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 2006年第03期-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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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李航在被送养的九年之后，第一次在殡仪馆里见到了父母。一个从没有过父爱的十三岁少年，面对一具陌生的冰冷尸体，虽然知道了父亲是谁，但也明白：自己永远不会再有父亲。那年李航初中毕业，人很瘦弱，是个只有一米五的小个子。　
　　知道了身世，虽没改变李航对养母的感情，但激发了他青春期的第一次反叛。李航说：“在上高中之前，我一直跟养母睡在一个炕上，她睡窗下，我睡在靠箱子的另一头。要知道，直到上小学，我一下学回家，养母就把我搂在怀里叫我吃奶……想想真是羞死人，她一个老太太哪里有奶！可是，我在养母跟前从不敢反抗。”从西安回来，李航开始读高中，男孩第一次违背了养母的意志，死活要从正房搬出来。老人最后同意了，一声不吭地打扫出积满灰尘的西厢房，搬来最好的绸缎被褥。每天清早，养母刚一扫完院子，立即到儿子房间给他倒痰盂。　
　　有了自己的房间，李航也有了相对的自由，他明知养母不喜欢外人，但还是经常带来同学，偶尔还让同学在家留宿。这种时候，同
学前脚出门，养母后脚就动手拆洗被褥，煮水消毒杯碗。　
　　杨紫贤有洁癖，而且从不会在穿着上节俭，她认为：“饭可以跟人家分，但衣服要留给自己穿。衣服穿体面了，既是对自己、也是对别人的尊重。”　
　　杨紫贤虽然脾气暴躁，常跟邻居争吵，但是为人大度，并不记仇。由于她见过世面，又会算账，不管谁家有了红白喜事，多要请她帮忙操持。“养母的窗花剪得很好看，而且剪什么像什么，剪出蝴蝶都会飞……”在李航心目里，养母是天下最能干的人。　
　　1972年李航高中毕业，为了挣钱糊口，十六岁的少年跟成年人一样干起了农活。由于身体羸弱，无论干得多苦多累，李航也只能挣到妇女的工分。别人一天挣10分，他最多只能挣8分，队里穷，年终本该分到的粮食，又被“一斤折五斤”地换成了红薯，靠这点分到的红薯，母子俩精打细算，相依为命。　
　　这年冬天，李航被派到延安洛川的石堡川水库拉土方，工地离家有两百公里。没想到，李航刚到不久就发生了事故：单薄的他架不住车辕，下山途中翻了车，整个人被砸在了土方下面，造成多根肋骨骨折！出事后，养母急了，跑到队里大吵大闹，说什么也不准儿子再去劳动。　
　　儿子是回来了，可是家里没人出工靠什么糊口？杨紫贤把心一横，毅然扒掉两间邻街的房子，卖掉木料维持生计。就这样，李航在家窝了一年工，一边自学医术想做郎中，一边顺着养母的性子学做木工和泥瓦匠，有时也到队里做些摘棉花、看仓库的轻活儿。两年后，他被任命为民兵连长，再次被派到水库工地。十八岁了，李航想考大学，但是由于养母的地主成分，生产队不可能推荐他。　
　　1976年毛主席去世，高考改革，上级在原有的“贫下中农推荐指标”外，新添了一个“可教育好子女推荐指标”。就这样，当过“民兵连长”的李航被生产队推荐参加了高考，养母也托了不少的人情。杨紫贤是个明白人：儿子只有考上大学，以后才能“吃公饭”。当时家里穷，老人连每月五角的电费都掏不起，于是督促儿子早起晨读。　
　　本来，李航很想报考师范，觉得能像父亲那样教书才最体面。可是那年到白水县招生的学校只有陕西农林学院一所，李航别无选择。学校位于离家三百公里的杨林镇，李航在林学院读林业工程专业，养母省吃俭用每月给他十三元生活费，学校只补助六块钱。　
