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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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程序的规则性被维护了。当人们的权利没有得到确认，或其他人对他们的义务没有被考虑的时候，如果他们能够求助于这样的机构，那么他们获得了一种保险或备用的选择并因此感到更安全。每个人都相信标准可以看得到，偏离将被阻止，并且即使欺骗发生了，它将通过求助于诉讼、仲裁、要求赔偿或相似的行动而被纠正。这将激励对他人的更多的信任倾向。另一方面，缺乏这种责任性机构或它们没有效率则会向行动的任意性敞开大门。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其他人是否将选择去伤害他们的利益，以及如果这种伤害发生了，他们是否将会有任何上一级的机构可以依靠。如果每个人的权利保证只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因为可以依靠的仲裁者不存在或不容易得到或有偏袒和不公正的恶名，人们将感到无助。怀疑和不信任将变成自然的反应。
第六部分：信任文化人格综合症和社会情绪（1）
上面提到的五种宏观的社会条件——规范的一致性、稳定性、透明度、熟悉性和责任性——为做出信任的赌博提供了有利的机会，因为它们提高了赢得赌注的可能性。但是赌博最终是由人来做出的，所以他们的决定和选择是决定性的。并且这种决定和选择的关键在于他们所具有的个人特性。根据社会生成理论的观点，在产生具体的实践活动的过程中，行动者的能力与结构的机会相结合了。有两种个性特征对信任的实践似乎更有价值。第一种是与可信性相联系的某一种确定的人格征候群。它包括前面讨论过的最直接相关的信任冲动，也许要加上间接地与信任倾向相连接的人格特质，诸如积极主义而不是消极主义、乐观主义而不是悲观主义、未来主义取向而不是现世主义或传统主义取向1、志向远大而不是胸无大志、成就取向而不是适应取向、创新驱动而不是符合倾向。相反的综合症似乎促成不信任文化的形成。连同怀疑和不信任，它包括消极主义、现世主义、胸无大志、适应取向、符合主义。它也拥有自我增强能力（selfenhancing capacity）。
对于某特定社会（或社区或群体）来说，这样的人格综合症——它们促成信任文化的形成——不可能是孤立的或特殊的，而是分布广泛的、共有的、典型的。它们一旦传播，一种自我增强的过程就开始起作用：这种综合症通过模仿和相互确认而增强。通过在人口中传播，这种复杂的人格综合症变成一种宏观社会秩序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情绪。这种情绪的根源是如此的复杂和鲜为人知，以至于不能在这里对它做出简要的论述。为了我们的目的，在此我们必须停止我们的追溯性的解释，并把这种现象看成理所当然的。
社会在这个方面存在显著的不同，并且同一个社会在历史的不同时刻可能经验不同的社会情绪，这似乎是没有疑问的2。这种不同的社会情绪促进或阻碍了信任文化的形成似乎也是无可争辩的。
（三） 个人的和集体的资本
使人们更可能并愿意使用有利于信任的结构环境提供的机会的其他的个人因素大多不涉及人们是什么（他们的人格特质），而是涉及他们有什么（他们的个人资本）。在可支配的各种资产（assets）或资源（resources）——钱和好看的外表、权力和健康、声望和朋友，这里仅仅只提及最先出现在头脑中的一些东西——的储备上，人们有显著的不同。一些作者观察到，对这种资源的支配提高了趋向信任的可能性。在我自己的研究中有几个相关性（correlation）支持了这种观点。在最一般的水平上，“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的说法被43。6％的精英分子所接受，接受这种信念的失业者只有30。0％。接受这种信念者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占38％，而在未受过教育的人中只占33％。对于各种具体的对象的信任水平也被证实随着个人资本的水平正向地变化。因而，举例来说，对政府、法庭、天主教堂、教师、经理和领班的信任，在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教育和职业精英中比在失业者和低水平、低收入工人中明显更高。
卢曼认为自信（selfconfidence）在这两者之间起着因果联结的作用，它由于丰富的资源而增强并反过来使一个人更倾向于卷入信任他人的冒险（Luhmann 1979： 78）。吉登斯把自我概念（selfconcept）看作联系资源和信任两者之间的中介，他论证说因为拥有大量的资源，一个人的自我概念被提升了，他因此有了更开放的、乐观的、富有同情心的、放松的态度，而这些态度又可转换成对他人更多的信任（Giddens 1991： 79）。在我自己的研究中，我发现了第三种与吉登斯所提出的非常相似的因果机制。当我问及被他人信任的感觉时，我发现在对自己的令人信任的地位的高度评估与收入、教育水平、以及声望很高的工作这样的变量之间有非常显著的相关性（只有19％的穷人相信其他人非常信任他们，但富人中持同样看法的人有45。1％；未受过教育和受过教育的人中持同样看法的人的比例分别是20。7％和35。4％；失业者和职业精英中持同样看法的人的比例分别是17。5％和36。6％）。与我们以前所做的一样，现在假定信任是反身性的，即被信任激励对他人的信任，我们将预期那些拥有较多资源的人是更倾向与信任的。
