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戈壁-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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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大山肚子里的暗道令人谈虎色变。
在马鬃山碉堡山的要塞，整个工程气势浩大，井然有序，没有相当优秀的军事眼光，根本不可能设计得出来，这些建筑实用而且坚固，可以说从防卫来讲，要塞就没有“空门”。——可惜他没有想到如何“全身而退”。
从山包放眼四野，远处有一处处的干涸了的水洼，已经泛起白色的碱霜，要塞所在的山群就由湖沼环绕。在山群的近处，至今仍然可以看到为帐篷环绕的遗迹——那就是黑喇嘛的部属们的毡房吧。当时我没有看出，但在事后研究相片时注意到：在环绕着碉堡山的平滩上，有一些奇怪的“痕迹”。那是些看上去如同用笔画在大地上的纹饰，它们不是车辙，它们也不是雨水或风的“作品”。也许那是当时追随黑喇嘛的牧民们规划的生活区域吧。我想，如果我们有条件在更高一些的位置俯瞰整个碉堡山，才能看清它的全貌。
紧挨着道路的，是一座位于小山顶上的堡垒，它起到扼守交通要道的作用。当年那就是黑喇嘛的“税卡”。这个山丘的山体是经过修整的，为的是使他更加易守难攻，这个碉堡的“级别”也与其他的有明显区别。
文献与传说都提到，这个要塞是经火焚烧后才废弃的。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认真寻找，在几处遗址中都没有发现火烧的痕迹。在一个小小的房止，坍塌的屋顶还基本完好，在土层之下是成捆的芦苇，这些易燃的芦苇没有经过火的烧烤。有的门还保存着“过木”（门楣），但门扇一个也不见了。显然拆毁不是一次完成的，也不是行家里手干的。房屋主要是土坯筑成，也有利用山上的黑色岩石作过修补的。建筑这样一大片房屋、墙壁，附近没有见到取土、采石的场地。
娜仁娜拣拾了两个碗的残片，因为太新了，不大可能有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它应该不是黑喇嘛时期使用的，而是人们为他建立纪念碑时作祭奠用的。
在两个马鬃山镇（肃北的、额济纳的），人们传说在碉堡山前些年出土过金元宝与“麻钱”（铜币）。但我们就见到了这两块残缺的粗瓷碗。
我几乎找不到当年发现“敦煌天杰”的地点了。
大风劲吹，我费力向四下张望。最后我想起来，是先去看了那个“战备”时修建的坑道后，返回车辆附近时，最后才见到“敦煌天杰”的。于是也带着大家前往那个水泥的坑道。据老人们说，这是在黑喇嘛坑道的基础上于60年代“反修防修”时为了防止“苏修”突然袭击，而建造的工事与仓库。
《黑戈壁》十五（2）
离开坑道，马上感到远处有一块平滩，与这一带其他的地域显然不同。来到平滩，就来到了发现“敦煌天杰”的地点。
这是在要塞中心位置东南方（据中心大约300公尺）的一个特意修整过的山前缓坡上的遗迹，它在要塞的警戒区之内，占地大约50公尺╳80公尺的地上。这里的地面明显与附近不同，附近几乎为一片黑色的砾石覆盖，看上去基本上是单调的黑色。这里如果不是本来就没有多少黑色的砾石，那一定是有人将黑色的砾石细心地清理过，显露出黄色的滩涂，上面布满黄色砂砾。在这里，上次主要就是见到了两组字迹，一是不太清晰的一片，另一是“敦煌天杰”。这次，我把这里作为重点。先是整个估计了经过清理的平滩的大致范围，然后再在这个范围之中依次寻找。经查找，发现这里实际至少有7处由人工镶嵌的字迹，只不过除一处（“敦煌天杰”）都不完整了。这无疑是后人专门选择的用来表达感受的“碑林”。
