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 2006年第03期-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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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气来？许多时候，相遇在电梯里的人们完全将提防和介意摆在脸上。我多次遇到这种情况：一个和我同时踏入电梯的人不愿意暴露他住在哪一层。他宁愿等我离开电梯之后再按某个楼层的按钮。多数人不习惯在电梯里从事闪电外交，短短的数十秒无法完成必要的交流程序。因此，默然相对是电梯内部的主要情节。这幢楼房的装修工程还没有完全结束，一部电梯内部的木板包装还未拆除。为了避免沉默的尴尬，我常常转脸阅读写在木板上的种种小广告：送牛奶的，干洗西装的，抹地板的，卖家具的，每一则广告下方都附有电话号码。　
　　一些感觉良好的人目空一切。他们在手机里兴高采烈地谈论一个私人的话题，进入电梯时嗓门丝毫不减。他们的不屑神情总是让周围的人感到自卑。的确，电梯又不是上司的办公室，我又有什么必要畏畏葸葸？　
　　对于另一些人来说，电梯似乎是一个活动的迷宫。我最为经常遇到的是一个老婆婆。电梯的门一开，她不是从某一个楼道冲进电梯，就是从电梯里冲到某一个楼道上，然后满脸疑惑地问第一个遇到的人：现在电梯是往上还是往下？　
　　垃圾是巨大城市的排泄物。　
　　每一天都有无数人清理抛在城市角落里的垃圾桶，一辆辆大卡车将垃圾运到郊外填埋或者焚烧。拾垃圾的人已经成为一个固定的文学意象，他们悄无声息地走动在城市暗角的阴影里。可以断定，我的如下想象肯定来自某些文学作品：大卡车轰隆隆地支起了车斗，塑料袋、饮料罐子、废旧的报纸杂志、破电视机、烂衣服、打碎的盘子和缺角的瓷砖滚滚泻下。一大批等待已久的拾垃圾大军蜂拥而上，他们手里的铁耙子开始了急促的搜索。　
　　另一些拾垃圾的人是散兵游勇。他们单枪匹马地游荡在街道、社区，详细地侦察围墙的夹角、楼梯底下和公共楼道的边缘。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电梯里经常遇到的那个老婆婆即是一个社区内部的拾垃圾者。　
　　我不清楚老婆，婆住在哪一层。她佝偻着身子，花白头发，暗灰色的绸布衫里面似乎只有一副支棱的骨架。多数时间老婆婆都在各个楼道闲逛，仔细翻检拐角处的蓝色塑料垃圾桶。大楼里的人们匆匆地出入，眼角的余光里不断有个灰色的影子晃来晃去。那一天我清理出一大捆硬纸皮堆在房门口打算卖给废品收购站，转眼之间全都不见了。半小时后又在楼道上遇到老婆婆，她见了我远远地转身就走。显而易见，硬纸皮是她卷走了。　
　　老婆婆的房子里一定堆满了垃圾。饭厅，厨房，桌子底下，床前，一摞一摞的废纸和饮料罐子塞满了所有的空间，酸腐的味道四下弥漫。她生活在垃圾之间就像一只蚕生活在层层叠叠的桑叶之间。每一天老婆婆都必须磕磕绊绊好一阵子才能从床前摸到门口。我曾经意外地发现，老婆婆有一个读中学的孙子——一个浓眉大眼的小伙子步履轻盈地跨出电梯叫她奶奶。一时之间我有些不适应：小伙子身上的红色T恤、带有耳机的小录音机和名牌球鞋怎么能接受老婆婆的那一双裂得像树皮的巴掌？　
　　不久前又一次见到老婆婆从庭院里经过，突然觉得她的腰似乎又弯了许多。背部隆起来，脑袋向前俯冲，走一步拖一步，干枯的身躯摇摇晃晃，仿佛一阵风就能啪地折断。　
