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64-高岗饶漱石事件始末-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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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天津讲话。
1949年春中央派我去天津研究和帮助天津市委的工作，我对天津当时的工作说过许多话，曾经批评了当时某些对资产阶级的“左”倾情绪，虽原则上没有错误，但其中有些话是说得不够妥当的。
我认为，自己在总的方面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的，存在的缺点错误，欢迎同志们批评，自己当坚决改正。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必须遵循的原则。
刘少奇的自我批评，在与会者心目中的反响很不相同。有的认为，少奇同志这样做，很好，既不遮遮掩掩，又不躲躲闪闪，反正就那么几根小辫子，又不是背后搞什么鬼，而是公开的讲话或见诸文字的批示，公开的辫子在党内公开抖搂出来，这就主动了，就可以轻装前进，该干什么干什么。有的认为像少奇同志这样的身份，能作出这样的自我批评，态度诚恳姿态高，实在难能可贵。持这些看法的是到会者的大多数。但也有人认为少奇同志不必这样，恐怕会授人以柄；还有人认为这样的自我批评未免一般化，太简单。
刘少奇的自我批评在高岗心中引起的则是有喜有忧。高岗喜的是，刘少奇的缺点错误，恰恰是高岗的优点，刘少奇有几条缺点错误，高岗就有几条优点，而且对刘少奇的每条缺点错误，高岗都提出过，斗争过。
高岗“忧”的是……
正当高岗想对自己思绪中隐约的忧虑理出个头绪的时候，邓小平的发言开始了。高岗意念中飞快地闪过：自己曾经拉拢他一起“拱倒”刘少奇，但被拒绝了；财经会议上，毛主席又搬他来替周恩来“解围”。此人分量不轻。他的发言得好好听听。
邓小平说：
“我完全同意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所提出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完全同意少奇同志对这个草案的解释。”“这个决议草案，正如少奇同志的报告所说，不是无的放矢的，而是有所指的，是根据具体事实，指了具体对象的。”
邓小平又说：“决议草案清楚地告诉我们：骄傲一定会使党的团结受到损害，使革命事业受到损害。对于个人来说，对于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它是一种腐蚀剂。它可以引导个人主义发展，把一个满腔热忱的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丧失掉，而堕落到最卑鄙的个人主义方面去。”
两次会议（一）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揭发批评高岗、饶漱石（3）
老实说，此时此地的高岗，对这样一些一般的大道理，兴趣都不大。倒是邓小平下面这样一些话，高岗不能不琢磨琢磨，掂量掂量。比如，邓小平说的，“……贪天之功，将上级的正确领导，其他同志、其他各方面的努力，统统算在自己的身上……觉得那些拉拉扯扯、吹吹拍拍的人对他很好，对他有温暖……如果他在中央某一个部门工作，往往会忽视地方的情况，不重视地方工作同志的意见，甚至随便用中央的帽子往下压；如果他在地方工作，往往会对全局照顾不够，对中央各部门的情况照顾不够，遇事总以为理在地方，甚至觉得上头的约束对他很不舒服，不愿意受检查，不愿意受批评”。
紧接着，邓小平替刘少奇讲了一大段公道话。这时候，会场气氛一片肃静，而高岗，却有如芒刺在背。邓小平说：
“全国财经会议以来，对少奇同志的言论较多，有些是很不适当的。我认为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而我所听到的一些传说，就不大像是批评，有些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或者是夸大其词的，有的简直是一些流言蜚语，无稽之谈。比如，今天少奇同志在自我批评里讲到的对资产阶级的问题，就与我所听到的那些流言不同。对资产阶级问题，虽然我没有见到一九四九年初少奇同志在天津讲话的原文，但是据我所听到的，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虽然在讲话当中个别词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好作用的。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呢？那时天下还没有定，半个中国还未解放。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当时又确实已经发生了‘左’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采取坚决的态度来纠正和防止‘左’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渡江后，就是本着中央的精神，抱着宁右勿‘左’的态度去接管城市的，因为右充其量丧失几个月的时间，而‘左’就不晓得要受多大的损失，而且是难以纠正的。所以，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个讲话主要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而我所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的。