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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げ馐Я椤Ｕ庹前材萏亍け炊ˋnnette Baier）所说的“他人的自由决定的力量”（Baier 1986：。250），和亚当斯·塞利格曼所说的“他人的自由、意志、以及因此产生的根本不可预测性”（Seligman 1997： 69）。当我们面对多个个体共同的或联合的行动时，这种不能给出充足理由的特征甚至更加明显，他们复杂的相互联系产生了新的品质——每一个参与者都没有预料到的合力的结果。微观行为的合力造成宏观效应的一些例子是市场上需求和供给的起伏波动：繁荣与衰退、股票交易中的熊市与牛市、政治选举的令人莫名其妙的结果等等。最终，人们展示了一些社会学家所标示的“反身性（reflexiveness）”。这意味着人们依据信仰、知识、对过去经验的记忆和理解而行动；而他们未来的知识状况、他们将持有的信念、他们将拥有的理解，也就是说他们在未来将根据什么而行动是现在——在他们实际上持有它们之前——不能预测的3。人们也能够反身性地根据部分已取得的结果修改他们行动进程；他们能提出修正、放弃互动、辞职、返回等；并且为结束窘困的处境，人们可能通过他们的防御性行为歪曲最初十分合理的预测（自毁预言（selfdestroying prophecies）），或通过建设性的行动使完全没有根据的预言成现实（自证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ies））（Merton 1996： 183…201）。
当我们试图控制而不是预测其他人的行为时，我们会处于同样的困境。我们很少能完全控制他人。只有极端的身体的强制属于这一类。在这种情况下，不需要信任。如果我完全有能力强制执行我所希望的行动，我能强迫他人像我希望的那样行动，我不需要信任他们。“对某人的行为完全的监督和控制使信任成为不必要的”（Giddens 1991： 19）4。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最经常的是我们缺少直接的或完全的控制他人行动的可能性。因此信任变得非常重要。信任和自由是紧密相关的。“一个行动者信任他人预示着他人行动的自由”（Barbalet 1996： 79）。信任是“应对其他人类行动者或其行动自由的一种策略”（Dunn 1988： 73）。
他人能避开我们完全控制的原因与人的意识有关。即使是最残酷的暴君也必然会发现，由于强制，人的身体会屈从于完全的控制，但是思想、意图、想像和梦则不会。甚至在极端压制的情况下，人们也总是有某些选择：顺从或坚持，服从或反对，遵守或规避（烈士、英雄和圣人毕竟也是人）5。因此，试图完全的控制常常会失败。“我们越努力控制未来，越有可能出现让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Giddens； in Beck et al。 1994： 58）。
所以我们很自然地发现我们自己处在对未来的行动既不能获得确定性，又缺乏控制性的情形下。我们经常既不能知道，也不能控制他人独立于我们自己的行动将会做什么；并且更有甚者，我们更没把握，也不能完全保证他们如何对我们的行动做出反应。因此，再重复一遍：“困扰所有的社会系统，并且所有的社会行动都必须应对的是未知的［并且，让我加上——不可控制的］未来的不可避免性”（Barbalet 1996： 84）。“不确定性和风险是人类环境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Short 1990： 181）。
第二部分：信任的概念三种倾向性：希望、信心和信任
面对人类困境，我们可以采取三种态度。第一种是希望（或它的反面：放弃），即相信事情将会是好的（或是不好的）——这是一种消极的、茫然的、不是理性地证明有充足理由的感觉。例如：我希望将来会富有，或我对制止通货膨胀已不抱任何希望。另一种态度是信心（或它的反面：怀疑），即相信某些好的事情将会发生（或不发生）——这仍然是一种消极的，但是更集中的，能部分地证明为正当的信念。例如：阅读犯罪事件的报告，我有信心在这个案件中，法庭会给出公正的裁决（因为以前已经证明它是公正的）。或者，我怀疑降低税率的竞选诺言（因为我还没有听说过那一个政党在赢得选举后会降低税率）。“所以信心可以被描述为一种有把握的预期的情感”（Barbalet 1996： 76）。与此相似，怀疑可被描述为一种有把握的不信任感6。因为在有信心的情况下，一个人不是积极参与，而是消极地沉思地观察情景，他有可能对他人、政权、体制、宣传机构、误传的信息、假证件等产生失望，而不是对自己产生失望。就像卢曼所说的“在充满信心的情况下，你有可能会因为外在因素的影响而感到失望”（Luhmann 1988： 97）7。
