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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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文化因素。
第二，人们越来越多地领悟到，相同的制度在不同的社会中可能会起不同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殖民地之后的被迫现代化时期比较的证据已经显示，西方政治和经济制度在一些非洲和拉丁美洲社会中推行的失败，同时证明它们在亚洲（印度的民主、日本的资本主义等）的显著的成功。相似的观察表明，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和流亡者有显然不同的命运，尽管在目的地国家他们发现自己在共同的制度模式下。他们的适应成功的水平变化非常大（例如：在美国的韩国人和中国人相对于墨西哥人或波多黎各人）。根据发现，那些差异的原因在于截然不同的本土文化环境或遗产，它们或适合或不适合新的结构。
第三，在国际关系领域，“人们逐渐意识到：文化在世界政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但却被忽视的角色”（Rengger 1997： 476）。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国际政治主要是涉及国家“真实的”和“硬的”经济利益——被根植于怨恨、敌对的刻板印象、偏见、宗派认同，甚至相反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倾向的冲突的爆发所削弱。虔信派原教旨主义、异教徒或种族的忠诚，以及新型的民族主义的分裂势力似乎在我们这个时代特别活跃地表现它们自己。
第四，1989年的划时代的事件和共产主义的剧变，除了它们的政治和经济的含义外，也意味着一次严重的文化和文明的突变（Piotr Sztompka，1996c）。后共产主义转变的文化维度的重要性，在迈向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妨碍、阻塞、屏障、减速、摩擦、后冲的普遍经验显示出来了。在努力理解改革者早期的热情和乐观主义的“令人惊奇的综合症”（Lepenies 1992）被削弱的原因时，敏锐的观察家转向隐在后面的文化因素。在那时使用的三个隐喻特别生动。安德莱弗·纳戈尔斯基（Andrew Nagorski）——新闻周刊东欧的通讯记者——给他的在柏林墙倒塌之后的第一个专栏起了如下的标题：“墙在我们头脑中”——它暗示“硬的”、可见的变化仅仅是开始，因为共产主义文化的影响和它留在人的心灵中的痕迹在很长的时间内在后共产主义社会仍将萦绕不去（Nagorski 1991： 4）。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通过反思广泛表达的“加入欧洲”的强烈愿望，指出了“加入欧洲之屋（house）”和“加入欧洲之家（home）”之间的不同。“屋”是“硬的”建筑学意义上的居住之所；“家”是“软的”亲密、忠诚、爱恋的场所，是一个人真正“感到自在”的地方。加入共同的政治、法律和经济的制度框架不同于发展共同的文化环境。后者更费时费心，不能够通过法律而获得，需要慢慢地、逐渐地发展（Brzezinski 1989）。转变的时间的方面由第三个隐喻——即由拉尔夫·达伦道夫（Ralf Dahrendolf）提出的“三种时钟（three clock）”—— 所体现。在关于东欧“革命”的第一本书中，他注意到社会生活各种层面上的改革速度的不均衡是不可避免的。律师和政治家的时钟是最快的，他们几乎能够在一夜之间提出新的宪法和法律规章。经济学家的时钟就慢多了，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把计划、命令经济转向市场的轨道。最慢的是“市民社会时钟”，它在文化传统的深层领域调整变化的速度（Dahrendolf 1990）。文化变迁的时间滞后是造成伴随着后共产主义改革的令人吃惊的减速和挫败的原因。
第一部分：社会学理论向软变量的转变聚焦信任
最近对信任的关注仅仅是社会学理论向文化主义转向的一个方面。它反映了对社会生活的“软的”文化变量、无形的方面、不可估量的属性的不断增长的兴趣。为什么是信任而不是其它“软的”因素成为大量理论争论的中心，这是有特殊原因的。这个主题固有的学术上的吸引力可能源自于如下事实：它在以霍布斯（Hobbes）、洛克（Locke）、弗格森（Ferguson）等为代表的哲学、社会和政治思想、以及伦理学中有丰富和连续的传统。它也困扰着社会学的古典大师：如腾尼斯、西美尔（Simmel）和迪尔凯姆，和当代名家：比如帕森斯或里斯曼。（一）信任的社会相关性
