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 2006年第03期-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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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事经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等媒体报道以后，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其影响甚至不亚于一次地震，只是这次给人们带来的是心灵震撼和净化。　
　　有人或许以为，大灾之后我们只能看到混乱与麻木，然而九江人民却用实际行动证明这个判断错了，我们看到大灾之后的九江人，收获的是秩序，是自律意识，是公德心，是奋发图强、奋起直追的信心。　2006年元旦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江西省九江市地震灾区，检查灾后重建工作，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看望和慰问干部群众。温总理没有按有关部门安排的路线行进，而是即兴选择路线，走进老百姓中间了解情况。温总理视察后得出结论：“非常满意！”　
　　温总理来视察的那天，处处受到民众的欢迎。车队在瑞昌街道上行进的时候，温总理临时决定下车步行，他从车中走下来，似乎要感觉一下这条刚刚经历过地震灾害的街道是不是真的已经安然无恙。这时，街道两边所有的窗户都敞开了，市民们兴高采烈地探出窗口向总理挥手致意，许多人还情不自禁地高声喊叫着：“总理好！”温总理兴致勃勃地步行了700米路，不断地向两边的民众点着头，最后360度转身向大家招手致意。　
　　听取赵书记汇报时，温总理对九江的救灾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赵书记说：“总理所看到的是比较好的一面，还有一些地方群众还是有看法的。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好，还需要不断地调整完善。”　
　　赵智勇书记是谦虚的，在和地震的较量中，九江已经做得够好，够出色了。他们是自然灾害面前的胜利者。　
　　责任编辑　赵兰振　
一条哈达的流年
小　泽　
　　既然爱无处不在，为什么还要在它看上去显然存在的地方寻找它呢？　
　　李航就是一个踯躅荒漠的寻爱者，一个在远离亲人的地方寻找到爱而且妥善收藏的平凡男人。1979年离家到现在，他在西藏一住就是二十多年。为了搞好藏区的科技推广，为了帮助当地藏胞脱贫致富，二十多年来，他的青春和智慧，他寂寞中不被消磨的幸福，都在这里埋藏并获得滋养。　
　　寂寞是感情的培养基，笼中的藏獒将积蓄更烈的野性。五十岁，本是该知天命的年龄，可李航仍是一只靠幻想飞翔的展翅鸟，一个我行我素的神游者。外人看到的温和，恰是他私藏的倔强；外人看到的拘谨，恰是他内燃的热烈。对于爱，他有着本能的悟性，孤旅漫长，他从未减弱与自己生命中两个女人的情感牵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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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见李航，是在中国科技会堂光线柔和的咖啡厅里：沙发舒适，地毯松软，厅堂里弥漫着咖啡的苦香。若在街上，李航属于那类容易消失在人群里的人，但是只要与他谈上几句就会感到：这是一个深藏了故事的人。　
