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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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是为残疾儿童募捐的在全国播出的电视马拉松）捐赠了大笔金钱的人却会为逃税用上他们全部的智慧。
作为选择，广泛的不信任可以通过选择“表达”而不是通过选择“退出”显示出来。那些不想选择移民或选择被动接受的人求助于集体抗议。大量的“抗议事件”是公共不信任的很好指标。当然这必须伴随着某种程度的对抗议团体或运动和它们潜在有效性的信任。对官方政策的不信任被来自下面的“可以选择的对策”的信任所代替。后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充满了抗议事件。波兰曾经不断发生了罢工、街头示威、抗议集会、游行、道路封锁、延续绝食的浪潮，表达了对政府的普遍不信任或对具体政策的特殊的不信任。就像艾克特和库比克在全面分析的基础上所断言的：“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波兰可以归类于世界上最好争吵的民族之列”（Ekiert and Kubik 1997： 17）。他们的计算显示：抗议事件1990年是306次，1991年是292次，1992年是314次，1993年是250次（p。19）。参与罢工的工人人数从1990年到1991年翻了一番，从115687人增到221547人（p。21）。在从1992年到1993年的这段时间，相信如果不罢工什么东西都不可能获得的人从20％上升到40％（CBOS Bulletin No。 5/1993： 115）。
当我们检查人们指向更加遥远的未来的行为模式时，在此我们必须对未来进行某些想像，也可以观察到不信任的存在。如果那种想像是不清晰的或否定性的，我们将会观察到现世主义倾向（presentist orientation）：只关心眼前的这一刻，忽视任何在时间上更遥远的前景。从这方面来看，有些学者把当代波兰称为“观望的社会”（waiting society），显示其“不愿意从长远的眼光计划和思考未来”（Tarkowska 1994： 64…66）。对未来的普遍不信任以很多方式反映出来。在教育决策上可以发现一个例子。在很多情况下，教育决策与劳动力市场的趋向无关，也不是为长期的生活计划所激发，而其目的似乎在于通过在一个令人愉悦的学术环境中度过很多年来延长没有疑问的青年期，和尽可能地推迟做出重大的职业决策。否则如何才能解释为什么像考古学（尤其是地中海沿岸的考古学）、艺术史、宗教研究、哲学和心理学这样的大学系所受到那么多人的欢迎（资料来源：对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1992、1993、1994年的最新统计资料）。当我们转向某些经济行为的流行模式时，我们可以发现相似态度的其它证据。其中之一是在消费品上的巨大开销，而忽视投资和储蓄。59％的人宣称储蓄是完全不切实际的（GW； October 18； 1994）。大多数人仍然不愿意在私营生意上投资；只有14％的人严肃地考虑过它，仅有7％的人愿意在股市投资（GW； April 30； 1994）。但是甚至在那些决定投资的人中，也出现了一种有代表性的模式。引人注目的是大多数投资仍然投在商业、服务业和资本运作上，而不是投在制造业或建筑业（Poland：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port 1993/1994： 125）。这反映了对法律规则、商业条款和经济政策一致性的不确定感。企图获取短期的即时利益，而不是尝试等待更大的但是延迟的利益，是对这种焦虑的合理反应。与此相似，具有典型意义的是人寿保险机构仍停留在它的早期阶段，并且只吸引了少量的一群客户。
在经济领域，制度的不信任可以通过在股票交易所——在波兰经济中的一个新出现的机构——投资的投资者的典型行为显示出来。大部分投资者完全不考虑基于公司所报告的业绩表现的客观指标的“基本分析”，用的最多的是根据一些时髦的、神奇的诀窍所做的价格曲线的“技术分析”（“艾里奥特波浪线（Elliott Waves）”是特别流行的一种）。投资者似乎依赖最不能证实的流言，这展示了对所有的官方声明、统计数据或经济预测的普遍怀疑。他们由于盲目地模仿他人或追逐本能而被推来拉去，其结果是热情和沮丧的交替出现。
在服务业领域，对公共机构的不信任是明显的。如果可以选择，人们最经常选择的是私人服务而不是公共服务。当社会化的国家经营的医疗机构失去了它的垄断性，大部分患者立即转向私人医生和他们的诊所，尽管它们更昂贵。尽管有过多的学费，越来越多的小学和初中水平的私立学校从公共教育中吸引学生。这慢慢地扩展到高等教育中，在那里，甚至具有很高声誉的国立大学也被一些喜欢新的个人成就的学生所抛弃。人们似乎普遍认为好的服务的惟一可以信赖的保证是金钱。
