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64-高岗饶漱石事件始末-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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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的工作。王明恶习不改，自以为从苏联回来，镀了金，有了“尚方宝剑”，成了“钦差大臣”，于是变本加厉，盛气凌人，指手划脚，连毛泽东都不在话下，高岗哪在他的眼里？王明对西北局工作的指导，无非是夸夸其谈，脱离实际。　　　　
　　　　一天，高岗对毛泽东说：　　　　
　　　　“我们以为苏联飞机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东西，却不知道这是祸从天降！”　　　　
　　　　原来，当王明、康生乘飞机回到延安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张闻天、朱德等前往机场欢迎。毛泽东以《饮水思源》为题致欢迎词。他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喜从天降”。　　　　
　　　　我们不必苛求毛泽东，不必指责他这篇欢迎词有些过分。那时，王明也好，康生也好，还有其他苏联人也好，还都是同志。毛泽东历来主张团结的人越多越好，历来主张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久别的同志回来了，回到自己身边了，总是令人高兴的。　　　　
　　　　然而，高岗当着毛泽东的面，针对毛泽东的“喜从天降”，来了个“祸从天降”，一字之差，针锋相对，却不能不说要有点胆量和勇气。高岗心里也想过，连有人咒骂“雷公怎么不打死毛泽东”，毛泽东都能“海涵”，都能从中发现问题，引出积极的结果，区区一句“祸从天降”，又算什么？　　　　
　　　　事实确实如此，毛泽东听出了高岗话里的弦外之音，很快就不让王明负责指导西北局的工作，换成任弼时了。　　　　
　　　　1981年，李维汉在一个座谈会上说：　　　　
　　　　“第一，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的路线是正确的；第二，高岗在边区党委和西北局的工作是执行中央路线的；第三，土地革命时期陕北有两个人民领袖——刘志丹和谢子长。”　　　　
　　　　1982年，王首道在一个会议上说：　　　　
　　　　“高岗在陕北同刘志丹等人，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是有功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前，一度要把他们抓起来当作右派，后来我们给他们平了反，刀下留人，高岗是很感激的。但以后，高岗极端个人主义发展，走上了反党和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事实就是事实。　　　　
　　　　历史就是历史。　　　　
　　　　其实，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那篇著名讲话中，也提到并且称赞了高岗。他说，许多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新四军到后才创立的，许多地方工作是外来干部去后才发展的。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完全团结一致，只有本地干部大批地生长了，并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我党在根据地才能生根。接着，毛泽东同志比较了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长处和短处：外来干部比较本地干部，对于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这些方面，总要差些。拿我来说，就是这样。我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可是对于陕北的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和高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1953年以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勾掉了高岗的名字，把后面这句话改为“和一些陕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多了”。　　　　
　　　　自然，这种改动，也已经成为历史了。　　　　
　　　　那么，在陕北时期的高岗，是不是完完全全是一个有功劳的高岗、正面的高岗、光明的高岗、完美的高岗呢？　　　　
　　　　不，不是这样。　　　　
　　　　先看看跨越1942~1943年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高干会”。　　　　
　　　　这个会是在延安整风运动深入的基础上召开的，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召开的，是在作了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准备之后召开的。　　　　
　　　　会议组成了以高岗为首的9人主席团，出席会议的有边区一级党、政、军、民、学各系统负责干部97人，军队旅以上干部52人，县团级干部117人。大会于1942年10月19日开幕，1943年1月14日结束。大会进入第二阶段以后，毛泽东、贺龙、林伯渠、刘少奇、彭真等领导同志都作了报告，高岗、康生也作了报告。　　　　
　　　　这次大会，端正了边区党的路线，达到了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的一致；大会端正了党风，明确了边区党的各项任务，同时也为经济建设指明了方向。


两个人物——高岗、饶漱石其人（一）王明“左”倾机会主义（4）

　　　　这次大会是成功的，效果明显，影响也大。　　　　
　　　　但是，这次大会也存在问题。大会开始十多天，基本上是就事论事，不得要领，如讨论农村党员问题，就只用“到会、交费、模范、公道”四条去套。只是到了第二阶段，毛泽东及时指示主席团要改变方针，要从细微末节的问题转到党内存在的根本思想问题上来，如自由主义问题、对党闹独立性等重大问题，大会才走上正轨。虽然如此，西北边区对党闹独立性的问题和自由主义问题，并没有解决。会议指出，“边区当前仍然存在着闹独立性和自由主义的倾向”。高岗对这个正确的批评，不仅不予接受，反而以一贯正确自居，继续同党闹独立性。而且，由于强调西北局要以高岗为首，因而无论是会上发言还是会后报道，都有突出个人，甚至个人崇拜的现象。对这些，高岗当然不能辞其咎。　　　　
　　　　据熟悉当时情况的老同志回忆，高岗不仅有同党中央闹独立性的毛病，在部门和部门之间，领导同志之间，他也是常常闹矛盾。例如，当时的留守兵团司令员，对西北局尊重不够。任弼时和林伯渠找这位司令员谈话，要他尊重西北局，西北局是中央的代表机关。任弼时认为，我们的军队必须和老百姓结合在一起，依靠老百姓才能打胜仗。比如边区的军队，吃饭靠老百姓供给粮食，打仗靠老百姓帮助运输、抬担架，有缺额或者扩编时，要靠老百姓来补充。所以说，我们的军队和老百姓是互相依存的，是血肉相连的。　　　　
　　　　这位司令员是个好同志，接受了任弼时和林伯渠的帮助。　　　　
　　　　然而，高岗却不。他的思想，没有进入应有的境界。他利用自己的某种优势，向党中央争一种东西。他说：　　　　
　　　　“留守兵团如果仍旧归中央管，那么，他们的后勤保障我们西北局就不管了。如果要西北局保障他们的后勤，那就得由西北局来管他们。”　　　　
　　　　中央有中央的难处，要中央保障留守兵团的后勤供应，这是不可能的。为了顾全大局，留守兵团就只好让西北局管。中央让步了。


