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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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频兀谇钊酥醒≡竦谋壤直鹗�37。7％和31。2％，而在富人中相应的比例是28。0％和28。0％。在一个更直接的调查中，“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人只能够信任家庭”的观点被23。4％的穷人支持，富人支持者只有4。6％；相应的比例在失业者中是27。2％，在精英中只有13。9％；在未受过教育的人中有22。1％，而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只有16。4％；当特别苛求的和有风险的信任形式，也就是考虑委托某种有价值的东西时，更强烈的不同出现了。“一个人的重要秘密只能告诉给最亲密的家庭成员”的观点被23。3％的失业者支持，职业精英中支持的人只有7。9％；而“照看孩子只能够委托给最亲密的家庭成员”的说法被30％的失业者完全接受，精英中接受者只有16。8％。
相似的原因使宗教信仰成为增强信任的倾向性另一个重要因素。我的研究显示：38％的天主教徒支持“所有人都是可以信任的”的观点，在无神论者中支持这个说法的人只有27。6％。在宗教信徒中，支持和安全的感觉可能具有形而上的源泉，他们相信上帝会给他的信徒以特殊的关爱。但是除此之外，信仰宗教的人可能因为俗世的、社会学的原因而感到更安全和信任。他们与那些与网络和家庭相联系的人相似。事实上家庭的隐喻常常应用在宗教领域：“神圣的父亲”、“真正的兄弟姐妹”、“上帝的子民”本能地抓住了这种相似性。也就是说，加入紧密联系的宗教共同体——教会、教派等，就像在牢固的网络和坚固的家庭中的一员——给人们坚实的、团结的、互相支持的感觉。他们并不是被孤零零地被放在一边，当需要时，他们感到他们可以依靠教会的其他成员或牧师，或教会组织。除此之外，宗教共同体为充满着信任的强烈而亲密的互动提供类似家庭的环境。它们以这种方式变成了培训基地：另一所“信任学校”。
在本章中我们已经绘制出了描述信任文化出现的假设模型。“信任的社会生成”从信任文化的某种固有的水平——信任或不信任的传统——开始。然后，现实的结构环境——规范的一致性、稳定性、透明度、熟悉性、责任性，或缺乏这些东西——提高或降低了伴随信任的酬赏、积极的经验，及信任赌博被实现或背叛的可能性。那些敞开的或关闭的对于更容易进行信任冒险的结构性机会被抓住还是被忽略，还要依赖于行动者的能力。作为众多的社会成员的典型的信任或怀疑人格特征的聚合性结果出现的社会情绪可能激励或阻碍信任文化的形成。与此相似，作为社会成员所拥有的各种资源的聚合而出现的集体资本，如果足够富有，它将提供安全性和备用选择；如果非常匮乏，它将产生不安全感和无助感。因此它刺激或妨碍信任文化的出现。这种因果序列呈现在图4中。
一旦信任或不信任的文化出现了，它就变成了信任的社会生成的下一个循环的背景条件。于是，这个模型把四组变量组合在它的序列的前后相继的链接中：背景变量（已经存在的信任或不信任的传统）、独立变量（伴随信任的积极或消极的经验的结构性机会）、中介变量（激励信任或怀疑的社会情绪和集体资本）。这个模型提供了一个框架，在其中信任或不信任的决定被做出、积累并获得规范的认可变成信任或不信任的文化规则。这些决定中的每一个都涉及可信性的评估——考虑本书在前文分析过的多方面的暗示。所以模型提供的正式框架的实质内容，真正鲜活的东西是不间断地在每一个个体的情形中给予“反应的可信性”——这时给予或收回信任被看成是一个选择——的过程。信任或不信任文化是经过无数的这样的决定的累积而自然出现的产物。但是它一旦出现就获得了独立的力量，在信任或不信任的方向上推动这些决定，并且在这种意义上补充和改变信任的计算。
第六部分：信任文化对政策的尝试性建议—调整制度
每一个解释模型都有一些实践性的建议。它指明什么是政策应该树为目标的至关重要的领域。让我们看一看在这里提出的模型告诉了我们什么关于产生和维持信任文化的可能的实践方法。
就像我们前面所强调的，这个模型只表现了信任的社会生成的连续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它在某种给定的、被接受的条件下产生作用并且产生变成下一个环节的初始条件的结果。为了我们讨论的目的，让我们以信任严重崩溃的情景作为我们的起始点。普遍的不信任综合症是这个过程的早期阶段所固有的。例如，这是紧接在1989年事件之后东欧社会——带着它们的从共产主义时期继承的不信任的强大遗产——占统治地位的情形。这个例子将在第八章进行详细地研究，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作为我们考虑的起始点，那么分析马上就是适用的。
