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戈壁-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人在急于和我对话，可我们并不在相同的波长。但我们一定能找到沟通的途径。总仿佛有人随时跟随着我，可他却分散了我的注意力，扰乱了我的足迹。
遥望着急速旋转的螺旋桨，仿佛一切往事都搅合成一团。但望着望着，一切又清晰起来，如同阴霾被阳光驱散。
敦煌天杰（2）
我突然记起，“敦煌天杰”这一组字迹，是朝向西北的。在太阳升起来的时刻，它立即洒满阳光。它如果确实存在，应该在碉堡山的东南方那片与附近大地相比略呈黄色的缓坡上。一个奇异的想法同时萌生在我脑海：1924年，蒙古国的特工在刺杀了黑喇嘛之后，最初就是将其身首异处的尸体扬弃在那一片荒滩上的。实际上，碉堡山的所有的建筑群，都是尽力屏护着那个地方。我踉踉跄跄下了山，快步向东南那片黄色缓坡走去。越接近那儿，我的步子越慢。我“找到”了那几个大字。从高向低望去，特别是处在从高向低处运动之中，那静静躺在大地上的“敦煌天杰”，仿佛慢慢迎面站立了起来，真的成了基于山体的丰碑。
在我招呼下，同行的娜仁娜、吕占福、杨东、薛利民，先后来到这里。娜仁娜是肃北马鬃山镇的副镇长，在马鬃山镇工作了20年。2003年我初次来马鬃山镇，就是她陪同我们到到“碉堡山”。
我们放慢脚步，似乎怕惊扰什么人。在这几十平方公尺的山坡上，我见到了至少7组铭文。这错落有致的铭文，使山坡组成一处名副其实的“碑林”，不过碑体的制式不得不作了改变，由直立的石碑变作平躺在大地上的铭文。除了“敦煌天杰”，其他的铭文都不那样清晰了。但我看除了“敦煌天杰”是工整得有些拘谨的汉字（美术字），其他全应该是蒙古文字。在“敦煌天杰”的正前方，是另外一组黑石镶嵌的字迹。我2003年10月为“敦煌天杰”拍摄的相片中，它已经残缺不全了。
娜仁娜走到跟前，说：“杨老师。我看这几个字像是蒙文的‘巴特尔’——英雄。”我仔细辨认着那一簇黑色砾石，在大地衬托下，黑石似乎在闪闪发光。我不认识蒙古文，但我感到娜仁娜说得对。因为我判断，“敦煌天杰”，无疑是对上面这一组残缺文字的释义。更准确的说法是：“敦煌天杰”，就是看到那个残缺字迹（当初必然并不残缺）之后才萌生的赞词。
在整个“碑林”，我认为出现最早的一组，是一个鄂博（敖包）。这个鄂博只堆放了不多的几块石头，但它无疑是个鄂博。在它的上方，是“6·20”几个数字，下方也有几个数字，应该是“1992”。第一个“9”笔画已经不完全。
我们即将离开碉堡山时，一个同行者自语道：“只有‘敦煌天杰’是清楚完整的，其他全有残缺。为什么？是有人蓄意破坏吗？”我没说话，但对此我的回答则是明明白白的：那证明，其他的字迹出现要比“敦煌天杰”早。也就是说，这些“碑铭”，是历次、而不是同一时间制作出的。
“英雄”－“敦煌天杰”－鄂博－碑林。我见到的、或说发现的，不但未能发蒙解惑，反而使我有一种又回到起点的挫折感。
大风如鞭，对赤裸的山野不分青红皂白地实施着刑罚，酷寒肢解了残破山体，那些从来就没有真正发生作用的堑壕，如同为丘陵戴上沉重的桎梏。黑喇嘛和他的要塞，从1924年那个沉阴的午后起，就在这里示众。经历了81年无情的鞭笞与严酷拷问，这场旷日持久的缺席审判，仍然未能作出一个公正的判决。而我的工作，则是为“判决”提供一份全新的证词。我已经决定，不管多么艰难甚至多么难堪，我的“证词”要尊重历史本身。
我们的越野车从碉堡山出发，穿越黑戈壁，前往出发点——酒泉。黄马鬃山、黑马鬃山，从我们身旁掠过。
自从离开碉堡山，就下开了雪。
