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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黑戈壁-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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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文牍续编》卷十四)等训令。这个貌似昏庸的老人,有一双穿石透铁的眼睛,他明确表示,“改良政治”是当前的出路,解救穷苦牧民“困苦”的办法,就是救国良策。 
  在《通令各属勿得虐待上控人民文》中,他说: 
  新省民情淳厚,敬官畏法。各县于农官乡约外,所谓刁衿劣绅亦不数数。觏果地方官有一分爱民之心,无十分虐民之政,百姓将爱戴之不暇,何至发生上控情事。夫人情必万不得已而后兴词,迨至控官,是举生命财产以与官搏胜负。胜,则雪覆盆之冤;负,则占入窨之凶。地方官稍有仁心,自当闭门思过,改良政治。否则,静待查办控案虚实,亦不难水落石出。乃今之知事,竟有电请邻封于中途查拏上控之人者,亦有拣派差役,赴省城拘捕上控之人者,又有将由省回县上控之人拏案收押,几欲置之死地者。其他,或串通邮局司事,将上控呈词扣留不发。种种对待,务使穷民无告,且欲使本省长于地方利弊,民情苦乐,尾无闻知,流弊所极,伊于胡底。 
  …… 
  而为地方者,乃无不仇视上控之人。试令反躬自问,果能听断如神,而毫无错误否乎?民国法律,并无不许人民上控之条,而地方官仇视如此,较之前清专制时代,其暴横更有甚焉!唐人诗云:“不知羔羊缘底事,暗死屠门无一声。”痛哉,民国之民!酷哉,民国之官也! 
  引录到“不知羔羊缘底事,暗死屠门无一声”时,我已经热泪盈眶。这篇训令写于1922年9月11日。这正是黑喇嘛已经在黑戈壁立足的全盛时期。也是探知了黑喇嘛的切实下落,外蒙古的内防局长(“公安部长”)巴勒丹道尔吉已经磨刀霍霍的节骨眼上。 
  杨增新的“忧患意识”几乎是与生俱来。由他来制约黑喇嘛-丹毕加参,是黑喇嘛的劫难。实际上,杨增新与丹毕加参的“对抗”开始于1912年的“察罕通古事件”。 
  ……对“辛亥革命”,宣统退位的第一个外界反应,是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在库伦(乌兰巴托)宣布脱离中国“独立”,并于1912年春,派兵企图一举攻占科布多。 
  当时,与库伦近在比邻的科布多、乌里雅苏台,本是直属于中央的行政区域,清廷设有科布多参赞大臣管理军政事务。在危急形势下,中央(民国政府)要求新疆就近解科布多之困。事实上,那时的政治格局除科布多,伊犁、阿尔泰,也都是直属中央的政区,与新疆省并无隶属关系。新疆派出的援兵尚在集结时,科布多城即在1912年8月失陷。杨增新指令援军驻扎在离科布多很近的冲要之地察罕通古地方。察罕通古,又名叫“扎哈布拉克”,位于阿尔泰境内的温音其河畔。那个“北塔山”就在察罕通古正南一日的路程。杨增新坚决不让援军退回,死保察罕通古。其实察罕通古没有什么可“保护”的。为了维持在察罕通古的驻军,杨增新几乎是倾尽新疆全省的财力与物力,孤注一掷。他还要防着患生肘腋,从“策勒村事件”(1912年)起,南疆塔里木一直就在外人的觊觎之下。但杨增新仍然将新疆的“塞防”远置于察罕通古。他这样做的目的实际是为了不至于发生“雪崩”:不让伊犁、阿尔泰,以及塔城等孤悬塞外的政区,步科布多、唐努乌梁海、乌里雅苏台后尘,再从中国版图上被撕下来。当然,以杨增新的地位,根本左右不了时局。据吴绍璘《新疆概况》介绍,杨增新一再为“新疆孤悬塞外”,其前途取决于中央,中央主政者竟然“举数万里版图,弃之如敝屣”,扼腕叹叹。他曾这样表白:“大丈夫担当事业之会,至于成败利钝,均所不计。”他也以“过河卒”自视。据当时人回忆,杨增新是新疆历届主政者之中最低调的一人。1928年,他在乌鲁木齐见到了斯文·赫定,获悉许多人费了如此大的劲进入新疆,是为了“考古”,他笑着说:“我这将军府,也够考古的资格了。”新疆第一宅,确实是破旧不堪的危房。 
