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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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最近10年，信任问题开始成为社会学关注的前沿。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个别学者——尼古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在1979年、伯纳德·巴伯（Bernard Barber）在1983年——的看起来少量而特殊的关注，现在已变成成果丰富的智力事业，有着大量的、不断增加的文献。相对于社会心理学、经济学或政治学的关注，信任的社会学研究已获得相当多的独立性。这个领域理论的和经验的研究方向已经趋向多元化，并且已从各种理论和方法论的视角开展研究：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文化学派（culturalist）、功能主义（functionalist）、符号互动论（symbolicinteractionist）、现象学（phenomenological）等等。超越所有这些差异有一种共识，即“信任在人类关系中的普遍存在及其必要性；没有一些信任和共同的意义将不可能构建持续的社会关系”（Eisenstadt and Roniger 1984： 16…17）。社会心理学家最终发现“清楚而简单的事实是：没有信任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生活是完全不可能的”（Good 1998： 32）。绝大多数人将会同意“信任的存在是所有持久的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Seligman 1997： 13）。
一般来说，在学术史上信任概念的发展有两个源泉。一个与思想领域的内在发展有关。在社会学的思考中，我们已在某种程度上观察到关于社会的有机的、系统的或结构的想像潜力的枯竭，以及向“软变量”（soft variable）——“无形的和难以精确估量的”领域或更多地主观定义的领域，即社会现实的精神和文化维度——的转变。就像乌尔夫·汉纳斯（Ulf Hannerz）宣称的，“文化无所不在”（Hannerz 1993： 95）。对信任的关注正好适合这种广泛的范式转换和当前对文化的聚焦。
另一方面也存在很多社会原因，这些原因提出了文化因素和信任问题的异常突现之间的相关性问题。它们涉及20世纪末人类社会的独有特征——我们的现代性阶段的挑战及其两难境地。“尽管在社会行动者中某些形式的信任对于任何社会秩序的持续运作都是必需的（在任何和所有的分化水平上），作为特殊类型风险的解决办法的信任问题无疑是一种与现代市场经济中劳动分工的本性相关连的现代现象”（Seligman 1997： 7…8）。“在当今充满偶然性、不确定性及全球化条件下，信任变成一个非常急迫的中心问题”（Misztal 1996： 9）。如果社会学的抱负是成为社会的反身性认识（reflexive awareness），那么当前在信任上的兴趣似乎完全是有正当理由的。对信任的聚焦是一个信号，它表明社会学没有失去对重大的社会问题的敏感性，没有放弃发现真理——这种真理也是与整个社会相关的——的神圣使命。
本书意图作为厘清信任的症结并应用信任概念去研究当代社会的不断积累的和正在进行的努力的一个成果，试图去评估对信任的不断展开的研究，尤其是那些具有理论的含义并且去说明、澄清、系统化信任问题的研究，但同时也详尽说明并综合他们的发现。用一个著名的比喻来说：我努力去“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以看得更远和更清晰（Merton 1965）。我的主要抱负是理论方面的：提供信任观念的概念和分类学的澄清和说明，然后提出一个信任文化出现和衰落的解释模型。在适当时我也将涉及信任的基础和理由、信任的功能和功能失调、信任的功能替代品。
在本书的重构和综合部分，我采用“克制的折中主义”（disciplined eclecticism）取向：“取自不同方向的相互补充的观念在受控的情况下系统的使用”（Merton 1976： 169）。我拒绝武断地倾向一个方面，努力从多种源泉汲取启示和洞见，尝试把它们整合进统一的框架。在详尽阐述部分，我以相当自由的方式使用现象学和民族志相结合的方法。在没有否认关于人类行动、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的一般社会学知识的情况下，我尝试用现象学的方法说明信任如何可能起作用1。但是这种想像的重构必需一些第一手资料。在这里，民族志方法加入了。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以一种一般的方式定义了这种取向：“民族志正在变为一个涵盖田野工作、参与观察和非正式访谈的综合性术语。对我来说，它意味着和人们——特别是和那些活动没有新闻价值的人——一起生活和交谈，问他们经过深思而且富有同情心的问题，然后分析作为结果的数据”（Gans； in Wolfe 1991： xi）。此外，他又写道：“我认为这种方法对于理解社会生活来说是最科学的”（xxi）2。我的概念和模型的民族志基础是在对多样而且不同的实例的分析中发现的：取自于常识性观察、个人经验、历史记录、社会学书籍、文学作品、报纸和杂志。通过充满想像的思考它们，用反事实的论据（counterfactual arguments）和思想实验、检验与这些实例相反的试探性结论，我希望达到一致的、清晰的概念和全面包容但又简约的模型。
