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64-高岗饶漱石事件始末-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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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会议（一）高岗的住处车水马龙（5）
高岗是主席台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因而他找回了从前的感觉，频频向鼓掌和欢呼的群众挥手敬意。
高岗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讲话的结尾是三句口号：
中苏两国伟大的牢不可破的同盟和友谊万岁！
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和平民主阵营万岁！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沿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前进！
捷沃西安也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讲话结尾的三个口号是：
中苏两国人民永久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
中国人民的英明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
把这两篇讲话的结尾对照一下，人们也许会发现，高岗是在侧重某种东西，同时也在避开一点什么。这也许是高岗深层次内心活动的反映。
高岗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声音洪亮地宣告：“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无缝钢管厂、大型轧钢厂和第七号炼铁炉的开工生产，表示热烈的祝贺！”
大型轧钢厂和无缝钢管厂的厂长，代表全体职工把新产品无缝钢管和重型钢轨，献给毛泽东；在礼品上，工人们亲手刻着表示敬意的词句：“献给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高岗代表毛泽东接受了献礼。
当天（12月26日）下午，在三大工程现场分别举行了剪彩仪式。高岗先后到三大工程现场剪彩。每一工程剪彩之际，人们热烈鼓掌欢呼，机器发出轰鸣，掌声和机器声响成一片。
高岗在进行这些活动的时候，一方面完全找回了在东北时期的那灿烂辉煌的感觉，另方面，也深深感到苦和酸。而这苦和酸，来势汹汹，几乎淹没了那辉煌与灿烂。
12月25日，高岗陪捷沃西安到达鞍山。29日，又陪捷沃西安到了沈阳。30日，又陪捷沃西安到北京。这五六天时间里，高岗一直在寻找机会，向捷沃西安一诉衷肠。由于人多眼杂，这机会只有到达沈阳的当天晚上和回北京途中，才被高岗找到。
“你说中国要不要消灭资本主义？”高岗急不可待，没头没脑地对捷沃西安来了一句。
捷沃西安觉得这是个怪问题，便毫不迟疑地回答：
“当然要消灭！不消灭资本主义还叫什么社会主义？”
“我就是这个意见！”高岗觉得自己又从苏联老大哥这里找到了同志，找到了知音。但他又抱怨：
“可是，我的意见在我们党内却得不到支持，闹得现在日子都不好过。请你回去一定报告苏共中央，就说中国党的中央里面，有人反对我。”
“这个我可以做到。”捷沃西安关切地望着高岗，“你也得多加保重。”他想起了科瓦廖夫打报告的事情。
“我倒觉得该豁出去就豁出去！我到中央以后，还不如在东北，现在一点实权也没有了，什么都得听人家的。”
说完这句话，高岗又把他在心里翻腾的那些事情抖搂一遍：什么刘少奇有“圈圈”，就是白区地下工作的那些人；周恩来有“摊摊”，就是跟他在国民党上层打交道的那些人。他高岗是老革命根据地的，可以说是中国革命的正统，井冈山的人是正统，陕北的人也是正统，高岗和毛泽东都是正统这一边的。从这一点上说，在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中间，他高岗算是同毛泽东有点“血缘关系”，其他的都不行。不过，在对待苏联的态度上，毛泽东又不赞成高岗，而和刘少奇、周恩来的调子相像，或者说，在对待苏联的态度问题上，毛泽东支持刘少奇、周恩来，而不支持高岗。
捷沃西安很注意地听着高岗的唠叨，但一言不发。作为苏联领导层成员之一的捷沃西安，他的见解不可能超越出他那个集团之外；但是，曾经有过科瓦廖夫的前车之鉴，他表现得更为谨慎小心。
两次会议（一）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揭发批评高岗、饶漱石（1）
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指出：党的团结必须是在马列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对犯有严重错误，但经批评愿意并实行改正的同志，应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的分子，必须给以严格制裁。
中国共产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是以揭发批评高岗、饶漱石，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而载入史册的。
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于1954年2月6日至10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35人，候补中央委员26人；列席全会的有党、政、军和人民团体的主要负责同志52人。
毛泽东在杭州休假，没有出席全会。
