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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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行动者的心灵（比如，他们典型的个性、知识、倾向、爱好等）之中。共同的经验产生了共同的结构、文化和心理模式。而这些反过来又为未来的行动提供了要遭遇的条件（限制或促进）。同时代的人——在他们生长发展的过程中碰巧遭受到相似的重要社会影响力，及经历了同样重大社会事件的人民大众——在过去的影响和展开的未来之间提供了一座桥梁。存在一种“同辈人效应：当特殊年龄的一群人对一组刺激做出反应……并因此在整个一生中都受那种反应的影响”（Almond and Verba 1980： 400）。这解释了某些以前的结构——尽管已经被取代了——在当前如何可能仍然被感觉到。
第八部分：信任和快速的社会集团文化
在共产主义时期成长起来的几代人，曾经经历了大范围的独特的文化成长环境：共产主义集团（也许最接近的历史类比是巨大的古老帝国的联合体）。很多东部和中部欧洲的民族国家被强加了苏维埃制度和组织形式，相似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并且强制了他们几代人，共产主义政权制度成功地创造了共同的文化架构：典型的为整个集团所有的独特的价值、规则、规范、法律和标准体系，凌驾于不同的民族文化之上，并且与广阔的全球文化相对隔绝。尽管在贯彻这些文化规则时，在严格程度和方式上有明显的民族多样性（民主德国不同于匈牙利，波兰不同于捷克斯洛伐克等），但还是存在根本的、潜在的共同性。在被称作“现实的社会主义”（realsocialism）制度之下的生活已经产生了一个独特的文化—文明综合症。“苏联人不仅仅是属于苏联的，波兰人也不仅仅是属于波兰的，德国人也不仅仅是属于德国的，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仅仅是属于人类的。他们是所有经历了40—70年不等的（非常没有规律性的年数）共产主义统治的社会的居民。这是一些它们共同拥有而其他社会没有的特殊东西”（Krygier 1995： 7）。这可以被称之为典型的“集团文化”。相对于本土的、民族的传统，集团文化越占优势（通过强制的教化），它越与全球化的文化进程相隔绝（通过强加的隔离），这种综合症就变得越强大和有破坏性。它对思想和行动的控制比产生它的系统有更强的生命力，仍在困扰着当前的民主改革：“改革者必须认识到的基本问题与如下的事实有关：在与那些应该充满新制度的实践非常不同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发展出来的习惯，仍将塑造着每个个体的日常行动”（Marody 1990：167）。
集团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和结果是广泛分布的信任的侵蚀。这种结果是如何产生的？我在其它地方（Piotr Sztompka 1991a； 1993a）分析过的集团文化的很多方面之中，有一些对信任的衰退要负有直接责任。
在现实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组织思想和行动的最根本和长久的文化准则是两个生活领域的对立：私人的（个人的）与公共的（官方的）。就像斯泰凡·诺瓦克（Stefan Nowak）所说的那样：“普通波兰人的生活是在两个相互重叠的世界中过的：私人联系的领域和公共机构—官方的领域”（Nowak 1987： 30）。这种对立以很多姿态出现：“社会与政府机构”、“民族与国家”、“人民与统治者”、“我们与他们”。用更理论化的语言来说，我们可以使用塔尔科特·帕森斯的术语，这些术语最近被杰夫里·亚历山大用于相似的目的，它把所有这些论述的共同核心定义为“特殊主义对普遍主义”（Alexander 1990）的二分法。沿着亚历山大的预感再前进一步，我们可能也会注意到对立的二分法具有一种不可明确估价的道德意味（Alexander 1991；1992； Alexander and Smith 1993）。私人的（特殊主义的）领域是好的领域——美德、尊严、自豪；而公共的（普遍主义的）领域则是坏的领域——邪恶的、轻蔑的、羞愧的。在私人领域开展的活动是高尚的，而任何与公共领域的联系——用亚历山大的另一个术语来说——就是“污染的”（polluting）。这里有明显倾向于私人世界而远离公共世界的“文化偏见”（Thompson et al。 1990）。也许迪尔凯姆将接受把前者看成“神圣的”领域而把后者看成“亵渎的”领域的看法。这种两极的二元对立是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论述建立于其上的中心的组织原则、核心的文化前提。如果一个人同意亚历山大所说的：普遍主义的主张是民主话语的显著特质（Alexander 1990），那么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话语被证明根本上是反民主的，这是不奇怪的。不足为奇的是，甚至当独裁政权体制的表层已经被粉碎的时候，我们仍将发现它竖立在民主改革的道路当中。
