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戈壁-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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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文牍续编》卷十四）等训令。这个貌似昏庸的老人，有一双穿石透铁的眼睛，他明确表示，“改良政治”是当前的出路，解救穷苦牧民“困苦”的办法，就是救国良策。
在《通令各属勿得虐待上控人民文》中，他说：
新省民情淳厚，敬官畏法。各县于农官乡约外，所谓刁衿劣绅亦不数数。觏果地方官有一分爱民之心，无十分虐民之政，百姓将爱戴之不暇，何至发生上控情事。夫人情必万不得已而后兴词，迨至控官，是举生命财产以与官搏胜负。胜，则雪覆盆之冤；负，则占入窨之凶。地方官稍有仁心，自当闭门思过，改良政治。否则，静待查办控案虚实，亦不难水落石出。乃今之知事，竟有电请邻封于中途查拏上控之人者，亦有拣派差役，赴省城拘捕上控之人者，又有将由省回县上控之人拏案收押，几欲置之死地者。其他，或串通邮局司事，将上控呈词扣留不发。种种对待，务使穷民无告，且欲使本省长于地方利弊，民情苦乐，尾无闻知，流弊所极，伊于胡底。
……
而为地方者，乃无不仇视上控之人。试令反躬自问，果能听断如神，而毫无错误否乎？民国法律，并无不许人民上控之条，而地方官仇视如此，较之前清专制时代，其暴横更有甚焉！唐人诗云：“不知羔羊缘底事，暗死屠门无一声。”痛哉，民国之民！酷哉，民国之官也！
引录到“不知羔羊缘底事，暗死屠门无一声”时，我已经热泪盈眶。这篇训令写于1922年9月11日。这正是黑喇嘛已经在黑戈壁立足的全盛时期。也是探知了黑喇嘛的切实下落，外蒙古的内防局长（“公安部长”）巴勒丹道尔吉已经磨刀霍霍的节骨眼上。
杨增新的“忧患意识”几乎是与生俱来。由他来制约黑喇嘛－丹毕加参，是黑喇嘛的劫难。实际上，杨增新与丹毕加参的“对抗”开始于1912年的“察罕通古事件”。
……对“辛亥革命”，宣统退位的第一个外界反应，是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在库伦（乌兰巴托）宣布脱离中国“独立”，并于1912年春，派兵企图一举攻占科布多。
当时，与库伦近在比邻的科布多、乌里雅苏台，本是直属于中央的行政区域，清廷设有科布多参赞大臣管理军政事务。在危急形势下，中央（民国政府）要求新疆就近解科布多之困。事实上，那时的政治格局除科布多，伊犁、阿尔泰，也都是直属中央的政区，与新疆省并无隶属关系。新疆派出的援兵尚在集结时，科布多城即在1912年8月失陷。杨增新指令援军驻扎在离科布多很近的冲要之地察罕通古地方。察罕通古，又名叫“扎哈布拉克”，位于阿尔泰境内的温音其河畔。那个“北塔山”就在察罕通古正南一日的路程。杨增新坚决不让援军退回，死保察罕通古。其实察罕通古没有什么可“保护”的。为了维持在察罕通古的驻军，杨增新几乎是倾尽新疆全省的财力与物力，孤注一掷。他还要防着患生肘腋，从“策勒村事件”（1912年）起，南疆塔里木一直就在外人的觊觎之下。但杨增新仍然将新疆的“塞防”远置于察罕通古。他这样做的目的实际是为了不至于发生“雪崩”：不让伊犁、阿尔泰，以及塔城等孤悬塞外的政区，步科布多、唐努乌梁海、乌里雅苏台后尘，再从中国版图上被撕下来。当然，以杨增新的地位，根本左右不了时局。据吴绍璘《新疆概况》介绍，杨增新一再为“新疆孤悬塞外”，其前途取决于中央，中央主政者竟然“举数万里版图，弃之如敝屣”，扼腕叹叹。他曾这样表白：“大丈夫担当事业之会，至于成败利钝，均所不计。”他也以“过河卒”自视。据当时人回忆，杨增新是新疆历届主政者之中最低调的一人。1928年，他在乌鲁木齐见到了斯文·赫定，获悉许多人费了如此大的劲进入新疆，是为了“考古”，他笑着说：“我这将军府，也够考古的资格了。”新疆第一宅，确实是破旧不堪的危房。
