”体温并没有到摄氏38度，或症状轻微，因此，有必要把病毒检测结果也作为病例分类的考量。他建议，所有通报个案，都要尽可能在医院中隔离治疗，最起码要等到症状消除，退烧，满五天以上，且在病毒学检查结果没完全出来前不准出院。
和平医院的教训促使台湾提高了防疫标准，“卫生署”通令全岛的医疗院所加强对咳嗽、发烧病人的诊断，将防疫重点由医院扩大至社区，并严格执行对疑似感染区的隔离措施；为降低境外移入可能性，“行政院”于4月24日宣布，暂停内地广东省、山西省、北京、内蒙古等地专业人士的来台申请，已获批准的也要在机场宾馆先行隔离10天。
台湾“行政院卫生署”专家委员会公布的报告说，截至5月8日的统计表明，台湾地区SARS“可能病例”年龄层分布，以20至59岁为主，其中尤以40至49岁最多；若以致死率年龄层来说，则以50至69岁最多，达20％。
第一部分 SARS疫区调查（下）台湾：台南长庚医院之劫
台湾被世界卫生组织指为“全球SARS传染扩散速度最快地区”，而疫情持续延烧的背后，又隐现岛内行政系统执行不力、医院主管瞒报的内幕。
5月中旬，正当越南、新加坡、加拿大等SARS（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疫区纷传佳音之际，台湾爆发了又一波更猛烈的疫情：高雄长庚、台大医院、马偕医院等十余所医院纷传院内感染事件，疫情开始向南台湾蔓延，甚至波及澎湖、金门等恬静的海岛。
从5月12日到21日的九天里，台湾的SARS确诊病例猛增211例，被世界卫生组织指为“全球SARS传染扩散速度最快地区”。
台湾的抗SARS防线因4月下旬和平医院大规模院内感染事件而被撕裂，至此已全面失守。而疫情持续延烧的背后，又隐现岛内行政系统执行不力、医院主管瞒报的内幕。
细心的人发现，近期台湾报章上出现了以“煞”代替“SARS”的趋势，诸如“医师染煞不治”、“防煞求自保，金门准封岛”、“重兵上阵除煞保平安”等等。虽一字之差，却也传神地道出了岛内疫魔肆虐、人心惶惶的现实。
自3月14日发现首例SARS确诊病例以来，台湾出现了三波疫情：4月中旬以前，疫情受到有效控制，日均新增确诊病例不到一例，且八成以上属境外输入；4月23日以后，台北市和平医院、仁济医院等相继发生院内感染，造成第一波感染发病高峰期，确诊病例由38例一路猛增至5月12日的149例，死亡病例则从零快速升至24例；5月13日以后，又一波猛烈的疫情高峰出现，而这一次，却出人意料地始于南台湾首屈一指的医学中心高雄县长庚医院。
4月26日傍晚，一名林姓妇人在儿子搀扶下走进高雄长庚急诊室，嘴里直喊“腰好痛”。她自称有肾结石，但医生检查时却找不到结石踪影。在急诊室待了三个小时，眼见病人呼吸急促并伴有发烧症状，医生赶紧将她转至11楼A胸腔科病房。五天后，林姓妇人出现呼吸困难且有衰竭现象，越来越像SARS症状，引起医生警觉，仔细盘问亲属才知道她4月25日到过台北市仁济医院。当时，仁济正爆发院内感染。
这名林姓病人给南台湾带来了SARS灾难。高雄长庚的年轻医师林永祥4月28日晚上曾为林姓妇人抢救，由于只戴了一般口罩和手术手套，他的脸部被病人吐出的口水、秽物喷到。林永祥于5月3日出现发烧症状，病情旋即恶化，13天后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