　　社区的庭院里来了一队迎亲的人群，门口的保安甚至破例地允许两辆锃亮的小轿车尾随而入。一个穿西装、打领带、胸口别一枝花的年轻人显然是新郎，几个跟在后面的人手里捧着首饰盒之类的嫁妆。人群之中一个女人高声喊：新娘漂亮呀！众人齐声应和：好呀！女人又高声喊：姑爷英俊呀！众人又齐声应和：好呀！楼道里响起一阵鞭炮，人群在蓝色的硝烟之中鱼贯而入。　
　　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奇特的仪式。成功的爱情事件意味了百年好合，人丁兴旺，值得人们直起嗓门大声叫好。这时肯定没有人想到，失败的爱情又有什么后果？　
　　那一天午睡的梦境是被持续不断的警笛强行搅散的。我在床上睡眼惺忪地叹了口气：警车又来啦？当时我丝毫没有想到，另一桩死亡事件又一次突如其来地袭击了这个社区。　
　　我是在下午出门的时候才知道出事了。又有一个人从临近大门的那一幢楼上跳下来。大楼周围再度用黄带子圈出隔离带，几个黑制服的警察还在那里忙碌。一堵人墙静默地立在黄带子外面，只有一个人悄声地指着二楼过道的一扇窗口说，那里还挂着死者的一只凉鞋。　
　　据说这是一个殉情者。一个小伙子苦苦追求这幢楼里的一个姑娘，不知是第几次到这一幢楼里敲门？这个表情忧郁的小伙子肯定向姑娘表述过这种观点：如果无法和她的笑靥朝夕相伴，生活就没有任何意义。现在已经无从猜测，这个观点来自即兴的冲动，还是斩钉截铁的誓言？另一个无从猜测的事实是，小伙子得到的是婉言谢绝、恶语讥刺，还是一扇坚固而冰冷的门板？总之，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他像一只绝望的大鸟从楼上一头栽下来，磕坏了矗立的广告牌之后摔入了路边的草坪。　
　　奇怪的是，现场根本没有发现小伙子所追求的姑娘。抬头望去，楼上的每一扇窗口都一模一样，人们甚至不清楚小伙子是从哪一层楼跳下来的。每一个楼层都住了许多花容月貌的单身姑娘，谁又有权力逼迫她们出面认领一具血淋淋的尸体？　
　　赶来收尸的是小伙子的父母。据说他们在家里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带哭腔的女声断断续续地说，他们的儿子跳楼了。电话很快挂断，小伙子父母家的电话没有显示号码的功能。估计这是一部手机，查到了号码也没有意义。只要换一张卡，一切恩怨情仇都将彻底地删除。　
　　最终警察有没有找到答案？不得而知。　
　　人心浮动。　
　　两个蹊跷的死亡事件令人不安。空气之中不时飘过诡异的气息。一些住户挑头组织一场祈祷。祈祷是启动一个神秘的语言系统。这种语言可以上天入地，和鬼神对话。只有寺庙里的僧人通晓这种语言。他们将祈祷鬼魂安息，不要再惊扰防盗门背后一张张无辜的脸。募捐的广告公然贴在广告栏上，社区物业管理装作没有看见。灵魂的事情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权限。　
　　星期日上午的祈祷持续了两三个小时。僧人们头顶金冠，身披红色袈裟，在木鱼声里集体诵经。多数人丝毫听不懂僧人吟诵什么，但是，舒缓的长调隐藏了安抚人心的力量。　
　　社区里居住了几个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他们可能是某个大学的外籍教师。这些高鼻子们常常撩开长腿走得大步流星，或者摇摇晃晃地骑一辆自行车，另一只手提了一兜的青菜。他们也在僧人周围看了一会儿热闹，然后耸耸肩走开。高鼻子拥有自己的上帝，教堂里的神父说的是另一种语言。　
　　祈祷活动的结束是在晚上。我在阳台上看到，一个巨大的纸糊灯笼置于社区门口的水泥桥上，一阵焰火突如其来地升起，刺眼的亮光短暂地投射在幽暗的河水上。盛妆的仪式完成之后，人们就匆匆散去。没有人知道孤苦的游魂是不是在寂静的半夜光临过现场，享用祭品。　
