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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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此类的民主制度的滥用对信任文化的影响依赖于其滥用的程度：它们是零星的还是永久的，是偶然的还是常有的。它也依赖于它们的可见性：权力的滥用是否为大多数人所了解。而通常只是警醒的反对派和多元的自治传媒才提供这种可见性。如果民主制度的失败被广泛地认识，一般的信任被代之以普遍的不信任。另一方面，如果民主制度的滥用隐藏在人们的视线后面，而且人们对民主的外表保持信任，他们的信任是盲目而天真的。它也是非常易碎的，因为暴露的冲击迟早是不可避免的，而那时它将对信任产生毁灭性影响。
第七部分：民主政治和独裁民主制度的第二个悖论
如果普遍的信任文化要发展和持久存在，那民主原则不仅要被一致地贯彻，而且要谨慎地被应用。民主原则使不信任制度化，因为它们假设信任潜在地是可能遭到背叛的，因此要为这种可能性提供一种矫正机制。这些原则被投入使用，这些矫正机制被激活，控制在实际中得以运用，所有这些事实表明信任确实遭到背叛了。只要这些零星地、例外地作为最后的依靠而发生，信任文化就不会被破坏，而且会通过有效的责任性的证明而增强。但是，存在一些可能产生相反结果的阈限和走向它自己反面的倾向。矫正和控制的极度活跃表明也许存在太多需要矫正的情形。例如，如果公民经常求助于起诉而法院充满了诉讼，如果廉政官员承载了过多的要求，如果警察工作过度而监狱人满为患，如果传媒经常觉察并责难政治腐败，而公民公开指责并废除经大多数人同意的代表，那么显然这个系统在什么地方出了错误，而且信任文化可能很容易崩溃。“当管制和诉讼变成生活方式时，不信任便开始支配社会交往”（Earle and Cvetkovich 1995： 66）。这变成了不值得信任在公民之间流行的一个信号。信任要普遍深入并持久，不能只靠有效的控制。更为合理的是，它必须只把控制的潜在可能性作为对不太可能的并且很少出现的信任滥用的防御措施。只要制度化的不信任保持在潜在的规范的制度化水平，而不变成实际的常规性实践，它就会非常有效地导致自发的信任。我将给它标上民主制度的第二个悖论的标签：民主的检查和控制的广泛的、潜在的有效性必须和其非常有限的现实化相适应。制度化的不信任必须保持在阴影中，作为对自发的信任行动的远距离的保护网络。
依赖于民主的矫正机制实际上被贯彻的方式，两种可供选择的自我增强的因果关系循环可能被启动——恶性循环或良性循环。当不信任文化盛行时，强制、制定法律和控制的机构被动员起来。它的过度活跃的运作对人们来说似乎是一个信号：他们的不信任是有正当理由的，对信任的背叛是普遍流行的，而这种认识只会增强和加深不信任文化。这是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当信任的文化盛行时，强制、制定法律和控制的机构只是偶尔才被依靠。它的威慑作用暗示人们，他们最初的信任是有正当理由的，对信任的背叛很少，而这种认识显然增强和加深信任文化。这是良性循环。
第七部分：民主政治和独裁作为民主先决条件的信任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等式的另一边。不仅民主造成信任，而且信任一旦出现，信任文化帮助维持民主。没有某些基本程度的信任，某些作为民主基础的实践活动是不能和也不会被付诸实施的（Cladis 1992： 213）。卢西恩·派伊（Lucien Pye）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政治文化：一种是建立在“信任他人和与他人一起工作是可能的基本信念”（fundamental faith）之上的政治文化，另一种是建立在“大多数人都将是不被信任的以及陌生人尤其可能是危险的预期”之上的政治文化（Pye and Verba 1965： 22）。他把前者与民主联系在一起。那些要求某种程度信任的民主实践是什么？
第一，民主需要公民之间的沟通交流（munication）：意见的交换、政治选择的明确陈述、政治支持的表达等5。通过相互激励，使它们更不受抑制和更自发，信任有助于沟通。“在多头政治环境下最被需要的相互沟通发生在人们相互信任的环境中”（Parry 1976： 129）。信任也允许我们假设同伴在他们所表达的意见上是信任的、严肃的和真实的。简而言之，信任不仅帮助我们去表达，也帮助我们去倾听。
第二，民主需要宽容（tolerance）：承认差异性，认识到意见、生活风格、生活的方式、品位和爱好的多元性。就像我们前面所论证的，信任给人们提供更多的安全感和确定感，而它们把接受差异看成机会而不是威胁成为可能。