  然而,杨增新在关系到新疆稳定、民生有望的问题上,从来是防范于未然,而且不厌其烦。   
  《黑戈壁》十(4)   
  在察罕通古,新疆的援军筑城死守。而得到沙俄支持的外蒙古,则于1913年7月,两次集结重兵进袭察罕通古,为远征军蒋松林、张健所部击退。一时间,本“无战事”的“西线”,受到举世关注,“察罕通古”成了外电引称律最高的词汇。在察罕通古,与蒋松林、张健对峙的外蒙古将领,正是丹毕加参(一些文献译作丹柏江村)——后来潜藏在黑戈壁的黑喇嘛。 
  在《补过斋文牍》及其续编中,关于援科,关于死守察罕通古,关于制止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关于丹毕加参,都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从1912年开始,杨增新个人与丹毕加参“结识”十几年。直到丹毕加参1924年不明不白地死去。攻占科布多后,丹毕加参成了为人追捧的“明星”,但不久又被沙俄作为俄国子民捕获流放。这时杨增新得以才略微息了一息肩。是“十月革命”,使得从西部开始,肢解中国的设想成为泡影。但是,“十月革命”后,那个让阿尔泰山两侧曾为之震颤的丹毕加参,从苦役与流放地阿斯特拉罕又回到外蒙古与中国之间。这时,因为地理板块的重新拼合,这一带已经没有丹毕加参的位置了,谁也不再需要他,反而视他为祸根。他想到来中国避难,但他没有想到,事过多年,杨增新一直没有忘记他,一直在“等”他归来。 
  他在“三不管”的黑戈壁栖身,一开始倒也相安无事。但,他绝不是一个“相安无事”的人。他不知道的是,从他进入中国,杨增新就难以安眠。在黑戈壁,在额济纳,在安西,在肃州(酒泉),都有杨增新的眼线。只要事关丹毕加参—黑喇嘛,一切杨增新都感兴趣。因为杨增新一直将丹毕加参视为腹心大患。派往黑戈壁的秘密探员,有的就夹杂在商队中,哈密军方得到指令,必须随时向杨增新秘报黑喇嘛动向。一些证据表明,实际在黑戈壁的要塞碉堡山中,也有杨增新处心积虑打入的奸细。 
  丹毕加参在黑戈壁“开山立柜”,是得到了甘肃省方允许的,同时,他象征性地向甘肃官方交纳了枪支弹药,想必还有“买山钱”。 
  在抓到了真凭实据之后,杨增新终于向中央政府呈报了有关情况。《补过斋文牍续编》卷十,收有两篇电稿: 
  《呈政府丹毕加参在马鬃山一带扰害行旅文》(民国十年一月二十日): 
  外蒙喇嘛丹毕加参系民国元、二年,带领外蒙兵,在阿尔泰属察罕通古地方与新疆军队开战之人。后被俄人拘押在俄,至俄国革命始行释放。回蒙后,带领蒙古男女八九百丁口,快枪四五百杆,要求在新疆巴里坤一带住牧。增新以该喇嘛行为诡密,心怀叵测,叠经严为拒绝。并行哈密、镇西(巴里坤)文武,一体侦查严防在案。近因俄旧党谢米诺夫勾煽外蒙,有恢复自治之说。迭准库伦镇抚使暨科布多佐理员文,称该丹毕加参有东扰库伦消息。当经电饬东路哈密、巴里坤文武,严行防范。并电甘督,饬安西文武一体防范。旋准咨称,丹毕加参缴纳快枪四十枝,已经收抚在于安西县属滚坡泉(按:即公婆泉)地方安置,等语。增新复加访。查该丹毕加参虽经收抚,而枪械并未缴尽,实多可虑。并闻其在马鬃山一带,藉稽查烟土为名,有勒索商民,筹集饷项情事。