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周_恩来-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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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共产主义的人士不少，著名演员卓别麟亦因此不能返回美国。由此可见，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等人要求和中共建立新关系的愿望在当时国会以及美国对共产主义实行冷战遏制政策条件下根本无可能实现。因此美国国务院内一些在华的中国通回国后都被迫到国会听证会上被追查丢失中国的责任，再也没有被重用。即使象费正清这样的学者都感到政治上的压力。直到1970年代中美关系的大门打开后，周恩来不忘当年老朋友，他们得到邀请又来到中国访问。
关于中共在南京解放后与美国的关系，黄华有「司徒雷登离华真相」一文，司徒雷登也在回忆录中提到过周恩来邀请他去北平的事。他也没有否认周恩来在此中的作用。由此可见，《真假周恩来》一书在「“忘了”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一节中作出的推测，“他（指周恩来）和毛一样，都被快速赢得的全国胜利冲昏了头脑，（中略）压根儿就没想到要同它（指美国）建立关系”，说周恩来对关闭中美关系大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纯属无稽之谈。周恩来实际上是作了努力和尝试，没有收到成果的责任不在他。
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当时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抗和冷战也影响了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由于美国对于中国的强大压力，中国也不能不以对苏友好一边倒的战略来解决眼前的困难。但因为毛泽东长期以来对莫斯科的指手划脚阳奉阴违，甚至于对抗，所以苏联斯大林也对中共放心不下。毛泽东1956年4月2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不满地说，“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中略）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０年两年对我们压力很大”。尽管毛泽东，特别是周恩来在1949年初对秘密来华会谈的苏共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强调中国新政府将是民主联合政府，在中国有多党存在的意义；1949年7月刘少奇秘密访苏，也向斯大林介绍中国的新民主主义与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异同点，中国新政府将采取一边倒的政策，和苏联一起站在反帝国主义阵营一边，但如果各帝国主义国家采取承认中国新政府的政策，我们就准备与之建立外交关系。苏联怕中国变成“南斯拉夫第二”的担心并没有消除。
斯大林对中国疑心重重并不是没有根据的，由周恩来组阁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组织成员的构成特别是对民主人士的优遇是让苏联人担心的问题之一。斯大林认为联合政府不能够向一党负责，应向各党负责，“这样国家的机密就很难保证，你们的计划被敌人知道，对你们是不利的”，建议中共尽快实行普选，组织一党的政府。
组成联合政府，不搞一党制是抗战胜利后中共为反对国民党独裁而提出的颇具赢得人心效果的方针，当时国民党受到美国压力，共产党也受到苏联压力，双方都有让步。其中周恩来为统战以及中国和平民主所作的努力，深得各方人士赞扬，连马歇尔将军也承认：“在达成了有关停战，成立联合政府和整编军队的协定时候，没有理由怀疑共产党的诚意”（《马歇尔使华报告书》408页）。新中国成立时，政治协商会议中非共产党人士相当多，这当然和周恩来的安排有关。当时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为主席，副主席中共代表为朱德，刘少奇，高岗，其余三位为民主人士宋庆龄、李济深、张澜，五十七位委员中，民主人士占了二十七人；政务院四位副总理中有民主人士郭沫若、黄炎培；十五（二十一）位政务委员中，民主人士占了九（十一）人；三十四个部级单位中，有十五个正职让民主人士来担任。总之，所谓的民主人士、社会贤达在新政府中的比例几乎和共产党旗鼓相当。他们的入阁给新政府增添了光彩，同时也可能形成对共产党的监督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国旗、国歌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民主人士的提议，如周恩来原先考虑照顾人民传统和习惯，许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称后面加注“简称中华民国”，在民主人士马叙伦、陈叔通等的反对提案下，又广泛听取了辛亥革命以来的老前辈的意见，最后在政协会议上取消了“中华民国”的简称；在周恩来强烈要求而留下的原国民党和谈代表张治中，当面反对毛泽东同意的一颗星一条黄河的国旗图案；徐悲鸿提议用和《马赛曲》同样激励人心的《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深得也在法国留学过的周恩来的赞同。
