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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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种情况下损失的可能性更大。而且投资一百万比投资一千是更强的承诺,即使它们遭受损失的机会是相同的。第五,承诺的强度依赖于为防范背离信任所造成的损失的保险措施或其它援助性安排的存在或缺失。在政府的保证下存入银行,相对于没有保证的储蓄和借款关系,是一种更弱的承诺10。仅凭口头承诺借钱给朋友,比公证后借钱给他,是更强的承诺。第六,在特殊的情况下,我们把有价值的东西交付给他人,承诺的强度依赖于所托之物的价值大小。在这种意义上,把一只狗留给邻居比把孩子留给保姆是更弱的承诺。或者在更能量度的领域,借给朋友汽车比借给他书是更强的承诺(Hardin 1993: 520)。
第二部分:信任的概念信任与风险(1)
就像上面所定义的,信任与风险(risk)紧密相关。“信任是针对风险问题的一种解决办法”(Luhmann 1988: 55)。在介绍信任概念时,我们已不得不在很多场合谈及风险,但直到现在它还是以模糊的、未经定义的方式出现。现在这个与信任相关的至关重要的概念必须直接地并且更细致地被定位。通常,风险可广泛地用来指称各种威胁、意外或危险。但它也在更明确的意义上使用,应用于某种限定的威胁。当我们谈及信任时,我们心目中的风险指的是后面的更明确的那一种。
(一) 风险的定义
在这种明确的意义上,风险在很多方面与信任类似。首先,它是指向未来的。风险是未来世界不受欢迎的、危险的状态。第二,威胁可由自然的原因造成,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说是自然风险。例如:存在地震的风险,或彗星撞地球的风险。但是从我们的视角来看,最重要的风险指的是人所创造的未来,威胁是由他人(个人、社会、政治、经济等的风险)的行动造成的,例如:婚姻中背叛、友谊中不忠的风险,以及战争、经济危机、犯罪的风险等。派生的风险包括由人改造的自然所引起的风险(文明的、技术的风险),例如:核辐射、生态灾难、文明弊病的风险。第三,风险意味着未来世界发生有害情况的某种不确定性,以及阻止这种情况发生的至少部分的不可能性。最后,风险包含主动的承诺。“不希望的结果可能是我们决定的后果,而不仅仅是宇宙论的一个方面,即自然的隐藏意义或上帝的隐秘意图的一个表达”(Luhmann 1988: 96)。
风险是由我们的行动、选择、决定引起的。我们通过一定方式的行动引发威胁,并使它们成为与我们自己相关的威胁。飞机失事的风险总是存在的,但只有我决定乘坐的那一刻它对我才是现实的,变成与我相关的。在股票交易中总是存在下跌的风险,但只有当我决定投资股市时,它才变成与我是相关的。婚姻破裂的风险总是存在的,但只有我决定结婚时,它才存在。如果一个人暴露在寒风中,就有感染肺炎的风险,但只有我选择冬季在海中游泳时它才感染我。风险并不是正好在那儿,而是通过行动获得并面对的。在这种狭隘的意义上,风险属于行动论(discourse of agency),而不是命定论(discourse of fate)。另一方面,当威胁独立于我们的行动,出自于无形时,我们可以说危险(danger)。无论我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我都可能在核战中死亡,无论我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我都可能在疾病流行时得病。危险只能被动地等待并至多希望能避开或避免。它们属于命定论,而不是行动论。“关键是失望的可能性是否依赖我们先前的行为(Luhmann 1988: 98)。可以将我们的考虑总结如下: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把风险定义为与我们自己的行动相关并起因于我们自己的承诺的灾祸的可能性。
第二部分:信任的概念信任与风险(2)
寄予信任,即下赌注于其他人未来行动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制性,总是伴随着风险(Kollock 1994: 317)。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总是存在未来参与者的行动将有害于我们的可能性,或因为我们的唤起信任的行动将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或导致蔑视而不是紧密的联系。“涉及信任的情景组成那些包含风险的情景的一个子集。在这样的情景中,个人所冒的风险依赖于其他行动者的表现”(Coleman 1990: 91)。寄予信任意味着悬置、忽视风险,或把风险“用括弧括起来”,好像风险不存在一样而行动。