　　日出日落，水流花谢，日子一天又一天。　
　　责任编辑　宁　肯　
室内乐：冬季
赵柏田　
　　落　下　
　　　
　　雪落下。雪白北向南落下。雪自西向东落下。2004年的第一场雪落下。亲爱的，雪在落下。雪落在公园。路上的化了，草尖和矮树上积了薄薄一层。路是黑的。草树是白的。修剪成各种弧度的草坪。各种弧度的白。亲爱的，雪在落下。落下。落下。雪落在街上。雪落进河里。雪落在竹福园。雪落在天一家园。雪落在万安社区。雪落在文化家园。雪落在柳西新村。雪落在柳东新村。雪落在外潜龙。雪落在黄鹂新村。白鹤新村。朱雀新村。雪落在盐仓小区。雪落在中山西路。落在长春路。苍松路。翠柏路。公园路。槐树路。环城西路。环城北路。镇明路。落在白杨街。马衙街。天一街。药行街。三支街。大梁街。大闸街。白沙街。樱花街。雪落在会展中心。文昌大酒店。新时代。老外滩。雪落在闪亮的铁轨上。雪落在长城皮卡辗动的车轮下。雪落在桑塔纳2000瞻辗动的车轮下。雪落在奥拓辗动的车轮下。雪落在十吨加长的一汽大卡辗动的车轮下。雪落在它们喷出的尾烟里了。雪落在效实中学门口的大理石雕像上。雪落在烟囱里。雪落在垃圾桶盖上。雪落在菜市场的玻璃钢瓦屋顶上。雪落在正午十二点的钟声里了。雪落进南塘河，中塘河，西塘河，北斗河。雪落在水上腐朽的船体上。雪落进窗口。雪落进大海。雪落着。落着。落。雪落在一年级的小朋友黄晓易的脸上。雪落进了她的眼里。黄晓易哭了。一大群孩子从教室出来，在走廊上哄抢雪花。黄晓易的哭声淹灭了。也可能她早就停止了哭泣。张本群一大早坐中巴车冒雪去了余姚，去打点她在华联商场里的服装专柜。童含烟早上起来看到雪压着草尖和树枝。张海云一整个上午透过元祖蛋糕店的玻璃拉门看着雪落下。娄素珍在公交二公司财会室的窗口看着雪落下。更多的人在雪中走。吕元海在雪中走。凌可在雪中走。李亮在雪中走。郑勇在雪中走。小东在雪中走。楼松华在雪中走。严芳在雪中走。晓路在雪中走。雪落在他们脸上了。雪落进他们眼里了。　
　　一整天我都坐在窗口看着雪落下。一小时。二小时。三小时。我看着雪落下。看着雪后面铅色的天空和黑黑的屋脊。雪开始落下是斜着的。风把它们的身子吹斜了。雪下大了，是缓缓的，直直的，落下。细小的雪比大片的雪落势要快。细雪，雨夹雪，看着它们时间是这样走动的：滴答，滴答，滴答。大片的雪落下来把时钟的脚步滞住了，它走动的声音变得缓慢：滴——答，滴——答，滴——答。越来越慢。慢。慢下来。慢。更慢。睡眠一样的慢。我坐着。多久了？一小时？二小时？三小时？雪还在落。雪明天还会不会落？雪落下。一整个世界都在落下。亲爱的。雪落下。落下。落。　
　　　
　　旧房间　
　　　
　　床很旧了。坐上去，席梦思床垫的弹簧吱嘎吱嘎地叫。外面的布罩也磨损得起了毛。一点五米宽的双人床，它再小，也是这个房间的主体。吊灯。灯架和灯泡都积了很厚的尘。光几乎穿不过它。墙布，床头的几张起了翘，大多还都是平整的。看得出这套房子装修时，贴墙布的手艺不错，还干得很细心。只是墙布的花纹过大，使得整面墙看上去有些偏暗。地板的颜色，暗红，一种凝滞、沉闷的红。材质是樱桃木，比杉木硬，但还是留下了一处处凹痕和划痕。房门口一大块地板的漆色，呈扇形磨蚀了，由于不住地开门，关门，磨蚀了。这是我住过一年的房间，一套带家具出售的屋子。孝闻街。白衣巷。75号。我常常这样对人介绍它的方位：中央花园对面。中山公园后面。广仁街前面。斜对着第八中学大门。我现在还能记起的房间里的家具有这些：两只床头柜，电视机柜，一排书架，两只矮柜，都是水曲柳板材的。两盏台灯。底座是青瓷的。门后的嵌入式鞋柜。一台21寸松下彩电。增频器（它放在电视机上）。遥控器（碎裂的后盖板扎满黑胶带布）。一对音箱。万利达VCD碟机（三碟，已坏）。功率放大器。