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作家批判i-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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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获得短暂和可怜的快乐，我们的自尊及其价值不是在把玩中显示，而是在西西弗斯推巨石上山中获得。除此而外，我们没有别的出路。只不过，中国的西西弗斯与西方的西西弗斯的区别在于；西方的西西弗斯由于“此岸和彼岸”“形上与形下”的影响，西西弗斯赖以依据的价值指向和他所拒绝的现实之间，充满了强烈的冲突性，石头是否最终不会滚下山也并不重要；而中国的这样的西西弗斯，一方面并不与不能成为西西弗斯的作家构成“相克”的关系，而是“不同而并立”的关系，另一方面，石头最终被推上山顶便显得十分重要——我们是在文学史上看见有真正精典的艺术品意义上来要求作家进行这样的努力的，我们也是在“愚公”终于把山移走的意义上来要求王蒙这样的努力的。　　　　
　　　　


王蒙：城头变幻大王旗宽容背后的虚空（上）

　　　　　　看来，有必要就王蒙的世界观中的“宽容和多元”问题进一步的分析。这不仅是因为王蒙的上述创作现象直接与此相关，而且还牵涉到90年代之后王蒙与他的批判者之间的较量，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宽容”与“拒绝宽容”引发的，更重要的则是因为：理清王蒙“宽容”的实质，有益于我们更深地把握当代所谓多元化社会中潜藏着的问题、从而也更深刻地把握我们自身（包括对王蒙的批判者）既渴望多元、又不满意各种价值“等值”的两难的状况。　　　　
　　　　　　　　　
　　　　　　了解王蒙的“宽容观”，可能首先必须把王蒙的《宽容与嫉恶如仇》（中华读书报，1995年3月1日）与《想起了日丹诺夫》（读书，1995年4月号）等文章联系起来读，然后你才能了解王蒙为什么支持王朔的“躲避崇高”，了解王蒙对人文精神讨论为什么持极大的保留态度的历史性原因。你会知道，当王蒙讲“宽容”的时候，他是在警惕日丹诺夫那样的将崇高词句挂在嘴上的左派领袖，对左琴科这样的“揭露苏联人的愚蠢”、和阿赫玛托娃这样的描写“渺小狭隘的个人生活”的作家的肆意砍伐，这样，所有能够消解这种“伪崇高”的力量（包括王朔），都在王蒙的肯定之类，王蒙的“宽容”便主要是一种政治、政策性宽容——这种宽容包涵了对人的基本权力的捍卫（哪怕其中一些人品质并不高尚、甚至很渺小）。这从另一方面衬托出了王蒙的“不宽容”：对以“左”的面目出现的、以“崇高”词句出现的攻击、污蔑、伤害他人的人，那是不能讲“宽容”的，至少，那是不能以“宽容”为由而容纳之的。　　　　
　　　　　　然而，由于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对信念的依托是与对强权的依托一体化的，对文的依托也是与对人的依托一体化的，特别是，当王朔这样的英雄在消解“伪价值”时连“价值”本身也消解时（即将洗澡水与婴儿一同泼掉），当王朔即便没有这样明显的意图但确实又产生了这样的效果时，王蒙的“宽容”自然就被移位，在人“需要不需要崇高之追求”“需要不需要价值之追求”的层面上引起了争论，乃至遭到为“崇高失落”“人文精神失落”的人士的抨击。在我看来，由于争论双方均忽略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对崇高本身的辨析和崇高在中国文化中的显现形态的研究），这就使争论双方不仅在思维方式上存在同样的弊端，而且在中国现代文明价值重建的方位上，也存在着同样的偏差。　　　　
　　　　　　对王蒙的批判者（以年青人居多）而言，他们可以指责王蒙出于对“左”的恐惧心理而在维持最低限度的价值水准（见《内心恐惧：王蒙思维的特征》，中华读书报，1995年5月10日，也可以指责王蒙将“政治宽容与文化批判”的并行不悖性混淆了（《宽容与批判》同上，更可以指责在中国现阶段提倡“宽容”，客观上起到藏污纳垢的消极作用，从而远离实际意义上的“宽容”（《被涂改了的宽容》，中华读书报，1995年3月29日），但我想说的是：这种指责存在着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的弊端（这也是20世纪新文化运动的弊端），从而简单化地处理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软弱和平庸的问题。这是因为，在中国文化状况下，详和、安定、柔弱是水乳交融在一起的，我们可以指责这种生存状况的平庸性，但其“超越性”，却不可以克服这种生存状况为前提。　　　　