上面讨论的两种态度——希望和信心——是沉思的、分离的、远距离的、不承担责任的。它们属于命运论，指的是那些在没有我们积极参与的情况下发生的事情， 以及我们只在思想中考虑的事件。然而，我们常常不可避免地要通过行动去满足我们的需要，去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不能仅仅“等待和观望”。由于几个决定因素，尽管在不确定性和不可控制性的条件下，我们也得行动，做出承诺。那么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风险——事情不依赖于我们的行动，或者将变得对我们不利或正好和我们想要的结果相反。“我们可能被利用的情况在我们的生活领域里是普遍存在的”（Kollock 1994： 317）。然而我们必须冒险，把平安交给命定论，并且加入行动论。威廉·詹姆斯的术语“被迫选择”充分描述了这种挑战（Barbalet 1996： 88）。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积极地做出承诺，如果什么事情出了差错，我们既不能谴责别人，也不能谴责政府或系统。我们只能懊悔我们的行动诉诸的是“内在因素”（Luhmann 1988： 97…98）。
第二部分：信任的概念信任的定义
在尽管有不确定性和风险我们还不得不行动的情景下，第三种态度引人注目，那就是信任（trust）。为应对不确定的和不能控制的未来，信任（trusting）变成了至关重要的策略。这样理解的信任是“使个体能适应复杂社会环境的一种简化策略，并因此从不断增加的机会中获益”（Earle and Cvetkovich 1995： 38）。“在不知道或不能确定未知的或不可知的他人的行动的条件下，信任是特别重要的”（Gambetta 1988b： 218）。这时它实际上变成了不可缺少的。“完全没有信任，一个人一定会变成紧张症患者，他甚至不能在早晨起床”（Hardin 1993： 519）。这第三种态度与希望和信心的不同在于它属于行动论：积极地参与并面对未知的未来。
在不确定和不可控制的条件下行动，我们就是在冒风险，我们就是在赌博，我们在拿未来的不确定性和他人的自由行动来赌博。这样我们就获得对信任的最简单、最一般的定义：〖HTH〗信任（trust）就是相信他人未来的可能行动的赌博〖HT〗8。根据这种定义，信任有两个主要的组成元素：信心（belief）与承诺（mitment）。第一，它包含明确的预期：“信任建立在对他人在未来的一些场合会如何表现进行个人推测的基础上”（Good 1988： 33）。给予信任，我们就会表现得“好像”我们知道未来一样。“显示信任就是参与未来，就是表现得好像未来是确定的”（Luhmann 1979： 10）。信任指向他人的行动。通常我不会对自己的行动赋予信任，我只是去做它们。说“我相信今天晚上我会刷牙”听起来是不自然的（因为只要我想刷我就会刷）。例外的情况是在激情、陶醉、失去能力等条件下，我不能控制自己的意志，就像看其他什么人一样看自己。这种情形可以通过下列说法表达出来：“我不相信自己不会揍他”，或“我不相信今天我能开车”，或“我相信手术之后我就能行走”。这时，我自己变成了我赋予其行动信任或不信任的“准他人”。
但是，要说信任存在，仅有预期的信心是不够的。信任不仅仅是沉思默想未来的可能性。我们必须积极地面对未来，致力于至少有部分不确定和不能控制的结果的行动。因此第二，信任包含行动并承担义务或——打个比方说——打赌。“信任……是一个人对与自己的行动选择有关的他人行动的确切预期，该行动选择必须在自己能检测他人行动之前进行”（Dasgupta 1988： 51）。“信任只有在所相信的预期对一个决定至关重要的时候才牵扯进来（Luhmann 1979： 24）。例如：我相信这个姑娘将来是一个好妈妈，所以我和她结婚（我把赌注押在她身上）；我相信这个政治家能明智地管理，所以我投他的票（我把赌注押在他身上）；我相信汉莎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和技师会装备飞机并安全地飞行，所以我选择德国航空公司（我把赌注押在这个公司身上）；我相信IBM的产品能没有缺点地运行，所以我买它们的计算机（我把赌注押在这个厂家身上）；我相信法院能给出公正合理的裁决，所以我提交诉讼（我把赌注押在制度上）等等。在所有的例子中，“信任都是对成功预先支付的‘预付款（advance）’”（Luhmann 1979： 25）。
在本书采用的用法中，“不信任”概念被作为信任的反面镜像（mirrorimage）。它也是一种赌博，但是一种与信任相反的赌博。它包括对他人行动（他们的对自己有害的、恶意的、不利的行动）的否定预期，并且它包括负面的、防御性的行动（mitment）（避免、逃避、使自己远离、拒绝行动、采取保护性措施防备那些我不信任的人）。根据我的想法，“怀疑（mistrust）”这个术语指的是中立的情形：信任和不信任都是悬而未决的。它的意思是缺乏清晰的预期，对是否采取行动（mit）也犹豫不决。我用“怀疑”这个术语是要说明一个暂时的信任建立或信任丧失动态的中间阶段。怀疑既可能是信任破坏的前奏，也可能是不信任结束的预兆。怀疑的具体性质是路径依赖的（pathdependent），与它的不同的起源有关。事情好像是：由违背信任产生的怀疑很容易导致完全的不信任；而由没有正当理由的不信任的消除产生的怀疑到建立完全的信任则非常的缓慢。这是我们在信任建立和信任破坏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个典型的不对称性。