两个人物——高岗、饶漱石其人（一）同高岗接触过的女性，多少人有口难言

　　　　1971年夏天，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时说：　　　　
　　　　我们这个党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10次。开头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线错误……1928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神气起来了。从1930年6月到9月，他搞了三个多月的立三路线。1930年到1931年，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没有成功……　　　　
　　　　据说，罗章龙对毛泽东这些话，作过别出心裁的“注释”：　　　　
　　　　陈独秀有个“独”字，成了第一个机会主义头子；瞿秋白的“瞿”字上面是两个“目”字，也就成了第二个机会主义头子；李立三有个“三”字，就是第三个机会主义头子；我罗章龙的“罗”字，头上顶着个“四”字，就成了第四个机会主义头子。　　　　
　　　　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讲到所谓10次路线斗争。他说：　　　　
　　　　“过去常说10次路线斗争，现在应该怎么看？　　　　
　　　　“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这就减去了两次。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团。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的。罗章龙另立中央，分裂党。张国焘是搞阴谋诡计的。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林彪、江青更不用说了。”　　　　
　　　　事实证明，这些“路线斗争”，有些是完全搞错了，不能算了；有的谈不上有什么“路线”，就是说，是一次“斗争”，进行这个斗争是正确的，但犯错误的人并没有提出什么路线。人们也都知道，在这些斗争中，对于那些代表人物的揭露和批判，都没有涉及私生活问题。这似乎是中国党内斗争的一个特点。　　　　
　　　　然而，唯独对高岗是例外。　　　　
　　　　1954年2月，周恩来主持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周恩来于2月25日在座谈会上作了总结发言。这个总结发言的提纲，后来送毛泽东审阅过。这个发言提纲中，就一再讲到高岗私生活的腐化。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的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的一面。　　　　
　　　　高岗的私生活也是腐化的，完全违背共产主义者的道德标准。　　　　
　　　　除周恩来以外，还有好几位领导同志的报告和讲话中，都讲到高岗私生活的腐化。如：　　　　
　　　　高岗的私生活腐烂透顶。高岗极端腐化的生活和无法无天的流氓恶霸行为，长期无人揭发。　　　　
　　　　很长时期以来，高岗的私生活是腐化的，进入城市以后，更采用各种卑鄙手段污辱妇女，并且同不少政治面目不清的妇女发生关系。在道德上极端堕落。　　　　
　　　　高岗诱奸、强奸妇女，挥霍无度、荒淫无耻、腐化透顶的私生活，简直和军阀官僚淫乱的生活同样，道德败坏已达极点。　　　　
　　　　党的领导人，在正式会议上，用这样的语言，讲到一位曾经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的私生活，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这是“独一份儿”的。　　　　
　　　　其实，50年代初期的东北，在一般干部和群众中，对于高岗私生活的腐化堕落，如果不是尽人皆知，也是流传极广的。高岗喜欢跳舞，喜欢在女人中间混。高岗善于也敢于向女人调情。高岗对女人有一种特殊的敏感，他的桃色新闻很多。一见了女人，尤其是有几分姿色的女人，高岗的眼睛就放射出淫邪的光芒，在她们身上的女性特殊部位扫来扫去。　　　　
　　　　俄国十月革命后，有不少地主资本家和没落贵族，也就是所谓“白俄”，逃到我国东北。“白俄”中的一些年轻女性，实际上过着卖笑生涯。有一次，高岗在一个“白俄”女人那里睡了一夜，没有付钱。第二天，那女人打电话给高岗，向他讨债。高岗放下电话，一个电话打到东北交际处，命令他们向这个“白俄”女人送去一笔不小的“交际费”。　　　　
　　　　还有一个名叫珍妮的外国女人，经常在公开场合活动。此人爱好男装打扮，身穿皮夹克，头戴礼帽，身材窈窕，风姿绰约。这个女人，是公安局掌握和注意的重点人物。　　　　
　　　　一个星期六的傍晚，她突然在舞厅门口出现了。便衣保卫人员立刻警觉起来，走上前去。正想对她进行盘问，发现她向舞厅门里面打招呼，便衣人员回头一看，舞厅里的那人正是高岗。　　　　
　　　　珍妮被高岗请进舞厅。顷刻之间，便搂着她纤细的腰身，翩翩起舞了。　　　　
　　　　保卫人员又紧张，又坐蜡。　这可怎么办？据内部掌握的情况，这个女人有一枚特殊的戒指，只要这戒指在你身上划上一道，见点血，你就甭想活命了。可是高岗居然把她请进舞厅，还同她跳舞！出了事可怎么办？他又不能直接去找高岗，更不能向高岗陈述这一切。　　　　
　　　　保卫人员只好跑回公安局，找局领导反映。　　　　
　　　　几位局领导经过研究，觉得事关重大，决定由主要领导人亲自出面，找到高岗，总算把这个女人打发走了。　　　　
　　　　高岗身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又是东北地区党政军第一把手，有权有势，“炙手可热”。想玩哪个女人，就把她调来；玩腻了，或者不顺心了，就调走，都是易如反掌的事。这类事，不仅限于东北地区，到了外地，也一样。有一次，高岗在南方一个大城市视察，看见一位漂亮的服务员，高岗越看越心动，就对一位负责人说：　　　　
　　　　“这姑娘很不错嘛，调到我们东北局去吧！”　　　　
　　　　说办就办。第二天，高岗就又多了一个漂亮而年轻的情妇。　　　　
　　　　高岗在他的住地，经常举办家庭宴会和舞会。他的宴会，带政治性的居多，而舞会，则完全是寻欢作乐。　　　　
　　　　高岗开始搞家庭舞会的时候，总要让秘书通知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务必请总理光临。　　　　
　　　　周恩来身为政务院总理，高岗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现在又调到中央，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周总理听说高岗郑重邀请，曾经高高兴兴地去过。可是，在舞场上，高岗那追逐女性曲线的目光，那粗俗的调情话语，以及同女性互相抚摸的不堪入目的动作，使周恩来不能忍受，就愤然离开舞场，不辞而别。　　　　
　　　　后来，高岗又多次让秘书通过周恩来身边的人员，邀请周恩来光临他的家庭舞会。周恩来断然回答：　　　　
　　　　“告诉他，不去！他的舞会，我再也不要参加！”