这场春雪从3月12日我们离开碉堡山，一直下到16日我离开酒泉。2000年12月3日，我们就是在大雪降临后离开的乌鲁木齐郊区的安南工，2001年1月4日，我们离开时小河正静静地伫立在罗布荒原罕见的大雪中……
一路上，我们路经了音凹峡、桥湾、玉门镇，在音凹峡边检站，又与“酒泉－公婆泉”的班车相逢，又见到了那个开着自家的重型卡车在黑戈壁跑运输的细瘦姑娘。
雪，时大时小，但从未中断。在冥想中，风力发电的细高的电杆与飞速旋转的螺旋桨叶片，化成挥舞利剑与亘古长风拼搏的“唐吉珂德”。那么，我是桑乔呢？还是那匹驴子？
越野车即将进入酒泉市。我望着在风雪中匆匆的行人与车辆，轻吟起如下诗句：
这是美好的日子，也是苦难的日子。
这是才华横溢的年代，也是愚昧无知的年代。
这是信仰坚贞的时期，也是怀疑一切的时期。
这是灿烂辉煌的季节，也是暗淡无光的季节。
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
我们拥有一切选择的机会，我们其实一无所有。
我们走在通向天堂的路上，我们正坠入万劫不复的地狱。
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卷写了如上一段话，表述出他对世界急剧变革的直观感受。1969年初，第一次听到黑喇嘛这个名字时，我的行囊里就藏着一部《双城记》。当我对20世纪前期在黑戈壁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作持续不懈的追索时，它反复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仿佛回到1969年遥远的岁月。关于“黑戈壁”与“黑喇嘛”的一切，就在西部的风雪中与一个北京“知青”的生活轨迹重合……
第一部分
《黑戈壁》一（1）
提起1969年巴里坤、伊吾草原的初冬，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砭骨的苦寒。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中，我与黑喇嘛初次“相识”。
1968年3月，来自北京的108个知识青年抵达了新疆哈密的军马场。那时的北京是什么样子，我们这些“老三届知青”作为亲历者终生都不会忘记，而未曾经历“文化大革命”的六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你说得再形象，他也理解不了，所以可以略过不提。母校人大附中建校五十周年的校庆活动时，一个在我们之前去了东北建设兵团的同班同学对我说：“听说，咱们学校去军马场的，你马骑得最好。”
我听了一愣，说：“我已经忘了怎么骑马了。”
我最怕这类“最”。什么叫“最好”？哦，首先，什么叫“好”？不过，我确实是所有到军马场的知青当中第一个上了马群，最早成为“草原新牧民”的。
1968年8月，我在军马场十连（地名叫“青疙瘩”）成为牧工。十连只有一群军马，那是一两岁的公马驹群。当时的知青，想上马群成了“时尚”。既然从北京来到新疆的马场，当然要有点特色。而跃马扬鞭，作新牧民，谁不向往呢？
从上了马群，到1971年这一年多，是我一生中的“痛苦时期”，至今想起来还要为之脸红。可以说，除了偷鸡摸狗，那个年龄段的年轻人会犯的错误，我都犯过。夸夸其谈自大到找不着感觉，志大才疏使人厌烦，懒得一个星期不洗脸不洗脚还自觉挺“酷”，虚荣心已经快要淹没了事业心。
幸亏我年轻。幸亏我有一个“什么毛病也没有”的“对班”。