　　1978年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年份，也是李航一生中的重要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确定了全国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并且决定增强援藏力度——除了继续提供各种政策优惠、财政补贴和工程援助，还要为西藏输送新鲜的技术血液。　
　　同年12月，李航大学毕业。中央组织部到学校调干，决定将品学兼优的李航派往西藏。对一个离开家就进校门的年轻人来讲，西藏是一个遥远神秘、离太阳最近的浪漫地方。李航关于西藏的所有知识，都来自地理课本里的赞美描述和影视报刊的纵情讴歌。他知道青藏高原是两千万年前亚欧板块和印度洋板块剧烈碰撞生成的世界屋脊，知道那里有世界最高的珠穆朗玛峰和两岸牛羊成群的雅鲁藏布江；他从图片上欣赏过蓝天白云下的布达拉宫，听老师讲过《格萨尔王》是世界上最长的民族史诗。另外，“巩固民族团结”的文成公主，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英雄潘多，唱《j匕京金山上》的才旦卓玛，还有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里翻身道情的盛装男女，便是他对藏族人的全部了解。　
　　对于赴藏支边，意气风发的李航并无怨言，但是考虑到年迈的养母将孤身在家，李航心里实在放不下。他很为难：如果不服从组织，自己将被取消分配资格。杨紫贤老人深明事理，不愿断送孩子的前程。于是，老人把心一横说：“你走吧，反正我也不能带你一辈子。家里有媳妇在，你就去安心工作吧！”　
　　其实，李航当时并没结婚，老人说的“媳妇”，是她两年前为儿子相中的女孩，叫王宝珠。宝珠比李航小两岁，就住李航的斜对门，十六岁高中毕业，在当地学校教初中，性格持重，贤惠淳朴。两家人是老相识，知根知底，早早替孩子定了亲。分手那天，老人不仅让儿子背走那床为他结婚准备的一床被褥，而且苦口婆心地嘱咐他不要变心：“宝珠跟你订了婚，就已经是咱们家的人了。”　
　　政府虽然拨了每人百元的安家费，但是扣掉御寒费后，拿到手里只有六十元。出发前，李航给养母留下十元，怀里就揣了五十元人民币和自己青春的本钱，开始了高原上的奉献。儿子的脚刚跨出门道，养母就“哐当”一声闭紧了院门；李航眼里顿时溢满泪水，他知道：不是老人心硬，而是不愿儿子看到她伤心。　
　　特别的身世，给了李航特别的财富，不仅使他长成一个内心丰富、敏感易伤的感性男人，而且有勇气成为孤独一生、梦想一生的苦行者。　
　　　
　　3　
　　　
　　1979年3月2日，李航和同行的两百多同学一起从西安出发，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经兰州、酒泉、武威和嘉峪关，到达甘肃与新疆交界的柳园小站。　
　　刚动身时，车厢里人声鼎沸，意气昂扬，唱歌，辩论，打牌，谈天，轰隆的车轮满载着理想主义的憧憬。李航独自缩在车厢的角落无声落泪，他并不怕艰苦，而是挂念养母，挂念他从未离开过的亲人。　
　　列车进入甘肃，像一只断翅的昆虫，爬在寸草不生的戈壁滩上。朝晖中的荒凉大漠，夕阳下的秦城残垣，高原沙暴，塞外飞雪，越来越冷的荒凉渐渐将大学生脆弱的浪漫扑灭了。车厢里终于安静下来，再出声时，是男同学无措的责怨和女同学啜泣的哭腔。　
　　李航他们在柳园停宿一夜，然后搭乘公交车一路烟尘地赶赴敦煌。到达目的地时，一群朝气蓬勃的大学生，变成了能喘气的兵马俑，沙漠风暴不仅卷走了头顶的棉帽，而且吹得李航直打趔趄。在敦煌困了两天，西藏派来接的人才到，年轻人由此兵分几路，李航和另外三十几名分到山南的同学一起又上了路。戈壁大漠，见不到一个生灵。汽车经过青海湖畔的大柴旦，穿过格尔木和纳赤台，驶上了巍峨的昆仑山。　