然而，杨增新在关系到新疆稳定、民生有望的问题上，从来是防范于未然，而且不厌其烦。
《黑戈壁》十（4）
在察罕通古，新疆的援军筑城死守。而得到沙俄支持的外蒙古，则于1913年7月，两次集结重兵进袭察罕通古，为远征军蒋松林、张健所部击退。一时间，本“无战事”的“西线”，受到举世关注，“察罕通古”成了外电引称律最高的词汇。在察罕通古，与蒋松林、张健对峙的外蒙古将领，正是丹毕加参（一些文献译作丹柏江村）——后来潜藏在黑戈壁的黑喇嘛。
在《补过斋文牍》及其续编中，关于援科，关于死守察罕通古，关于制止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关于丹毕加参，都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从1912年开始，杨增新个人与丹毕加参“结识”十几年。直到丹毕加参1924年不明不白地死去。攻占科布多后，丹毕加参成了为人追捧的“明星”，但不久又被沙俄作为俄国子民捕获流放。这时杨增新得以才略微息了一息肩。是“十月革命”，使得从西部开始，肢解中国的设想成为泡影。但是，“十月革命”后，那个让阿尔泰山两侧曾为之震颤的丹毕加参，从苦役与流放地阿斯特拉罕又回到外蒙古与中国之间。这时，因为地理板块的重新拼合，这一带已经没有丹毕加参的位置了，谁也不再需要他，反而视他为祸根。他想到来中国避难，但他没有想到，事过多年，杨增新一直没有忘记他，一直在“等”他归来。
他在“三不管”的黑戈壁栖身，一开始倒也相安无事。但，他绝不是一个“相安无事”的人。他不知道的是，从他进入中国，杨增新就难以安眠。在黑戈壁，在额济纳，在安西，在肃州（酒泉），都有杨增新的眼线。只要事关丹毕加参—黑喇嘛，一切杨增新都感兴趣。因为杨增新一直将丹毕加参视为腹心大患。派往黑戈壁的秘密探员，有的就夹杂在商队中，哈密军方得到指令，必须随时向杨增新秘报黑喇嘛动向。一些证据表明，实际在黑戈壁的要塞碉堡山中，也有杨增新处心积虑打入的奸细。
丹毕加参在黑戈壁“开山立柜”，是得到了甘肃省方允许的，同时，他象征性地向甘肃官方交纳了枪支弹药，想必还有“买山钱”。
在抓到了真凭实据之后，杨增新终于向中央政府呈报了有关情况。《补过斋文牍续编》卷十，收有两篇电稿：
《呈政府丹毕加参在马鬃山一带扰害行旅文》（民国十年一月二十日）：
外蒙喇嘛丹毕加参系民国元、二年，带领外蒙兵，在阿尔泰属察罕通古地方与新疆军队开战之人。后被俄人拘押在俄，至俄国革命始行释放。回蒙后，带领蒙古男女八九百丁口，快枪四五百杆，要求在新疆巴里坤一带住牧。增新以该喇嘛行为诡密，心怀叵测，叠经严为拒绝。并行哈密、镇西（巴里坤）文武，一体侦查严防在案。近因俄旧党谢米诺夫勾煽外蒙，有恢复自治之说。迭准库伦镇抚使暨科布多佐理员文，称该丹毕加参有东扰库伦消息。当经电饬东路哈密、巴里坤文武，严行防范。并电甘督，饬安西文武一体防范。旋准咨称，丹毕加参缴纳快枪四十枝，已经收抚在于安西县属滚坡泉（按：即公婆泉）地方安置，等语。增新复加访。查该丹毕加参虽经收抚，而枪械并未缴尽，实多可虑。并闻其在马鬃山一带，藉稽查烟土为名，有勒索商民，筹集饷项情事。