军马场的马群，分为放牧马驹子与骒马两大类。骒马群，是生产母马群，在成活率第一的年代，骒马群是军马场的“重中之重”，而马驹子群，只要不死马，不丢马，几乎没有人过问。一群马，由六个牧工组成一个放牧班，六人再分成三个组，每组两人，负责放牧24小时。在这24小时之中，即便“天上下刀子”值班的人也必须跟随着马群在戈壁草滩游牧。三天一轮换。同组的两人叫做“对班”，可以说，除了对班，在马群、在连队，你可以不与任何人交往。
我的“对班”老裴是真正的“老牧工”，已经结婚生子，但年龄比我大不了几岁。是来自甘肃高台的“盲流”——60年代的饥馑时期放弃了家园，“自动”来到新疆。一上马群，我就不喜欢他。他大字不识，却是放牧班的副班长，领着我们早请示完汇报，一本正经翻到《毛主席语录》第15页，却背诵“老三段”。他的个子比我矮一头，但他从来不仰视人。我们两人冲突不断，可他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并不因为刚刚跟我大吵一架，就不再帮我打扫马圈了。也从不会为了我不愿意听，就将话咽在肚里
时间稍长一些，他的长处就显露出来：关于马，关于军马场，没有什么是他不知道的。我从他身上学到的，都是潜移默化的。特别是：从不轻言放弃；遇事能拿出办法来，这两点我必将受用终生。最终我不得不承认，这个只有一米六高的“文盲”，才是真正的男子汉。什么叫西部，我就是从他那张粗糙的脸上读到的。
我在一些小说中写过军马场的放牧生活，那里面的“老牧工”，“老班长”，都是以他为原型，可在小说中，他却是一个人高马大、快步如风、循循善诱的智者。前后我和他一起放了三年的军马。放的都是即将服役的马驹子。
放牧马驹子，关键是要把马群“圈”牢。
骒马当然不会乱跑，它们不是怀着沉甸甸的马驹，就是带着栽栽趔趔的马驹，而且，每十来个骒马，就由一位“副班长”“管理”——英俊潇洒的儿马（种公马）的责任就是照顾它的十几房“妻妾”。马驹子，则全靠我们了。每次当班，一般要数两次马。数马是绝活。不信你试试。马不是人，可以点名；马也不是树木，一动不动戳在那儿等你去统计。在草原上实地统计运动中的马群，除了需要精神高度集中，还需要耐心。而这两点都不是年轻人的“强项”。数得数字多了——这也是常有的事，你得找出混进来的马是哪匹；可数字如果不够，“天”就变了。也许你已经计划好，明天下了班去场部松树塘洗个澡、到邮局看看有没有新从北京寄来的包裹，也许你打算到“女子放牧班”或连部会会女知青们，显摆显摆你的新毡筒（毛毡制的靴子），也许你想到附近的天山公社或前山牧场小卖部卖点日用品，你已经两个礼拜没有刷牙了。但只要马的数字不够，在你当班时丢了马，一切便不同了。除了及时找回在自己班上丢的马驹子，没有别的选择。
马丢的原因有无数种，可能是跟着从附近路过的别人的马走了，可能是闻到了骒马的气息追踪而去（至今我一想到马驹子闻骒马马粪的情景，还情不自禁要失笑），可能是玩得忘记了归队，可能是遇见了狼或猞猁为其驱赶，也可能是因为体质较弱掉了队……对于放马的人，谁当班时少的马，谁负责找回就行了，没有人再顾及其余。
我在马群上的的第一课，就是“找马”。几年间为找马，我和“对班”老裴走遍伊吾、哈密东部的隐密山乡和古老绿洲。说也奇怪，跑失了的马驹子，几乎没有往西、往南跑的，不是北山就是东山。过了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当年为了找马，为了消磨马群的空闲时间到过的许多地方，仅仅记录下地名，都足以使了解20世纪丝绸之路的变迁与兴衰的人惊叹不已：上马崖、下马崖、大石头、梧桐窝子泉、沁城、庙儿沟、穆孜里克、板房沟、大熊沟、克音、谢别里克、盐池……
《黑戈壁》一（2）
1968年－1969年之交，我们就是在找马的紧迫中度过的。