现在让我们转向直接的意见、评价和提议，人们在其中用言辞表达某种程度的不信任（言辞的指标）。在最一般的水平上，信任的最好指标是对于制度改革——直到现在它们所取得的成功和它们未来的前景——的评价。1991年在罗兹（Lodz）的工人阶级中心进行的调查中，只有13。6％的人认为改革的方向是正确和合适的（Miszalska 1996： 50）。在1993年的一次全国性的抽样调查中，只有29％的人无条件地赞成改革，而表示不信任改革的高达56％（Central and Eastern Eurobarometer； February 1993）。在另一次民意调查中，58％的人认为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恶化了（GW； February 22； 1994）。还有一次调查，69％的人做出如下判断：当时没有人控制国内事件的发展（CBOS Bulletin No。 1/1992： 8）。当问到改革的更具体方面时，只有32％的人说民主制度是好事情，而有55％的人对民主制度不满意（Central and Eastern Eurobarometer； February 1993）。当更具体地涉及波兰的民主制度时，人们甚至更加挑剔，在1993年有9％的人仍然认为政治体制没有民主，而只有22％的人把它看成是接近真正民主的（CBOS Bulletin No。 5/1993： 18）。两年以后，43％的人相信民主制度没有很好地起作用，而说它运转良好的人只有1％（CBOS Bulletin No。 1/1995： 62）。对议会的信任明显地跌落下来。
第八部分：信任和快速的社会诊断（3）
与此相似，只有29％的人相信私有化带来了“向好的方面变化”（GW； April 17； 1994）。而问及谁从私有化中受益，在1992年46％的人认为是富人，55％的人认为是骗子和玩弄花招的人，20％的人认为是老共产主义的“特权阶级”，只有4％的人认为是普通大众（CBOS Bulletin No。 9/1996： 102）。问及“谁受到了损失”时，66％的人回答：“普通大众”（p。103）。在1991年，59％的人预测他们的经济状况会恶化（CBOS Bulletin No。 1/1992： 9）。在1993年7月，对国家经济状况的负面评价达到了顶峰，在全国性的抽样调查中，70％的人认为它是糟糕的，而认为好的人只有5％（CBOS Bulletin No。 2/1994： 6）。对于波兰人民1993年全年的生活水平，71％—82％的人的评价是变坏了（CBOS Bulletin No。 2/1994： 7）。当追问已经最终发生了的具体变化时，应答者表现了明显的负面偏见，更多的看到改革的黑暗面。对于改革以来最重要的变化，93％的人选择了犯罪的增长，89％的人选择了经济的欺诈，87％的人选择了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和不断加剧的贫富分化，57％的人选择了对贫困者的社会保障和关爱的减少，62％的人选择了人们相互同情和帮助的态度的减弱（GW； June 17； 1994）。
普遍不信任的另一个指标是拿现在的社会经济状况与过去的做比较。问及他们自己个人的状况，53％的人感到他们生活比以前更坏了（GW； June 17； 1994）。在工业城市罗兹这个比例甚至更高——达到75％（Miszalska 1996： 68）。只有大约12％—13％的人明确地认为他们在1993年全年的生活条件是好的（CBOS Bulletin No。 1/1994： 7）。评价其他人的状况，大约一半的应答者相信一般来说人们在现实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更满意。这种令人惊奇的结果由三个独立的调查所证实：在三个调查中，分别有52％、48％、54％的被调查者持上述看法（GW； June 28； 1994）。当考虑他们社会的未来时，人们甚至更加悲观。只有20％的人认为未来的状况将会改善，32％的人预期会更坏，36％的人希望至少保持不变（GW； April 17； 1994）。另一个调查显示，多达64％的人是悲观主义者，而只有20％的人是乐观主义者（CBOS Bulletin No。 1/1994： 5）。更具体地看，涉及到整个经济状况，62％的人相信它将不会有所改善（Central and Eastern Eurobarometer； February 1993），55％的人预期生活费用会增加（CBOS Bulletin； January 1994）。在人们所担心的问题表中，可以发现对未来的不信任的一个证明：73％的人把他们的孩子缺少成功的期望作为他们最担心的事情（CBOS Bulletin； January 1993）。
更具体地说，对公共机构和职位的不信任有很多形式。对政府机构的信任不断下降。甚至在传统上被认为是最受信任的机构之一的天主教（在1990年的一次全国性的抽样调查中，82。7％的人认为它是可以信任的，参见Marody 1996： 252），似乎也受到了不信任气候的影响，特别是当它扮演了更多的政治角色的时候；54％的人不赞成教会功能的这样的扩展，而70％的人更倾向于教会把它的活动限制在宗教领域（GW； May 10； 1994）。
即使大众媒体更独立，并且与国家没有直接的联系，它也没有变得更公正。由于受到它们在现实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工具性角色的影响，它们似乎还没有重新获得信任。48％的人仍然不相信电视，40％的人不信任报纸（Central and Eastern Eurobarometer； February 1993）。公共的责任性机构也没有变的更公正。62％的人相信税务机关对税务欺诈行为无能为力，只有14％的人认为它们在税务的征收上是有效率的（CBOS Bulletin No。 8/1993： 26）；72％的人指责警察所起的作用，52％的人对法院不满（CBOS Bulletin No。 7/1994： 72）。惟一的例外是军队，它们保持了相对高水平的可信性（75％—80％的人表达了一致的赞成）10。
