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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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都是一样的，在不那么谨小慎微的信任行为中，做这些“信任的跳跃（leaps of faith）”是明智的。
第三级风险的情形，与完全由于受托人而给予信任的那个行动相联系，与受托人的外显的或内隐的接受相联系，在审慎的计算中的新因素是给予信任的信用的纯粹满足。就像准备一个礼物，它让人感到自己是宽宏大量的、慷慨的和慈善的，并通过接受者的感激反应提高了一个人的自尊。在我的不值得信任的美国学生的例子中，我面对很高的赔率（odds）而给予信任，正是因为这种源自信任而不论行动结果如何的主观满意感。这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她对信任的最终背叛所带来得损失。
第二部分：信任的概念谨慎的和轻率的风险（2）
第四级风险涉及把某些有价值的事物托付给其他人。这就产生了现在控制我所看重的东西的人滥用与私用——甚至敲诈的可能性。谨慎的信任要求对这个弱点给予某些限制，保留一些备用的选择。完全寄希望于另一个人的仁慈似乎是不谨慎的。尤其不谨慎的是我们情愿托付最高的可能价值，即我们自己，放弃控制我们的资源，交托我们所有的财富，分享我们最深层的秘密，向他人完全敞开我们自己，放弃所有的备用资源。“如果委托者托付给受托者的东西中包含任意支配的权力，那么委托者就要冒这种权力被滥用以及这种滥用被成功掩盖的风险”（Baier 1986： 239）。因此，如果对信任的背叛所招致的可能的损失太高，建立防范措施，限制托付物的价值，保留给自己一些储备，建构备用选择，建立保险就是谨慎之举。
但是这种原则不是没有例外。如果托付带来得利益非常高，那么即使很高程度的风险、弱点、暴露，也可能是明智的。当那个无条件的托付行动本身可能成为一种手段以激发报答的义务、感激的感觉，增加关系的亲密度并因此对托付的事物实施我们预期的爱护，或增加针对我们自己的善行（如果我们放弃我们的独立性）时，它就更是明智的。相互的爱、有益的友谊、亲密的家庭关系是这种情况的很好的例子。如果我们要争取那些东西，而在是否给予无条件信任、建构防御性的保险上拒绝敞开、犹豫不决将是不明智的。例如：通过破坏相互信任并导致离婚，婚前的财产契约可能已经损害了很多婚姻。即使在这样的结局中它使参与者减少了很多麻烦，这种逃避条款的代价似乎也太高了17。把我们自己无条件地托付给他人照看可能是明智的另一种情景，是从专业人士——医生、律师等——那里寻求帮助。在这里，它可能作为唤起较高的值得信任性的一个很好的策略。“当事人很听话地把命运交到专业人士手中可能明显地提高有利结果的机会的反应，……就像父母对孩子一样，负完全责任的感觉能把专业人士调动起来，并激发他们顽强的决心，想方设法避免辜负当事人的信任”（Merton； Merton； and Barber 1983： 22）。相似的论证是由吉登斯提出来的。他断言：在后传统社会，当值得信任（trustworthiness）不能想当然地获得，而赢得信任是经常的需要时，应用“主动的信任（active trust）”策略——向他人“开放”，表露情感——即使是冒险的，为了产生出值得信任的义务——无条件的信任可能也是明智的（Giddens； in Beck et al。 1994： 187）。
为了分析，区分四种类型的风险是必须的，但我们必须再一次声明，在真实的生活情景中，它们经常以各种排列同时发生，因此把信任的行动评价为完全谨慎的或完全轻率的是十分难以解释的，而且经常是矛盾的。再看看背叛了我的信任，既没有寄回应诺的论文，也没有寄回借给她的书的学生的例子。给予她信任的信用，我的行动是谨慎的吗？当然，依据事后才知道的事实分析，它似乎是非常轻率的。但是，我们必须着眼于我发现自己在被辜负之前的情景。考虑到她的以前的学术表现（低的分数和考试不及格），她可能没有能力写那篇论文的第一级风险相对来说是高的。但是，赌注是相当低的：我并不真正在意阅读她的论文，所以没有达到我期望的可能性的代价是可以忽略不记的。因此，从这种视角来看，相信她仍然是谨慎的。
令人感到耻辱的是第二级风险——我过高地估计了她的能力——这对一个有经验的教师来说是不适当的。但通过指明因为只在夏季学校中教书（既然它是事实），我对她了解很少，没有评估她以前的学术记录，而且可能被同事误导了——他称赞她以前为他做的工作，这种不适当性就容易减轻了。因此，从这个视角来看，心理的代价也是低的，所以我的决定是谨慎的。
真正的心理伤痛只来自于第三级风险的结果。由于与一个显然不诚实的人接触，我感到被欺骗、被愚弄，并有厌恶的感觉。当然每个人对说谎者、叛逆者和骗子的容忍水平是不同的。而我的容忍水平正好是很低的，所以我感到非常苦恼。鉴于对自己的了解，我应该估计到被背叛的第三级风险是很高的，因而应该在给予信任的信用时更迟疑一些。从这种角度看，我的表现是不谨慎的。最不谨慎的行为是忽视了第四级风险，把一本有价值的书交给了一个我不了解的人。在此，失去这本书的可能性是切实存在的，而且由于它涉及到我必需的非常珍贵的那一本，这种丢失的结果应该被看得更严重一些18。