更重要的是，当代社会具有一些独一无二的特征，使信任问题尤其突出。让我们对最能体现我们社会特点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一些相关方面观察的再深入一点。首先，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受到有目的的人类行为影响的范围不断增长；社会被塑造（shaped）和再塑造（reshaped），历史被创造和再创造（由超凡魅力的领导、立法者、社会运动、政治团体、政府、国会、发明家、探索者、改革家等）。越来越多的人们对未来采取积极态度，他们认识到——至少通过选举的过程，以及参与社会运动、政治团体和自愿的联合——自己的行动能力。“我们自己的行动，尽管从属于社会，却对我们未来的形势有影响，这种影响的程度在历史的过程中有相当大的变化”（Luhmann 1994： xxi）。我们已经从依赖于命运的社会发展到了由人的行动而推动的社会。为了积极而建设性地面对未来，我们需要运用信任：例如，政治家必须相信提出的政策的持久性和公认性，教育者必须信任他们学生的能力，发明家必须相信新产品的可靠性和有用性，而普通人必须相信所有那些在政治、经济、技术、科学领域中代表其利益而的“代理性活动（representative activity）”的所有那些人（Dahrendolf 1990）。
其次，我们的世界已经变的非常相互依存。在每一个社会中角色、功能、职业、特殊兴趣、生活风格和品位的分化和特殊化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比任何时候更无可避免地表现出迪尔凯姆意义上的“有机团结”（Durkheim，1964b［1893］）。跨越各种社会的全球化进程已经把它们组合进紧密联结——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金融的、文化的——的网络。社会内部的合作与社会之间的合作一样正变成一种迫切的需要、一种严峻的挑战，但也是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劳动分工，尽管是财富的源泉，却增加了他人不履行职责的弱点”（Clarke and Short 1993： 384）。当我们对他人合作的依赖增长时，我们相信他们的可靠性的重要性也增加了。“正在形成中的全球性相互依赖，将只会增加对作为合作的重要条件的信任需求的增长”（Mistzal，1996： 269）。
劳动分工采取的极端形式，以及角色的巨大的分化和分割——要由单个个体在同一时间面对着复杂的角色丛和地位丛中多个参与者来扮演多个角色（Merton 1968： 422…438），使承担角色义务的行为比以前更不可预测。
系统越分化，伴随的角色越增加，越可能出现任何特殊的角色（或角色丛）的不稳定，并因此可能——也许甚至是必需——出现更大程度的角色期待的可磋商性。角色期待的不确定性和可磋商性越大，导致作为社会关系形式的信任的发展的可能性越大（Seligman 1997：39）。
第四，社会生活充满着我们自己制造的和不断扩展的新威胁和新危险。“技术应用于自然和社会越多，生活就变的越不可预测。当技术对自然和社会产生影响的时候，它们之间复杂的互动造成非常多的没有想到的后果”（Stivers 199： 91）。文明和技术的发展，除了带来不容质疑的好处之外，也可能产生损失惨重的失败和有害的影响（例如：工业灾难、环境破坏、气候变异、文明败坏）。我们自己的创造物非预期地转过来反对我们自己。“不断增加的社会和技术的复杂性提高了系统的某些关键部分不可靠的可能性”（Clarke and Short 1993： 384）。为应付“风险社会”（risk society）（Beck 1992）出现的弱点，需要扩大信任的储备。
第五，我们拥有的是选择数量不断增加的世界。在生活的所有领域（例如：消费、教育、劳动、闲暇）潜在选择的范围是巨大的。人们面对的可能选择越多，他们最终做出的决定越不可能预测。这涉及到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伙伴。为在可选择的行动路线中做出选择（例如：支持这个或那个政治家，咨询这个或那个医生，买这个而不是那个产品，在这个而不是那个银行存钱），我们必须经常诉诸信任。与此相似，当其他人面对他们自己的多种选择（例如：总统将选择哪一种政策，医生将采用哪一种疗法，工厂将给产品定什么价格，银行将如何投资我们的钱）时，他们将做出的行动的不确定性使信任成为我们行动的不可缺少的因素。“向其他人敞开的可能选择方式越多，信任对我们的决策和行动就变得越重要”（Gambetta 1988 b： 219）。
第六，当代社会的很大一部分对它们的成员来说已变的难于理解。制度、组织和技术系统的复杂性，以及它们运作的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增加，使它们对普通大众来说是难以理解的，而且对于职业的专家来说也是如此。谁有能力完全懂得全球资金流动、股票交易起伏、计算机网络、电信、运输？或者，谁能够完全懂得行政的、管理的、政府的、或军事的运行机制和国际官僚机构？我们必须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经常地在黑暗中行动，好像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黑箱，我们的需要和利益越来越依赖它的正常运行。信任变成了我们应对晦暗的环境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策略。没有信任我们将寸步难行。
当代社会的第七个相关的特征是我们的生存和幸福所依赖的那些人的行动不断增加的匿名性和非人格化。公共机构和组织的管理者、技术系统的操作者、商品的生产者、服务的提供者，我们几乎全不认识。我们也没有能力去影响、控制或监督他们的行动。他们是完全隐蔽并独立于我们的，而我们却非常依赖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例如：我们非常依赖我们乘坐的飞机的飞行员、我们所吃药品的生产者、组装我们汽车的工人、制作我们所买食品的厨师、检查我们利润的税务稽查员；确定我们储蓄利率的中央银行的银行家、连接我们和朋友的电话接线员、分发信件的邮递员，甚至还有所有那些我们很少有机会亲身遇到的人）。在无数的场合，我们必须依靠不知名的“重要的他者（significant others）”的效率、责任心、好意。绝没有跨越这种匿名性鸿沟的桥梁，只有求助于信任。