但是，被认为是最值得怀疑的是政治家；在一次全国性的抽样调查中，87％的人断言政治家们只关心他们自己的利益和位子而忽视公共利益（GW； July 11； 1994）；77％的人相信他们以权谋私（CBOS Bulletin； October 1995： 1）；87％的人相信他们惟一关心的只是他们的位子（GW； No。 159/1994）。如果生活上有什么事情不对了，93％的人断定“政治家和官僚是有罪的”（Koralewicz and Ziolkowski 1990： 62）；48％的人认为公共行政机关充满了腐败，而认为在私人商务中存在腐败的只有8％（GW； March 19； 1994）。高官的诚实性也是令人怀疑的：49％的人不相信部长所发布的信息（GW； March 25； 1994）；60％的人确信国家统计局发布的通货膨胀或GNP增长率数据是假造的（CBOS Bulletin； January 1994）。对政府或行政机构的基于信用的责任心的信任程度也不高：70％的人相信公共官僚机构对人们所遭受的苦难和冤情是麻木不仁的（GizaPoleszczuk 1991： 76）。公平和正义在公共机构中被发现是缺失的：71％的人说在国有企业“干好工作并不是发财致富的方法”（Koralewicz and Ziolkowski 1990： 55），72％的人相信人们晋升不是因为在工作上的成就而是因为“关系”（GizaPoleszczuk 1991： 86）。这种看法也扩展到法庭：79％的人断言，判决对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将是不同的（GizaPoleszczuk 1991： 88）。对警察缺乏信心被认为是具有传统的，所以安全被评价得很低：56％的人尽量避免在天黑以后外出（Polityka11May 14； 1994），36％的人在大街上一点也感觉不到安全，无论白天还是黑夜（CBOS Bulletin； November 1993）。对于“波兰是一个内部安全的国家吗？”的问题，67％的人的回答是否定的，而声称感到安全的只有26％（GW； March 21； 1994）。
与政治的任何联系似乎都是腐败的。就任公职不会增加一个人的声望，而是正好相反。对积极的政治家的不信任是显著的。在最知名的人的声望排名中，最顶部的三个被政治舞台上的引人注目的人物所占据，但这与任何政治职位都没有直接联系：反对派知识分子雅采克·库隆（Jacek Kuron）、红衣主教约瑟夫·格莱姆卡（Joseph Glemp）和著名的心脏外科医生兹比格涅夫·雷里嘉（Zbigniew Religa）（GW； July 18； 1994）。当这个问题被以相反的方式——“谁为波兰带来耻辱”——问的时候，三位波兰总统：博莱斯瓦夫·贝鲁特（Boleslaw Bierut）、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和莱赫·瓦文萨（Lech Walesa）排在顶端，加在一起共有49。7％的应答者选择了他们（Polityka； July 5； 1994）。莱赫·瓦文萨的情形尤其有说服力，因为我们可以观察到他就任总统后其声望的戏剧性下降：24％的人认为他在处理总统工作的过程中给波兰带来了耻辱，这与他以前有魅力的和英雄式的领导身份形成了对照（Polityka； June 25； 1994）。
第八部分：信任和快速的社会诊断（4）
最后，如果我们考虑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信任，人们也感觉到它的衰退。在一次调查中，56％的人估计相互同情和帮助的态度明显地被破坏了（OBOP Bulletin No。 10/1996： 2）。根据波兰一般的社会调查结果，人际信任的下降倾向一直持续到1994年。在全国性的抽样调查中，持“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观点的人，1992年是10。1％，1993年是8。9％，1994年是8。3％。而相反的观点“一个人在与其他人交往的时候越小心越好”的支持率，1992年是87。8％，1993年是89。5％，1994年是90。3％（Marody 1996： 224）。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分析是单维的，这使它看起来好像是信任在整个社会中的分布是均匀的。在现实中，这种情形从来没有出现过；信任在社会的各个部门中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它展示出各种程度不同的“不信任文化”。与此相似，信任对社会不同层次的影响是不均等的——像社会秩序、社会制度、专家系统、角色、地位、个人——它们易受不信任影响的程度不同。信任的人和被信任的对象在很多方面都不相同。
根据假设，在后共产主义时期，遍及不同群体的不信任在范围和强度上的多样性将依赖于两组主要因素。第一组涉及历史的经验，尤其是对于共产主义体系的否定性影响的脆弱性，或反过来说对共产主义系统的相对的绝缘性。在这方面不同的群体具有显著的差异。我们可以预期那些最倾向于受其它可以选择的文化压力——或者是民族的或者是全球性的——影响的群体或社会类别将最不受共产主义文化和它的犬儒主义综合症的控制。有些群体之所以相对来讲不容易受到影响，是因为他们是不关心政治的职业（例如：科学家），具有自我雇用的相对独立性（例如农民和艺术家），是对私人部门的参与（例如：店主或手艺人），具有职业专门技术的保障（例如：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