基本查清了范围，就发现这片“碑林”的中心位置，实际是一个未完成的鄂博。我的直觉是，这里的“碑铭”，要数这个鄂博出现的最早。也就是说，这些“碑铭”不是由游人自发的随意组成。而是特意作出的。鄂博建成的时间很难确认，但是，鄂博的中心有一块钢筋水泥块，它应该是从不远的那个“战备坑道”的工地拿来的，它应该出现在那个“三线工程”开工以后，也就是说，不能早于“文化革命”。鄂博比一个办公桌的桌面略大一些，它的上方是清楚的数字“6·20”，下方有“1”“2”几个字，除了“1”“2”，中间的两个数字已经不完整了。上下的字迹都青黑砾石镶嵌的，砾石死死插在地上，坚不可摇。值得注意的是，“敦煌天杰”的纪年，与鄂博一样，数字中间使用“·”断开，而不是“，”。
我又去察看了“敦煌天杰”上方的那个巨大的痕迹。那肯定不是天然的，而是人工的遗迹。在北京家中审视相片时，我曾经突发奇想，认为那可能是当时埋葬黑喇嘛的地点。因为那片青黑色的痕迹像一个侧身倒在地上的人形。据哈士纶等人记载，巴勒丹道尔吉（南兹德巴特尔）刺死黑喇嘛，将他随便埋在了要塞前面的平滩上，过了不久，他们奉命来想挖出尸体带走，可是只剩下了一个空的墓穴。这会不会是那个“空穴”？我在这儿徘徊不去，我仔细在痕迹的附近观察地面，可我实在找不出曾经被挖掘又埋上的迹象，这块大地平整无缝。我回望着“敦煌天杰”出神，娜仁娜来到这里，她问：这是什么？我摇摇头说，看不出来。不像是汉字。她突然叫道：好像是蒙文的“巴特尔”（“英雄”）。我听了她的叫喊声，长长出了一口气，我马上就认同了她的说法。
为什么不呢？这个巨大的长形平滩，其实是用汉文、用蒙文表达了同一个意思：豪杰，好汉，英雄，勇士。
一个浅浅的冲沟边上，发现了几行竖写的文字。娜仁娜看了看，说，左侧的一个字像是蒙文的“黄色”（“撒拉”）。其实我应该想到，表达对黑喇嘛的印象，使用蒙文最有群众基础。
当然，这几处字迹只有“敦煌天杰”最清晰，那几个字无疑是汉族人书写出来的，是带有艺术意味的仿宋体，这种字体我在巴里坤当知青时，写遍了新建的房舍的墙壁。至于为什么有的清楚有的不清楚，答案只有一个：这些“大地纪念碑”的制作时间不一致，也决不是相同的人所为。“敦煌天杰”写明是作于1997年9月10日，其他的无疑时间比这个更早。
我用卷尺对这些字迹做了实地测量。“敦煌天杰”四字，“敦煌”一上一下，每字1米见方；“天杰”横写，每个字0。6米见方。整个碑铭是1。9╳3。2米。至于鄂博——“6。20”那一组，面积是1。6╳2。9米。它无疑处于整个区域的中心。
中午时分，我们在寒风中离开了要塞。
刚刚离开，就开始天降大雪。路上，我一直沉默不语，心情复杂。在2001年1月4日离开小河时，2000年12月离开安南工时，都是天降大雪。通过音凹峡检查站时，又与“公婆泉－酒泉”的公共汽车相逢，又与那个“父亲出钱为她买了一辆载重卡车的姑娘”相逢。她的雇员这次没有先行走出关卡。
午后3点，在玉门市的清泉饭店吃了午餐。
5点过后，就着薄薄的暮色，回到酒泉“八一宾馆”。今天的行程一直在与风雪相伴。
这次来到酒泉“八一宾馆”，我已经注意到，门厅出租的那个作“电子商务”的地方，只有男人自己了。2003年，他与一个姑娘为我们的车辆作了贴标。尽管萍水相逢，那姑娘几乎一句话没有说，可她的善解人意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从今天中午离开马鬃山开始，一直到16日我离开酒泉，这几天当地一直风雪交加。
这些天，我总是在“网络电话超市”集中时间打电话，一天要好几次。电话超市，往往开设在“计生用品店”，一边与远在天边的亲友谈着，一边看着仿真的阳具与种种适用的器具，真是有点怪怪的。