这幢楼高六层，第一层从一个大平台算起，所以它的实际高度应该是七层。我的房间在四楼，实际的高度应该算是五楼。楼道里有十二户人家。水表一月一抄，我住一年，十二个月，正好轮上一次。这样，至少有一个晚上，至少一次，我敲响过这些人家的防盗门。我的房门，也被十一双甚至更多双手敲开过。一般是在晚上七点过后，楼道空空的腔体内回响着字正腔圆的《新闻联播》，一个人的脚步声开始在楼梯里无休止地响。上去。下来。上去。下来。再上去。再下来。开门。关门。然后安静降临了，疲惫灌满四肢，爬上眼睑，《焦点访谈》还没开始，楼道就提前进入了黑暗和睡眠（而这时，对面的汉通大酒店和24层高的中央花园的灯火像圣诞夜的城堡一样闪亮）。有一家，一个男人，他睡着时的鼾声极具穿透力；午夜时分穿过几重墙就像只隔了一层纸。呼。呼呼。呼噜，呼噜呼噜——吭！呼。呼呼。呼噜，呼噜呼噜——吭！呼。呼呼。呼噜，呼噜呼噜——吭！呼。呼呼。呼噜，呼噜呼噜——吭！他的床，是在这一边的隔壁，还是在那一边的隔壁？还是隔壁的隔壁的隔壁？他的呼噜声让我的睡眠像一个球总也按不到水底下。按下去，浮上来。按下去，浮上来，溅出更大的水花。午夜听着这声音真让人绝望。白天。我和他们中的一些在楼道上遇见。点头。微笑。好。好。吃了？吃了。我还能记起我的这些邻居们：一楼，一个长年坐在残疾车上的瘦小的中年男人，脸白得没有血色。照顾他起居的是和他同样瘦小的父亲。两个男人。两个瘦小的男人。一个没有女人的家。二楼。公务员丈夫和他的护士妻子，他们的儿子就在小区后面的第八中学念初中。那个瘦得很骨感的女人一在楼道上出现，总会扇起一阵药水的气味。对门：男，下岗。女，不详。三楼的老太太，每天三次，按时把她180斤重的笨重的身体在楼梯上搬上搬下。早锻炼。上菜场。午后散步。她总是一手拉扶梯一手拄着杖。走三级，喘会儿气。再走三级，喘会儿气。四楼。我的对门，男的是一家商业银行的电工。女的是酒店服务员，因为她穿的基本上都是酒店的蓝色工作服。有一次她被关在门外，我听见她这样叫她丈夫：老刘！老刘！于是我知道那个男的姓刘。他们的儿子小刘，十三岁，或者十五岁。上下楼梯总抱着一只足球，头都在腾腾地冒着热气。还有一天，一个漂亮的女人提着一只购物袋唱着歌从楼上走下来。“纤绳荡悠悠小妹妹我坐船头”。五楼的？六楼的？她站在四楼的楼梯口停住，一笑，递给我一张名片，自我介绍说在房产中介公司工作。“纤绳荡悠悠小妹妹我坐船头”。我发现她下楼梯的脚步声把这支歌的速度加快了两倍。整整一年，我和他们，生活着，在一起。呼吸混合着呼吸。梦重叠着梦。这套房子的房龄11年，以前的主人是一个警察，他和他的妻子和儿子在这里住了六年。警察以前的主人呢？我住了一年还差五天，接着搬来住的是一对退休的老夫妻。以后的主人会是谁？以前的主人和以后的主人我都不会知道。我只知道，有一年差五天的时间，我和我这里的邻居们生活着，在一起，呼吸混合着呼吸。梦重叠着梦。我搬走的时候，把那些旧家具和家电都处理了。我迫不得已使用了别人使用过的东西，现在我不想再让我的气味进入别人的生活。拉走它们的是一个东阳口音的中年男人。他把这些东西堆在三轮车上，上面还坐着他的女人。车子颤颤巍巍地开出小区大门；我陪着他们下楼是因为我必须在小区保安那里签字证明是我让他们拉走这些东西的。这一屋子的旧家具经讨价还价后我记得是这样成交的：双人床，120元。床头柜，20元。电视机柜，30元。书架，10元。矮柜10元。松下彩电，50元。一对音箱加万利达VCD碟机加功率放大器，50元。两盏台灯，附带赠送。但在搬动的时候，一盏台灯的青瓷底座从那个男人的手上滑落，碎裂　
　　　
　　室内乐：微暗的火　
　　　
　　早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