两个人物——高岗、饶漱石其人（一）收复东北是一项极重要的任务（1）

　　　　中央意图陈毅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毅谦让。饶漱石得知后，说：“你不担任我担任！”　　　　
　　　　“七大”后，陈毅滞留延安期间，中央对陈毅的工作安排，作了认真研究。从中央对当时全国形势的通盘战略考虑出发，收复东北是一项极重要的任务。谁去完成这一任务？中央考虑的人选有二，一是陈毅，一是林彪。但是，看来陈毅去华中似乎更为合适。　　　　
　　　　1945年8月中旬，毛泽东找陈毅谈话。毛泽东说：　　　　
　　　　“你的工作问题，中央反复考虑过，觉得你还是回华中去更为合适。你以为如何？”　　　　
　　　　陈毅思索了一会儿，毛泽东的话是不错的，他自己对华中情况熟悉，几天前还代中央军委起草了对华中局和新四军工作的指示。但是，一想到同饶漱石的关系，心里就发怵。他便坦率地说：　　　　
　　　　“回华中去恐怕做不了什么事，起不了什么作用。”　　　　
　　　　毛泽东笑笑说：　　　　
　　　　“怎么起不了作用？只要你往那里一坐，就会起作用！”　　　　
　　　　毛泽东气势不凡的语调，感染了陈毅。　　　　
　　　　“那好吧！只要我去，就请中央放心，我陈毅答应的事是算数的。”　　　　
　　　　1945年8月25日上午，陈毅便同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陈赓、林彪等二十多名高级干部一起，乘美国军用飞机，从延安飞到晋东南黎城县，然后各奔东西。第二天，中共中央电告华中局：　　　　
　　　　陈毅同志昨日飞抵太行，转赴华中。陈态度很好，一切问题均谈通。分工：饶为书记及政委，陈为军长及副书记，其余不变。　　　　
　　　　饶漱石接到这封电报，自然高兴，代书记的“代”字，终于去掉了。当然，毛泽东还算是“知人”的，不然也不会下这个决心。但是，话说回来，这也是我饶漱石咬紧牙关“顶”的结果，1944年春天毛泽东那封电报，不是叫我给“顶”回去了吗？倘若不顶，很难说会出现现在的结果。在这类问题上，在关键时刻，是不能退缩，不能让步的。饶漱石这样总结着经验，这样提醒自己。不管怎么说，他陈毅还是回来了，还得同他在华中这口大锅里搅勺子，以后很难说还会发生一些什么。　　　　
　　　　饶漱石等待陈毅的到来。　　　　
　　　　等了一个来月，情况又有变化，中央命令陈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