我每天都在一个半径2公里的老城里徘徊，我真的希望能在这里自自在在生活几年。哪怕有几个星期也好。
3月16日，临出发前，见到了市主要领导。只有半个小时时间，是礼节性的拜访。在交谈中，我一再想到马鬃山镇清净的街道，想到黑戈壁空旷的荒野。我想，也许有一天人们都知道了黑喇嘛，知道了黑戈壁的传奇往事，知道了黑戈壁与丝绸之路的关系，知道了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格泉水，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将使马鬃山镇走上前台，突显在时代的前列。
《黑戈壁》十五（3）
在80年前，欧文·拉铁摩尔说，黑喇嘛是在重新结构古道，这个设想等于更新了古道的结构，着眼于改造进出新疆的“瓶颈”。拉铁摩尔没有涉及的是，黑喇嘛啸聚黑戈壁时期，正在丝绸之路的现代化时期到来之前。汽车交通即将取代驼马。斯文·赫定则是从这个角度看待黑戈壁的第一人。
在这一点上，黑喇嘛，究竟是失败者呢？还是胜利者？
从嘉峪关上了K44次火车。正点10点48分，火车开出“酒泉的西大门”嘉峪关站。临发车前，车厢里有几人在与亲人告别时哭了。说实话，我已经有好多年没见过真心实意的离别眼泪了。这又使我产生了失意感。
列车走的是北线，这是我第一次坐北线车。
车上人不多。我曾产生过这样的错觉：在车厢里就坐的，是身披薄薄的棉被与我交谈的达西，是随时会与别人交流感受的副镇长娜仁娜，是用余光打量着我、真诚劝诫一个陌生人的边巴，是欲言又止的西力得克，是迟疑了一会儿才说“别忘了我们啊”的达布，是盼望宾馆宾客如云的尼克木，是“国门小学”和老师们搭伙做饭的副校长哈斯巴特尔，是用手机将镇上的朋友一一推荐给我的业余歌手欢新，是用友好的、好奇的眼光打量着外乡人的“国门小学”的学生们……我们将一路同行。虽然起点不一样，可我们有说不完的共同语言，有相同的终点。
3月17日，火车路经了包头、呼和浩特。
晚上，7点，火车到达丰台，我决定提前于丰台下车。出站很顺利，打了一个黑车（其实完全用不着），30元，十几分钟就回到家中。
只有儿子在家。刚刚放下行囊，就接到几个电话。没人提到黑戈壁，黑喇嘛，马鬃山。可一个比一个的事儿当真。
离开两周之后，我又跌回到原来的生活中。
尾声
穿越黑戈壁（1）
从4月开始，我就在准备动笔，将有关黑戈壁的见闻写下来，写成一本新书。可我迟迟不能坐到电脑前，开始写作。
本来，总是感到时间不够用。这次我攒足了时间，却不知道该怎么利用它。
有了不久前的新的考察，我需要重新研究手头的资料。我不能立即进入写作状态。这在我确实不多见。
我利用一切时间，从头审视自己能面对的一切：书面的与眼见的。
在马鬃山期间，能到达并确认谢别斯廷泉水，使我颇有成就感。我曾发愿，要走遍中国西部与探险发现有关的地点。这是其中最重要的之一。
关于谢别斯廷泉水，我在地图上作补充查证。我找到了1972年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中亚地图》，同时，找到了1935年出版的《1927年－1934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中亚探险路线图》。关于谢别斯廷泉水，最重要的事件是与60年代中国与外蒙古正式划定边界有关的。据一位资深学者告诉我，当时蒙古国提出了一幅地图，在这幅地图上，黑戈壁的大部分区域是在喀尔喀蒙古（外蒙古）辖区。在两国谈判过程，中国主要领导人指示谈判代表：在《1927年－1934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中亚探险路线图》中，曾明确标示出一个泉水的位置，就是“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克”（“谢别斯廷”），而且明确画出两国的界线是从这个泉水的北面通过的。在划界谈判中，中方提出了这幅地图。因为它早已经是国际公认的著名地图，最终中蒙的国界，在这一段就以泉水为明确的“界桩”。1962年12月26日，中国与蒙古国正式签订了边界条约，1963年3月25日两国互换批准书并生效，1964年6月，签订了两国边界议定书。