又比如对于富农党员的问题，不过是早一点或迟一点发指示的问题，但是我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的。又比如，对于工人阶级半工人阶级领导革命的问题，在提法上当然是不妥当的，可是这里并没有涉及党的性质问题，但是我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的。我说有些流言是超过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限度的，不但从组织方面来说不应该，而且有些变成了无稽之谈或随意夸大，这种现象是应该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能够把维护中央的威信和维护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的威信分开吗？能不能这样说，维护中央的威信与中央几个主要领导同志无关，例如与少奇同志无关，是否能够这样解释呢？对于这些对主要负责同志的超越组织的批评，并没有引起我们的反对和制止，我们的嗅觉不敏锐，对于这些言论抵制不够，这难道与我们自己的思想情况和骄气一点关系都没有吗？这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吗？”
邓小平的这些话，无异于在众目睽睽之下，指着高岗的鼻子，挖空了高岗的老底，使高岗觉得脚下踏的，并不是坚实的土地，而是一片沼泽了。
滴水不漏的邓小平，接下去又作起自我批评来了。邓小平说：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首先是高级干部，应该针对决议草案中所提到的这些倾向，在思想上清理一下。比如我这个人，虽然过去也经历了一点风波，但是近二十年来是一帆风顺的，这一点必须加以警惕。我们必须清醒地估计一下，究竟对党对人民有多大的贡献？我们曾经单枪匹马地干出过任何一件事情来没有？难道我们能够设想自己是那样十全十美而没有一点缺点和错误吗？拿我来说，缺点是很多的，错误也是常常要犯的。远的不说，到中央来了以后，分散主义我是有份的，这一个时期我所解决的问题，无论对事对人决不是都那样妥当的。至于过去，无论在华北，在中原，在西南，工作中都是有缺点错误的。不能设想，像我们这样的马列主义的水平在工作中会没有错误没有缺点。我们要把这个决议当作一面镜子来照我们自己。”
刘少奇的自我批评，邓小平的发言，给高岗出了一堆难题。——对了，刘少奇的自我批评引起高岗的忧虑在这里：刘少奇好歹对自己的缺点错误列出了几条，高岗能列出几条什么呢？
邓小平的发言也相当厉害。比如，他对刘少奇关于资产阶级、关于富农问题讲话的解释，以及他批评关于刘少奇这些讲话的“流言蜚语”，使高岗有些心慌。还有，邓小平承认自己对“分散主义”“有份”。这次会要解决的问题本来同他不沾边，可是他也站出来认这个账。使高岗烦躁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在高岗看来，刘少奇的缺点错误，恰恰是高岗的优点，可是，这个话是绝对不能在这个会上讲的，而这些话，又偏偏像一群管束不住的狼犬，在高岗心里乱窜！当然，出难题的还有其他几位同志。他们之中，有的或多或少参与了高岗、饶漱石的活动，有的虽然没有参与多少活动，但听见过高岗不少言论。他们站出来讲话了。他们各自做了不同程度的自我批评，但是，他们都同样程度不同地指出高岗、饶漱石的问题及其严重性，希望高岗能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
这个难题真是不小。弯子太大，怎么转过来呢？
高岗说过，他最拥护毛主席，毛主席也最信任他，最器重他，如果他离开了北京，毛主席休假就放心不下。毛主席早已不重视刘少奇和周恩来了，不想让刘少奇管党的工作，不想让周恩来管政府工作。刘少奇和周恩来都是搞宗派主义的，一个有“圈圈”，一个有“摊摊”。
言犹在耳，曾几何时！现在，要高岗在大会上向大家检讨，怎么拐得过来呢？难哪，实在是难。高岗给毛泽东写过信，说自己“犯了错误”，表示要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那不过是虚晃一枪，为的是要同毛泽东见面。现在，看来是非出台“亮相”不可了。高岗犯了什么“错误”？作什么“自我批评”？“批评”什么？一个堂堂正正的英雄，一夜之间就成了小丑？！
然而，还是得讲。高岗横下一条心，开始他的发言。
他首先讲党的团结的重要性。无产阶级的力量，就在于团结，党的力量，也在于团结，无产阶级的政党之所以能够领导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有效的斗争，建立自己的政权，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就在于党自身的团结。团结就是力量。无产阶级政党自身如果不团结一致，步伐也不整齐，党内出现这样那样的小宗派、小团体，那么，不仅党的历史使命完成不了，党本身能不能存在下去，都会成为问题。那么，我们党团结的基础是什么，团结的轴心又在哪里呢？我们党团结的基础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团结的轴心是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我们应该切实做到：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不做。