我也将提出对个人拥有资源的相同效应做出贡献的第四种因果机制。我们拥有的资产可以作为我们信任的一种保证，因为它们降低了当信任被背叛的时候我们相对的（主观的）易受伤害性。因为拥有大量的资源，我们有备用的储备，潜在的损失对我们来说是较小的，因此我们相对的（主观的）风险被降低了。这使我们倾向于进行更大胆的信任的赌博3。例如，对一个亿万富翁来说，做一两百万的风险投资相对来说是一个容易的决定，因为可能的损失是可以承受的。超市比街角杂货店更容易冒被偷的风险向消费者开架展示商品。在资源贫乏的情形下，相反的逻辑就会起作用。缺乏备用资源的人倾向于不信任（怀疑、易受阴谋理论的影响、对扩展信任犹豫不决）。这是因为可能的信任背叛对他们来说可能意味着灾难。当然贫穷的程度不同，个体的“灾难阈限”（disaster thresholds）是不同的，但是一般来讲，人们可支配的资源越少，他们拒绝给予信任的可能性越高。卢曼给出了两个相关的例子：“勉强维持生存的农夫非常不愿意冒险，因为他们时刻受到饥饿、失去他们的果实、不能够继续生产的威胁”，与此相似，“当风险一定时，面对流动资金问题的企业家比没有受这种问题折磨的企业家更不愿意冒险”（Luhmann 1994： 2…3）。
第六部分：信任文化人格综合症和社会情绪（2）
也存在第五种机制，同样是我自己的研究发现的。当责任性的环境（context of accountability）在前面被作为解释信任的倾向和降低信任的风险的重要因素来讨论的时候，我曾暗示接近这种责任性机构——这些机构确保人们抵御潜在的信任背叛（法院、廉政官员、仲裁机构、保险公司、消费者保护协会等）——的途径并不是平均分布的。某些人比其他人有更容易的途径，并且更经常地利用这种机构。而在此过程中个人资本作为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进入了。在我的研究中，精英、受教育者和富人更经常需要各种那样的备用机构——在个人遇到某些损失或灾难的情况下，他们将会求助于这些机构（例如，76。1％的富人将倾向于求助于诉讼，而只有53。2％的穷人会考虑这种选择；在精英和失业者中，这样的比例分别是76。2％和61。2％；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和未受过教育的人中，这样的比例分别是72。3％和58。2％）。这也适用于由于信任背叛招致的损失，并间接表明责任性环境的存在将在由于较多的个人资本能看到实际利用它的机会的那些人中唤起更强的信任倾向。
对于信任文化的形成来说，重要的不是个人的、特有的丰富资源，而是被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分享的代表社会本质的资源丰富的水平。换句话说，它指的不是这个或那个成员的个人资本，而是集体资本4：特别是由社会成员拥有的个体资源的自然发生的集合。
有一大批资源可以被包括在这个类别中。但是对信任文化的形成来说，只有某些资源似乎是特别相关的。让我们尝试性地列出为人们的信任的赌博提供最强的备用保险的那些资源。我们已经谈到财富（wealth）。“那些处在较低的社会经济层级的人比其他人在某种程度上更可能感到人们将不会试图做一个对他人有帮助的人……他们的阶级地位可能已经创造了一种情境，在这种情境中不信任和悲观主义是现实的”（Mansbridge 1983： 111）。而相反的结果属于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
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是一份好的有保障的工作。因为工作在人的生活中占据了如此重要的地位，一份稳定可靠的职业地位作为基础是至关重要的，从这个基础出发一个人可以表现出对世界的更多的信任倾向。研究始终如一地表明在失业者中有较高水平的不信任。在东德，失业者引人注目地蔓延——在某些地区甚至超过了20％——对该地区的不信任文化的形成至少要负部分的责任，似乎一种是可以接受的假设。但是重要的不仅仅是就业这个纯粹的事实，而且包括就业的稳定性。可以尝试性地猜想：在日本高度发展的信任文化和终身确保雇用的通常惯例有一定的关系。
与职业相关的一个因素是个体扮演的社会角色的多样性，他们的地位丛（positionset）的丰富性。一个人扮演的角色越多，他对每一个具体的角色依赖越少。罗斯·劳伯—科塞（Rose LaubCoser）证明这种情形提高了个体的自治性（autonomy），因为他较少受从每一单个的地位发出的角色要求所束缚（LaubCoser 1975）。如果因为某种原因一个角色不再有吸引力，存在一个角色取代另一角色的可能性。这种原因中的一个可能是被信任被背叛。例如，如果我在两所大学讲课，其中一个没有如我最初期望的按时支付报酬或拒绝给予差旅费，对我来说辞职并克服那种信任的背叛是很容易的，因为我有另一个工作可以选择。