　　五道梁是昆仑山主峰，海拔5700米。司机王师傅担心孩子们害怕，所以决定开夜车翻山。没想到，汽车的刹车出现了故障，幸好崖边有块巨石拦挡，一车人才侥幸捡了命。汽车好不容易挪到沱沱河兵站，王师傅要留下来等人修车，只得拦了几辆过路的油车，分批将三十三名同学送到那曲。这时，孩子们的高原反应已非常严重，浑身无力，头痛欲裂，饥寒交迫，困倦不堪，跟李航同车的女生痛苦得哭了又哭。李航也想哭，但是作为男人，他必须忍着。　
　　那曲是藏北地区的贫困小镇。油车开进了那曲小站，说是车站，其实只有两间土房和半道残墙。当时天还很黑，还是寒风呼啸、星月高悬的高原凌晨。　
　　落后，蛮荒，是西藏给李航的第一．印象。李航的心凉了！对一个未曾涉世的大学生来说，纵有“献身祖国建设”的时代热情，毕竟没想做拓荒屠龙的救世英雄。　
　　又经过几天长途颠簸，李航又搭了一辆运柏油的卡车经过当雄抵达拉萨。由于一路躺在柏油桶上，李航的棉大衣浸满了乌臭的沥青，头发脸上满是油污。接待他们的人看了直笑，说他们比藏人更像藏人。　
　　70年代末的拉萨，面积只有三平方公里，还不足现在的十分之一，城里除了布达拉宫及周围的雪村，再就是大昭寺周围的八廓街，见不到其他的繁华街道。李航被安排在自治区第一招待所休整，看到街上的人腰挎藏刀，身材剽悍，怕得根本不敢出门。黄昏，李航站在二楼的窗口朝大昭寺方向张望：密密麻麻的人流围着寺院高墙无声地走着，好似一个逆时针卷动的黑色旋涡。　
　　接待大学生的，是一位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时入藏的“老支边”。他告诉孩子们：“你现在看到的西藏，已比我来时好多了！当初我随部队入藏，这里还是农奴制，城里没灯没水，贫困破败。大昭寺西面就是个乞丐村，小昭寺前也是乞丐的聚集地。当时拉萨只有三万多人，乞丐就有三四千。”尽管“老支边”一再强调，西藏的生活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眼前萧条的街景，毕竟跟李航想象里的“太阳城”相去甚远。对刚跨出校门的年轻人来说：历史，毕竟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初到拉萨，李航看到的只是一幅转经的街景，再去拉萨，则是半年以后的事了。1979年9月，分到山南地委的李航凑了三天假日去拉萨参观，并请一位热心的藏族朋友引导，去了神秘的布达拉宫。藏族小伙一再叮嘱他：进宫后千万不要随便说话。当年的布达拉宫还没有照明，幽暗的大殿里，只有一盏橘黄的酥油灯，只有五世达赖喇嘛的灵堂里，才能见到一小块天光……对李航这样从小接受无神论教育的汉人来说，短暂的一次参观并不能帮助他很快了解西藏文化。　
　　出了布达拉宫大门，李航被带到宫墙脚下的“农奴制旧西藏的阶级教育展览馆”。藏族朋友说：民主改革前，西藏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是农奴。他们世代为奴，没有自由，官家、贵族、寺院三大领主不仅可以将他们随意买卖赠送，而且掌握着他们的生杀大权。他们像牲畜一样为奴隶主劳动，负担几辈子还不完的租税，祖祖辈辈挣扎在死亡线上……这次参观给李航留下的记忆铭心刻骨，“和西藏人民一起建设新西藏”的信念，则成了他自觉献身的内在动力。　
　　从离家到进藏，李航前后走了半个月。一到山南，敦厚文静的李航就被农牧局的郭局长看中，把他留在身边做文秘工作。　
　　“西藏生活确实很苦，但人的适应性很强。等你待一段后，有了感情，恐怕让你走你都不舍得。”郭局长看出了年轻人失落的情绪，十分体贴地安慰他。他向李航介绍：旧西藏经济停滞，社会落后，民生贫困，既没有现代工业和交通，也没有现代科技和教育。直到1959年民主改革，这里耕地还用“二牛抬杠”，这种土法子早在公元一世纪雅龙部落时就有了，木犁耕地，牦牛踩场，粮食亩产平均只有一百多斤。经过了二十年的民主改革和政府援建，虽然西藏经济已经开始与全国接轨，但是当时科技为自治区经济所作出的贡献还远远不够。“所以，你们这些年轻大学生来这里扎根，要比去别的地方工作更能体现出自己的价值。”郭局长乐观地鼓励他。　