乃密饬哈密地方文武暨统税局员，随时调查具报。兹据覆称：查马鬃山在甘肃界内，距安西县甚近。去哈密十五站，约计一千二三百里。甘肃将该喇嘛部落八九百丁口，安插于马鬃山迤北数里许之滚坡泉。去年，该喇嘛部众，在离猩猩峡两站地方（系新疆界内），抢去商号“福顺玉”骆驼九只，伤毙脚夫二人。又倡言：该处系甘肃税卡，凡往来各货，皆强迫收税。行旅视为畏途。其藉稽查烟土为名，亦属实在等情。前来，增新查设卡收税与盘查烟土，本系应办之事，惟不宜授其权于外蒙之丹毕加参，致假盘查之名，亦行勒索之实。该喇嘛悍鸷阴险，夙为增新所深知。兹复查有上项各种情事。如果甘肃地方官吏为其所愚，反加信任，难保不养成意外变故。甘新壤地相接，增新实切杞忧。应请院部分行甘肃督军、省长，转饬所属文武，对于征收税款及设卡盘查行旅各要政，勿使丹毕加参插入干涉，实于蒙务边局均有裨益。
显然，黑喇嘛－丹毕加参近旁，就有杨增新的耳目。
电文发出才一周，杨增新又得到了更重要的密报，外蒙古为了追剿丹毕加参，竟然派出部队越过国界，进入了黑戈壁。10年前（1912年）的攻防科布多的前车之鉴，使杨增新断然向中央政府追加了另外一封密电《电呈外蒙派兵赴马鬃山擒拿丹毕加参文》（民国十年一月二十七日）：
顷据探报称，外蒙丹毕加参喇嘛，带领蒙古约千人，在马鬃山一带游牧。现在，库伦外蒙派兵前往马鬃山擒拿丹毕加参等语。查马鬃山地方，据新疆之哈密，甘肃安西，均属甚近，外蒙派兵，是否专为擒拿丹毕加参而来，尚不可知。惟该丹毕加参住牧马鬃山，虽经甘肃收抚安置，而枪械并未尽缴，无论外蒙兵队是否越境追捕，抑或丹毕加参闻信带领外蒙人民逃入甘新两省边界，纵未必果有其事，而究当预备不虞。除饬哈密、巴里坤两副将严行防范外，至安西地方，长途沙漠，调队不易，应否由甘肃督军就近将敦煌马队调札安西，俟马鬃山蒙事解决，再行撤防，以免疏虞。谨陈管见，敬候采择。
《黑戈壁》十（5）
杨增新明明知道，民国政府不会为此采取任何措施。但他希望就此提醒甘肃军方，对丹毕加参大意不得。
就在这前后，丹毕加参－黑喇嘛反而大肆宣扬，自己已经为中国甘肃地方政府接纳。这一点，使外蒙古，使周边的其他部落，都感到不安。杨增新在1922年6月10日，给西蒙古的杜尔伯特郡王发了一封信函12，主题是回复对方关于如何看待库伦（乌兰巴托）政权的咨询，但特意将一张外蒙古刚刚公布的布告转抄给对方。在文稿结束时，杨增新说：“附寄外蒙布告一纸，不足为信。丹毕加参上年曾经甘肃收复安插，未闻有放充何项官职之说，是否传闻之误，容探查确实再行函达。”
刚刚回了杜尔伯特郡王的信，唐努乌梁海贝子关于询问丹毕加参近况的公文，又送到杨增新手中。在6月15日的复信中，杨增新开门见山，说13：
所询丹毕加参究竟是否归顺民国一节。查丹毕加参与上年归顺甘肃，在甘肃边界安插。曾接甘肃督军省长来文，说及此事。惟丹毕加参现在何处？办事宗旨如何？未得确实消息。
一时间，“丧家之犬”丹毕加参又成了新闻人物。这次新闻的要点，是丹毕加参－黑喇嘛是不是受到了中国政府的保护。
这一看就知道是外蒙古红色政权放出的试探气球，因为，那支要越界追杀黑喇嘛的精兵，已经集结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戈壁阿尔泰省”。他们想事先知道，这究竟是一次“外科手术”，还是一次新的、耗尽人力物力资源的“察罕通古之战”。