现在，只要综合考虑风险的这四个维度，我们就能得出结论：总而言之似乎是，我的行动不谨慎，我的信任是没有充分理由的，我因此为我的错误付出了相当的代价。至少，这是我主观的自我评价，我严肃的决定不再做那样的高姿态证实了这一点。这也给另一种反应以机会，即那种规律、准则和规则有时可能体现了关于人的一般的值得信赖性的集体智慧。如果我小心翼翼地遵守大学的规定，那种情况将不可能发生。准则禁止那种任意的信任，代之以各种客观的考试、测验和检查。即使假设例外存在，把所有学生都当作不完全值得信任，以此采取行动仍然是更谨慎的。
第二部分：信任的概念风险社会（1）
各种风险，包括信任风险，的确是人类社会普遍和永恒的特征。但在我们这个时代，风险的普遍性和等级似乎都增加了。“人们不可避免地生活于危险（danger）之中，这种危险既不是个人所能控制的，也不是大型组织——包括国家——所能控制的；这种危险是非常剧烈的，危及到千百万人的生命，并潜在地危及整个人类的生存”（Giddens 1990a： 131）。更具体地说，吉登斯所谓的高度现代性的“风险的能见度”不同于以前的经验，既有客观方面也有主观方面；既有实际存在的比以前更强的风险，也有比以前更深的对风险的认识。
从客观方面看，第一次出现了世界性的风险：新的不论阶级、民族和权力地位、危害每一个人的全球性大灾难的可能性（例如，核战争、生态破坏）。其次，存在着风险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risk）的倾向：风险环境的扩展覆盖了人类人口的大部分，波及大量的人群（例如，金融市场对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巨变、军事冲突、石油价格升高、公司的接管等起反应）。再次，存在风险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 of risk）倾向：组织的出现把风险作为它们运作的原则（例如，投资市场或股票交易、赌博、体育、保险）。最后，存在风险的反身性（reflexiveness of risk）倾向：人的行动的出乎意料的副作用和反作用导致了风险的出现和加剧（例如，工业化产生的生态危机；不当社会化和家庭破裂导致的犯罪和不良行为；典型的现代性工作模式和生活方式产生的新的所谓的“文明病”（“civilizational” diseases）。塞利格曼注意到了现代社会产生的、并且在最近的现代性中获得了其极端形式的另一种客观存在的典型风险增强的条件：“随着社会角色的转型和角色分化的发展，当社会发展出以系统的方式依据角色期待的内化界限时，风险就变成了角色期待所固有的属性”（Seligman 1997： 170）。
从主观方面看，存在着更多的使人们更敏锐地体验风险的因素。首先，由于神秘的和宗教的防御的消失和理性化，对威胁和危险的感受更敏感。其次，由于教育水平提高，对威胁的常识性认识提高。最后，对操作“抽象系统（abstract system）”（Giggens 1990 a： 131）过程中的专门技术的局限和不断重复的错误的认识增加了：这种复杂的、大型的、非人格的技术装置的运作原理对一般人来说并不是一目了然的，然而人们每天的生活都依赖它的可靠性（运输、通信、金融市场、核电站、军事力量、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大众传媒提供了很好的例子）。人们必须学习使用它们，并依靠它们。“现在，在我们生于其中的发达的文明社会中存在着一种命中注定的风险，不管取得多大的成就，我们都不能避免它”（Beck 1992： 41）。
主张高度现代性和晚期现代性的理论家们看到了这个主题，引进了“风险社会”的概念。最初由乌尔里希·贝克所创立的“这个概念指出了现代社会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和个人的风险不断地趋向避开制度的监控和保护”（Beck； Giddens； and Lash 1994： 5）。事实上，我们目睹了“不确定性和不可控制性的回归”（p。10）。更重要的是，出现了新形式的不确定性——“人为的不确定性”或“科技产生的风险”——作为我们“统治未来”的野心的没有意想到的结果（Giddens 1991： 114；Beck 1992： 18）。建构未来的尝试产生了没有预见的后果：“在风险社会中，未知的和非意图的后果开始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一种决定性力量”（Beck 1992： 22）。