而这个荒漠甘泉，从此有了另一个名字：中蒙边界的第496号界桩。
这个泉水的存在，就是古道存在的证明。在历史上，每当走北线的商队依戈壁与山脉之间的夹道西行时，谢别斯廷就成为天涯旅人的支撑点。是战乱、灾难等“不可抗拒”的因素，为行旅提供了艰难的选择。当道路出现梗阻时，黑戈壁为不循常规的人预先安置了潜藏的秘境。当道路通畅时，黑戈壁成为旅人施展抱负的舞台。有水量丰沛的谢别苏廷泉水存在，黑戈壁才会吸引更多的人，同时为每一个勇敢的旅人提供了一把进出黑戈壁的钥匙。
此行没有前往明水。为了回忆在明水的见闻，我不但将2003年10月3日在明水拍摄的所有照片都冲洗出来，还将贝格曼当年（1934年1月28日）画的《明水遗址实测图》作了复原放大。这是关于明水的惟一第一手资料。一遍审视着像片与地图，一边尽可能恢复着我的记忆。
明水古城之所以给我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是因为它的形制特殊，是因为它的位置关键，是因为它就在天山与黑戈壁之间，构连着这两个地片，隔离开这两个地片，是黑戈壁的门户，是黑戈壁的屏障，是黑戈壁的后背，也是黑戈壁的钥匙。
我在史册中寻找关于它的蛛丝马迹。我推测：它必定和汉与匈奴的整体攻防形势有关，它是超规格的存在。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征大宛不利，在企图退回关内时，被汉武帝严令阻于玉门关外。他的临时将军府——“遮虏障”何在，早有定论。但我想，如果今后的研究考察证实明水的古城与李广利的回师，与著名的遮虏障，有特殊的关系，我一定不会感到意外。
关于“明水”这个地名，在研究公婆泉的含义时，我没有联想到它。一次我偶然发现在清代的地图上，明水，写的是“岷水”。我同然想到，与公婆泉一样，明水或许也不是汉语地名，不是因为有地表水而称。最初它大约是音译。在西北民族，比如维吾尔族的语言中，“明”，是计数词1000的意思。在形容多的时候，往往会借助于它，比如新疆焉耆的著名寺院遗址，叫做“明屋”，是“千间房”之意，表示庙宇规模宏大。那么，明水会不会是表示水源丰富之意？否则，贝格曼的实测图上面的那条河（“运河”？）就失去了实际的依托。当然，在马鬃山碉堡山给我的感觉是附近在以前一定是个湖沼。明水古城的海拔高于碉堡山，但它们都在三面大山的环绕中，都有充足的地下水脉。
深入了解了关涉到20世纪前期的地缘政治的事件，就清晰地理出了与黑戈壁有关的历史过程的顺序。马仲英、尧乐博斯、乌斯满，步黑喇嘛后尘者涉入了这个区域，最终谁也没有能从其中脱身。这是一场古怪的4人接力：起点与终点都在同一个地方。
尧乐博斯是4人中惟一的得善终者。可在台湾的岁月中，他一直在努力从黑戈壁脱身。在回忆录中，比如台湾《传记文学》（1968年8月号）的《马仲英扬威天山记》；《瀚海潮》（1948年4月号）的《记马仲英》，尧乐博斯反复提到，自己于1931年6月上旬某日，到甘肃酒泉（肃州）面见马仲英，是因为想前往中央（南京）述职路过，顺路去看看“尕司令”。尧乐博斯一直到临终前，都在一切场合极力表白，自己不是专门到酒泉请马仲英入新的。他没有肩负这个使命，这也不符合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