　　　　　　这样，出于对“左”的恐惧的心理就是正常的（尤其是中国的政治改革还处在过程之中），而对这种心理的超越只是“不满足”这种心理的同义语——在批判胡风的大会上，吕荧是在“不满意”没人说真话的前提下站出来说话的，但假如站出来说话就会杀头，吕荧是否还能成为吕荧，就可能是一个疑问（西方的伽利略同样经受不住这样的考验）。这样，即便杀头也要站出来说真话的普遍性要求，便成为一种乌托邦式的审美理想，并蕴含着对人的求生存欲望的冷酷和粗暴。其次，由于中国的政治改革还处于未完成状态，或者即便完成了，也不可能是西方意义上的政治和文化分家，这就使得文化批判在中国，不可能不考虑其政治性的效应，在现阶段，也不得不考虑被各种政治性的力量所利用。这就使得与政治无关的所谓纯洁的文化批判，显得十分天真。这种天真，是简单地依附西方理论（如贝尔的经济、政治、文化三分天下）。其结果，市场经济本来必然伴随着世俗化，而对世俗化的文化性批判，就会成为反感市场经济的社会政治力量的借口，或阻碍改革的保守性文化力量的凭藉。　　　　
　　　　　　再说，“宽容”不是纵容，“宽容”不是无原则性和鱼龙混杂，确实是“宽容”应该具有的题中之意，但这对具有近代人文主义传统和多元而不混乱的西方比较合适，但对传统价值已经分崩离析、新的中国当代性价值一直没有建立、因而我们现在并没有值得凭藉的“真理”的中国，似乎并不贴切。比如，“利己”和“损人利己”在传统价值体系中是搅和在一起而被贬斥的，当“义”是“轻利”之意时，“见利思义”在客观上就起到抑制人的利己欲望之冲动的效用，从而失去对当代人从欲望世界中走出来的引导用。这样，如果我们以这种价值体系为原则，在克服“鱼”的同时，也便会将受“宽容”保护的“龙”也克服掉。　　　　
　　　　　　因此，“宽容”是对人的利己欲望本身的宽容（哪怕是一个人只追求利益的满足），而制约“损人”行为，一方面取决于法律的健全，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建立新的价值观念来引导，而不是通过一个“拒绝宽容”来消除。　　　　
　　　　　　自然，这并不将王蒙本身的问题遮蔽了。比较起来，对极左政治损害人的基本生存权利的“崇高”之恐惧，导致对不同于生存现实的价值追求的淡漠，进而使王的“宽容观”不注重对除“违法乱纪”以外的各种价值选择的甄别——尤其不注重对生存快乐价值和心灵依托价值的不同性进行甄别，最终导致王蒙的艺术世界既善解人意又支离破碎，导致王蒙的“宽容世界”的深处存在着极大的“空虚感”，进而影响王蒙作品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思想力度，可能是王蒙在宽容问题上的最大之症结。　　　　
　　　　


王蒙：城头变幻大王旗宽容背后的虚空（下）

　　　　　言下之意，当王蒙在“宽容”问题上总是容易想起“日丹诺夫”时，王蒙首先犯的一个错误是：中国当代年轻的“文化批判者”（我对依据现成的价值从事理直气壮的批判，从而丧失文化创造力的思想性平庸，也持批判的态度，故打上引号）尽管可能被中国的“日丹诺夫”所利用，但他们本身不能被等同于“日丹诺夫”，也不能用对待“日丹诺夫”的态度对待他们，否则，“人民内部矛盾便转化为敌我矛盾”，学术纷争便转化为情感之争和义气之争，不干不净的话语便容易从争论双方脱口而出。　　　　
　　　　　　　　　
　　　　　　在我看来，问题并不在于王蒙也会“骂人”——任何人急了都会骂人，包括长者，包括毛泽东，偶尔骂一下人使王蒙显得可爱和年轻，但一个总在骂人的批判者，就会显得无能而让人讨厌——而是在于王蒙如果总是想起“日丹诺夫”，出于对“左”的愤恨和恐惧，他当然会“一不小心”便骂人，也“一不小心”便将自己放在了挨骂的地位。这些都还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总在想“日丹诺夫”、总在维持生存秩序的王蒙，由此便将当代文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实行知识分子必要的批判这一命题“搁置”起来了——而放弃了这个问题，我们也就难以反思出“极左”出现的文化性症结。　　　　