“公共的与私人的”二分法的两个表现似乎对于信任的衰退具有最重要的意义。第一，在信念领域，最不道德的是真理的双重标准：官方的和私人的。官方的统计和日常的观察之间，大众媒体的信息和常识（“电视在撒谎”是共同看法）之间，正式的科学论断和经过审查的真理（典型地表现在有偏向的史学、意识形态的社会科学和教条的哲学中）之间，以及甚至——尤其在斯大林时代——在被认可的艺术形式（被称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和艺术家的自发的创造性之间的差异表明了这一点。结果在与国家及其机构相关的每一件事情上都存在一种普遍的不信任，并且相反，天真地相信或者来自私人来源或者来自外国媒体（例如，自由欧洲广播电台、美国之音、德意志运动）的所有信息。一个经常被注意到的对各种流言和闲话——甚至是最牵强的——的易感染性证实了这种认知的混乱状态。
第二，在行动领域，破坏性的结果是由独裁统治造成的（在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短暂时期接近于极权主义的模型，但是后来，在斯大林死了和1956年发生的前民主运动的浪潮之后，变得更自由化了）。专制的或父权式的政治意味着公民要遭受唯意志的和武断的政策，政治的或行政的决策标准是秘密的和完全不透明的，过程和规则是不一致的，而且被限定于统治者所界定的便利之中。这产生了分布广泛的冷漠和消极主义，加上焦虑、不确定感和怀疑。政府机构——中央的和地方的——都被认为是异己的和敌对的；政府被看成是充满阴谋、欺骗、玩世不恭，或至少是愚蠢和缺乏效率的竞技场。对整个社会秩序、它的连续性和可预测性的信任被破坏了。
第八部分：信任和快速的社会信任的波动（1）
与这种共产主义过去的背景相对照，我选择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开始我的说明。它将被作为在我们短暂的信任历史中的第一个阶段。爱德华·盖莱克（Edward Gierek）的统治下的相对繁荣和自由伴随着人们增长的乐观主义和渴望。在1975年进行的的全民调查中，92％的应答者认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比以前更快，16％的应答者相信他们的社会条件在下一个五年中将更快地改善，而65％的人相信他们将得到稍微的改善（Sufin 1981： 6）。1976年，当经济开始不景气而政府提高了食品的价格时，这种情绪突然改变了。在那一年的全民抽样调查中，72％的人认为国家在未来的发展中遇到了困难（Sufin 1981： 166）。罢工浪潮和全民抗议爆发了，而乌尔斯（Ursus）和拉多姆（Radom）城的罢工工人被残酷地镇压了。正是在那个时候，在波兰有组织的民主反对派以专业人士群体和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相结合的形式最终形成了。它的主要的支柱派别是KOR（保卫工人委员会（mittee for the Defense of the Workers））和KPN（至高无上的波兰联邦（Confederration of Sovereign Poland））（详细的说明参见Ekiert 1996： 230…236）。波兰社会主义者把这种普遍的情绪描述为一种广泛的疏离感、深度的挫折感或相对于以前的上升的期望而言被剥夺的感觉。对这种状况的理论说明达到了强烈的批评的边缘。莱舍克·诺瓦克（Leszek Nowak 1991）构想了“三倍权力（triple power）”理论，这个理论声称共产党是独一无二的统治中心，同时垄断了政治统治、经济指挥和意识形态控制。简·卢特尼斯基（Jan Lutynski）分析了各种“造假行动”（Lutynski 1977）。这个概念表示没有任何内在意义或目的的令人迷惑的活动。它们的无意义性是为行动者所清楚地了解的，但是很荒谬的是也被期待或要求它们的政府机构所清楚地了解。一个经典的情形是生产计划实现的报告几乎无一例外的是夸张和歪曲的。萨芬·诺瓦克提出了“社会学的真空”（sociological vacuum）的观念，被理解为在国家公共机构和家庭之间缺少市民社会领域（Nowak 1979）。
完全不信任的综合症出现了，并且变得扎根于文化之中。公共领域（共产党、政权体制、统治精英）出现了一种严重的信任衰退，并完全转向对私人领域（初级群体——家庭、朋友圈、邻里）的信任。逃避进私人领域是对这种情景的典型反应。“我们”的对立面：大众、“他们”、统治者——深深地根植于波兰充满了外国人统治和压迫的不幸过去——获得了它的最强的形式。在公共的政治机构和私人的公民之间存在一种完全的分离。随着“市民社会3”这个中介领域的萎缩，人们拒绝给予公共机构的忠诚和承诺完全转向给了家庭和私人网络。这种状况的规范的——而不仅仅是实际存在的——形态可以通过以下事实看到：相信国家和执政党被认为是天真的或愚蠢的，而积极支持政权制度被看成是背叛。另一方面，反对国家、“抨击现行制度”或至少欺骗政府机构——即使是以不合法或不正当的方法、逃避法律等，变成了一种被广泛接受的美德。社会学家给这种情况起了一个名字：“寄生的创新（parasitic innovativeness）”（Marody 1991： 238）。这可能是对完全的欺骗和诡计的一种委婉说法。但是它也可能采取更精细的形式。一种是寻找法律条文的漏洞；考虑到作为社会主义法律特征的立法混乱、自相矛盾、不一致，以及过度地诡辩与细节化，这是相当容易的工作。