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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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为球迷提供强制的身份确认。所有这些以及相似的方法目的在于消除匿名性和秘密——它们的存在常常会降低可信性。一些其他的方法集中在紧密性和亲近性上。举例来说，在美国的一些民族社区中，在韩国食品店主以及中国或意大利餐馆老板之中，公司的惯例是雇用近亲或只与朋友做生意。产生牢固的信任联结（bond）的血缘关系或朋友关系的非正式网络凌驾于正式的组织结构之上。
影响其他人的可信性并因此影响给予信任倾向的另一个情景因素是关系发生的地点的神圣性质（在迪尔凯姆所说的宽泛的神圣意义上（Durkheim 1965））。这是一个常识：一个人在教堂比在地铁站更不太可能被抢劫，或在交响音乐会比在足球运动场更不太容易被连续的殴打。某些地方，由于它们神圣或半神圣的特征使潜在的违反者产生心理上的禁忌。也许相似的心理机制是如下经常被注意到的令人惊奇的事实的原因：秩序、整洁、干净、雅致的公园或街道比那些被遗弃的、被忽视的并且脏乱的公园和街道更少被破坏。神圣性似乎也产生作用，引起信任和可信性的另一种场合是把大量的情绪激动的人汇集在一起的宗教或爱国游行。我生动地记得我碰巧参与的两个这样的例子。一个是1976年在纽约巴特里公园（the Battery Park）举行的几百万人到场的庆祝美国建国二百周年的纪念活动。另一个是1979年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II）带领群众到波兰的第一次朝圣，在克拉科夫（Krakow）的一个开阔地聚集了两百万人。在这两种场合，我为人们互相表达的不同寻常的亲密、友好、帮助、关爱、同情，恰当地说是信任而惊奇。并且一些客观的指标支持这种印象：在这两种情形中，警察的统计显示，尽管不良行为和违法的机会明显地增大了，但是这类行为的数量更小了，而不是更大了。这归功于神圣的氛围，甚至罪犯似乎也变的更值得信任了。
最后，有一种非常特殊的环境，在那里值得信任的行为是自我增强的。我记得这种情景：对信任的背叛甚至在没有任何强制机构干涉的情况下自动地以非常严厉的惩罚来警告坏人。驾车发生交通事故为此提供了最好的例子：如果不是在山岗上超速行驶超车或在错误的一边行驶会经常立即导致撞车和自身伤亡而受到惩罚，有秩序的交通将是不可能的，而且警察也不能产生任何帮助。道德上负责的司机必然是少数，而依靠他们的自律、公正或仁爱将是自杀性的。正是自我管制机制——它要求在自我保存上的自我中心的利益——使大多数司机值得信任，而且在街道上开车是完全可能的。交通警察只是对可能出现的不值得信任的、注意力不集中的或没有自我保护本能或对他们的技术和运气过于自信的司机——他们引起事故——才是需要的。在拥挤的滑雪斜坡上，类似的自我管制机制在不同程度地起作用：在那里对其他滑雪者的信任的背叛以及违背一些简单规则的结果常常是摔断腿或胳膊，如果不是更坏的话。
第四部分：信任的基础信任情景的促进（2）
我们迄今为止已经讨论的两种类型的可信性——初级的和衍生的——的评估都发生在给予信任之前。它们涉及预期的值得信任的行为，这些行为满足信任者未来的期望。评估建立在很多暗示——个人的或背景的——之上，但是先于我们的尚未发生的给予信任的行动。它们实际上是潜在可信性的评估。但是也有这样的可能性：我们根据对我们以前给予的信任的反应——被信任者在以前的交往中达到信任或回报信任——进行持续的、重复的评估。在这里我们通过对被信任者以前面对我们信任时的行为的推断来评估其未来的可信性。例如，如果我的商业伙伴总是按时还债，我愿意再借钱给他。如果我的朋友以前从来没有暴露我的秘密，我愿意告诉她一个新的秘密。在以前的一贯的履行义务和回报信任的事件（episode）基础上，可信性得以累积起来，相互关系得以逐步发展。在这里，一个人的可信性是持续地和直接地通过他过去的对我的与我给予信任的行为相关的行为来检验，而不仅仅通过展示与其他人有关的可靠性、效率、能力、公正等来检验。
我常常倾向于更信任那些其可信性以前已经通过我们相关检验的人，例如，我们的被证明了的朋友、经受住了考验的商业伙伴、最喜欢的作家的书、以前没有使我们失望过的轿车制造商。这是最强的值得信任性的暗示，一种我们所使用的超越性暗示（metacue），超过并且高于我们上面所讨论的所有暗示。当然这种暗示和所有的其他暗示一样不是不证自明的，因为对人的行为的一贯性和连续性的假设常常是不可证实的，而以前值得信任的同伴可能有一天背叛我们的信任。而且，像所有其他的暗示一样，它可能受到人为地操纵以引出我们的信任，为的是滥用这种信任。一个例子是，在军队中对待指挥官像对待朋友一样，并在很多场合证明他的忠诚可信的间谍，只是在为最后一次漂亮的收获、巨大的出卖做准备。另一个更世俗的例证是玩纸牌的人，他随意拉一个天真的参与者，并失败若干次，实际上是为最后“致命一击（kill）” 做准备。