一旦达到这个目的，我提交这个结果去面对一个经过选择的历史事件：基于对最近波兰历史的分析所显示的共产主义的剧变和后共产主义的出现。这里我进入了经验事实的领域，获得的历史记录、已存在的社会学研究，以及我自己20世纪90年代末在波兰实施的对信任的经验研究的结果支持这种断言。在这个研究中3，我根据波兰五个城市选择的代表性样本完成了403份深度访谈4。在探索有启发性和解释力的洞见的过程中，我也在七个代表各种职业类别的特别小组中进行了范围广泛的讨论。
第一部分：社会学理论向软变量的转变前言（2）
在波兰过去50年的历史中，信任和不信任的兴衰和起伏以及当前躁动的后共产主义转型时期的信任的状况被证明是一个极佳的“策略研究场所（strategic research site）”（Merton 1973： 373），一种应用和检验理论概念和模型的生存能力有用的实验室。
我是一个孤独的写作者，强烈地相信个人的、孤独的努力。所以很抱歉，我不可能像通常那样在这里写下那些曾读过、评论过以及改进过这个手稿的人的名单。只有这套丛书的编辑杰夫里·亚历山大（Jeffrey C。 Alexander）做过这一切，而他不需要我任何例行的感谢，因为我们几乎长达30年的友谊使我理所当然地获取他慷慨的帮助。因此，我所要致以特别感谢的只有很多研究信任的学者，在书中我大量的引用了他们的成果。如果我有时碰巧误解了或错误地传达、引申、压缩了他们的思想以适合我的预想的框架，他们也许会接受我的道歉。
这本书已经酝酿很长时间了。当一个人在一个丰富且正在展开的研究领域工作时，经受挫折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我曾经历了好几次被其他作者出版的有关信任的报告最终击倒的挫败感5。所以，借助于论文、评论文章或偶尔的演讲，拙著的已完成的片段已匆忙地发表了。这些文章的清单列在下面。但是，我最终说服自己：把我的思想以一本书的形式整合在一起——出版另一本信任方面的书将不必然是多余的。这是否正确，并不是由我判断。
最后的手稿是在柏林科学院（The Wissenschaftskolleg zu Berlin）慷慨提供的友好舒适的环境里写作的，1998年春天我作为进修者生活在那里。在世界上很少有地方能给一个学者提供像他们那样激励人的做学术工作的生活环境。能有幸生活在那里，我衷心感激他们。
本书的一些基本想法早期的明确表达已经出现在下列出版物中：
Sztompka； P。 1995； “Vertrauen： Die fehlende Ressource in der postkommunistischen Gesellchaft；” in： Kolner Zeitschrift fu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Sonderheft 35/1995 “Politische Institutionen in Wandel；” ed。 by B。Nedelmann； September 1995； pp。254…276。
Sztompka； P。 1996a； La fiducia nelle societa postuniste； Messina： Rubbettino Editore。
Sztompka； P。 1996b； “Trust and emerging democracy： lessons from Poland；” in：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Vol。11； No。1； pp。37…62。
Sztompka； P。 1996c； “Introduzione alla teoria della fiducia；” in： F。 Crespi and R。 Segatori（eds。）； Multiculturalismo e democrazia； Rome： Donzelli Editore； pp。49…72。
Sztompka； P。 1998a； “Trust； distrust and two dilemmas of democracy；” i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no。1； pp。19…32。
Sztompka； P。 1998b； “Mistrusting civility： predicament of a postmunist society；” in： J。C。Alexander（ed。）； real civil societies； London：sage；pp。191…210。
1 这与韦伯在建构理想类型（the ideal types）时称之为“客观的可能性和充足的因果关系原则”的训令相似（Weber 1949：。164…188）。
2 我记得当我的一位老师，波兰社会学的元老，卡齐米日·多布罗沃拉基（Kazimierz Dobrowolaki），告诉我们他与出租车司机的谈话，在这些谈话的基础上他得出了社会学的结论时，对于相信严格科学方法的年轻人来说，它看起来是何等的可笑。现在我才更好的了解了他的研究方法是何等的正确。
3 这个经验研究得到了来自科学研究委员会（the mittee of scientific Research）的基金资助，在实施的过程中得到了雅盖隆大学（Jagiellonian University）的很多同事的帮助，其中扬·耶尔斯黑娜（Jan Jerschina）、爱娃·勒尔科（Ewa Rylko）和帕韦尔·比恩卡（Pawel Bienka）值得我致以特别的感谢。