这是产生分布广泛的“对规则的制度化逃避”（institutionalized evasions of rules）的另一个机制；而这些部分地归因于强制的有意放松或缺乏效率。最后，存在一种对可以预期的在商业条件上非理性改变——抬高价格、税收、关税——的持续的警戒，并企图通过囤积粮食或汽油，或抢购进口或出口商品，或进行旨在快速获利的非法贸易而不是进行长期投资来抵御这种非理性的改变。这种“抢到就跑”（grabandrun）的态度的流行表明大多数人努力“不顾体制”而不是“通过体制”来达到他们的私人目标。注意到这种行动常常被看成是有道德的，而那些成功的人获得了广泛的尊敬而被人羡慕是很有趣的。他们或多或少地意识到，潜在的证明其正当的理由在于相信它是反对欺骗公民的系统应得的一种公平的报偿，和获取某些被证明是不应当损失的正当利益一种方法。
这种倾向性和班菲尔德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背景下诊断为“不道德的家庭主义”的倾向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他研究了蒙特格兰诺（Montegrano）农民——就像在20世纪70年代的波兰人，他观察到“对国家和所有的政府机构的病态不信任”（Banfield 1967： 36）：“人们认为不论什么团体当权，都是自我服务和腐败的”（Banfield 1967： 99）。所以，“无公职的公民对公共问题产生极大的兴趣被认为是不正常或甚至是不适当的”（Banfield 1967： 85），而“任何人或机构声称为公共利益的热诚而不是为私人利益所激发将被认为是欺骗”（banfield 1967： 95）。人们不得不赞同罗斯所说的：“不信任是共产主义统治的普遍遗赠”（Rose 1994： 18）。在波兰，这种不信任在70年代达到了它的顶峰。
第二个阶段证明了偶然发生的事件的重要性。选举波兰红衣主教卡罗尔·沃伊蒂瓦（Karol Wojtyla）为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而他随后在1979年对波兰的朝圣，导致了大众心灵的显著变化4。部分地处于休眠状态的两个具有丰富的传统资源的公共联结——民族主义和天主教主义——被罗马教皇巧妙地唤醒，并联系起来。那里产生了大量的突然爆发的民族自豪感、宗教情感和人际间团结。长久以来只在家庭和亲密朋友的网络中才可以发现的信任品质扩展为对人口中大部分人的信任。在非常广阔的社会范围内像家庭一样的团结被重新发现了，私人的信任被提高到了民族—宗教共同体的水平。为解释班菲尔德的术语，人们可以说排他性的、防御性的、消极的“不道德的家庭主义”变成了包容性的、积极的“道德的家庭主义”。
第八部分：信任和快速的社会信任的波动（2）
在其后不到一年时间的1980年8月，“团结工会”（Solidarity）（在波兰语中是Solidarnosc）诞生了，这是现代历史上巨大的政治运动，在它最高峰时拥有一千万登记成员。它以工人阶级为核心并扩展到所有其它的阶级，最后变成了一种真正的全民族的政治力量。通过邀请其它邻国的人加入的声明，它也试图变成国际性的“大家庭”。就像它的名字所预示的那样，这个运动是建立在强烈的人际联系，一致同意的基本价值和成员间普遍的相互信任基础之上的。沃齐米日·韦索沃夫斯基（Wlodzimierz Wesolowski）以如下的方式描述了“团结工会的民族精神”（Solidarity ethos）：
它集中在社会思想中的某几个基本的价值上。这些价值包括民族的独立性、人的尊严、社会团结和公平的工业关系……它注定要避免在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进行区分。因此，工人们通过直接的民主制度在他们的工厂中影响决策。而且，人们假定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看待形势，并有相同的目标。个人的接触非常重要……所有这些都是强有力的公共元素。（Wesolowski 1995：113）
在民族主义和宗教信仰之上，又加上了第三种强有力的联结：国家雇员直接对抗垄断的雇主的阶级团结5。所有的三种因素加在一起使得国家变成了最不被信任的对象。它被看成外国强加的用来压迫本民族的力量，就像无神论者禁止宗教活动的共谋和剥削工人的贪婪的雇主一样。所以，两种文化的清晰分化出现了：在大众运动中流行的信任文化和对政权制度的不信任文化。这是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在每次革命的根源中所确认的广泛现象的一个方面，即以下列情况为标志的“权力二元性”、“至少成为两块的国家组织的分裂”：“（1）提出排他性的、竞争性的控制国家或它的某些部分要求的竞争者或联合竞争者的出现；（2）全体公民中的很大部分愿意为那些要求做出奉献；（3）统治者没有能力或不愿意禁止存在于体制之外的联合和/或它所要求的承诺”（Tilly 1993： 10…11）。
第三个阶段是1981年12月政权制度通过军事管制的强制措施来保卫自己的最后努力（详尽的说明参见Ekiert 1996： 256…282）。尽管压制的程度相对较低，而对它运用是高度选择性的，但对政权制度的不信任达到了它的顶峰。在“我们”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