如果我们的目的是恢复和重建信任文化，政策的焦点显然应该放在被认为对产生信任最有因果效应的变量上。我们列在结构的助长性标题下的那五类条件潜在地对实际的干预是敏感的，并且对制度建设的努力是敏感的。通过“习得的压力”（Offe and Preuss 1991： 145），新制定的制度能够改造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以达到更大的信任和可信性，使他们更倾向于给予和实现信任。一旦结构的环境被重建而且有利于信任的社会和政治条件被建立起来，它将作为通向信任的持续重建的第一推动力而起作用。良性的自我实现机制将启动，因为信任一旦被植入就会培养更多的信任。让我们以对信任的建立施加影响的实用方法的眼光再一次回顾我们模型的五个独立变量。更具体的建议是与东欧的后共产主义转变相关的例证，但如果进行适当的改造也可以适用于其它的领域。
为增强规范的一致性，政治影响的核心工具是立法。为使法律系统一致而不是相互冲突、简单而不是负担过重、透明而不是秘密、持久的而不是短暂的，必须付出连续一贯的努力。法律必须变成整个社会组织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的牢固基础。一旦法律接近这种理想，它就会向其他非法律形式的规范规则——道德的和风俗的——施加影响。它为其它规则系统提供了一种可采用的模式。
为增强对社会秩序稳定性的感觉，政策的一致性和不可更改性必须被确保。不会遭受临时的、机会主义的改变或调整的宪法和不可变的法律的牢固框架为此提供了主要的保证。在后共产主义情形下，它意味着保证坚持不懈地追求民主和市场导向的改革。它们必须根据清晰的模式、蓝图或逻辑而被遵循。它们必须通过创造既成事实和事前承诺的方法证明权威人士坚定的、改革取向的意志。减缓民主进程的迟疑、临时的逆转必须避免。人们必须感到权威人士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以及他们正在往何处走，即他们有清晰的计划并能够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意志执行它。尝试性的、试错性的、另一个想当然的“政治实验”的气氛一定要被消除，即使它能够为政治家提供开脱他们失败的轻松的借口。乔恩·艾尔斯特（Jon Elster）提出了一个杰出的观点：“正是‘改革实验’的观念容易导致不一致，因为行动者的正在参与一个实验的认识诱使他们采用短期可达的目标，这使实验更不可能获得成功”（Elster 1989： 176）。
为提高社会组织的透明度，必须使政府的行动尽可能地开放和透明。为达到这样的目的，一个有效率的媒体政策必须被设计出来并贯彻实施。必须发展多元化的、独立的媒体和搜集统计数据的自治性机构、人口普查办公室和改革监控中心。必须通过揭露政治家私人生活的某些方面使政治家更为人们所熟悉。公众情绪的连续的调查、监督和报告必须变成制度。调查结果反馈给公众并消除对其他人的意见的不知情状态和对信任非常有害的“众人致误现象”模式。
为了给人们对于周围的生活世界熟悉和亲密的感觉，也许最重要的因素是那些在与公民的日常接触中代表公共机构的人，那些在当代社会巨大的非人格机构的“门口”工作的人：政府官员、职员、警察官、银行出纳员、护士和医生、海关官员、售货员、征税员、老师和教授、牧师等。他们对客户或顾客的态度可能是友好的、助人的、理解的、合作的。他们都在系统的“入口处”起作用（Giddens 1990a： 90）。当他们展现专业水准、严肃性、能力、信任、关心他人、乐于助人时，他们的举止可能使人的信任散发出来。在另一方面，在“入口处”的任何不好的经验，任何让人感到挫折的接触——甚至替代性的，通过媒体而不是个人获得的——根据我们不信任“自底向上”蔓延的假设，会立即成为对整个系统的概括性感受。“对特殊的抽象系统的信任或缺乏信任的态度很容易受到在入口处的经验的强烈影响……在入口处的不好的经验可能导致两种结果，或者是一种犬儒主义（cynicism）的服从，或者是，如果有可能的话，从整个系统脱离出来”（Giddens 1990 a： 90…91）。对所有具有高度社会可见性的职位进行大量的培训、小心谨慎地审查、高度选择性地招募——首先包括所有的政治官员——是普遍的、机构的和职位的信任的先决条件。
为增强责任性，最重要的任务是巩固民主制度。就像将在第七章被详细论证的那样，在民主与责任性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从最高的政治系统开始，通过选举、分权和相互的检查与平衡，以及立宪制度和法律规则——它们像约束公民一样约束政府，民主的政府是责任性的。公正审查的立法、独立的法院和各种有效率的强制机关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种结构框架必须被合适的行动所填充。因此在立法和司法中必须没有自由意志、专断、或对法律的特别机会主义的延伸或修改。宪法不可更改的原则必须准确地界定社会和政治组织的基础，并包括防止轻易修改的条款；它们必须具有无限延伸的光环。法律的实施对所有的公民必须是平等的，不考虑他们的地位。法律的强制和公民的义务必须是严格的，而且必须不能允许例外。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方法防止犯罪。但是另一方面，必须确保公民最基本的权力。也许在后共产主义条件下，最重要的是私有财产权。稳定的私有化和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确认是必需的。清晰而准确的财经法律、银行业条例和商务法规必须保护投资和经济交往的安全。严格而一致的流通政策必须恢复人们对本国货币的信心。