高岗这样侃侃而谈的时候，忽然感觉上有些不对，会场的气氛也有些不对。这些车轱辘话，今天好像不是他讲的，大家也不愿意听他这些大道理。
两次会议（一）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揭发批评高岗、饶漱石（4）
高岗还没有找到角色的感觉。他还没有从旧角色中走出来，还没有进入新角色。
“我也有缺点和错误。”高岗在进入新的角色了，“没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是不存在的，现实的情况很复杂，我们的马列主义水平又不能说很高了，主观同客观不一致、相脱离的情形，随时都可能发生，也就是说，随时都有可能犯错误。特别在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的新时期。”
这又不对了，谁叫你论证一个人会不会犯错误，现在根本不需要你从理论上阐述人为什么会犯错误的道理，而是直截了当地说明，你有什么错误，你对这些错误的认识如何，打算怎样改正。
“比如说，我有自由主义的东西，有思想上的自由主义，在不同场合，说了些自由主义的话。这是很不好的。我对中央的个别领导同志，有些意见，有些情绪，但我不顾影响，在一些不适当的场合发过牢骚。这是很不应该的。”
“我还有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思想，遇事考虑本地区的利益多一些，心中缺乏全局观念。一个领导干部，应当胸有全局，应当使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这一点我没有做好，我常常过分强调局部利益、本地区、本部门的利益。”
“骄傲自满情绪我也存在，有时还表现得比较严重。思想上总觉得自己正确，觉得自己有能力，有水平，办事果断。也觉得自己对革命有功，从老区里来的，一枪一弹打过来的，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很不容易。抗日战争结束后，开发东北有功；建国以后，建设东北有功；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以后，又对支援前线有功。总之是思想骄傲了。这种思想和情绪，是很不好的。”
“我在作风上也有不民主的东西。作风上的不民主，根子就在思想上的骄傲自满。既然自己水平高，能力强，还要婆婆妈妈商量来商量去干什么？拍了板就完了。这样，不仅在工作中挫伤了同志们的积极性，也给工作造成了一些损失。由于骄傲自满、作风不民主，就总是爱听表扬的话，不愿意听批评的话。”
“这些东西，都是作风不纯，希望能够听到同志们更多的批评，以便我提高认识，在今后的工作中，改正这些缺点，纠正这些错误。”
高岗的发言结束后，会场上的气氛较为冷淡。这也难怪，因为听完他的发言，就像在夏天被烈日晒得滚烫的广场上，洒了几滴水，这能解渴吗？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而且，他的所谓自我批评，听起来不是自我批评，倒像是自我表扬。
高岗检查完了以后，饶漱石也在会上作了检讨。
饶漱石在题为《关于我的错误的自我检讨》中，虽然涉及一些具体事实，但是浮皮潦草得使人吃惊。比如在苏北黄花塘整陈毅，他用心那么诡诈，手段那么阴毒，可他这时怎么说呢？他说：“我与陈毅同志在华东敌后共事时，曾一度关系搞得不好。”原因呢？他说是“由于我对客观情况估计不足”，陈毅有“丰富的革命战争经验”，而他却“既无革命战争经验，在人事和工作上又都很生疏”，他本来“应该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来保证和陈毅同志团结共事”，可他却没有这样做。他做什么了？没有说。
这也叫检讨？
饶漱石也说了几句“我已经开始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及其对党的危害”这类话，但是没有实际内容，用那个时代的习惯用语，叫做“大帽子底下开小差”。
同高岗一样，饶漱石检查完了以后，会场上的反应依然是冷淡。
在压抑、烦躁、气闷，浑身不自在之中度过了几天的高岗，终于挨到了会议结束的一天——2月10日。
这一天发言的有陈云、周恩来，最后通过决议。
陈云的发言，哲学性强，言简意赅，抓住要害，也生动活泼。
陈云发言的主旨是：我们党有可能出现张国焘这类人物搞分裂主义，问题在于我们怎样才能有效地防止这类分裂主义，不使乱子闹大。
张国焘是何许人，高岗是清楚的，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在延安时批评张国焘，他参加了。1938年，张国焘借祭黄陵之机，跑到西安，又跑到武汉，最后他独自一人投到蒋介石国民党的怀抱，当了特务，连他的警卫员也不跟他去。这些，高岗也都清楚。
陈云说：“过去出过张国焘，以后是不是还有李国焘、王国焘呢？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决不能说没有。说没有，就要犯错误。宁可说，可能出现。”
听话听音儿，这个普通道理高岗自然懂得。陈云说的是“张国焘这类人物”、“李国焘、王国焘”，这不是分明把高岗归入张国焘一“类”了吗？
陈云说：“过去有许多同志设想，像张国焘这类野心人物，可能不会再在我们党内出现。理由是什么呢？有这样几条：第一条，党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革命已经胜利，干部都经过锻炼，都希望我们党里不出张国焘这类野心人物。第二条，只要加强党内马列主义教育，就可以不出现张国焘这类人物。第三条，说我们有毛主席在，大概可以不出，把希望寄托在‘毛主席万岁’上。”
“现在看来，这三条都有很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