1954年2月6日清晨。高岗起床后，没有像往常那样去卫生间，而是走到窗前，撩起窗帘的一角，向窗外隆冬的院落瞭望，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想看什么。出现在他视线之内的是院子里几棵高大古槐的光秃的枝条在空中摇曳，一股股寒风，在院子里打着旋儿，扬起一阵阵灰白的尘土。
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今天要开幕了。这件事在高岗心中已经压倒了一切。这次全会的主要议程，高岗是知道的，但他找不准自己所扮演的这个角色的位置，也说不清自己是走向短兵相接的战场还是走上接受审判的法庭，心里有点没着没落。回想去年夏天的财经会议，可真是今非昔比了。那时候，他前后左右总有一帮人，他能够呼风唤雨；那时候，他是怎样地成竹在胸、踌躇满志啊！现在呢？高岗颇有点“众芳摇落”的感慨。不过，一直到昨天晚上，高岗还没有得到毛泽东回到北京、出席四中全会的消息。毛主席同四中全会保持的这个“距离”，是好事还是坏事？实在难说得很。也许还有一点回旋的余地？
高岗心中一直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直到他坐在会场中，听到主持人宣布由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托作《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的时候，他才有些清醒过来。
然而，恰恰是刘少奇这个名字，又使高岗的思想开了叉。从延安的时候起，高岗就同刘少奇有过多次接触，关系虽然说不上很好，也谈不上坏。现在怎么样？也是今非昔比了。也许他去年夏天干得太猛了？太莽撞了？太缺少韬略？没有考虑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而是干了个“一锤子买卖”？
刘少奇拿着讲话稿开始作报告的时候，饶漱石的心情也许比高岗更复杂、更难堪。他同刘少奇的关系比高岗同刘少奇的关系要特殊得多。尤其是那年刘少奇从南方北上延安，正是委托他而不是陈毅代理新四军政委的，饶漱石的政治生涯，也许正是从那时开始呈上升趋势。后来呢，刘少奇待饶漱石也不薄。再后来，偏偏遇上了高岗，饶漱石一时“聪明”，以为又攀上一个“高枝”，一直发展到去年夏天迈出了公开反对刘少奇的一步。人们说，凡是大麻子，十个有九个脾气暴躁，没准儿真是这么回事。跟着高岗这个大麻子，可真是“聪明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了。但是，一般说来，饶漱石的性情不像高岗那样暴烈，饶漱石有一种隐忍的功夫。现在是应该收敛一下，走着瞧了。高岗这一次也未必一败涂地。即使高岗失败了，只要饶漱石加上一百个、一千个小心，不在他和刘少奇之间增加任何新的芥蒂，凭着从前那层“老关系”、那层“旧情”，事情也许会有点转机、有点希望……唉！
当刘少奇报告关于这次全会的第一、第二项议程时，高岗一直处在“七上八下”的精神状态之中，都没有听清，或者没听进去；当讲到此次全会的第三项议程，即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时，高岗收住了千端思绪。他听见刘少奇说：
我们的党，目前在基本上是团结一致的，是巩固的。党在基本上的团结、巩固，并不是说党已经没有缺点，而是说党已经有了很好的条件来考察和克服自己的缺点。政治局所提出的决议草案，分析了目前我们党的状况的两个方面。我以为这个草案所指出的党的缺点，值得我们在座的所有同志的深刻注意，值得省（市）委员会以上的负责干部和武装部队的高级负责干部的深刻注意。
刘少奇说，党内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我们从来反对任何党员由满腔热忱地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的卑鄙的个人主义方面去。党的团结就是党的生命，对于党的团结的任何损害，就是对于敌人的援助和合作。只要党内出现了个人主义的骄傲的人们，只要这种人的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党的坚决的制止，他们就会一步一步地在党内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的活动，直至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
刘少奇又说：
中央政治局考虑到党外和党内的各种状况，认为中央通过这个决议是适时的，并且是绝对必要的。
如政治局所提出的决议草案所说，在我们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还不是在所有的环节都能畅行无阻的。这种情形必须改变。
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人，他们口头上并不反对批评和自我批评，可是在实际行动上却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只能适用于别人，只能适用于别人工作的范围内，而不能适用到自己，不能适用到属于自己工作的范围内。这样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当然，也还有这样的人，他们不是想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巩固党的纪律，来促进党的团结和帮助同志的进步，而是想假借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名义来削弱和破坏党的纪律，从而削弱和破坏党的团结和党的威信。这样的态度是党所完全不能允许的。
刘少奇还有一段话，简直是对高岗直言不讳的警告。