马丢了，如果在一周内找不回来，就只有靠运气了。真正找不回丢失马匹了，是很少见的事。1969年元月底，我们放牧的马群为部队接走了。两个月之后，才能安排新的马驹群给我们放牧。可才放松了不几天，整个马场就进入了戒备状态，那气氛紧张得使人喘不过气来。作为一个普通知青，我们当然不知道究竟为了什么如此惊师动众，只是间接听说与一个叫做“黑喇嘛”的土匪卷土重来有关。从此以后，直到“林彪事件”，离边境不远的军马场，总是处在一个一个的战备情况里。
除了突然而来的“紧急情况”，1969年的春节前后，巴里坤、伊吾以及哈密县的东北部，又为寒流席卷。
不久前，我在前些年新编的《巴里坤县志》中查到，这一带的极限低温，是摄氏零下39。6度，测量地点是军马场的场部松树塘。可我清清楚楚地记得，1969年2月我们在巡逻中就测到了零下41度的低温。
——哦，那真是砭骨酷寒。在戒备期间，一次，军马场的民兵受命出动，搜索北山的几个大的山沟。返程中，夜色浓重，突然在板房沟沟口一个无人居住的空马圈闪现出一点亮光，我们马上将其包围。为了听清楚里面的动静，一个知青将皮帽子的“耳朵”撩起来也就是几分钟，等回到家才发现他的耳朵冻坏了，肿得像一个乒乓球。我摘掉手套揪着马鞍的前鞍桥下了马，手指居然被铁鞍环“粘住”了，硬撕下来一层表皮。原来，躲在空马圈里的不是坏人，而是一个让酷寒弄乱了心智的南方支边青年，想跑回四季如春的老家，遇见我们以为见到了土匪。在我们包围喊话过程，他硬是用双手挖开了冻得如同石头的羊粪，将随身带的钱与粮票藏了起来。真相大白了。可他的双手全都残废了。哦哦，伴随那洞彻骨髓的寒冷实际是一种无力抗拒的恐惧。如果说，新疆有“寒极”的话，那它显然是在东天山的北麓。
军马场到北京招收知识青年时，一个信息灵通的家长曾当面问负责招工的军马场人事干部：听说军马场所在的天山东部有土匪出没。人事干部老万用最慢的语速回答：哦，个把土匪是有的。来到马场很快就知道，其实人在马场是最安全的，而土匪，从清朝收复新疆以来就是这附近的一道风景线。所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这里几乎没有“专职”的土匪。如果你没钱没枪，遇到“土匪”你也失不去什么要紧东西。可那个黑喇嘛，是土匪中的土匪，杀人越货，而且从来不计工本。有了这个背景，便不会因为一个过了气儿的土匪头子重返旧巢的传言，就引起如此之大的返响感到困惑难解了。而这一切的起因——那个黑喇嘛，早已经从这一带消失了四十多年、属于两三代人之前的事了。“黑喇嘛又回到了黑戈壁”，这便是对一切的解释。就是天文学家们听说“哈雷彗星即将重返星空”，也不会让人那样失魂落魄。
我第一次听说“黑喇嘛”这个名字，是在最初的紧急集合时。
黑戈壁就在军马场近邻。黑戈壁发生的一切，都曾深刻地影响了甘新交界的天山东部区域。早在50年前——1919年，当黑喇嘛刚刚在黑戈壁啸聚时，巴里坤、伊吾、哈密就出现过一次类似的“紧张”状态。当时，新疆的主政者杨增新严令立即刻不容缓地在伊吾上马崖、下马崖，哈密沁城、大石头，以致巴里坤的三塘湖等地严密布防，整个地区限时修复城池，整饬武备，加强巡逻，而且必须隔日报告“匪情”。在黑喇嘛被刺杀数年后，1928年7月7日杨增新也死于刺客之手。谁知时隔半个世纪，一切又重演了。这次如果黑喇嘛真的死而复生——据说他曾多次死而复生，重返黑戈壁，那他已经没有了那个视他为死敌的、有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的对手杨增新了。
两周后，戒备解除了。当然，那时处在非常时期，“文化大革命”再加上“苏修亡我之心不死”，一个流言蜚语也会引起社会动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