第三，民主用妥协与共识取代冲突与斗争，这是它详尽表达政策并做出决策的主要机制。每一个妥协与共识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参与者接受某些共同的有约束力的游戏规则和他们可以达成互相接受的解决办法的共同平台。人们必须具有的最低程度的信任指的是相互之间自愿地遵守这种超越性规则（例如，自由表达他们立场的规则，大多数人投票决定的规则）。信任也允许我们假设他人的诚实与善意。
第四，民主需要公共争论具有某种文明的水平：集中主题，避免人身攻击，承认对手的尊严等。相互信任对此似乎是必不可少的。“信任的感觉能够防止政治辩论产生严重的敌意”（Parry 1976： 129）。
第五，民主要求参与（participant）：它需要公民积极参与民主的公共机构和市民社会的联合会与组织。公民参与选举、自治政府、联合会等，需要对政治制度、规则的公正性、他们努力的潜在有效性有某种程度的信任。它也需要对作为同伴的其他公民有某种最小程度的信任。“如果人们要联合在一起以达到他们自己个体行动所不能达到的目标，人们需要互相信任”（Parry 1976： 129）。
第六，民主需要受过教育的公民。有效的民主参与，即使是参与最基本形式的选举，需要相当数量的信息、知识、评价和辨别能力。为获得作为公民的能力，人们必须信任政治信息和知识的来源：相信公共信息的可信性和真实性、大众媒体的可信性、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关于竞选公职的候选人的个人信息的充足性等。
第七部分：民主政治和独裁独裁政治中的信任
信任在独裁政体制度——专制的、独裁的、极权主义的——中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发生作用。就像我们所证明的那样，尽管民主政治存在制度化不信任，可是作为悖论性的结果，通过责任性、事先承诺的建立产生了信任；而独裁政治直接企图是制度化信任，并把它变成强烈认可的正式的要求。有两种类型的对象需要这种强制要求的信任。一是君主、独裁者、领导、魅力型统治者。在这里信任采取类似对家长的信任形式，是高度个人化的，而且是不容置疑的。它常常是盲目的，忽视关于统治者的功绩或罪行的任何相关证据。事实上，做任何估计或评价甚至可能都是不适当的，更不用说任何批评了。人们无条件地信任统治者，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是谁，就像一个人信任自己的父亲，先验地和不需要任何真实可信的证据。组织化的信任的另一个对象是整个系统的权威性：世袭的君主制、或民族社会主义、或无产阶级专政、或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等。它的原则是不容置疑的，它们根植于独断的意识形态并被看成最终的真理。它们实际上所需要的是完全的和无条件的支持统治者和统治系统。
这两种形式的信任的制度化通过两种机制来进行：第一，通过政治社会化、信仰灌输、传媒审查制度、关闭同外界的信息交流；第二，通过严格的政治控制、严厉地惩罚信任的背叛：比如不同意见、争论和反对、甚至包括轻微的怀疑和批评。
如果这种制度化是成功的，而且不加思考的信任建立了，责任性和事先承诺似乎都不需要了。与信任正相反，独断变成了权力的原则。政体的结构正好以与在民主制度的情形中相反的方式被建立起来。因此，第一，政权制度的合法性建立在意识形态的教化和强制上。人民被看成是统治者的受托人，而不是统治者是人民的代表。第二，权力不知道时间的界限，比如公职的任期，并倾向于使它自己永久化。第三，不存在分权，权力的所有部门——如果还可以区分的话——完全受最高统治者的支配。第四，法律，如果在根本上被统一在更持久的形式中，只被应用于公民，并且即使这样，也只是在特殊的而不是普适的背景下使用。而且，法律的应用当然不会包括统治者。第五，统治者的意志代替了宪法，而他当然不能受到司法的审查或其它的控制。合法的反对者的存在是难以想像的。第六，统治者所采用的涉及公民的程序是任意的。不存在正当的程序。第七，公民没有权利，因此对统治者自发的、反复无常的仁爱心没有要求。第八，法律的强制是同样武断的，而在自己的利益受到其他公民损害的情况下，公民不能指望国家的保护。第九，沟通几乎全是单向的，自上而下，并且完全被统治者控制。第十，任何形式的政治团体——地方政府、民间团体、社会运动——都被积极阻止或完全禁止。
制度化的信任非常脆弱并容易崩溃的主要原因有两条。一个是独裁政治所暗示的武断、距离、不透明、不可问责性、不确定性直接结果。根据与我们提出的关于民主政治产生信任的（trustgenerating）特征相同的逻辑，但是在相反的“方向”上起作用，独裁的政权制度造成普遍的不信任。第二个原因与互惠的机制有关。信任是单方面的、向上指向统治者和政权制度的，它并不带有统治者对公民的相应的信任。公民被看成是可疑的、永远是不忠诚的、不服从的、会犯罪的6。所以，他们时刻处在监视和控制之下。就像我们前面已多次论证的那样，信任制造信任，不信任也产生相互不信任。统治者太多的监视、控制和高压政治具有相反的结果：怀疑、操纵和欺骗的感觉产生了怨恨和犬儒主义，因此破坏了对政府机构的信任。人们发现对政治权威的广泛不信任——政治学家称之为合法性的收回——伴随着最独裁的政权制度。这是独裁政治的悖论：制度化的信任产生普遍流行的不信任。当然这常常不足以破坏独裁的政权制度。纯粹强制的权力足以使独裁政治作为高压政府长期延续，而无需任何借口去得到公民的持续支持。
