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979年，尼古拉斯·卢曼发表了一篇关于信任的有影响的分析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把信任与不断增长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风险等当代社会的特征联系起来。这是第一次有人提出信任不是传统社会特有的、已过时的东西，而是正好相反，随着现代社会形式的发展，它的重要性增加了，变成了目前现代性阶段真正不可缺少之物。1983年，伯纳德·巴伯（Bernard Barber）回顾了现代社会的各种制度和职业领域中信任的表现方式，根据信任包含的预期（expectation）的种类，通过使用富有洞察力的原创的受托信任（fiduciary trust）范畴，提出了一种有用的类型学。1984年，斯缪尔·艾森斯塔特（Shmuel Eisenstant）和路易斯·龙尼格（Louis Roniger）揭示出：从古到今作为赞助人—受助人关系中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信任以各种形式出现过。1988年，迪格·甘必特把很多作者以各种方式，从各种视角对信任的思考集中在一起，而他自己呈现了对封闭的排他性团体——比如黑手党——中的信任的一个分析。1990年，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在他的社会理论的全面论述中用两章的篇幅讨论了信任问题，在理性选择理论的框架内，他提供了把信任看成完全理性的交换的一个分析模型。90年代，拉塞尔·哈丁（Russell Hardin 1991，1993，1996）沿着这条路径做出了很多贡献，他最近扩展了理性选择框架去分析不信任。在90年代，安东尼·吉登斯，先是自己（Giddens 1990a，1991），然后与乌尔里克·贝克和斯科特·拉什（Beck； Giddens and Lush 1994）一起，把信任作为晚期现代性的典型特征来处理，详细阐述了复杂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等卢曼式的主题。1995年，广为人知的“历史终结”的预言者，弗朗西斯·福山以中国、日本和其它东南亚社会的经验为论辩的基础，为信任是有生存能力的经济系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的观点提供了全面的说明和辩解。1997年，亚当·塞利格曼（Adam Seligman）提出了一个解释，把信任看作是与劳动分工、角色的分化和多元化、以及作为结果的角色期待的不确定性与可磋商性相关联的特殊的现代现象。
我只提到了在已开展的对于信任的社会学研究中经过挑选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并且只提到那些对信任的一般理论贡献了重要洞见的研究成果。也有大量的以各种方式进行的关于信任的经验研究，它们没有直接的理论相关性；也有关于信任思想的谱系学的博学的历史性论述，它表明人类思想的曲折盘旋的道路。信任问题已经调动大量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并且这种研究正在不断地扩展。现在似乎正是暂停片刻去盘点至今取得的成果的时候了，本书将尝试引入分析的准确性和系统法则，也许通过这种方法能使问题达到理论辩论的更高水平。
注 释
1 通过举例说明的方式，将阐明三个以它们自己独有的方式表达了场域的想像（the field image）核心理念的概念：“形状（figurations）”（Elias 1978）、“结构（structuration）”（Giddens 1984）和“社会生成（social being）”（Piotr Sztompka 1991a； 1993a）。
2 人称代词“我们”（we）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也许是最重要的词语。
3 当然对忠诚（loyalty）的这种相对较窄和较具体的定义并不是被普遍接受的。例如，巴巴莱特（Barbalet）提出了一种更一般性的和更包容性的概念：“忠诚……是合作发生的环境安排的持久性的一种感觉：忠诚是对组织有信心的情感”（Barbalet 1996： 80）。我发现这种用法是相当无效的，因为它与其他诸如“生存安全”（existential security）、“系统信心”（system confidence）等概念结合得太紧密了。
第二部分：信任的概念人的行动和信任
在本章中我将尝试给信任概念一个系统的说明。讨论将逐渐展开，一步一步地，从最一般的思考到信任的明确定义，并描绘各种类型的信任。由于信任总是出现在人类行动的背景中，开始的着眼点将是行动的相关特征的基本轮廓。