第八个特征是在我们的环境中陌生的、不熟悉的人的不断增加。由于大量移民、旅游和旅行，我们遇到陌生人，甚至有时被陌生人所包围。“陌生人代表着未知……未知的由文化限定的空间从我们‘熟悉’的世界——由伴随着集体认同的传统所结构化的——中分离出外部的世界”（Giddens in Beck et al 1994： 81）。为应对陌生人；信任变成了必需的资源。
第一部分：社会学理论向软变量的转变文化主义偏爱
有一些原因导致了对信任的社会学兴趣的新浪潮，包括学术的和社会的，固有的和回应的。与早期把信任看成个人的态度的心理学理论相反，信任现在被看成是人际关系的特质、人们活动于其中的社会性个体关系领域的特征、或个体在他们的行动中利用的文化资源。如果我们注意到，在我们讨论的作为目前对文化关注的征兆的全部六个概念中，信任是作为一个中心元素出现的，对待信任的这种文化主义偏爱是很明显的。
首先，信任是市民文化的重要维度，就像阿尔蒙德和威巴所强调的：“市民文化”假设“一种在全体公民中广泛分布的政治能力和相互信任”（Almond and Verba 1980： 4）。政治信任被看成是在社会中获得的广泛信任氛围的反映。“一般的社会信任被转换成与政治相关的信任”（Almond and Verba 1965： 228）。它的存在是有生命力的政治体系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同样，对罗伯特·德尔（Robert Dahl）来说，“信任意识是自由—民主政治文化的重要属性之一”（Parry 1976： 129…130），对德尔［1971］的多头政治概念的评论）。这种信念在后来的政治科学文献中被广泛接受了。“最近，信任被看作‘市民’政治文化的关键”（Silver 1985： 52）。“政治文化文献认为，基于大众的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持久稳固需要在一般公众中出现相应的支持性习惯和态度，其中最根本的态度是人际间的信任意识”（Inglehart 1988： 1204）。
其次，信任一旦被赋予文化的含义，它就变成市民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相互之间的横向信任和对公共机构的纵向信任，效忠和忠诚于政治权威的市民团结共同体将不会存在。杰夫里·亚历山大把“信任与怀疑”的对立作为一个主要的维度包含进“市民社会的多元化过程”是很有代表性的（Alexander 1992： 293）。
第三，尽管是内隐的，信任发展为文化资本的一个重要的维度。在高地位群体内部，信任是内含性的（一种阶级团结）。贵族式的自豪、贵族阶级的义务原则、“绅士”的典范只是在排他性团体构成内部相互信任的规则的几个例子。
第四，信任是社会资本的至关重要的组成元素。普特南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充满信任的自发的网络、自愿的联合。参与和信任被看成是相互依赖的：信任来自于丰富的联合生活，同时又有助于自发地产生新的交往并形成联合。“社会资本理论假定：一般说来，我们同其他人的联系越多，我们越信任他们，反过来也一样”（Putnam 1995 b： 665）。
第五，信任也和后物质主义价值相关联。对一致、团结和人际和谐的关注显示了信任的重要性。英格尔哈特（1990）等用经验材料证明了生活质量和主观满意感与一般信任的存在密切相关。
第六，信任是文明社会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政治参与、企业成就、利用新技术的意愿的先决条件。
信任研究作为聚焦于信任概念和诸如此类概念而展开的研究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出现。但是除了这种迂回途径之外，将信任置于文化问题的语境当中，它也直接被作为有独立的理论价值的一个主题。当然，信任观念并不是新的，它有古老的根源并且经历了复杂而绵延的发展过程。“信任的思想已经有长达数个世纪的智力活动历程”（Silver 1985： 52）。西尔弗（1985）、米兹太尔（1996）和塞利格曼（1997）对这种智力活动历史提供了详尽的说明。在本书中，我将从发现于哲学、神学、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学的信任概念的历史根源中进行提炼，并将讨论过去20年中发动并维持社会学对信任理论关注的新浪潮的那些文献。正是那些思想给我尝试进行的综合与详尽描述以基础，我所期望的正是要站在它们的作者的肩膀上。在本书的论述中，他们的著作将被不断地提到。所以，在此我将只列举最近的，我认为关于信任争论的最重要的书籍。
第一部分：社会学理论向软变量的转变信任研究的历程
1979年，尼古拉斯·卢曼发表了一篇关于信任的有影响的分析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把信任与不断增长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风险等当代社会的特征联系起来。这是第一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