当自发的信任衰竭了而制度化的信任崩溃了的时候，替代性的功能调整就可能会出现。它们通常有三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宿命论（providentialism）：求助命运，被动地、驯服地接受现有的条件。第二种形式是腐败（贿赂、特惠主义、裙带主义），通过取悦政府官员和交换利益，它代替了权力和影响的所有正常渠道。第三种形式是强迫集中居住，这时人们从公共领域（public domain）躲进惟一保存的紧闭、熟悉和安全的孤岛，即家庭和朋友圈中。
注 释
1 那是为什么当我们访问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时我们感到更安全，并且更信任他人的原因，那也是为什么当我们访问实行独裁政治的国家时，我们感到不安全和受到威胁的原因。在后一种情形，我们感到受当地政府官员的专横意志的支配，只受到我们自己的可以信任的国家和在我们口袋中的护照的远距离保护。在前一种情形中，我们感到我们有权利，并且如果我们的权利受到威胁或被滥用，我们能够求助于各种机构的帮助和支持。
2 就像古典的政治哲学家所说的，政府是人民的受托者，它被委托去履行它的角色所承担的责任（Silver 1985： 53）。
3 用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话来说就是“反抗的权利”。
4 事实上这不仅适用于授于权力，而且适用于公共机构的日常运作和它们起作用的类型。如果公民受到体面的对待，作为合伙人而不是作为臣服者或甚至作为嫌疑犯，他们更倾向于给予信任。政策的风格是产生信任或不信任的一个重要的变量（Przeworski 1995：76）。公民越感受到自己不被政府信任，他们就越少信任政府。
5 一些作者认为自由的、不受限制的交流对民主制度是极为重要的。参见尤尔根·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或沟通行动的观念（Habermas 1984； 1987），或德赖泽克（John Dryzek）的“话语民主制度（discoursive democracy）”概念（Dryzek 1990）。
6 在波兰的杂志上的一幅著名的漫画表现了一位正在给政治局委员做演讲的共产党领导。他说：“考虑到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刚刚做出决定不改变政府，而是换一个更加驯服的社会”。
第八部分：信任和快速的社会共产主义统治到反共产主义
变迁：一个案例研究
在本章中，我们将尝试通过选择历史的和经验的证据来清楚地说明并确证关于信任的一些理论分析。大多数社会现象和过程在深刻的和快速的社会变迁（social change）条件下最容易进行仔细地观察研究似乎是站的住脚的假设。当社会的节奏加快了，并且它的范围扩展了的时候，社会生活的因果机制就更加突显，变量就采取更极端的形式，其发展的动力学就更容易被抓住。这个假设也必定无疑适用于信任这个的“脆弱的资源”的兴衰变迁：它的出现或衰退1。由于承认了这种基本原理，我选择了共产主义剧变之后最近在东欧进行的社会转型作为对信任进行经验描述的“策略研究场所”2。我将描绘在1989年的革命性事件之前、之中，并且尤其是在目前的西方类型的民主制度和市场体制的建造和巩固阶段，信任和不信任的起伏变化。我们在本书中发展的概念和模型能够解释后共产主义世界的信任和不信任的复杂轨迹吗？这个报告将特别谈到波兰，但是为了对当地历史的偶然性进行必要的校正，它可能也涉及到这一地区的其它社会。因此我打算概略地介绍一下历史的关键事件。历史的事件将只提供必要的背景，而我们讨论的焦点将放在信任或不信任的无形“氛围”上。这将是从“软的”文化主义的视角对波兰最近历史做鸟瞰式的观察。
历史的进程是连续的；既不知道从何处开始，也不知道到何时结束。但是为了书写历史；人们必须从某一确定的时刻插进来并为叙述选择一个通常被人认可的起始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作为胜利者之间的雅尔塔和波兹坦协定的结果是在波兰强制推行共产主义政权体制，其实践为我想讲的故事提供了背景。在我以前的著作（Piotr Sztompka 1993a，1995）提出的社会生成（social being）理论中，信任像其它文化和结构的成分一样，被看作积累的历史经验的产物。以前的事件的痕迹积淀在制度、规则、符号、信念（比如，法律、道德、风俗、学说、意识形态、宗教信条等）和社会行动者的心灵（比如，他们典型的个性、知识、倾向、爱好等）之中。共同的经验产生了共同的结构、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