长久持续地与被信任者接触的情形只是例外，而不是惯例。更经常的是我们没有机会应用这种针对我们自己一贯的可信性的强烈的、超越性暗示。因此我们必须从起跑线开始，在第一次交往的情况下做出先验的决定：是给予还是收回对以前从没有检验过的同伴的信任。这是我们为什么经常求助于声誉、表现、责任性和唤起信任的情景来作为我们信任的赌博的理由。
第四部分：信任的基础信任冲动
可信性的评估在它的所有形式中都提供了信任的认识论基础。但是也存在另一种方式可能为信任提供基础。这是信任的一种系谱学基础，可以在以前环境的一些结果中发现。此时信任的发生不是由反思性的可信性对象驱动（targetdriven）的，而是由信任冲动的行动驱动（agencydriven）的，或由信任文化的背景驱动（contextdriven）的。在后两种情形中，信任发源自个人特殊的偏好，或标准化的规则。
人们通常假设信任倾向是个人的特质。“倾向于表现信任依赖于人格的系统结构”（Luhmann 1979 ： 5）。有各种术语用来指称信任的心理倾向。威尔逊（1993）称之为“道德冲动”（moral impulse），吉登斯（1991）称之为“基本信任”（basic trust），哈丁（1993）称之为“信任能力（capacity for trust）”，福山（1995）称之为“固有的社会性（innate sociability）”。它遵循由西美尔（Simmel）通过他的“结交（sociation）”概念或迪尔凯姆通过他的“表达性团结（expressive solidarity）”概念开创的探索人性的一些前社会（presocial）组成部分的历史悠久的社会学传统。当代的研究取向不倾向于把这种特质看成通过遗传获得的、天生的和不可改变的，而是看成由于特殊的生活经验而习得的。“高信任能力是幸福生活的副产品”（Hardin 1993： 524）。而且至少从弗洛伊德时代开始，早期的童年事件就被赋予特别的重要性，大量的最新研究也确证了这一点。“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的发现获得的所有知识都表明：关于儿童的未来的每一件事情，其发展的进程很大程度上在最早的几年就被确定了。人的人格很早就出现了；如果它要被塑造，必须被尽早地塑造”（Wilson 1998： 28…29； 34）。
我们可以假设信任冲动最初源自于与信任相关的生活经验。理论上说它们可能与对他人的有益行动的信任的满足或背叛有关，与对托付一些有价值的事物的行动的回报或滥用有关，以及与通过相互信任而不是相互怀疑的反应的回报有关。而且各种形式的信任都可能是危险的：工具性的、价值论的或基于信用的。在家庭的早期社会化过程中，正是来自关爱的、帮助的、善解人意的父母的亲密的、温暖的和细心的基于信用的信任，才使信任冲动得以形成。“儿童不是由规划项目、政府或村庄来养大的；他们是由热诚的、甚至无理性地为他们孩子更好地生活而奉献的父母养大的”（Wilson 1998： 29）。重要的信任是本能的、模糊的，没有与来自于父母的这种基于信用的行为相连接的期望，还不存在委托（entrusting），因为孩子既还没有认识到，也还没有对可能被放弃的外在的价值客体的控制权。
在成长的下一个阶段，新的信任形式在同辈群体、一块玩耍的圈子、游戏团队、街头团伙、邻里中展现它们自己，这些自发的初级群体围绕着正在成长的儿童。信任的内容也包括对公平游戏、保守秘密、忠诚价值观的期望。并且由于财产或所有权，以及什么是有价值的定义的观念形成了，把某些东西委托给他人的实践出现了（可能是一个球、一个洋娃娃或一辆自行车），并且相关的相互期望也慢慢地明确了。
也许最慢形成的是关于能力、效率、合理性的工具性期望，这些期望只有在对成人来说重要的职业领域才占统治地位。在所有这些阶段出现的各种信任可能获得满足或被背叛，被奖赏或被违反。如果被特别地和一贯地满足，信任冲动就慢慢地扎根于他的人格之中。如果经常被背叛，信任冲动可能再也不会形成，或它可能变成压抑的、胁迫的或瘫痪的。对信任冲动最大的破坏影响是由家庭的破裂带来的。从常见的缺乏家庭照顾的时间、成年期病理学的早期开始，因分居或离婚造成的创伤、在单亲家庭中对孩子的忽视，到受托的监护人对儿童的极端的性侵犯，创伤的程度不断升高，其结果是习得的信任能力的缺乏。信任冲动由固有的怀疑、强迫性不信任，以及由青少年团伙、有组织犯罪、黑手党等社会领域奇异的病态发展所代替。“存在一种自然的、普遍的趋向社会性的人类冲动，如果不能通过合法的社会结构——像家庭或自愿者组织——来表达它们自己，它将在病态的形式——比如像犯罪团伙——中出现（Fukuyama 1995： 338）。