　　　　　　或者说，反思和批判当代文化中的问题，可能会被残留在“左”的势力所利用，也可能是在根本上根治“左”或“恐左”——这要看“批判”是朝哪个方位运行。比如，中国的“日丹诺夫”们用“大公无私”这套道德性话语说话，是泯灭人的私利与个人欲望的意思，而中国当代年轻的文化者也用这套语汇说话，虽然只是针对“物欲横流”而来，但却很有可能被“左”的残余势力所利用，产生事与愿违的效果。　　　　
　　　　　　因此在我看来，当代真正的文化批判，不仅应该注意到“物欲横流”中所蕴含的问题，而且还更应该注意到当代文化批判者（我称之为肤浅的批判）与“日丹诺夫”在知识结构和价值结构上的合谋性，所谓“文化性”批判，就不能不首先是对我们所奉守的知识和价值结构（这个知识结构最重要的特征是“轻利”）的批判。而且只有这样的批判，才能真正杜绝“左”的势力滋生的土壤，并且也杜绝只有愤世嫉俗之情、但无整体改变世界之功的“文化批判”之土壤。而王蒙没有诉诸于这样的批判，也没有抓准年轻的一代愤世嫉俗批判背后的“知识无力症”问题，更没有对自己的不能超越基本生存欲求来谈价值升华的不健康状态予以反思，结果，自然便使得王蒙的“宽容”，成为大家都相安无事的“挡箭牌”。王蒙不知道，文化的土壤不改变，“日丹诺夫”还是会出现的；王蒙也不知道，对丧失了创造力的、以平庸自乐的当代文化，如果知识分子不诉诸一定的价值重建性的引导和批判，谁又能保证以“无知”和“暴力”为特征的“日丹诺夫”们、“红卫兵”们，不会在某一个早上死灰复燃？　　　　
　　　　　　因此我相信，以维持生存本身为目的的“宽容”（尽管这也很重），长此以往，将必然使王蒙在内心深处存在着巨大的空虚，并因此影响着王蒙的精神状态和艺术状态。前面说过，80年代的王蒙之所以喜欢艺术探索，是因为王蒙式的“忠诚”限制了他的可能性，也限制了他的功名心（功名心人皆有之，无可非议），这就造成了王蒙在艺术技巧探索上的任意性的无序性；90年代的王蒙之所以力主“宽容”，除了政治性的原因之外，与他在艺术上的杂揉并蓄、和由这种杂揉并蓄形成的“杂”的艺术观积淀，也密切相连。这种“杂”的艺术观一方面使得王蒙十八般武艺全来（作家、评论家、学者、政治家，王蒙都还算称职的试过），另一方面，则使得王蒙只能以“杂”为他的特性，而不能以他特有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区别于任何“杂”的特性，王蒙就成为一个不能象凡·高和鲁迅那样真正站得往的作家，成为一个弱不禁风、终身飘移的作家。这种飘移性，使王蒙获得的几乎全是快感和多才多艺的赞誉，但王蒙却很难指着他的某部作品说：这是让我心安的一部作品，是一部从此可以让我不写作也没什么关系的作品。　　　　
　　　　　　无论是早期的《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还是中期的《春之声》《活动变人形》，抑或晚近的《坚硬的稀粥》《恋爱的季节》，王蒙都没有一部能真正称得上是经典的作品——王蒙写得越多，这个希望便越是渺茫；王蒙做得活计越多，他的“宽容”便越是像一件无所不装的布袋。当这些装在布袋里的东西某一个早晨倾泻一空时，王蒙不虚空那才怪呢！　　　　
　　　　　　我赞同王蒙所说的，一个作家（比如王朔）哪怕是只有低级趣味，也应该有一席存在之地，而不赞同依据传统道德来贬抑低级趣味的所谓的“文化批判”。我甚至认为，趣味本身是无所谓高低的；喜欢看电视看书，与喜欢吃喝玩乐，在爱好的意义上是等值的——只要不妨碍和伤害他人。我想说的是：王蒙的肤浅性不是表现在对趣味高低的“宽容”上，而是表现在缺乏不满足趣味的“本体性否定”之冲动，做他的“宽容”的支撑点。因为“宽容”只能管束“生存世界”，但管束不了“存在世界”；我们没有权利对一个人说不该干什么（伤害他人、违法犯纪除外），但我们有权利、也应该对一个说“还应该干点除快乐和利益追求以外的事情”。这个“还应该”，就是当代“不宽容”的含义。但这个“不宽容”不是强制性，而是引导性的，是出于对生存空虚的体验人们自觉愿意去做的——否则就无法摆脱人生的无意义感、空虚感。“不宽容”主要不是拒绝什么（违法犯纪主要应该由法律管制），而是还应该人为地补充什么，使人摆脱随遇而安、随心所欲、创造和非创造都是等值的状态，因此“不宽容”是“应该”之意。　　　　
　　　　　　王蒙正是缺乏这个“应该”，才进入我的批评视线的，也是缺乏这个“应该”，才使得王蒙缺乏一个属于自己的对世界的“理解点”，使得他没有任何一部作品和言论可以抵挡得住批评界的批评，也使得他最终会以沉默来摆脱这场纷纷扬扬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