刘少奇说：“对于那种有意地破坏党的团结，而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党就必须向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以严格的制裁，甚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
刘少奇这几句话撞击着高岗的耳膜，使高岗全身的毛孔都发了一下热，以致刘少奇下面说的什么“为了……反对破坏团结的言论行动，需要全党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有充分的革命警惕性和政治敏感”，什么“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省（市）委员会以上负责同志的团结，是全党团结的关键，……应当以身作则”，就都没有听清了。
两次会议（一）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揭发批评高岗、饶漱石（2）
刘少奇报告结束之后，要就自己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公开的自我批评。
这时，高岗又聚精会神地听下去，并且记住了刘少奇自我批评的要点：
（一）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
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我曾有过一种想法，在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要对我国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要实行农业集体化，对于这个基本方向，我是没有怀疑过的。因此，我主张向农民宣传社会主义，要经常地向农民说明：仅仅实行土地改革还不能最后地解放农民，只有实行社会主义才能使农民最后地获得解放、免于贫困并富裕起来。在目前要广泛地发展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要限制富农经济，在将来要普遍地组织集体农场和消灭富农经济，对于这些，我的观点都是明确的。但是，我有过一种想法，就是我以为还要等一个时候才能在我国农村中大量地、普遍地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而没有想到立即就可以大量地组织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由此逐步地发展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集体农场。同时，在目前的劳动互助组与将来的集体农场之间没有抓住以土地入股的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组织形式，作为由互助组过渡到集体农场的十分重要的中间过渡形式，因而，就以为互助组不能过渡到集体农场，而把二者看成在组织上是没有多少联系的两回事。因为有了这种想法，所以在1950年1月与东北个别同志谈到农村互助合作问题时，我有一些话是说得不妥当的。在1951年春，我赞成华北局在个别地方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但不赞成推广。同年7月间我批评了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文件，并在向马列学院第一期毕业生讲话时，也说到了这个批评。应该说，我这个批评是不正确的，而山西省委的意见则基本上是正确的。
……
（二）关于老区土改出现“左”倾错误问题。
1947年我主持的全国土地会议，确定了普遍实行分配土地的原则，制定了土地法大纲，并提出了整党的方针。这个土地法大纲和整党方针，是经过党中央的修正和批准的。全国土地会议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这个会议有重大的缺点，这就是没有对于农村的阶级分析做出恰当的决定和没有能够制定一个正确的切实可行的详细的没收分配土地的办法，同时对于错误倾向的批判不够全面。在会议上着重地批评了党内反对地主不坚决以及同情、可怜、庇护地主的右倾错误，这是完全必要的，并从此结束了这方面的错误。对于当时已经发生的一些“左”倾错误，虽然也做了批评，但这种批评是不充分的，没有系统的，因而也就不能够认真地去堵塞有些地方的“左”倾错误的发生和发展。……直到1947年12月在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1948年中央重新发表1933年怎样分析阶级的文件和任弼时同志的文章后，各地土地改革才逐步完全纳入正轨。我在当时没有能够把指导土地改革这样一个严重的任务完全正确地担当起来。
（三）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
1946年2月1日，在旧政协会议开过会，中央发出了一个指示，说旧政协决议付诸实施，中国从此走上和平民主阶段。同时向八路军、新四军和各解放区提出练兵、减租和生产三大中心工作，并指出“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破坏”。在这个指示中所谓“和平民主阶段”是属于一种对时局的估计，而关于练兵、减租和生产三大中心工作的规定，则是对于我们的革命起实际作用的性质的东西。对于和平可能性的估计只是一个方面，而关于练兵、减租和生产这些中心工作的指示，则在于我们可和可战，使我们在任何时局变化的场合下，都能够有恃而无恐。对于这个文件，我想是应该作这样的分析的。……中央通过的这个指示，是我起草的，我曾经根据这个指示在干部会上作过一个报告，在报告中有些话讲得不妥当，应当纠正。
（四）关于天津讲话。
1949年春中央派我去天津研究和帮助天津市委的工作，我对天津当时的工作说过许多话，曾经批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