第四部分：信任的基础信任文化（1）
就像信任冲动是个人生活经历的产物，信任文化是历史的产物。文化、民族性格等是天生的观念要么是完全不可信的，要么是完全过时的。文化现在被看成是源自于社会成员的跨越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集体的、共享的或源自于个体的典型经验。用福山的话来说：“文化不是不可改变的原始力量，而是由政治和历史的进程持续不断地塑造的东西”（Fukuyama 1995： 211）。或像威尔逊所说的：“文化从千百万人的无数的小的选择中生长出来”（Wilson 1998： 35）。有时有人会加上一句，它们也作为有目的的改革或革命的结果而出现。文化形成的一个途径是经由普通人的行动而自下而上形成的。它主要从某一确定性的行动示范（instance）开始，通过传播而成为共同的“惯例”，并编成标准模式。文化形成的另一个途径是经由有魅力的领导、英雄、预言家、圣人、偶像、改革家这样的人的行动而自上向下形成的。它主要导致从规则的表述，经过它的范例的应用，使用的传播，直到编码为预期的普遍的惯例。实际上，作为通过价值、规范、符号、编码制度、组织形式、叙事模式等方式展示在集体记忆、社会意识、价值意识中的早期实践沉淀的痕迹，文化获得了某种持久坚固的性质。现在，文化的出现或“形态发生”（morphogenesis）已经被研究了几十年了，产生了丰硕的成果（Archer 1988； Piotr Sztompka 1991a），并且尽管其过程还不能完全被理解，我们可以大胆地表达对信任文化的起源的一些主要的猜测，而把对这种过程的详细讨论放在第六章。
在前面的章节所使用的意义上，信任文化是一个规则系统——规范（norm）和价值（value）——它们调节给予信任和达到、回报信任以及相互信任的行为；简言之，是关于信任和可信性的规则。信任文化把具有各种类型的信任占优势的持久的经验累积和系统化为规则。如果信任赌博占优势的持续结果是积极的，并在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发生，信任的一般规则就可能出现。信任更具体的规则对应于各种类型的信任的多种多样的经验。所以，如果预期的信任，只涉及对其他人行动的期望（独立于信任的行动而出现），通常证明是被满足的，对乐观主义预言的标准化的激励将出现。或如果委托有价值的客体给他人通常会导致归还这些东西（或它们的等价物），鼓励对他人忠诚就会出现。或如果给予信任常常唤起相互信任，它可能变成一个规则，规定唤起的信任作为一个人获得信任的方法。更具体地说，规则也可能涉及各种真实的期望：工具性的、价值论的、或基于信用的。而且它们也可能有选择的，只涉及社会生活的某些领域，或甚至单独涉及某些客体，关于这些客体信任的经验已经证明是积极的。例如，在共产主义时期的波兰，在私人领域对家庭成员、朋友、熟人展示信任被认为是对的；把信任扩展到公共领域——政权制度、执政党、政府、政治精英、政府官员、警察、等——被认为是不合适的或甚至是可耻的。在具体的地位、角色、机构和组织之中也出现了标准规定的信任的深层次分化。在波兰当时的条件下，即使那些公共机构都属于可耻的公共领域，军队比警察更被信任；议会比共产党更被信任；并且尽管那些人都属于可接受的私人领域，家庭成员比工作上的熟人更被信任，朋友比邻居更被信任。
个体信任冲动和广阔的社会信任文化的出现，非常独立于任何可信性的评估，为信任提供了理由。信任的系谱的（genealogical）正当性补充了知识论的正当性。更经常的情况是两者一同出现。下列情况是很少的：人们只依据信任冲动或完全按照规则要求的信任而行动，而没有任何可信性的考虑——他们考虑给予信任的那些人的声望、表现、外表、责任心或情景约束。以下情况同样是很少的，或也许是不可能的：发现人们像完全理性的计算者一样行动，没有任何个人的倾向或文化的压力。信任冲动和信任文化作为有利于给予信任的理性计算的产生偏斜的重要因素进入个人信任行动的复杂的因果关系中。当信任冲动和信任文化是相同的时候，做出信任的赌博变的更有可能，甚至尽管有时可信性是值得怀疑的。当然，相应地，对相反的信任冲动和信任文化——内在的怀疑性和不信任的文化征候——来说，所有这些也是真实的。它们的出现使不信任的行动更有可能，甚至有时不顾所有值得信任的证据。
在信任的三个维度以及信任赌博依赖的三个基础——反身性可信性、信任冲动和信任文化——之中，文化层次的探讨在以前的信任研究和信任理论中相对来说被忽视了。而我们的讨论得出如下结论：正是文化规则在共同决定某个社会在某一确定的历史时刻的信任或不信任程度时，可能扮演一个强有力的角色。为理解当代社会在这个方面的重大变异，同时也为了解释在时间中发生的信任或不信任强度的历史变化，使用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