　　作为西藏山南地区乃东县科技局局长、科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李航此次赴京是来参加中国科协的会议。从西藏到北京，山重水复的距离在他身上折射出某种时空的错位：质朴的憨笑带着绅士的谦恭，在流光溢彩的环境里，他的面孔就像一个村在摩登背景上的部落图腾。李航是个敦实健壮的陕西汉子，脸膛黝黑，头发稀疏，额头宽展，目光炯然有神，说话时总带着笑意。尽管他的头发梳理得齐整，西服熨帖，谈吐温文尔雅，仍掩饰不住那从肌骨里散发出的甚至带点土气的高原淳朴。　
　　李航一再谦逊地强调：“在学问上我一无所成，实在没什么可以炫耀。我算不上科学家，只是一名普通的科技工作者，我们在藏区推广的技术，没有一样称得上‘高科技’，甚至连城市意义的‘科普’都算不上……”但正是这位自称“无所作为”的人，为世界屋脊传去了科技的连绵福音。　
　　也许在李航的故事里，最令人感动的不仅是援藏业绩，更是一个凡夫俗子身世的坎坷和呈现在一位普通科技人员身上的执著精神和丰富情感。　
　　1956年冬，李航出生在陕西白水县大杨乡的一个贫寒人家。李航四岁被人领养，不仅至今不知亲生父母的名字，甚至连自己的生日也不知道。现在李航在履历表上填写的生日——12月19日，实际是他被父母送人的日子。　
　　李航的生父是个白皙清瘦的江浙书生，年轻时背井离乡外出谋生，结果做了陕西人“倒插门女婿”。他默默教了一辈子书，性情敦厚，为人拘谨，家里家外全靠妻子支撑。　
　　李航的生母是陕西人，由于家境贫苦，很早投身革命，是1948年入党的农会干部。女人有着刚硬的西北人秉性，做事风风火火，信仰虔诚执著，解放后先是担任公社领导，后来被调到西安市政协，工作勤勉，极少顾家。她总共怀过十胎，活下来的只有六个。　
　　1960年中国正困于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就在这年，李航的父母又生下了一子，本来就很拮据的日子变得雪上加霜，两口子要靠每月六十元的收入养活八口之家。为给孩子求一个活路，生母忍痛将排行老八的李航和刚出生不久的小女儿分别送到别人家抚养，并且承诺人家“永不领回”。被父母遗弃的李航，注定要比同龄人经历更多的坎坷，并且养成了既倔强又脆弱、既自尊又自怜的复杂性格。　
　　领养李航的是家住白水县城关镇的一个中年寡妇，名叫杨紫贤。妇人已经五十岁，说是孩子的“远房姑妈”，其实没有任何血缘。后来，就是这位并无血缘的陌生寡妇，不仅将李航拉扯成人，而且给了他世上最博大的母爱。　
　　回想起当年被抱走的场景，年近花甲的男人沉吟了片刻，然后只说了三个字：“一片白。”被领走那天是腊月初八，天寒地冻，白雪皑皑。房上地上墙上树上，到处是冰是雪是雾是霜……一片白！这就是李航四岁时仅存的孩提记亿，一种凄冷刺骨的悲凉记忆，凝固成苍白永恒的痛苦记忆。或许为了回避痛苦，李航被养母领走时，他的父母都没在家，而是委托一位表亲代为“交接”。父母虽穷，但还是给即将离别的儿子穿了身新衣。　
　　那天，杨紫贤先借了辆“解放牌”大卡车将孩子拉到了白水县城，然后又雇了一架马车，将他驮回了城关镇，驮进一个冰封雪覆、死气沉沉的深宅大院。　
　　杨紫贤生于1911年，是浙江富户的大家闺秀。在兵荒马乱的战乱岁月，她爱上一位风流倜傥的国民党军官，并跟着他搬到了西安。夫妻俩过了十年的恩爱日子，并且生有一双儿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任国民党正规军营长的男人别妻离子，浴血救国，在著名的“中条山战役”中不幸阵亡。　
　　飞雪埋尸，寒风报丧，杨紫贤哭得昏天黑地，也唤不回爱人的一块尸骨。她悲痛欲绝，神志错乱，带着一双幼小的儿女出了古城……结果，状态恍惚中的杨紫贤在途中弄丢了孩子。雪上加霜的打击让杨紫贤一蹶不振，她难以抵抗内心的悲痛，染上了大烟瘾消愁度日，把所有家当都换成了烟土。　