风险变得如此重要，并且在社会意识的水平上得到很强的反映，这是因为现代性的中心特质。“我们生活的很多方面突然变的开放，只能根据‘拟定剧情思考法（scenario thinking）和可能的未来结果的‘当……之时，假如…… （asif）’句法结构——来组织”（Giddens in Beck et al。 1994： 184）。“工业社会正滑进充满没有保过险的威胁的真空地带。不确定性存在并急速扩散到每一个角落”（Beck 94： 12）。“‘风险’观念（notion）是现代文化的核心”（Beck 1994： vii）。
不仅如此，风险是与信任——作为驯服风险并应对不确定性的方法——的不断增加的重要性相关的。这种联系已由卢曼所觉察：“一个人应期望信任成为需求不断增加的、承受未来技术产生的复杂性的方法”（Luhmann 1979： 16）。吉登斯也强调了这一点：“随着抽象系统的发展，信任非人格化的原则以及不知名的他人，对于社会存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Giddens 1991： 120）。
第二部分：信任的概念风险社会（2）
1 注意我们这里所说的是无条件的预测，或者是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所称的某些事将一定发生的“预言”（Popper 1964）。在建立于有充分根据的、经过验证的规律基础之上的有条件的预测情形中，我们当然可以确信：如果确定的初始条件“a”发生了，那么事件“b”将会发生。但是关于初始条件“a ”是否将会发生仍然是不确定的。
2 它就像试图去预测被风刮起的树叶是否将会落下来，或预测蝴蝶将会落在那一朵花上，来自于自然科学的著名例子表明事件的不确定性是由于交互的因果力量的复杂性。
3 这是对卡尔·R·波普尔（Karl R。Popper）所做的著名论辩的一个解释。他断言对未来的社会事件的“预言”是不可能建立在纯粹的逻辑基础之上的，因为说我们可以知道未来的知识显然是矛盾的（Popper 1964）。
4 这就是一幅描绘了一个人和一只被皮带拴着的狗的漫画的幽默效果的原因。这只狗咆哮着并且猛烈地拽着皮带。这个人说：“不要那样，否则我将不再信任你”。
5 波兰牧师马克西米里恩·科尔比（Maksymilian Kolbe）为换取同在奥斯维辛（Auschwitz）监狱的犯人的生命而自愿地献出自己的生命的故事很好地证明了这种终极的人生自由。
6 类似的强调被动预期的信心观念可以在卢曼（Luhmann 1988： 97）的著作中被发现。
7 对信心（confidence）——被看成是与信任有根本区别——的一个不同的说明是由塞利格曼（1997）给出的。在他的说明中，不是被动的预期而是行动（或放弃行动）所根据的期望的坚固性使信心显示出自己的特色。当角色的结构被准确而不含糊地表达出来，角色的要求有约束力，因而一个人可以得到保证（也通过惩罚的可能性）参与者将依据规则进行扮演时，信心就可以被发现。另一方面，只有“存在角色的可磋商性（role negotiability）——我们可称它为角色的‘开放的空间（open apaces）’——或角色期待（role expectation）”，当“人类互动的整个舞台不再为行为的外部归因模式所包围时，信任（trust）才开始出现（例如，通过角色期待）”（Seligman 1997： 24； 54）。为反对这种看法，我将论证人们所认为的在信心与信任之间的不同只是程度的不同而不是类别的不同。对于角色义务在现实中如何被表现，从来没有完全的确定性或必然性，即使严格的角色体系使遵守看起来是可能的。角色理论（role theory）总是强调角色要求（role demands）与角色表现（role performance）之间的差异。与此相似，甚至在“系统的空隙（interstices of system）中，或在系统的边界上，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系统界定的角色期待不再是可行的”（Seligman 1997： 25），也不一定就是受完全不确定性的支配，因为一个行动者可能有很多同伴行为可能的暗示。因此对我来说，在这两种情形中所表现的都是信任，它们的不同只是在于基础或证明其合理的理由的强度不同。所以我将坚持保留信心的术语作为对他人可能的有益行为的被动预期。
8 在下了这样的定义之后，我发现赌博的隐喻已经出现在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的论述中，尽管他没有进一步研究它。“潜在的信任者所要面对的环境正好与理性的行动者在专心于决定是否打一个赌时的担忧是一样的（Coleman 1990： 99）。
9 打折销售的东西常常是不能退换的。商店通过较低的价格以换取消费者更强的承诺。
10 正是为了酬答那种强烈的承诺，这样的机构才常常以更高的利息来回报客户。
11 在一个开业医生的情形中，我作为患者来到他的诊所的事实本身可能就隐含地表明我对他的信任，并唤起他的一种责任感。但是这只有在存在广泛的并且可以获得的选择的条件下才能达到。在垄断的条件下，这种假定就不起作用。在共产主义波兰的国立健康服务机构中，匿名的开业医生——在他们的村子里，他们是惟一可以获得的内科医生——不会觉察到他们的患者给予他们的特别信任。他们知道患者因为需要而不是通过基