再一个重要的资源是权力（power）。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权力是最具有可兑换性的资本之一，并且因此可能在各种领域保护我们对信任的赌博。第二，因为它有时可直接被用来迫使他人做出值得信任的行为，强制义务的履行。在委托某些有价值的东西于他人的情形中，它尤其是这样。如果债权人对债务人有某种权力——如果需要，这些权力可以被用来收回债务，他将更愿意给予信任。例如，我更愿意把珍贵的书借给我的学生而不是我的邻居，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我手中有某种强制或威压的方法，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我缺少这种方法。
教育非常类似于权力。这个因素在形成和配置信任的过程中扮演着多种角色。它在对可信性做有辩识力的充分的评估时至关重要。所以它使一个人更加自信不会掉入天真的、盲目的信任或强迫性的不信任的陷阱。有了这种保险，给予信任变得容易了。而且，像权力一样，教育是一种高度可兑换的资源。它可以保证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它可以是通向权力的一个跳板，它打开了各种职业选择的大门，并且如果给予的信任在某些场合没有被实现，在变换职业选择时它允许更多的机动性。
另一个重要的资源是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或“关系5”。我的研究表明那些与他人紧密联系的人形成个人的资本。当问及“可以帮助解决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的熟人”时，35。4％的富人，只有11。7％的穷人声称他们有这样的人。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这个比例是28。2％，而对于未受过教育的人是5。4％；对于职业精英是36。6％，对于失业者或从事不体面工作的人是16。5％。经得起检验的商业伙伴、职业上的同事、在同一个领域工作的“隐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的学者、可靠的朋友圈、“老男孩”（old boys）等网络以两种方式帮助发展可信性。第一，在这种网络中的互动常常渗透着信任，而且这种信任常常得到实现、归还或被回报以信任。因此，它们为普遍信任倾向提供了良好的、茂盛生长的场地：一所好的“信任学校（school of trust）”。但是它们也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可信性，即在发生各种生活的不幸事件——其中有些可能来自对我们的信任的背叛——的时候，这种网络可以激励确定、安全、团结和潜在的支持感。所以它们的存在使给予外在于他们自己的网络的参与者或社会客体信任更加容易。例如，如果我在我自己的国家与一个有生存能力的商业共同体有牢固的联系，我更倾向于进入外国的、未知的而且有风险的市场。在问及他们商业成功的秘诀时，我很吃惊地发现：在后共产主义波兰的最主要的工业家意见一致地把个人的网络放在他们所列举的项目的顶端。我的研究显示，在职业精英和富人中，这个因素在“导致生活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中处在较高的位置（有大约50％的人选择此项）。仅次于教育（大约70％的人选择此项）和勤奋（大约60％的人选择此项）。这种网络在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的增殖作用（proliferation）增加了信任文化出现的机会。
第六部分：信任文化人格综合症和社会情绪（3）
与信任相关的另一种社会资源是稳固的家庭。当然家庭生活以很多方式与信任相联系。其中之一在前文已经讨论过，在那里家庭被认为对信任冲动或基本信任的形成很重要。显然家庭为特别亲近和强烈的信任的日常检验提供了背景。但是在这里我们考虑到的是一个牢固的、延续的家庭作为对家庭之外的生活的各种外部领域的“信任的跳跃”的出发点。家庭的支持允许年轻人通过选择长期教育的某一确定的课程对与他们未来职业的有很大风险并容易被背叛的信任进行赌博。与此相似，家庭资源在做出结婚的决定和建立新家庭的过程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从扩展的家庭汇聚资源并选择一个成员为代表创立一个商业或工业企业——有一段时间在意大利这是典型的做法——的传统最近在波兰重新出现了。在波兰，很多资本主义投机（capitalist ventures）只是通过利用广大的扩展家庭的积蓄才成为可能。在遭遇逆境的时候——其中一些可能是由于信任被背叛，健康的家庭总是提供最终的支持。猜想为什么来自破裂家庭或单亲家庭的儿童，或那些完全切断与他们家庭的联系的人表现出强烈的不信任的原因之一，正是在于缺乏那种常常由家庭提供的最终支持或备用保险似乎是合理的。
在我自己的研究中，家庭和亲密的朋友关系似乎是为那些缺乏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提供了重要的替代性资本来源。在失业者中，家庭和朋友被42。7％和35％的人分别选择作为在失败或其它不幸事件发生时潜在的支持来源。而在职业精英当中，家庭和朋友只被28。7％和27。7％的人选择。相似地，在穷人中选择的比例分别是37。7％和31。2％，而在富人中相应的比例是28。0％和28。0％。在一个更直接的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