　　就在这时，她遇到了第二个男人。说是“遇到”，实际是“骗婚”：白水县有个有钱有势的保安团团长，看上了这个西安城有名的漂亮寡妇，于是乘人之危，在她生活窘困的关口派了个替身代自己相亲，并且送去彩礼。见过前来相亲的英俊后生，杨紫贤答应了。可等上了花轿、拜了天地、揭开盖头之后，她才发现新郎使了调包计，真正娶她的，是一个相貌丑陋、粗野专横的老男人。但是，新娘怎么哭闹都已经晚了，硬被家丁架入了洞房。　
　　杨紫贤是个烈性女人，不愿接受这桩伎俩下的婚姻。于是，她伺机偷了一套保安团兵服，将一双小脚藏进马靴，女扮男装地星夜出逃。杨紫贤在南方流浪了几个月，最后在上海被丈夫抓回。不幸中的万幸，比她大十五岁的丈夫确实喜欢她，为了表明诚意，他将包括兄弟在内的家族财产，全部交给了女人掌管。男人是县里有名的豪绅大户，不仅有一套气派的私宅和五百亩土地，还开了几家大染坊，雇佣的长工就有二十个。尽管杨紫贤并不爱丈夫，但她最终认命了：逃出那么远都能被他找回来，看来这次婚姻也是命中注定。她心灰意冷地留了下来，当上了家族的“大掌柜”。然而女人命苦，十九年过去后，第二个丈夫在1950年“镇反”中被拉出去枪毙，只给她留下一个闹鬼的宅院和孤寡的日子。　
　　根据李航描述，杨紫贤是位既有容貌、又有韵味的南方妇人：身高一米六五，体重从来不过百斤，是位高额头高颧骨、嘴大耳大眼睛大的美人。她皮肤细润，头发总是梳得油光水亮，盘在脑后，习惯穿青色或浅灰的绸缎上衣，黑色的裤脚利索地绑紧，棉袜总是干净雪白，蓝面的缎子鞋上绣着艳丽的海棠花。冬天，杨紫贤喜欢穿平绒夹袄，即使穿棉鞋，里面也穿着绣花鞋。妇人一生都大方得体，傲慢自信，就是活到九十岁，都腰直背挺，思维敏捷。　
　　“养母的手很巧，我们娘儿俩的衣服几乎都是她亲手缝制。小时候，养母疼我疼得不知道拿我怎么办好，恨不得把箱子里所有的漂亮布片都裹在我身上。”李航动情地回忆说，“我的衣服破了，养母先补上一小块白布，然后再在白布上绣红花。为了这个，当时我常跟养母闹，觉得她把我当女孩子养。刚迈出院门，就立即把养母刚绣好的花撕掉……现在回想起来，那一针针一线线，她把对儿子的爱全都缝了进去。”　
　　杨紫贤是位既有教养、又有棱角的泼辣女人，有一副耿直的秉性和洪亮的嗓门。她的心善而不弱，细而不柔，浓情暗敛，内柔外刚。对儿子爱归爱，但决不娇宠，失望的时候破口大骂，生气的时候用放牛鞭抽。　
　　童年的李航内向敏感，倔强好强。由于自己的身世和养母的“地主”身份，常遭学校和街坊的孩子欺负，渐渐养成了自尊自怜、孤僻任性的复杂性格。但是孩子毕竟是孩子，需要童话的颜色和欢娱的节奏，空宅大院里的训教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孩提时代的李航，总是憧憬墙外的天空，他常趁人不备，偷偷逃出，每次被养母找回，都免不了遭到一顿狠揍。李航记忆最深的一次，是他抹着眼泪冲出家门，钻进场院的麦秸垛里，心惊肉跳地数着星星躲了一夜。　
　　杨家的宅子虽大，但早已败落，家里的财产所剩无几，铜盆铁锅也都在“大跃进”时捐出去炼钢了。60年代又遇饥荒，幸好女主人囤了些麦子埋在地下，饿的时候挖出来，偷偷捣碎，放在砂锅里用炕火熬粥。就这样，家里尽管没有劳力，母子俩也饥一顿饱一顿地挨过好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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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文革”爆发，五湖四海都没有了安宁，就连李航居住的偏僻县城，也顷刻化成了赤烈的海洋。在一场场接踵而来的运动风暴里，继承了丈夫“地主帽子”的杨紫贤自然成了众矢之的：一夜之间，杨家门外的墙上糊满了一张张大标语大字报，杨紫贤三天两头被专政组织揪去提审，谩骂，批斗，审查，游街……要她交代前夫的罪孽，交代自己的“破鞋历史”。一个养了个“野种”的地主寡妇，无疑激发了当地人压抑扭曲的淫荡想象，杨紫贤不仅成了反面的公众人物，而且变成男人们意淫的对象。然而，妇人耿直刚烈，宁折不弯，尽管所有人都知道儿子是她领养的，但她至死都不承认。　