乃密饬哈密地方文武暨统税局员,随时调查具报。兹据覆称:查马鬃山在甘肃界内,距安西县甚近。去哈密十五站,约计一千二三百里。甘肃将该喇嘛部落八九百丁口,安插于马鬃山迤北数里许之滚坡泉。去年,该喇嘛部众,在离猩猩峡两站地方(系新疆界内),抢去商号“福顺玉”骆驼九只,伤毙脚夫二人。又倡言:该处系甘肃税卡,凡往来各货,皆强迫收税。行旅视为畏途。其藉稽查烟土为名,亦属实在等情。前来,增新查设卡收税与盘查烟土,本系应办之事,惟不宜授其权于外蒙之丹毕加参,致假盘查之名,亦行勒索之实。该喇嘛悍鸷阴险,夙为增新所深知。兹复查有上项各种情事。如果甘肃地方官吏为其所愚,反加信任,难保不养成意外变故。甘新壤地相接,增新实切杞忧。应请院部分行甘肃督军、省长,转饬所属文武,对于征收税款及设卡盘查行旅各要政,勿使丹毕加参插入干涉,实于蒙务边局均有裨益。 
  显然,黑喇嘛-丹毕加参近旁,就有杨增新的耳目。 
  电文发出才一周,杨增新又得到了更重要的密报,外蒙古为了追剿丹毕加参,竟然派出部队越过国界,进入了黑戈壁。10年前(1912年)的攻防科布多的前车之鉴,使杨增新断然向中央政府追加了另外一封密电《电呈外蒙派兵赴马鬃山擒拿丹毕加参文》(民国十年一月二十七日): 
  顷据探报称,外蒙丹毕加参喇嘛,带领蒙古约千人,在马鬃山一带游牧。现在,库伦外蒙派兵前往马鬃山擒拿丹毕加参等语。查马鬃山地方,据新疆之哈密,甘肃安西,均属甚近,外蒙派兵,是否专为擒拿丹毕加参而来,尚不可知。惟该丹毕加参住牧马鬃山,虽经甘肃收抚安置,而枪械并未尽缴,无论外蒙兵队是否越境追捕,抑或丹毕加参闻信带领外蒙人民逃入甘新两省边界,纵未必果有其事,而究当预备不虞。除饬哈密、巴里坤两副将严行防范外,至安西地方,长途沙漠,调队不易,应否由甘肃督军就近将敦煌马队调札安西,俟马鬃山蒙事解决,再行撤防,以免疏虞。谨陈管见,敬候采择。   
  《黑戈壁》十(5)   
  杨增新明明知道,民国政府不会为此采取任何措施。但他希望就此提醒甘肃军方,对丹毕加参大意不得。 
  就在这前后,丹毕加参-黑喇嘛反而大肆宣扬,自己已经为中国甘肃地方政府接纳。这一点,使外蒙古,使周边的其他部落,都感到不安。杨增新在1922年6月10日,给西蒙古的杜尔伯特郡王发了一封信函12,主题是回复对方关于如何看待库伦(乌兰巴托)政权的咨询,但特意将一张外蒙古刚刚公布的布告转抄给对方。在文稿结束时,杨增新说:“附寄外蒙布告一纸,不足为信。丹毕加参上年曾经甘肃收复安插,未闻有放充何项官职之说,是否传闻之误,容探查确实再行函达。” 
  刚刚回了杜尔伯特郡王的信,唐努乌梁海贝子关于询问丹毕加参近况的公文,又送到杨增新手中。在6月15日的复信中,杨增新开门见山,说13: 
  所询丹毕加参究竟是否归顺民国一节。查丹毕加参与上年归顺甘肃,在甘肃边界安插。曾接甘肃督军省长来文,说及此事。惟丹毕加参现在何处?办事宗旨如何?未得确实消息。 
  一时间,“丧家之犬”丹毕加参又成了新闻人物。这次新闻的要点,是丹毕加参-黑喇嘛是不是受到了中国政府的保护。 
  这一看就知道是外蒙古红色政权放出的试探气球,因为,那支要越界追杀黑喇嘛的精兵,已经集结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戈壁阿尔泰省”。他们想事先知道,这究竟是一次“外科手术”,还是一次新的、耗尽人力物力资源的“察罕通古之战”。 
  在2005年3月的实地调查中获悉,在黑戈壁不但有杨增新的、甘肃省方的眼线,还有从外蒙古派出的特工人员。据说,一个来自外蒙古的老人潜入黑戈壁,首先确认了“黑喇嘛”就是丹毕加参,目前就在黑戈壁的腹心之地碉堡山潜藏。于是,老特工将密信藏在一匹马的鬃毛里,让马将信息送回去。在马鬃山宾馆前庭,我一边聊,一边记录了上述谈话。我相信,对我说起这个情况的蒙古族老人在听到这则传说时,有一些问题弄混了。实际说的是:一个老特工来到黑戈壁,终于探听到黑喇嘛就是丹毕加参,他的巢穴就在黑戈壁的马鬃山。于是,根据他的情报,找到了潜藏在黑戈壁的丹毕加参的下落。剩下的就是,由谁、以什么方式“解决”丹毕加参。 