冒风险可能给我们带来各种不愉快的后果。风险在信任行为(act of trusting)中以四种不同的面目出现。第一级风险(the firstdegree risk)是未来的不利事件完全独立于我们的信任行为:这是他人以恶劣的方式对待我们的风险,或他们的行为仅仅使我们的期望落空的风险。例如,我送孩子去学校,其老师是好是坏不依赖于我所做的选择那所具体学校的决定(基于我对它们的信任)。当选的政治家可能是能干的也可能是不能干的,这不依赖于我在选举中投他一票的决定(基于我对他的信任)。一个航班的机组和地勤人员可能是可靠的或不可靠的,这与我乘飞机(作为对他们信任的行动)没有关系。一个内科医生可能是熟练的或相反,这不依赖于我对她的服务的选择(基于我对她的信任)。他们所有的人可能完全不知道我对他们的信任11。这里的风险只是他们所做的将与我们期望相反的可能性:教的不好,统治不力,飞行不安全,医治的很差。
第二级风险(the seconddegree risk)与我们的信任行为相关。由于我们对显然不值得信任的人寄予信任,除了他人的不适当的或有害的行为,我们另外还会经历负面的心理体验。我们可能痛心地感到人们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我们可能会因为相信了某个不值得信任的人而感到悔恨。犯了如此严重的错误,我们可能会感到屈辱。我们的辨别力和评估力将受到怀疑。我们可能感到自己是一个傻子、轻信的人或理想主义者。每当我们对任何人报有很高的期望时,我们就可能遭遇这种痛苦;对他们的期望越高,承诺越强,越可能如此。察觉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挪用公共资金,发现我们最喜欢的作家是一个剽窃者,或发现我们的音乐偶像是一个药物成瘾者,是这种情景的极端的例子。这确实是一个悖论:信任自身,即“好像”风险很小或不存在一样采取行动,实际上增加了另一种风险——“信任的风险(risk of trusting)”。信任通过把风险同另一种风险交换来应对这种风险。
第三级风险(the thirddegree risk)只发生在当受托者知道并承认我们信任的信用(credit),并因此在一些实现它的道德约束之下时才发生。这常常发生在亲近、亲密的关系中,如朋友、爱人、家庭关系;在此,一定数量的信任——这种信任是被他人认识到的——是理所当然的,几乎是这些关系确定的组成部分。当明确而公认的“信任的信用”延伸到他人时,它也出现在其他类型的关系中。他们因此处在一些自我假定的去实现授予他们的信任而不要使指向他们的期望落空的约束之下。察觉所爱的人是不忠实的戏剧性事件、发现朋友是不忠诚的悲哀、当知道紧密的商业伙伴在背后欺骗我们时的厌恶感,都是这种类型的信任招致的风险。除了由受托者不适当的行为所带来的切实的伤害之外,这是额外的伤害。
第四级风险(the fourthdegree risk)伴随着托付一些有价值的事物给某人自主照看的具体事件而出现。在这里违背信任的风险是更切实的,而不局限于心理的不快。谈到被托付的事物,“信任包括给他人影响自己利益的行动自由。这种移交总是遭受其他人滥用行动自由权力的风险”(Hardin 1993: 507)。对某些有价值的事物失去控制将自动地增加了我们相对于他人的弱点,我们必须考虑到他们有可能利用这个机会谋取自己的利益,或忽视由我们信任行为所赋予的义务。
为说明这四种类型的风险有时可能在一个信任行为中同时出现,让我说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在美国一所大学任客座教授的时候,一个学生没有通过写作测验。她哭丧着来到我的办公室,她说这是她毕业前的最后一次考试,她将因此失去一份已获承诺的工作并且无力负担更长的学习,因为她必须在她破碎的家庭中资助两个小弟弟。她把这描绘成一个生活的大灾难。她把命运交到我手上,并提出只要我给她至少及格的分数,她会写一篇比考试更难的扩充文章寄到我在波兰的家中(在学期结束后我将离开美国)。我接受了这个约定并强调我破例给予她信任。我为她提议写的文章选了一个题目并借给她相关的宝贵书籍,她答应把我的书与文章一起寄还给我。你可能已经猜到了这个故事的结局:她从没有与我联系,而且既没有寄给我文章,也没寄回我的书。在这个故事中我冒了四种类型的风险,不幸的是所有的结果都令人失望。我期望一个学生尽管考试失败也有能力写出一篇过关的文章。存在第一级的风险——她可能会不写,或写得很差,所以我不应该期望一篇好文章交到我手中。这并不是特别严重的风险,因为没有她的文章我也会那么做。但是,也有第二级的风险——由于不能准确地评价学生的能力而损害我作为教师的职业能力。它可能导致耻辱感,而且如果我的系里的同事发现了我的轻信,也有可能降低我的学术声望。这里也涉及另一种期望:我相信她会因此而感激,并写文章寄给我,以回报我对她寄予信任所蕴含着的信用。为了使她知道那种信用并引出相应的义务,我在我们的会话中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很明显这没有起到作用。在这里涉及到第三级风险。认识到自己信任了一个玩世不恭的不道德的人——她滥用了我的信任,让我成了一个傻子——其结果是很令人痛心的。我体验到道德的厌恶以及把我当成小孩来耍的羞愧。如果我的同事知道了那件事,我可能会遭到外部的嘲笑与轻视12。最后,我期望她会很好地保护我的书并尽快地还给我。这种特别的信任也被辜负了。我很难过我失去了我借给她的书,因为它很宝贵并难以替代。我感到上当受骗了。总之,我为我的信任行为付出了各种相当可观的代价。