新中国首届内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中民主人士的任职名单，基本上是由周恩来负责提出的。虽然有其搞统战的意义，随着毛泽东的个人权威的上升，特别是抗美援朝的胜利，民主人士逐渐失去在政府中的地位和作用，但周恩来确实履行了他在旧政协时对民主党派所作的诺言，考虑安排之周到，使民主人士感动地说，“周恩来总理不愧为周（到）总理啊！”。当时所谓的民主人士，社会贤达中又不乏主张和美国搞好关系的人，他们对毛泽东的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也提出过反对意见。建国之初的中共领导，确实显示过礼贤下士的风度。著名妇科大夫林巧稚曾说她对共产党的认识起源于和周恩来的最初会面，北平解放后，周恩来会见一批知识分子，有个教授拒绝和周握手，周恩来毫不介意，仍然和大家谈笑风生。应该说，在中共高级领导中，周恩来是最能和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原国民党人士、文化艺术界名流保持私人朋友关系的人，同时也处心积虑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待遇，努力为他们的工作提供方便创造条件（本文将在以后介绍有关史实）。性格刚强不好交际的彭德怀对此看不惯，不免口出怒言；想当部长会议主席的高岗向苏联人告状说周恩来是亲美右倾的人，要把周拱下台。
把中国的新总理周恩来说成是中共党内的亲美派，当然不确切。但和美国方面喜欢和共产党人周恩来打交道相反，苏联共产党对新总理周恩来的印象开始并不好，他们应该知道周在重庆和南京时与美国外交官、记者们的友好的私人关系。毛泽东首次出访苏联前，曾经询问过斯大林周恩来是否要去。1949年12月16日毛在和斯大林首次会谈时，提出要协商搞一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想叫周恩来总理来一趟。斯大林不理解，反问：“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为什么还叫他来，他来干什么？”。结果双方发生误解，毛泽东坐上了冷板凳整天无事可干，终于对着苏方代表大发脾气，“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西方通讯社也猜测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起来了。苏联方面不得不改变主意，以便取得会谈的实质性进展。毛泽东于1950年1月2日晚11时致电中共中央：“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定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周恩来于1月20日率领政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参加中苏首脑高级会谈，当时中共虽然在一些问题上屈服于苏联压力作了让步，但毛泽东、周恩来还是对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进行了抵抗，周恩来还以国内民主人士的要求为由巧妙地拒绝了苏联方面不合理主张，会谈中中苏双方都有不少误会和不快。斯大林虽然破例出席了中国方面在克里姆林宫以外举行的宴会，强化中苏友好的气氛，但也突然提出了南斯拉夫问题，认为南斯拉夫脱离了社会主义大家庭，“想走自己独特的道路，可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实际上也是对毛泽东，周恩来的寓意深长的忠告。2月17日周恩来和毛泽东一起离开莫斯科回国。
二、朝鲜战争和日内瓦会议中的周恩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台湾问题实际上成了中美关系发展的障碍。中共想解放台湾，统一中国，一直顾虑美国武装干涉。1950年1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台湾已经归还中国，美国目前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政府对台湾没有任何领土野心，大陆和台湾的问题是中国内政，中国人民自己会解决。周恩来1971年6月21日在同美国新闻界人士谈话时承认，杜的声明“可以说美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告了对新中国的态度。”言下之意，当时中国对美国总统这个声明是感到比较满意的。（1955年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后，中国方面强调，如果美国一切武装力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不干涉中国内政，中美国家关系就可以建立。）但是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却使中美关系改善的局势逆转直下，中国还没有卷入战争前，杜鲁门总统于6月27日改口声称台湾地位未定，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保护台湾不受共产党军队的攻击；杜鲁门、麦克阿瑟等甚至考虑同意动用蒋介石军队出兵朝鲜，幸被国务卿艾奇逊近乎歇斯底里地反对和危言耸听所阻挠。取得仁川登陆胜利后的麦克阿瑟雄心勃勃，不可一世，无视中国方面的警告，率联合国军打过三八线，逼近鸭绿江，接着志愿军赴朝参战，中美终于兵戎相见，两国关系落入低谷。