　　“狐狸精，你要老实交代！你连个男人都没有，自己怎么能生出孩子？”　
　　面对厉声质问，妇人即使被挂牌子戴高帽批斗游街，也会用不屑的口吻一遍又一遍轻蔑地回答：“这孩子就是我亲生的！我是女人，我想跟谁睡就跟谁睡，想跟谁生就跟谁生！”　
　　杨紫贤是个经历风雨的刚强女性，此时她所痛苦的并不是自己“挂不挂破鞋”，而是担心无辜的孩子和他的未来。在那个年代，成分决定了孩子一生的命运。于是，在“文革”的第二年，已经守寡十六年的妇人突然作出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改嫁！　
　　1967年开春，五十六岁的杨紫贤选了一个桃花盛开的暖日，“娶回”了一个比她年轻五岁的贫下中农：一个游手好闲、其貌不扬的单身汉。妇人自有妇人的盘算，结婚时她说得很明白：“我一把老骨头了，摘不摘‘地主帽子’无所谓，但我不能把这个坏成分传给儿子！”　
　　促使杨紫贤下决心“改嫁”，其实还有个重要原因：当时李航的生母在政府工作，家境也稍微好转，一想到自己本来“根红苗iE'’的儿子如今在外乡当“地主崽子”，心里就觉得愧疚万分，有心把儿子领回来。杨紫贤是个明白人，她知道：在这个“成分决定命运”的年月，假如自己不横下心来走这步，很可能就会失去儿子。　
　　“寡妇改嫁”的消息传开，街坊邻居都说“这老婆子肯定疯了”，嫁人不就为找个靠山？就凭她的风韵和那套让当地人垂涎的大宅子，就是再戴十顶“黑帽子”也不愁找不到一个有本事的男人。可杨紫贤宁可白养一个好吃懒做的闲汉子，也不愿让一个能干男人今后跟儿子分家产。她的心里只有儿子，根本不可能忍受在自家宅院里出现一个对自己指手画脚的外人。　
　　从结婚证办好那天起，这就是一对“名义夫妻”。杨紫贤把临街把角一间低矮厢房腾出来让“新郎官”住，不许丈夫跨进正房。就这样，李航十一岁那年，不仅把身份改成了“贫下中农”，而且有了一个名正言顺的“李”姓。　
　　养母嫁给了贫下中农，虽从表格上改写了儿子的“地主成分”，但在同学眼里，李航不仅是“地主崽子”，还成了“野崽子”，经常成为孩子们取笑的对象。有一次，李航又在学校跟一个骂他“野种”的小子打起来，他一气之下抄起了椅子，砸坏了人家的一条胳膊。养母气得罚他下跪，并且又挥起放牛鞭；打完后，却又心疼地抱住他痛哭。后来，当她得知儿子打架的原因后，立即冲到邻居家跟人家大吵……不过吵归吵，杨紫贤毕竟是女人心肠，她花了六十块钱将受伤的孩子送到洛阳的白马寺骨科医院请名医接骨，并且不再责备儿子。　
　　杨紫贤脾气暴烈，她不仅用挂在门后的放牛鞭抽过儿子，还抽过自己的懒汉丈夫。平时，女主人对丈夫十分轻蔑，只要男人在她面前稍显劣相，她轻则辱骂，重则挥鞭，经常几个月不跟他搭话。吃饭时，妇人叫儿子把饭送到下房，母子俩一起在上房用餐。由于养母的态度，李航和男人的关系也非常冷淡，直到后来养父去世，他连“伯父”都没有叫过。　
　　1970年，懒汉也受不了老婆的态度，情急之下，离家出走。大宅子重新平静下来，又剩下相依为命的母子二人。　
　　李航自从被养母抱走，再没跟亲生父母来往过，要不是因为父亲去世，恐怕他还不会知道身世。1969年10月下旬，秋风瑟瑟，阴雨绵绵，在李航生母的央求下，杨紫贤同意让孩子去西安奔丧，但要坚持亲自陪同。　
　　“我们娘儿俩花了两块六的票钱坐车到西安。”李航叙述说，“养母坚决不去生母家，而是带着我住在解放路的一家小旅社里。见到生母，她本想搂我，但养母的手像钳子一样拽住我，生母忍不住摸了一下我的脸，伤心地落了泪。”这短暂的触摸，就是李航从生母那里感受过的所有母爱。在西安的几日，养母跟儿子寸步不离，从火葬场出来，直接拉他去了车站。　
　　就这样，李航在被送养的九年之后，第一次在殡仪馆里见到了父母。一个从没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