第六部分：信任文化对政策的尝试性建议—信任教育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与行动的结构和制度环境相关的因素。但是我们的模型提出，必须给予在这样的环境中发挥作用的行动者以同等的注意。企图塑造他们与信任和可信性相关的个人素质的最重要的制度性措施在于教育的支持。信任教育包括很多方面。
首先，存在一般意义上的教育：提高公众的启蒙水平（实际的知识）和道德的敏感性。为建立信任，“受过教育而有辨别能力的公众是必需的”（Giddens 1991： 173）。“事实上，在有道德敏感性和富有想像的洞察力的互动中，认知能力对有效的公民资格具有重要意义”（Bellah et al。 1991： 178）。它是“注意”并形成“关于事实、未来和他人的”（Offe and Preuss 1991： 95）见多识广的判断的先决条件。只有相当水平的教育才能避免天真的、盲目的信任和强迫的、偏执狂的不信任的缺陷。教育必须被看成“文化上的公民身份”（cultural citizenship）（Lash in Beck et al。 1993： 123）的核心方面。
其次，在健康的、紧密的和亲近的家庭生活中存在着隐含的教育。“信任倾向的心理发展需要广泛的投资，特别是由像父母这样的他人的投资”（Hardin 1993： 515）。亲密的家庭生活在培养信任的过程中是重要的早期力量（Eisenstadt and Roniger 1984： 31）。因此，所有的意在改进家庭条件的政治方法都对建立信任有间接的帮助。
第三，在学校中必须直接地强调信任。在师生关系中和学生之间建立和维持信任是至关重要的。也可以在学校的课程中，尤其是在历史和文学的学习中，强调信任的榜样。
第四，为在人们意识中提高信任的重要性，一个可能的方法是唤起传统，强调生活习惯、规则、风俗的连续性。“在传统社会中，有更多的个体论的安全和信任。传统占统治地位的地方，未来至少部分地是可预测的，它将遵循传统的方式”（Giddens 1991： 48）。当传统的社会不能——或者也许不应该——恢复的时候，它可能在替代性的经验——强调信任、荣誉、忠诚和其它传统美德的艺术、文学、传媒——中被富有想像力地再现。
第五，必须努力在人们的想像中把信任与其它有用的道德资源联系起来。例如，通过求助于宗教并从它那里借用对形而上的信任和信任他人的更世俗的品质的强调，我们可以得到丰厚的回报。宗教也可以为信任提供很多有说服力的榜样和证据，它们可以在殉教者、圣徒、先知和英雄的行为中被发现。“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运气，生活在保持有某种道德和宗教信仰——它的一个影响是它本质上激励合作——的社会中，我们可能很好地利用它们”（Gambetta 1988b： 224）。“信任可能作为责令诚实和互爱的道德和宗教价值的副产品而出现”（Gambetta 1988b： 230）。
第六，必须开放对信任和不信任论题以及它们当前的例证的直接的或通过大众媒体的公众讨论。鲍克所称的“关于道德选择的公众谈论”“在课堂、专业组织、政府中都是必须的”（Bok 1979： 103）。“这种公共谈论基本上是通过它们引起的这种呼吁和辩论的实践来发展更细微地调谐（finely tuned）的道德意识”（Bok 1979： 98）。
第七，一定不能只通过规则（precept）来进行信任教育，还要通过日常的经验。信任必须通过被奖赏来表明是值得的，而背叛信任必须通过被惩罚来证明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与欺骗相联系的激励体系被改变了：从短期来看，如果通过欺骗所得的收获减少了，而诚实变得更有价值了，整个社会……都将获益”（Bok 1976： 260）。作为最终有益的行为习惯的信任的工具性价值必须被证明。信任必须与自我利益联系在一起。例如，为提高人们对政权制度或政府的信任，“鼓励公民分享增进他们的利益并确认他们的利益确实被增进了的工具性理由将是明智的”（Parry 1976： 142）。相反，社会控制机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必须保证背叛信任将被谴责，而不只是没有好处。
注 释
1 就像吉登斯所观察到的那样，一个人变得越是面向未来，在他的行动中信任的适用性就越大（Giddens 1991： 91）。
2 正好比较20世纪90年代末的波兰与东德，或比较20世纪70年代末的波兰与今天的波兰。
3 让我们注意到，尽管结构的条件——稳定、透明性、熟悉等——产生较低的背叛信任的可能性，并因此引起信任，在个人有资源的情况下，背叛信任的可能性并不小，但是对这种背叛和它们所预示的损失的相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