4 由于我的主要目的是探索信任在社会生活中运行的机制，而不是研究信任在具体的社会中的水平或程度，样本的代表性的问题并不是最重要的。应答者的类别和研究的实施所在的城市是根据预先的理论假设选出来的，而样本的随机抽取是在这些类别里进行的。
5 这种感觉对于科学论文的写作者来说是如此的常见，也许值得给它一个名字：“斯科特效应”（Scott Effect）——为了纪念罗伯特·斯科特（Robert Scott）被罗尔德·阿穆德森（Roald Amundsen）赶到南极的困境而得名。
第一部分：社会学理论向软变量的转变两次范式的转换
（一）两种社会学
从19世纪社会学诞生时起，它就在两种选择之间左右为难：关注社会的整体（social collectivities）（社会［societies］），还是关注具有社会性的个体（社会行动者［social actors］）。事实上，总是存在“两种社会学”（two sociologies）（Dawe 1978： 366），两种截然不同的相互平行的社会学传统。“第一种社会学”关注“社会有机体”、社会的整体、社会系统——这些都有它们自己的特殊的运作原则、独特的性质和规则。“第一种社会学”的创立者有孔德（te）、斯宾塞（Spencer）和马克思（Marx）。“第二种社会学”关注“有人性的动物”、社会的成员、人类个体，尤其是关注他们的行动：在社会的脉络中，人们做什么，他们在独处时和在集体中如何行动。第二种社会学的创立者有韦伯（Weber）、帕累托（Pareto）和米德（Mead）。第一种社会学在很长一段时间统治着这个领域。只是在20世纪后半叶，系统的社会学才开始在与行动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action）的竞赛中处于下风。在此，我们将表明范式转换的一致性。
在本体论层面上，有一种从对社会的“硬的”、有机的、整体的或系统的想像（images）向社会网（social fabric）“软的”、场域（field）的想像的转变，社会被看成一个流动的、总是运动的模式，一个人类行动和互动的变化着的矩阵（matrix）1。在认识论的水平上也有相应的从采用“硬的”变量——比如阶级地位、身份、经济地位、人口统计学的趋势、居住模式、科技发展水平、组织形式——的结构性解释向集中于“软的”、无形的变量——比如意义、符号、规则、价值、规范、代码、框架以及叙事（discourse）的形式——的文化的解释的转变。
（二）两种行动的社会学
在“第二种社会学”中，随着向社会行动的集中，似乎发生了另一种范式转换。也有“两种行动的社会学”，两种人类行动者做什么的选择性想像。我们将表明一种从对行动 “硬的”、功利的、工具性的、实证主义的想像（以行为主义、交换理论、博弈论、理性选择理论为例）向对行动“软的”、人文主义的、有意义的想像（以符号互动论、现象学、解释学、文化研究为例）的转变。
在本体论的水平上，这是一种从把行动看成完全理性的、始终算计的、一贯地最大化收益和最小化花费（“经济人”）的想像向对人的更丰富的图画——包括情感的、传统的、合乎规范的以及文化的元素：价值趋向、社会联系、依恋、忠诚、团结、认同——的转变。两种研究方向从这里展开了。一种强调心理的意义——动机、理由、意图、态度——并导向一种行动的社会—心理理论。它的早期先驱是威廉·I。 托玛斯（William I。 Thomas）和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Florian Znaniecki）在他们的社会行动理论中提出的思想（Thomas and Znaniecki 1918…20；Znaniecki 1967［1934］）。另一种研究方向强调文化的意义——惯例、价值、规范、符号——导向一种行动的文化主义社会学。这种取向的先驱是乔治·H。 米德和他的行动理论（Mead 1964）。另一个权威作者是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他强调行动的规范取向（Parsons 1968［1937］）。很多当代理论家详尽描述了行动的文化内涵的思想，例如，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习性”（habitus）的思想（Bourdieu 1977），或杰夫里·亚历山大（Jeffery Alexander）的“两极分化论（polarized discourses）”观念（Alexander and Smith 1993）。注意到很少有独断的对立的代表是有趣的：对行动的“硬的”、工具性的以及理性的想像，也允许一些“软的”文化的元素进入它们的分析。这发生在——举例来说——最近有更多的自由印记的理性选择理论中。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阅读了乔恩·艾尔斯特（Jon Elster）的理论取向的修正版本，承认“理性选择理论需要对社会规范的分析的补充；规范提供了‘合理性不可缺少的’动机性资源”（Giddens 1990b： 223）。小詹姆斯·肖特（James Short Jr。） 以同样的思路写道：“社会和文化的合理性”是内涵于社会和文化的价值中并反映在个体的选择上的。他认识到人的行为是利己主义和源自于文化语境的规范义务的混合物（Short 1984： 719）。
在认识论的层面上，这种范式的转变反映在允许使用各种适用于弄清楚行动的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