第二部分：信任的概念承诺的种类
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观察，我们将发现相信（trusting）可能包含三种不同类型的承诺（mitment）。当我因为相信他人不论做出何种行动都将有益于我的利益、需求和期望而采取相应的行动时，就涉及第一种信任，我称它为预期信任（anticipatory trust）。我们前面的例子说明了这种类型的承诺：由预期妻子慈母般的态度所促成的婚姻，根据预期的候选人的政治智慧进行的投票，因为预期可靠性而选择一个航空公司或计算机公司，因对公正的预期而进法庭。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我们都卷入一种赌博：赌他人——只做他们通常所做的（或将做他们的地位或角色所要求做的）——将为我们的利益和需求而采取适当的行动。注意，他们行动的这种性质是独立于我们对于他们的信念或我们针对他们的行动。他们只是依照惯例成为好妈妈、好政治家、好飞行员，生产优质的计算机，以及给出公正的判决。我认识到他人的能力并依此行事。“这并不意味着被信任的人的义务，他甚至可能不知道人们对他的信任”（Hardin 1991： 98）。
还有另一种类型的承诺——它明确地受我们所预期的他人对给予信任行为的反应所触动和激发。让我们称之为反应信任（response trust）。它们涉及把一些有价值的物体在征得他人同意之后委托给他，放弃对这个物体的控制，把它交到他人手里，预期能得到可靠的照顾。例如：当我把孩子留给保姆，当我雇一个保安照看我的房子，当我把父母送到养老院，当我把节余存入银行，……，这种类型的承诺就发生了。信任在这种具体的意义上是“让他人（自然的或非自然的，像国家、公司等）照看委托人关心的某种事物——这种照看包括行使一些自由决定的权力（Baie 1995： 105）。这是一种特殊的赌博；它受被委托的具体事物限制，并且它意味着具体的自愿接受的照看职责。保姆在通常情况下细心负责还不够，她必须在这种具体的工作中表现这些特质，不要对我的孩子撒手不管。保安在通常情况下勇敢也还不不够，他必须在我的房子被抢劫的时候不逃之夭夭。养老院运行良好还不够，它必须没有忽视我父母的需要。银行是可靠的还不够，它还必须不把我的钱浪费在冒险的投资上。当然，所有被委托的事物都有可能受到伤害，即出现信任的违背，是非常有可能的，通过向他人委托某物，我们增加了我们面对他人时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Zand 1972： 230）。这就形成了不辜负信任的明确的义务——达到委托行动所表达的期望。
当我们因为相信他人将回报我们以信任而行动时，就产生了第三种类型的承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目的地以信任去激发信任。这是在家庭成员、朋友等之间亲密关系的典型特征，它的目的是形成更强的联系。例如：一个母亲为表明信任，允许女儿晚上回家晚一些，目的是让人相信是一个善解人意的、民主的家长。领班给雇员安排责任重大（并且报酬很高）的工作是为了让人相信是一个好老板。让我们称之为唤起的信任（evocative trust）。当然，所有三种类型的承诺：预期的、反应的和唤起的，可能在一个信任的行动中同时出现。区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为的，只是为了分析的目的。
伴随着信任的承诺有不同的程度。依据六种条件，我们可以区分承诺的强弱。第一种因素是在相信将达到我们预期的基础上我们所采取行动的后果的范围。有重要后果的比没有重要后果的承诺更强。例如：在这种意义上，受雇于一家令人信任的公司比随可信的旅行社做一次旅行是更强的承诺。买一辆车比雇一个出租车是一个后果更为重要的决定。第二个因素是在信任的基础上我们承诺关系的预期持续时间。长达一生的承诺比暂时的承诺更强。例如：在这种意义上，结婚比约会是更强的承诺；买房比在旅馆里租房有更持久的后果。第三种因素是与决定的不可挽回性（“事前承诺效应”和“拆桥”效应将在下文讨论）相对应的从承诺中退出的可能性。例如：在不可能离婚并且不忠行为被严厉惩罚的时候结婚，比在两者都被允许和谅解时，结婚是更强的承诺。而在允许五天内退货的商店买东西比在概不退货的商店买东西是更弱的承诺9。
第四，承诺的强度直接与风险的高低相关：违背信任所招致的损失的范围与招致这种损失的概率相关。在这种意义上，乘飞机不是一种强承诺行为，虽然在这种情况下失事的损失是最大的——失去我们的生命，因为飞机失事的机会是很小的。而决定做大手术在这种意义上是更强的承诺，在这种情况下违背信任的的损失同样的是致命的，但失败的可能性常常是很高的。相同的钱投资在股市上比储存在银行里是更强的承诺，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损失的可能性更大。而且投资一百万比投资一千是更强的承诺，即使它们遭受损失的机会是相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