在2005年3月的实地调查中获悉，在黑戈壁不但有杨增新的、甘肃省方的眼线，还有从外蒙古派出的特工人员。据说，一个来自外蒙古的老人潜入黑戈壁，首先确认了“黑喇嘛”就是丹毕加参，目前就在黑戈壁的腹心之地碉堡山潜藏。于是，老特工将密信藏在一匹马的鬃毛里，让马将信息送回去。在马鬃山宾馆前庭，我一边聊，一边记录了上述谈话。我相信，对我说起这个情况的蒙古族老人在听到这则传说时，有一些问题弄混了。实际说的是：一个老特工来到黑戈壁，终于探听到黑喇嘛就是丹毕加参，他的巢穴就在黑戈壁的马鬃山。于是，根据他的情报，找到了潜藏在黑戈壁的丹毕加参的下落。剩下的就是，由谁、以什么方式“解决”丹毕加参。
……这是一场势力不均衡的比赛。这是一场没有裁判的比赛。这是一场双方都不在主场的比赛。这是一场没有观众的比赛。
在场地的另一方，或者说持另一色棋子的一方，从来不直接与对手搏奕。他们之间的胜负，是由第三方决定的。巴勒丹道尔吉（或南兹德巴特尔）的一次便捷的“外科手术”般的行动，结束了黑戈壁的传奇。黑戈壁本来并不“出产”故事，它是风的戈壁，它是阳光的戈壁，它是丝路行旅的竞技场，它是储存灵感的地方。有了黑喇嘛一切就不同了，是黑喇嘛将这个地方改造成了自己的灵堂。
第四部分
《黑戈壁》十一（1）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黑喇嘛－假喇嘛14其人又引起了俄罗斯与蒙古国，以及欧美的异乎寻常的关注。特别是，俄罗斯学者印萨涅·罗玛金娜在1993年出版了《假喇嘛的头颅》，2004年出版了新著《东方的大黑天神》。罗玛金娜证实，黑喇嘛的被南兹德巴特尔当场切割下来的头颅，从1925年起，无意之中成为著名的、由彼得一世在圣彼得堡所建的“珍品陈列馆”（即今“民族学与人类学博物馆”）的一件陈列品，从1925年起，这个超常的头颅就被保存在一只装满福尔马林的玻璃器皿之中，一直静静地呆在博物馆的备用展品储备间里，而且一呆就是65年多，直到1991年，才初次暂时离开了玻璃器皿。即使在二次世界大战的“围城期间”，列宁格勒被困作死城，皇宫建筑、文物珍品惨遭毁灭，这个头颅仍然保存完好。它的本馆藏品编号是“3394”号珍藏品。作为馆藏品，它从来没有被展出过，而且将来也未必会被展出。
通过印萨涅·罗玛金娜的追索与研究，许多以前不可能看到的珍贵文献（特别是来自秘密档案中的文献）得到披露。苏俄时期，蒙古人民共和国时期，有关黑喇嘛－丹毕坚赞的不同角度的记述，可以证实以前关于他的说法基本属实。那些不同的地方，不是角度不同，就是有意而为。特别是，作者对黑喇嘛的死，作了比哈士纶更直接了当的研究。
关于黑喇嘛，最大的问题仍然是他的身世与早期经历。一般认为（入俄罗斯的档案所称），黑喇嘛出生在卡尔梅克的小杜尔伯特兀鲁斯。他在哪里出生？在什么地方成长？在何处跟何人受教育？
关于这些细节，除了我们已经见到的，在《假喇嘛的头颅》一书中披露的还有：
假喇嘛曾对讯问他的俄国驻科布多领事说，他是游牧在柴达木的卫拉特人（得德蒙古人）。而在喝茶时对商人布尔杜科夫说的却完全不同，称其老家是外蒙古阿锡克霍尔戈鄂拉山——位于爱马克的山区博格达奥拉山，离通往乌里雅苏台的驿道不远。对其他的人则声称，他是在内蒙古首府归化（呼和浩特）出生的。
在1923—1924年的考察日记中，俄国学者卡扎科维奇写道：“所有蒙古人都认为，假喇嘛是中央亚细亚人，就来自阿拉善亲王旗。根据我所听到的一些人的说法，丹毕坚赞在这个旗里担任一个叫“辖”15的官职（低级官吏，副官），后因某事被派往北京行贿，带了很多钱，但他携款逃跑，销声匿迹，以便日后再次回到西蒙古。”16
据认为，在1912年黑喇嘛—丹毕加参大概40岁上下。如是，在他死的时候，已经有50多岁了。1912年春，在巴依特旗结识俄国商人布尔杜科夫后，假喇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