朝鲜战争爆发无疑是中美关系逆转直下的重大事件。尽管中共领导都认为美国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对中国大陆的侵略，调兵遣将积极备战，备战的实际责任者便是中央军委副主席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但10月前中共一直没有做出出兵朝鲜和美国军队打仗的最后决定。在内部，中共向政府中的一些非共产党人士通报了可能出兵的意图，黄炎培紧急约见毛和周，认为参战部队使用的“支援军”会让人理解成派遣主体是中国政府，为了不给美国借口扩大对中国的战争，遵循原来避免和美国进行全面战争的本意，建议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称，毛周接纳了这个意见。9月30日。周恩来正式宣布：“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意侵略而置之不理。”但当时美国认为不堪一击的中国的警告不过是“虚声恫吓”和“外交上政治讹诈”，置之不理，丧失了避免中美直接对战的最后机会。10月1日麦克阿瑟要求金日成无条件投降，金日成也要求中国出兵。同日又传来了美军（实际上是韩国军队）越过三八线的消息。中国方面公布的资料是在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正式通知斯大林中国不惜美国和中国宣战的可能，准备派志愿军援助朝鲜。同日周恩来又通过印度驻华大使向美国转达了中国的最后警告。
但是10月4日开始的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上大多数人的意见倾斜于：“总之，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聂荣臻回忆录》）。许多资料表明，会上坚决主张出兵的只有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几经讨论，彭德怀挂帅志愿军出兵。周恩来出访苏联商谈军事援助。但接下来几天周恩来的外交活动因缺乏中苏双方详细的档案文件资料，陪周同时访苏的翻译师哲，机要秘书康一民的回忆也矛盾百出，引起众说纷纷。
一说是当毛泽东10月8日下了命令，通知金日成将派志愿军抗美援朝后，苏联大使紧急约见周恩来，告知原来商定协同作战的苏联空军暂时不能出动，毛看穿斯大林是想要中共单独对美作战以避世界大战风险，周提醒毛中国方面也要慎重，遂派周在10月10日出发去和斯大林交涉。但据朱建荣的《毛泽东的朝鲜战争》（日本岩波书店1991年）分析，中苏间关于苏联空军掩护中国军队在朝鲜作战问题在周恩来秘密访苏前并没有正式协议，中国方面只是根据苏联空军一度出动保卫中国领空等行动和非正式场合下的试探，一厢情愿地认为苏联也会在朝鲜上空支援中国军队的，至于周的访苏日期，朱建荣根据康一民的回忆，认为周在10月8日出发，同行者有林彪比较可信。
据参加会谈的中方翻译师哲的回忆，中国事先知道苏联暂缓出动空军的意向，周访苏目的是要向苏方传达若苏联空军不提供掩护，中国将不参战的意图，促使斯大林采取派空军的措施，落实武器装备援助问题。10月8日（北京时间？）周恩来领命赴苏，10月9日（莫斯科时间？）下午和在苏联养病的林彪一齐与在黑海休养的斯大林和其他苏共领导会谈，当时周恩来主要强调的却是中国不出兵为宜的理由，中国现在有许多国计民生的问题没有解决，中国若卷入战争，人民的困苦生活无法改善，而国家经济工作也无法谈起；战争不是儿戏，陷入这个旋涡，多年摆不脱身，如何收场？！请斯大林理解中国的困难。斯大林承认美军已越过三八线，朝鲜如果没有后援，至多只能维持一个星期的时间。斯大林虽然强调敌人若占领整个朝鲜对苏联特别是中国东北威胁之大，但也无可奈何，只好提出通知金日成把主要力量和干部撤退到中国东北，把老弱病残和伤病员大部份撤退到苏联境内的方案。林彪插话建议不必撤走有生力量，应该让他们留在朝鲜境内进行长期游击战争。斯大林回答，恐怕敌人很快会把游击队消灭的，我们不能望着他们蒙受无谓的损失；但苏联出兵朝鲜等于同美国直接交战；仍旧设想中国出兵，苏联提供武器，“在作战时，我们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空军作掩护。自然，也只限于在后方和前沿活动，而不能深入敌后，以免被敌人击落俘获，这在国际上会造成不良影响。”会谈的结果是周恩来以极有说服力的话向斯大林证明中国不能出兵朝鲜，并共同决定了立即采取不出兵的准备和安排。
师哲的回忆有一些可质疑的地方，特别是周向斯大林提出的中国不能出兵朝鲜的理由和中共党内反对出兵或主张暂缓出兵的人的意见几乎相同，所以有人认为周向苏联解释不出兵时间应该在10月12日；但后来陈毅1964年对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谈话证明斯大林确实有让金日成在中国设立流亡政府的打算，因此可以认为周向苏联解释中国不出兵理由在先，斯大林提出让金日成退到中国在后，周恩来和林彪又坚决主张金日成应该留在朝鲜国内坚持斗争比较顺理成章。
谁知会谈结束后，周从黑海边斯大林休养地回到莫斯科住处后，刚坐下又接师哲报告刚接到的毛发来的急电电文第一句是：你们走后我们继续开会，政治局多数人主张出兵。据师哲回忆，当时周恩来接电后大惊失色，不相信，甚至于认为师哲看错了。师哲把电文第一页拿给周看。周“坐在沙发上，看后一言未发，双手抱着头，陷入深深的沉思。”因为这和他几小时前向斯大林转达的中共意见完全相反。周研究完一页一页译好送来的电文，便通知苏方转告斯大林举行新的会谈。莫洛托夫和周就斯大林是否答应过的具体数字争论不休。周未提出再见斯大林的要求。当时因时间紧迫未谈军火价格，周在同师哲私下谈话时提到中国打算把这作为苏联对抗美援朝贡献而接收，师哲认为苏联办具体事的人不会同意我们不付钱的想法的。周在回国的飞机时再次提到准备下次会见斯大林时争取对此作出明确规定。遗憾的是后来没有机会将此事办成。斯大林从没有明确规定一定要中国偿还，相反的是当在朝鲜的苏联军事顾问批评中国军队轮番入朝参战是为了拿到新式武器改装自己时，斯大林倒认为这样做很明智，很有远见。要中国付军火款的事发生在两国关系恶化时期。（参照《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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