第二部分:信任的概念谨慎的和轻率的风险(1)
根据定义,一个人从来不可能确定以信任下赌注将会带来的结果。风险总是存在的。根据两种情况——风险的程度,即赢和输的机会,以及赌注,即可能赢或输的价值的大小,我们可以说一些赌博是谨慎(prudent)的,另一些赌博是轻率(imprudent)的。让我们从这种视角看一看刚才区分的四种类型的风险。
看一下第一级风险,即面对完全独立于我们自己且与我们的利益相关的行动将与我们的期望相反或给我们带来伤害的可能性,只有这种结果的可能性低的时候,看起来才是谨慎的;而当这种可能性高的时候,就是轻率的。避免高风险并只在赢的可能性高的时候才做出承诺看起来是谨慎的。而如果赢面低的时候下赌注,或赢面高的时候错过时机就是轻率的。只有在我们不考虑赌注的大小——可能获得的目标的价值,以及丧失这个目标的价值或由于没有行动而招致的费用——的时候,这才是正确的。当然,如果信任的风险高而获益低,不做承诺,延缓或收回信任是谨慎的。拒绝在杂货店以低价购物而去一个值得信赖的商店,即使支付稍微高一点的价格,这样的人是谨慎的。相似的,如果风险低而收益高,冒险并给予信任是明智的。与其它较慢的交通方式相比,每一个登上飞机的乘客冒了一个相对来说较小的风险,赢得的是很多时间和舒适的旅行。因此,相信装备和驾驶飞机的匿名的机械师和飞行员是明智的。
但有很多相矛盾的情形。如果出现坏结果的机会高,对信任的担心可能因一旦信任兑现可能获得的目标的高价值或如果不信任所招致的高代价而缓和。看一看一个被诊断为癌症的病人的案例:即使实验性的外科手术成功的机会估计只有10%,也决定去做。他承担风险去信任外科医生,因为成功的奖赏——拯救生命——非常高;而收回信任,不做外科手术的决定的代价同样是致命的——不可避免的死亡13。因此,即使风险很高,如果成功的奖赏更高——将达到的目标是非常值得的或更甚于此,是绝对生死攸关的——下赌注于信任,做出承诺是明智的。
相反的情况也是如此的:即使风险低,如果对信任的背叛非常罕见,几乎不可能,但仍有可能,背叛仍将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和很高的代价:换句话说,失去的赌注非常高,收回信任并做各种防范是明智的。看一看机场控制的例子。每一个乘客经过磁性检查门并被搜查时的不愉快感起因于预设的不信任:把每个人都看作潜在的走私军火的恐怖分子。在门前排队的乘客队列中真有恐怖分子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但仍然拒绝给予他们中的任何人以信任。让恐怖分子登上飞机可能导致的代价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对乘客和行李安全检查所带来的巨大花费和不方便具有充足的理由。或者可以看另一个例子:在计算机上写这本书,我现在不断地备份文本。它既费钱又费时,但如果罕见的几乎不可能出现的断电或计算机崩溃发生了,赌本就太高了。
在所有这样的考虑中,中介的、起调节作用的因素是对风险的主观估计,以及个人的冒险或规避风险的倾向性。“对风险的认识和估计是非常主观的事情,……它把人们区分开并引发不同类型的个性特征——寻找风险 (riskseeking)或规避风险 (riskavoiding),相信或不相信”(Luhmann 1988: 100)。为风险自身的目的赋予其价值也是人类独有的特质14。有些人以探寻和享受风险为目的15。这能充分减少患得患失。对一级方程式赛车手来说,冒险的喜悦甚至可能超过获胜的金钱奖励所能带来的喜悦,尽管要冒很大的风险,他们会使竞赛成为主观上明智的行动。对于大的投资者来说,在股票交易中博弈的冒险性本身可能比高度不确定的和未知的收益更刺激。
让我们看一看如果包含在我们信任中的预期没有实现将会带来心理不愉快的第二级风险。这里我们进入了一个非常主观的领域,它可能随着每一个个体而不同。有人对他们估计或预测的失败高度敏感,由于信任缺失导致的失败结果,他们很容易责备自己,失去自尊。在他们的每一个信任行动中,第二级风险相对来说比较高。对他们来说,如果所有其它的考虑都是一样的,避免盲目信任(trustgiving)是更明智的。有人具有很强的自我防御性,能借口各种各样的合理化理由来解释他们的失败,把过失推到他人或环境身上。如果他们从汽车经销商那里购买了众所周知的次品车,他们会谴责不完善的信息、商业广告的误导、从同事那里得来的不好的有背于他们信任的建议,但从不会谴责他自己的轻信。在这里第二级风险是较低的,因此,对有这种心理气质的人来说,如果所有其它的考虑都是一样的,在不那么谨小慎微的信任行为中,做这些“信任的跳跃(leaps of faith)”是明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