　　当时山南还很贫瘠，所谓的“地委大院”，不过是用一圈不挡风寒的低矮土墙围着的几排铁皮房子。十平方米的单身宿舍，除了两张吱呀作响的铁床，就是窗外飞沙的风景。招待他们的饭菜，是不见油水的凉粉和小白菜。　
　　几个月后，李航盼来了第一封家书，未婚妻在信里告诉他：自从他走了以后，养母的话一天比一天少，经常哭得两眼红肿。尽管这样，老人再三叮嘱宝珠，给李航写信只许报平安……捧着信，李航不知哭了多少次。回信中，他也从来不提藏区的辛苦。　
　　到了西藏，李航接到的第一项任务，是参加雅鲁藏布江防风固沙林带的勘察与规划。半年后，他频繁到与印度、不丹和锡金等国接壤的“南疆五县”——朗县、洛扎、加查、错那和隆孜，进行原始林区的储蓄量调查。李航回忆说：“南疆藏区人口稀少，有的乡政府只有三个人。当时的边民贸易十分自由，出国回国像走亲戚，有的边防站简陋得连铁皮房都没有，军人就在山洞里放哨！”　
　　冬季的山南是冷酷的雪野，到了夏季，则是姹紫嫣红的热带花园。蓝天，白云，雪山，草地，阳光，斑斓的植被，珍稀的动物，悠闲的牛羊，盘旋的鹰鹫，奏出一曲和谐的天籁。随着冰雪融化，李航骨子里的浪漫也逐渐复苏。劳动之余，坐在山坡，他写了不少朴素的诗歌：　
　　这里飞不过老雕，因为这里的山高耸云霄。　
　　山顶常年不化的积雪，是藏族人民的淳朴和坦诚。　
　　山间万紫千红的杜鹃，像我们大学生的年轻脸庞。　
　　我从六千米的雪山上走来，　
　　来到喜马拉雅山南坡的门巴小寨……　
　　门巴族是藏南古老的群居部落，使用简陋的生产工具、以极其原始的方式种一点儿产量极低的粗粮，一年中八九个月粮食不够，而要靠采集野菜、野果和树叶以及套猎维持生计。在燠热的夏季，在野兽出没的热带雨林，妇女只用树皮围腰，男人也皮肤赤黑，暴露在阳光里。当时那种刀耕火种、刻木记事的原生风景，让内地来的年轻人眼界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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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原生活贫瘠原始，援藏工作充满了艰辛。　
　　1979年夏末，暴雨连天，渠水涨满，一个八九岁的小学生在过木桥时落水，被正好过路的李航救起。渠里流的是雪山融水，冰冷刺骨，李航将孩子托上岸时，身体己冻得失去了知觉。下水救人，救的是别人的险，李航谈到自己的遇险经历，更令人毛悚骨寒。　
　　李航说是留在机关工作，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在基层。一次下乡途中，李航搭乘的卡车在山坳里与迎面开来的军车狭路相撞，对面军车坠到山下，车身虽被秃树挡住，但是司机飞出了窗外……这种恐怖的车祸场面，李航在西藏遇到了不知多少次。　
　　1980年4月，李航到朗县帮助安装电动带锯，并且组织伐木场南迁。一次在去朗县的路上，李航乘坐的吉普车突遇车祸。那天同行的除了藏族司机曲扎外，还有一位叫李慧莲的女同事。李慧莲四十出头，是陕西老乡，1970年进藏，是技术人员中的老大姐。　
　　当吉普车翻越海拔5300米的加查山时，跟一辆满载方木的货车在陡峭的拐弯处紧急错车。卡车的方木上坐了四位搭车的藏胞，驾驶舱里除了司机，还有一位名叫李秀英的“团结族”姑娘（“团结族”是指藏汉通婚的后代）。活泼漂亮的李秀英只有二十岁，是很讨小伙子喜欢的电影放映员。那天错车时，行驶在外缘的货车突然失重，翻下悬崖，滚到河滩。　
　　三个人战战兢兢地跳下吉普，踩着碎石，爬下两千米深的乱石滩寻找伤员。驾驶员双腿摔断，四位藏胞脑浆进裂，女孩虽然昏迷不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