为达到我们的目的，行动的最重要的特性是它指向未来。“所有的人类行动在时间中发生，利用不能逆转的过去并面向未知的未来”（Barbalet 1996： 82）。人类所有的行动都指向未来，因为我们寻求的目标或独立于我们的意志而发生的非意愿的后果，在时间上总是要晚于我们采用的方法。在我们所做的和所发生的我们意愿的或非意愿的结果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时间间隔。所以，当我们行动的结果发生时，世界已经和行动发生时不同了。这对于复杂的、连续的、分好几个阶段的行动——比如在大学学习、写一本书或建立起职业生涯——来说，尤其如此。
从大的方面来看，世界独立于我们的行动而变化。它因自然的原因（例如：地震、洪水或森林大火）或因为其他人的行动（例如：股票交易中的恐慌和崩盘、群众上街抗议政府、外国军事入侵）而变化。两者都可能以重要的方式影响我（例如：我在地震中失去了房屋，或在财政危机中失去了生活积蓄，或在战争中失去了家庭）。但是，作为对我们行动的反映或反应，世界也产生变化。它可能以我们想要的方式变化（例如：我们种在花园中的花在春天盛开了，或政府因革命的抗议而垮台，总统的声望因成功的传媒运动而提高）。它也有可能以与我们的意愿不同的，或甚至相反的方式而变化（例如：你向一位妇女提出了一个挑逗性的建议却发现自己在法庭上被控性骚扰；我买了一处豪宅以炫耀于他人并提高我的地位，但却激起了很多嫉妒并使我失去了所有的朋友）。“产生意外后果的反应（boomerang response）”（Merton and Kendall 1944）这个概念很好地抓住了人类生活的特有的困境。
世界未来的状态将是什么基本上一直是未知的，恰恰是因为它还没有存在过。“社会生活正是从未来不可知的这个至关重要而又不可避免的事实中获得它的深刻特性”（Barbalet 1996： 82）。永久的认识论上的差距总是存在的。我们不能够获得关于未来——甚至是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决定所创造的未来——的充分的知识（Luhmann 1994： 12…13）。
第二部分：信任的概念预测与控制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设法去预测未来将会带来什么。我们不仅可以设法预测什么将独立于我们的行动而发生（在外部世界中），而且可以预测什么将作为我们行动的结果而发生（作为对我们所做的事情的反应）。这种预测有各种不同的把握程度。有时我们几乎可以确切地预测（例如：太阳在晚上将落山，或被罗纳尔多踢向空中的足球将会落下来，或阿尔卑斯山的凯兹特恩角（Kitzsteinhorn）的冰川一月份将会有雪）1。在这些例子中，当我们实际上可以确信未来时，很显然不需要信任（“我相信太阳明天将升起来”听起来很傻）。但在很多其它场合，我们只能预测某种程度的可能性——即概率（例如：柏林四月会下雨；政府将不会兑现竞选诺言；被冒犯的朋友将接受我们的道歉）。根据定义，概率允许某种不确定的结果产生，有可能我们的预测不被证实。
让我们注意到，在这些例子中，概率有时使谈论信任变得有意义。“我相信我的朋友会接受我的道歉”，或“我不相信政府会兑现竞选诺言”听起来完全是令人信服的。但说“我相信柏林在周末会有阳光”，或“我不相信这个火山”似乎有些奇怪。我们直观地感觉到信任必须归属于人，而不是自然的物体或事件。即使我们表面上把信任赋予物体，就像说“我相信日本汽车”，或“我相信瑞士手表”，或“我相信法国快速列车”，我们实际上指的是人所创造的系统，因而我们间接相信的是设计者、生产者和操作者，他们的才智和劳动以某种方式赋予了这些物体。当物体完全是自然的时候，谈论信任听起来是不合适的，就像说“我相信这棵树会长大”，或“我相信风会变强”，或“我相信大地会给我们好收成”。
最后，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甚至不能做出这种概率性的预测；未来是完全不确定的（例如：当我向一个过路者问路时，我不可能知道他将如何反应；当我在高速公路上超过一辆车时，我不可能知道它的司机是否醉酒；我不可能知道繁荣是否会持续，而这种繁荣将会使我在未来受益。这种普遍存在的不可预测性是人类命运的特征。“我们必须学会在信赖和不确定性的边缘上机警地生活， 知道生活的偶然性但不要被它所吓倒”（Earle and Cvetkovich 1995： 63）。要做到这一点，信任将是一种至关重要的资源（在我们前面的例子中，我决定向某人问路，我敢在高速公路上超过另一个司机，我投资股票——只因为我运用了某种信任）。因此，只要不确定性是人为的而不是完全源自自然的，信任和未来的不确定性就是紧密相连的。
如果不去预测未来，而是使未来更加确定，我们有时可以控制这种现象。这种控制也有几种程度。当事件落入我们的强制力量或操纵力量所及的范围内，我们对未来事件的发生有完全的控制力（例如：我能点燃我的烟斗，我能播放CD，我能把狗关在壁橱里，我能通过电话问候朋友）。在这些例子中，我们能完全控制现象，信任很显然是不相关的。“我相信我的犯人不会逃跑”听起来有些荒谬。但在另一些情况下，我们只能够影响现象，没有对其结果的绝对把握（例如：通过系统的训练，我有可能减少心脏病发作的可能性；如果我勤奋地工作，我能增加升迁的机会；如果我坚持，我的朋友就可能被说服与我共进晚餐）。在所有这些例子中，对于我们控制的效果总有一些不确定性，这就使谈论信任变得有意义。“我相信我的朋友会与我共进晚餐”，或“我相信我的老板会提拔我”听起来是适当的。但是请注意，我们刚才清晰表达的直觉知识在这里也适用：谈到信任，控制的不确定性必须指的是人，而不是自然现象。说“我相信河流不会冲毁农田”听起来将会很奇怪。