  ……这是一场势力不均衡的比赛。这是一场没有裁判的比赛。这是一场双方都不在主场的比赛。这是一场没有观众的比赛。 
  在场地的另一方,或者说持另一色棋子的一方,从来不直接与对手搏奕。他们之间的胜负,是由第三方决定的。巴勒丹道尔吉(或南兹德巴特尔)的一次便捷的“外科手术”般的行动,结束了黑戈壁的传奇。黑戈壁本来并不“出产”故事,它是风的戈壁,它是阳光的戈壁,它是丝路行旅的竞技场,它是储存灵感的地方。有了黑喇嘛一切就不同了,是黑喇嘛将这个地方改造成了自己的灵堂。     
  第四部分   
  《黑戈壁》十一(1)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黑喇嘛-假喇嘛14其人又引起了俄罗斯与蒙古国,以及欧美的异乎寻常的关注。特别是,俄罗斯学者印萨涅·罗玛金娜在1993年出版了《假喇嘛的头颅》,2004年出版了新著《东方的大黑天神》。罗玛金娜证实,黑喇嘛的被南兹德巴特尔当场切割下来的头颅,从1925年起,无意之中成为著名的、由彼得一世在圣彼得堡所建的“珍品陈列馆”(即今“民族学与人类学博物馆”)的一件陈列品,从1925年起,这个超常的头颅就被保存在一只装满福尔马林的玻璃器皿之中,一直静静地呆在博物馆的备用展品储备间里,而且一呆就是65年多,直到1991年,才初次暂时离开了玻璃器皿。即使在二次世界大战的“围城期间”,列宁格勒被困作死城,皇宫建筑、文物珍品惨遭毁灭,这个头颅仍然保存完好。它的本馆藏品编号是“3394”号珍藏品。作为馆藏品,它从来没有被展出过,而且将来也未必会被展出。 
  通过印萨涅·罗玛金娜的追索与研究,许多以前不可能看到的珍贵文献(特别是来自秘密档案中的文献)得到披露。苏俄时期,蒙古人民共和国时期,有关黑喇嘛-丹毕坚赞的不同角度的记述,可以证实以前关于他的说法基本属实。那些不同的地方,不是角度不同,就是有意而为。特别是,作者对黑喇嘛的死,作了比哈士纶更直接了当的研究。 
  关于黑喇嘛,最大的问题仍然是他的身世与早期经历。一般认为(入俄罗斯的档案所称),黑喇嘛出生在卡尔梅克的小杜尔伯特兀鲁斯。他在哪里出生?在什么地方成长?在何处跟何人受教育? 
  关于这些细节,除了我们已经见到的,在《假喇嘛的头颅》一书中披露的还有: 
  假喇嘛曾对讯问他的俄国驻科布多领事说,他是游牧在柴达木的卫拉特人(得德蒙古人)。而在喝茶时对商人布尔杜科夫说的却完全不同,称其老家是外蒙古阿锡克霍尔戈鄂拉山——位于爱马克的山区博格达奥拉山,离通往乌里雅苏台的驿道不远。对其他的人则声称,他是在内蒙古首府归化(呼和浩特)出生的。 
  在1923—1924年的考察日记中,俄国学者卡扎科维奇写道:“所有蒙古人都认为,假喇嘛是中央亚细亚人,就来自阿拉善亲王旗。根据我所听到的一些人的说法,丹毕坚赞在这个旗里担任一个叫“辖”15的官职(低级官吏,副官),后因某事被派往北京行贿,带了很多钱,但他携款逃跑,销声匿迹,以便日后再次回到西蒙古。”16 
  据认为,在1912年黑喇嘛—丹毕加参大概40岁上下。如是,在他死的时候,已经有50多岁了。1912年春,在巴依特旗结识俄国商人布尔杜科夫后,假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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