信任的适当性在第三种情景中甚至更适用，即当我们发现自己孤立无援时，或当我们无论什么都不能控制时（例如：我无法影响总统提高税率的决定；我不能阻止恐怖分子引爆炸弹）。在此，我只能诉诸于信任（我必须相信总统的理智，或恐怖分子的道德约束）。因此，信任和未来的不可控制性是紧密相连的；当我们不能完全控制未来的事件时，只要那些事件是人为的，信任将成为我们的凭借。
第二部分：信任的概念不能预测的和不能控制的
所有的行动都在环境中发生，都是面向世界的。其中的一部分是自然世界（当我种花，或在森林中打猎，或在大海中游泳时，它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部分是由其他人和他们的行动（也包括一些他们的行动的更持久的沉积物：群体、组织、制度，和他们行动的产物：建筑、道路、汽车、电视等）组成的社会世界。信任并不是我们指向自然世界的一种倾向性。说“我相信雨滴会下落”，或“我相信这些花会生长”听起来是不适当的；但是，说“我相信气象学家对下雨的预测”，或“我相信园丁会把花照顾好”就是十分正常的。信任是属于人的而不是自然的话语。就像我们前面所强调的：只有物体是人所创造的，我们说相信物体才是有意义的，因为那是指我们间接地相信创造它们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说“我相信太阳会发光”，但可以说“我相信这个汽车会跑”。当我们有时把信任的观念用于自然的物体或事件时，我们是用隐喻的方式赋予自然以意志，好像它是人格化的。我们把自然事件的起源与类似人类的行动联系起来。只有充满想像力地把自然力量人格化，才允许我们把信任的说法用于自然事件。例如，当我们说“我相信祖先的神灵会照看我们的庄稼”，或“我相信上帝会制止传染病”时，就是如此。这些是处在边界上的例子，它们没有使我们排他性地把信任与面向人类环境的行动相连的一般断言失效。
所以，让我们缩小我们的聚焦范围，把属于自然事件的领域放在一边，只考虑社会现象——适合于信任的领域。其他人和他们的行动组成我们生活的最重要的环境，并且他们也是我们自己行动的至关重要的目标。至少，我们必须和他人共同生存，让我们的行动和他们相协调；并且在人类社会的更高阶段，与他们相互合作。社会环境的问题是它具有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制性。“我们引起了复杂性的全新维度：我们经验（感知）并理解的其他人类成员的主观的‘自我意识‘”（Luhmann 1979： 6）。但是，与他人互动，我们必须时刻预期构想他们的行动。“所有的社会互动都是基于预期的无休止的行动过程，这种预期部分是认知的，部分是情感的，部分是伦理的”（Barber 1983： 9）。
最常见的是，由于我们不可能准确无误地预测他人的行动，我们的预期很弱。“没有人能知道他人在将来如何行动（Dunn 1988： 85）。如果我们有完全有把握的预测和很强的、确定的预期（expectation），谈论信任将是离题的。但是面对其他人，我们经常——并且也许比在面对自然现象的情况下更经常——处在一种不确定的、令人迷惑和惊奇的状况下。部分原因是认识论上的，我们还缺乏重要的知识。面对他人的独特行为，我们既不能充分了解人类行为的机制，又不知道他人行为的动机、目的和原因。我们体验过“他人的意图和思虑的不可理解性”和“可选择意图的根本差异性”（Seligman 1997： 43，46）。以下看法是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所公认的：“既然其他人有他们自己直接通达世界的路径，并能够以不同的方式体验事物，因此对我来说，他们可能是一个极度不安全的来源”（Luhmann 1979： 6）。“我们与之交往的那些人的动机可以推断，但永远不能直接被了解，而且我们订购的商品和服务的质量经常是不知道的或只知道个大概”（Kollock 1994： p。317）。
我们必须认识到，那些对我们很重要的他人行为是以与许多人互动的方式行动的，或是在许多人的影响下行动的，这些人组成了他们的伙伴圈子或“重要的他者”（Mead 1964）。所以他们的行动是那些数不清的影响的非常复杂的结果，即使已经知道单个互动的基本规则，我们仍不能在它们的独特联系中理解它们2。
但是，也许不仅仅是缺乏必要的知识使我们经常不能预测他人的行动。这里不讨论关于决定主义的深层次的哲学争论，我只希望指出，可能有一些事情与人的本体论有关。人的行动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很多时候它难于给出充足的理由。人们似乎拥有一些基本的行动自由：“令人困扰的采取多种多样行动的潜能”（Luhmann 1979： 39）、总是“以别的方式行动”的可能性（Giddens 1984）、表现反复无常、耍花招——这甚至使我们最有根据的预测失灵。这正是安妮特·贝尔（Annette Bai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